誰殺死了華強北？？？

2017年，華強北路拆去四年封街改造的擋板，人們從街口踏進來，都無法繞過「電子第一街」的標牌。只是坊間仍舊習慣以「山寨之都」、電子界的「莆田系」相稱，流傳的故事大多還是以假亂真的手機，和一夜暴富的草根。

華強北街邊的推銷小哥也從未看低自己：「我以後也是想當老闆的，你知道華強北多我們潮汕人，我們潮汕人不願意給別人打工。」

手機批發商鄭彥標也是潮汕人，約十年過去了，他還留在華強北的賣場里。下午三時，對面的店鋪仍舊被黃色卷閘門封住，像是沒有在等誰，誰也不會來。而賣場的一天又將走到盡頭。

華強北的手機市場已在崩塌，許多人的財富都與之泥沙俱下。

鄭彥標告訴澎湃新聞，他覺得華強北改造是為了鞏固電子界的龍頭地位，但四年封街像是做了一場大夢，醒來后這個時代已經變了。

2017年6月，華強北經典的「一天」從午後開始。鐵拖車的四個輪子磨過水泥地，當，當，當，當，逐漸敲醒華強北的白日。商場里撕膠帶的聲音漸次響起，價值幾十萬元的電子產品或元器件，封進一個個棕色紙箱中，在拖車上壘到半人多高。這些隨處可見的鐵拖車拖過嶄新的步行街，和主街背後仍舊髒亂的巷子，在倉庫、商場、停車場、居民樓中辦公與住家合用的店鋪之間，鋪開一張流動的毛細血管網路。

華強北隨處可見的鐵拖車。 澎湃新聞記者 蔣晨悅 圖

這張萎縮的血管網曾是一條大動脈，行人車輛堵成一團。1998年，華強北從工廠區向商業街轉型，電子產品銷售起初是一點星火，不久便成烈火烹油。那時移動、電信、聯通三大運營商都尚未誕生，還沒有一個人用過淘寶，實體店還沒有被網路銷售打壓的潰不成軍。華強北以一米櫃檯后的潮汕老闆聞名，不少人成為了身價千萬的大老闆，一些人把自己變成了億萬富豪。

改革開放初，曾裕「以為特區錢好賺」而來到深圳，第一次來華強北，還是一片人煙稀少的農村，幾間廠房倉庫，一地黃土，街上看不到十幾個人。

在那一地黃土上，華強北打下了電子工業區最初的根基。1979年，粵北兵工廠遷入深圳，取名華強，寓意「中華強大」。工廠附近的一條道路便以公司為名，稱為華強路。深圳獲批特區后，國家工業部與深圳合作發展電子工業，電子工業區漸成氣候。此後的三十餘年間，華強北發展出了最為齊備的電子元器件產業鏈，在2008年，電子商會授予華強北「電子第一街」的稱號。

然而異軍突起的手機市場卻獨攬了風頭，華強北手機銷售名震全國乃至世界。這裡誕生了難以計數的國產或山寨手機品牌，崛起了一支號稱技術「稱霸全國」的電子大軍，山寨機花樣百出，華強北成為電子界的「莆田系」。

據工信部數據，廣東是全球手機第一生產地。2016年全年來，自生產的手機超過21億部，廣東幾乎佔據產量的一半，高達9.6億部。而廣東電子看深圳。

但曾裕如今留在華強北，不過因為鋪面還沒有到期，他告訴澎湃新聞，他做工廠供貨，找他拿貨的商家許多已經關門。也看不到未來，「沒個底，不知道是好是壞」。

2013年，華強北封街改造，規劃發展成以區域性的電子專業市場為代表的國際物流中心、多元混合的市級商業中心、高新技術研發中心，同時兼有商務辦公、居住等功能的綜合性片區。

這不是一場毫無痛苦的轉型，曾裕想起剛到深圳時，朋友告訴他：「要來深圳發財是挺容易的事情，要來深圳熬日子，是挺難熬的。」

華強北由盛而衰的手機市場。 澎湃新聞記者 蔣晨悅 圖

1999年：每個人都將擁有一台手機

汕頭人洪欽見證了華強北手機輝煌的開端，他向澎湃新聞形容2000年初時，「可以這麼說，所有人進這個行業都能賺錢。」

1999年，諾基亞未死，塞班系統正紅，諾基亞功能機3310發布，後來人們以「不死傳說」相稱。

那一年，洪欽到華強北做手機銷售，只有十幾歲年紀，身邊是第一批華強北的手機淘金者。他仍能背出那時深圳最著名的五個手機品牌：摩托羅拉、諾基亞、三星、西門子、愛立信。

1999年，國產手機約70萬部，全球手機銷量2.8億部。

但洪欽堅信，13億人，未來每個人都會有一台手機。

諾基亞3310。 視覺 資料圖

他賭對了華強北十年的市場。諾基亞3310在下市前的5年間共計賣出了1.36億台，以歷經千摔萬砸仍然能夠開機使用而名垂手機史。屬於王者榮耀和憤怒的小鳥的智能機時代還未開啟，最經典的手機遊戲是貪吃蛇——人們曾那麼熱衷於控制小屏幕上一條小蛇，吞下一個個方形色塊，越來越長，最終觸到屏幕邊界或自咬尾巴而死。

1998年，由於工業成本上升，華強北完成了第一次向商業街的轉型——外遷電子工廠，廠房時期的幾棟倉庫改造成為商鋪出租。深圳是全國最靠近香港、開放貿易的口岸，是第一個經濟特區，而成熟的手機市場也先出現在深圳。

當時做手機零售，只能找華強北的批發商。因為在1999年，還沒有一個人用過淘寶，移動、電信、聯通三大運營商都尚未組建。

由於內地沒有形成銷售體系，零售商必須到深圳拿貨。洪欽記得，上海、北京、太原、石家莊、重慶、濟南……從大城市到二三線的省會城市，都是深圳發貨給當地的零售商家。華強北幾乎佔據了手機的供貨渠道，而每一代新機推出后，第一站必到華強北鋪貨，才能影響全國的市場。

華強北的電子產品市場龐大、物流繁忙，半夜快遞仍舊接單。 澎湃新聞記者 蔣晨悅 圖

那時華強北經典的「一天」，從早上九點開始。賣場9：30一開門，全國各地口音的零售商隨即擠得馬路水泄不通。「會擠不進一家去拿貨，因為太忙了，就去擠第二家、第三家，最終找到一家聊得來，合作的好的，以後就跟這家拿貨。」

洪欽和團隊忙的時候，「沒有人是可以閑坐著的，忙的飯都沒的吃」。國內外客戶都來跑市場、看價格、看新機款式，一個新產品就是一個新的賣點。一家手機店需要雇傭60個銷售員，三班倒，從早上9點賣到凌晨2點，全國各地的零售商排著隊打款，再等著手機發貨。

洪欽說，那時批發商甚至可以控制某一款手機的價格，因為一個機型只有幾家店鋪在銷售。如果客戶反映拿不到貨，就可以派幾個人踩點調查出貨量，如果要100台只給50台，就能估算有多少貨。貨一緊張，就可以控制、提高價格，幾家就可以壟斷市場。

一米櫃檯走出億萬富翁的神話不斷上演。華強北的租金水漲船高，一個鋪面要租到兩萬、三萬，轉讓鋪面則需要花幾十萬、上百萬來「喝茶」。「但是拿下來就一定有機會，能賺錢」，一個月走貨數千台的快錢讓人們仍舊哄搶鋪面，華強北「一鋪難求」。

洪欽記得那時花錢如流水，2000年的時候，請客戶去夜總會、吃宵夜，每次花錢都達到了幾千元，「可是第二天簽一張單子，就都回來了，能花錢就能賺錢。只要客戶喜歡來深圳，那麼一直會有生意做。」

於是那時外地人去深圳一定要看三個地方：世界之窗，羅湖口岸的東門服裝市場，以及華強北。

華強北的電子全產業鏈，讓山寨手機在手機貿易后借了一陣風，在洪欽的記憶中，2003年至2008年，是華強北山寨機風頭最勁的時候。

2003年，台灣公司聯發科突破了諾基亞、摩托羅拉等公司壟斷的晶元技術，推出了出了第一款單晶元手機解決方案，具備通信基帶、藍牙、攝像頭等模塊。而華強北恰好擁有電子元器件到模具廠等最為齊備的產業鏈，組裝出成品手機只需要數周，成本低至數百元。

華強北崛起了難以計數的山寨品牌，時至今日，洪欽仍更願意稱為「國產品牌」。

那時功能機太過單一，無非是諾基亞可更換顏色的后蓋，從翻蓋手機到滑蓋，搭載的卡爾蔡司鏡頭，「但對年輕人的心態需求是不夠的，品牌功能機又貴。」

華強北手機賣場。 澎湃新聞記者 蔣晨悅 圖

洪欽記得，年輕人反而喜歡個性十足的山寨機，三卡三待，造型酷炫。華強北崛起了難以計數的國產手機品牌，倒不是有研發能力——只是在已有手機的基礎上升級，「可能有一個團隊，就是專門改造手機，但是牌子不一樣。那時在華強北，你出什麼東西，我很快就能比你好。一定要比你好，我才推出市場。」

新的手機一上市，其他廠家拿到系統再稍微改動，貼上自己的商標，用很少的投入就能加入戰場，靠微弱優勢競爭。洪欽記得，那時各個牌子「你追我趕」，做的人太多，產品打起價格戰，山寨機的質量越來越差。

高仿機也盛行起來。鄭彥標記得蘋果手機流行之後，一款新機發布之前，盒子包裝、高仿產品，都已經齊現華強北，就等著上市。

等到iPhone5上市后，山寨手機在華強北幾乎再無市場。「那之後，好像所有人都傾向品牌手機了。山寨手機拿在手裡，沒面子的那種感覺。」

市場的風向一夜轉變了。商家卻還沒有適應市場，幾萬台庫存手機成為虧損源頭——只能爛在倉庫。成本500元一台，要賣700元-800元一台才能有收益，可是市場迭代太快，500元一台也沒有人要，「這時國外的人就來給你出貨，那就是300元、400元出貨了。」

可是國外市場也未必能銷出庫存的山寨手機，「跑路也慢慢出現了，國外那些』鬼佬』（外國人）做的不好，也學會跑路了。」

在手機批發興起的最初，是零售商先打錢來，排隊拿貨。後來形勢逆轉，廠家要先發貨，再去排隊收錢。洪欽的一些朋友擁有幾百人規模的工廠，最初一年賺了幾千萬，「全部虧回去了。還有一些人收不回貨款，慢慢慢慢，就被拖死了。」

冬天真的來了，深圳也決定壯士斷腕，主動摧毀這個山寨王國。2011年，在華強北路曼哈數碼廣場以東的居民樓上，近千部山寨的蘋果、諾基亞手機從18層樓上砸下來。路上停放的轎車，人行道的鋁合金欄杆，都被砸出了坑，留下一地紅色碎片。那是在當地警方打擊山寨手機的行動中，藏身居民樓中的山寨手機生產者一面鎖緊了門，一面扔下手機銷毀證物。

山寨手機商從樓上砸下手機，銷毀證物。 深圳電視台都市頻道截圖

更多的華強北商人，在浮躁的山寨機時代攫取了大批財富，習慣了每日大筆揮霍收入。但在寒冬到來之後，一批硬體廠家跑路，一批硬體廠家停產倒閉。

在華強北封路日漸蕭條的幾年間，珠三角的代工手機工廠也經歷了一場生死。

其中在2015年的年關，東莞手機代工工廠兆信通訊資金鏈斷裂，董事長高民在深圳自殺，他留給員工一封絕筆信，以「願賭服輸，我輸了」開頭，彼時國內手機庫存量過億，市場卻不斷下滑，價格不斷擊穿底線，大批代工廠倒閉。

高民在絕筆信最後留下一句：「兄弟們對不起了，你們一定要站起來。」

1999年，洪欽第一次在華強北賣手機，馬雲在杭州草創阿里巴巴集團，命運在饋贈的同時，也把危機一通埋下。

2010年之後，網路手機銷售逐漸鋪開，價格透明化，倒逼線下手機價格跳水。2014年，京東與阿里巴巴先後在美國上市，線上的手機銷售一面奪去了華強北的市場，一面把市場價格壓到最低，給了華強北的手機銷售致命一擊。

洪欽的一個客戶在東莞開有十幾家店面，設在每個鎮的工業區旁邊。曾經，工廠一下班就湧來人山人海，工人都來買手機、換手機。但現在，這些實體店已經全部倒閉。

鄭彥標在智能機興起時進入華強北，可惜幾年之間，銷售已經轉向了網路。他下午3時來開檔口接單發貨，晚上7時出頭就回家。有做了幾年的老客戶，還從來沒有見過面。 微信群一看就知道價格變動，蘋果手機也只有固定幾款，顧客不再有試用手機的習慣。

阿里巴巴試圖讓鄭彥標到淘寶上賣手機，鄭彥標發現，網上的價格比他從工廠拿貨的價格還要低。一部手機賺5塊錢，銷售500台才能回本，「可是500台手機要投資多少資金？」

一句話在鄭彥標的同行圈中流行了起來：「冒著賣白粉的風險，投著賣珠寶的租金，賺著賣白菜的利潤。」

山寨機的利潤反而更高，因此一些檔口都把山寨手機放在了主推的位置。但華強北為山寨之都而蒙羞，頻繁查貨、打擊假貨。明通手機城一度整棟市場都被山寨手機佔領，現在卻以銷售手機配件為主。

從華強路得名至今，近四十年過去了。2016年深圳的GDP達到1.96萬億，僅次於北上廣，人均GDP更是名列全國第一，而服務業佔GDP比重首次突破六成。山寨之都變成了華強北希望洗去的恥辱，華強北開始為自己規劃一個硬體創業天堂的未來。

誰做誰賺錢的年代也已經過去了，十年之間，鄭彥標算得人工成本從600元上漲到2000-3000元一人，而福田區的租金已經相對便宜，因為收入落後其他地區，空置率高。與此同時，賺的錢卻沒有之前多，很多人都做不下去。

華強北招租的鋪位。 澎湃新聞記者 蔣晨悅 圖

鄭彥標覺得，華強北開街之後，逼不得已，要發展出一支正規軍，要重新打個品牌，否則活不下去。市場萎縮、風險又很高，只有擁有核心產品、擁有定價權才能生存。

洪欽早已轉型做企業投資，他覺得手機銷售賺錢快，但是太累了，把一個年輕人的全部世界圈在賣場里：「一天從早上做到晚上，都是在這個地方，沒有時間去外面，那時畢竟年輕，希望能出去。」

洪欽在華強北生意紅火的時候，投資了很多鋪位，一次性幾萬幾萬交租金后，不料生意卻沒有火起來，虧了二十萬元。他覺得沒有緣分了。

「算了，可能人賺錢，就是命運。」他手握著現金流，又不敢去投資不熟悉的領域，投資房地產卻很像他做手機時投資鋪面。洪欽漸漸發現，鋪面有限，只有房地產，是多少錢都投資不完的。

2011年之後，洪欽身邊第一批淘金者集中退出華強北，改做餐飲、金融、房地產、研發其他產品。

2013年，華強北宣布封路改造，曾經的諾基亞帝國分崩離析，被微軟收購，然後轉賣。

2017年，華強北封街重開，諾基亞宣布復刻1999年的3310機型。洪欽曾跟隨諾基亞走了十年，他為此興奮，但知道世事變幻，「現在的市場和以前已經不一樣了」。

在這一座山寨王國的崛起與崩塌間，華強北不再是全國為數不多的手機集散渠道，只留下龐大的二手翻新機市場暗中運作，深圳不再是為數不多開放和高速發展的城市，市場從未等候過走慢一拍的參與者。

曾裕現在對著困境也還能嘻嘻哈哈，他說自己來時是個農民，「前景不明朗，不知道什麼時候生存不下去，要去美國討飯啦。」

遭遇了電子商務的衝擊、產業升級、捷運封路、山寨查貨風暴之後，光顧華強北的人流大幅減少，也導致大量實體商鋪空置。但它仍是消費電子熱點的「信號站」，「只要你用心，還是有很多機會的。」

「發票，發票。」位於振華路與華強北路的交匯處的華強北捷運出口，幾位中年婦女的兜售聲低沉而無力。「先生，要手機嗎？」路邊，偶爾有幾個年輕的小夥子漫不經心地向路人靠攏問詢。

10月28日之前，有「電子第一街」之稱的華強北顯得有點「頹廢」。與華強北盛極一時人潮擁擠的過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長度不足1000米的街道，從南到北的方向因捷運施工造成核心路段封堵，行人走道也已變得狹窄，貨運車和私家車塞滿了周邊擁擠的小巷裡，發動機的轟鳴聲四起。在電子商城的許多店鋪門口，大多貼著招租的黑字白紙，看店的年輕服務生在注視著自己手中的平板和手機，擺攤更像是一個擺設。

遭遇了電子商務的衝擊、產業升級、捷運封路、山寨查貨風暴之後，光顧華強北的人流大幅減少，也導致大量實體商鋪空置。華強北衰落，是最近幾年深圳當地人經常討論的話題。

根據公開資料，華強北共有各類專業市場23個，專業市場面積超過深圳全市總量的1/5，主要依託是科技電子產業。

從業者中，有傳統的夫妻檔，固守一個櫃檯；有從銷售轉型成功的實業家，經營的範圍早已跳出華強北區域。還有第三類人，見證了華強北的鼎盛時期，轉型不那麼成功，又不甘心放棄，在華強北努力適應正在變化的商業環境。他們曾是華強北的掘金客，如今是華強北的守望者，也可能是未來華強北轉型的探路者。

10月28日，封路3年多的華強北路重新開街，捷運7號線同時開通，釋放超過2萬平方米的地下商業空間。這會給華強北帶來什麼？

▍掘金客

「我們就是這第三類人。」華強北的商人馬應烽說。

馬應烽是為數不多依舊堅定駐紮在華強北的商人。多位接受界面新聞記者採訪的華強北商人都稱，現在逃離華強北的更多是剛剛到華強北的90后，當掘金的神話消失之後，他們沒有過多的資金支撐發展，所以開始撤離了這個地方。

像馬應烽這樣的潮汕客家商人們，則帶著一幫從潮汕地區過來投奔他的老鄉，希望從這個困局中尋找出路。

在華強北的佳和大廈里，馬應烽的公司倉庫中堆滿了電阻元器件，電子印表機正在「嘀嘀嘀」地出票，幾個工作人員忙碌地將產品打包發貨。在裡間的辦公桌上，擺著一個碩大的茶盤，馬應烽正在熟練地搗鼓著家鄉潮州的功夫茶。這位看起來成熟幹練的典型華強北商人，年齡還不到30歲。

在成為華強北守望者之前，馬應烽的身份先是掘金者。2008年，年僅18歲的馬應烽在東莞打工之後，和女朋友合計帶了3萬元到華強北開店。來到華強北的第一天，他花了一萬元租了一個櫃檯，再花了一萬元租宿舍。第二天要開業的時候，全身只剩下300元錢。

「從開業當天開始，我就沒有缺過錢了。」馬應烽說。就是通過這樣簡單的電子元器件的倒買倒賣，讓初入華強北的馬應烽感受到了財富膨脹的滋味。往後的每個月，馬應烽單月流水都達到了百萬元，利潤也達到了驚人的30%左右。

依賴著眾多潮汕前輩們在這裡打下的基礎，馬應烽的創業之旅極為順暢。在到華強北眾多的創業先鋒中，廣東的潮汕人和客家人佔了絕大多數。潮汕族群中，相互協助特點則尤為顯著，馬應烽的這次開店也是在親人朋友的關照下開始的。

馬應烽開店的元器件貨都是先跟朋友借的，外地的創業者如果沒有這個優勢則很難維繼。同時，潮汕地區也有大量已經賺到不少錢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創業者，他們可以對新入行的年輕人給予許多資金和客戶方面的幫助。

另一位接受界面新聞記者採訪的商人謝嘉鵬描述，在2008年以前，華強北的暴富更讓人瞠目結舌。在他創業的第一天，一個人負責一個櫃檯，一天只配了兩個單，就賺了7000多元。除掉其他必要開支，他創業第一個月便賺了4萬元。

在後來經營的過程中，他甚至需要每天將四個店的現金收入用紙箱裝著，再集中成一個大箱子，用板車拉到門口的銀行存錢，單日一筆交易都是過10萬元。說起當時具體的收入，賺錢到手軟的謝嘉鵬說，「沒什麼印象了。」

「當時我曾試過一個晚上花7萬多現金，單單隻是請朋友喝酒。平常晚上吃飯消費，花一兩萬元錢都是很正常的事。」在當時，年僅19歲的謝嘉鵬便實現了財務自由。他18歲就在深圳買了第一輛車。

簡單、粗暴、高效，這就是典型的華強北創業模式。被譽為「深圳主義者」的出版人南兆旭說，華強北代表了深圳這座移民之城上千萬市民對幸福、對財富、對事業無窮盡的追逐，對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法則的尊重和遵循。

華強北的商業法則對現在的深圳依舊影響深遠。比如追逐熱點，當新產品到來的時候蜂擁而上；熱衷模仿，缺乏知識產權保護，善於做產業鏈條上的中間環節角色；習慣利用信息不透明賺取暴利。

深圳的商人們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選對了正確的行業。

1979年，深圳市政府在如今的華強北路東面大半個街道，劃撥15萬平方米的土地，給予廣東當時技術最先進的企業——華強公司從粵北地區遷移至此。深圳市政府在規劃時，將華強公司附近的一條路命名為華強路，華強北的名字由此而來。

到了1985年，電子工業部決定在深圳成立辦事處，整合分散的小電子企業。為了響應市場化運作的時代潮流，深圳電子集團公司成立（后更名深圳賽格集團公司），電子工業部深圳辦事處主任馬福元就任董事長兼總經理。賽格集團成立后，旗下有桑達、華強、康佳、愛華、寶華等117家電子企業。

1988年3月，賽格工業發展大廈一樓的一小半區域被分隔開，變成了1400平方米的賽格電子配套市場。電子配套市場的生意，意想不到的火爆，一樓的區域遠不能滿足需要，市場不斷擴大。不到兩年，整棟大廈八層樓面全部被電子配套市場佔據。

電子專業市場的火爆，讓華強北迎來了第一次蛻變。

因為空間有限，最早開辦電子市場的賽格大廈決定拆除重建，成為當時深圳第一高樓。從1996年到2000年，華強公司也決定將幾棟廠房改建成華強電子世界，規模4萬平方米，是華強北營業面積最大的電子市場。之後，中電信息時代廣場、桑達電子、遠望數碼城、都會電子城、新亞洲電子城等相繼開業。

相關數據顯示，華強北路南北930米，東西1560米，商業區佔地面積僅有1.45平方公里，卻彙集了700多家商場，其中營業面積在1萬平米以上的商場20餘家，日客流量近百萬人次，年銷售額260億元以上，從業人員多達13萬。

根據華強北指數的統計，目前電子元器件依然是華強北專業市場主要的經營品類，佔比高達50.14%；其次數碼產品，佔比為18.96%。手機及周邊產品分銷為11.50%。

一度，華強北流傳著「一米櫃檯走出五十個億萬富翁」的傳說。近30年來，沒有人統計出，究竟有多少人在這片街區實現了瘋狂的財富增長。

「我們當時在幫老闆送貨，都能算到他每一天差不多都有30萬元的收入，我當時一個月工資800元，沒法不心動。」馬應烽說，這就是華強北讓人「瘋狂」之處。

▍衰落期

像馬應烽和謝嘉鵬這樣的華強北商人，在一定程度上為深圳這座城市的商業氛圍奠定了基礎。

從華強北誕生以來，影響整個深圳的成功企業不在少數。騰訊的第一間辦公室是在華強北賽格廣場設立的，大族激光也在華強北的元器件交易中成為了一家巨型企業。在近兩年微軟和Intel來到深圳的主要目的，也正是看中華強北強大的電子元器件產業鏈。

「在2007年之前，在華強北只有不正常的人賺不到錢；2009年之後，在華強北只有不正常的人才能賺到錢。」謝嘉鵬說，過去五年的時間裡，華強北的暴富光環在逐漸褪去。

對於貿易型商人來說，能夠自由地掌握供應端應該是最理想的狀態，但在華強北掘金的影響下，大量商人的湧入讓這個致富天堂變得腥風血雨。

「華強北的入行成本之低讓人難以想象。如果你有膽量，一萬元錢就可以進入這個行業。」謝嘉鵬舉例，新開店的創業者可以跟櫃檯老闆說，他是剛開始出來創業的沒什麼錢，這櫃檯一個月5000元出租，下個月的時候再交租金，就當照顧一下。

當櫃檯擺下去后，這些人會買上一些空的小白盒，上面貼各種型號。只要有客戶上門，元器件清單給客戶打勾，打電話問價格報價，確認訂單之後，再滿世界去調貨，把這單配齊。

這種幾乎不需要多少的成本模式，讓許多人都嘗到了空手套白狼的滋味，也導致這個行業開始無限度擴張和惡性競爭，華強北「一櫃難求」的亂象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最高峰的時候，華強北一米左右櫃檯的租金被炒到了60萬元/月。

「市場上大把貨，你不讓客戶拖賬，他們掉頭就走。」馬應烽說。

在供大於求的情況市場上，商人們都會想著銷庫存。用虧損一點的方式賣掉，才能回收點資金。因此本來一元錢的東西，只要有人賣了9角，那行業的全部價格迅速就會變成9角。

馬應烽說，之前在市場穩定的情況下，產品的毛利是35%，大概60天就能收到錢。而現在大概只有10個點的毛利，而且賬期會拖延到90天以上。如果不拖延賬期，客戶很容易就會流失。

然而，在電子商務的影響下，華強北市場的信息流變得透明，投機者的時代也結束了。

2010年春節放假期間，馬應烽只是回家一個星期的時間，由於物料出現了短暫的供應不足，普通的元器件材料從每1000個20元瘋漲到兩百多元。即便是這個價格，也有大量的人購買囤貨，以防生產材料不足。

謝嘉鵬回憶說，他曾經接待了一個老外，並在一張價格表上寫上了價格。他寫的是人民幣的價格，結果最後結算時老外給了美元。

針對電子原器件市場，深圳已經出現了科通芯成、雲漢芯城、獵芯網等一系列電商網站，讓客戶可以了解到從生產端到中間銷售環節等具體信息。

謝嘉鵬也承認，因為有了網站，華強北的櫃檯變得不那麼重要，雖然現在華強北依舊還有幾個店在維持營業，但基本上都是裝飾作用了。

2013月2月，由於捷運施工，華強北這條短短的街道也被磚泥屋瓦覆蓋，讓本來就已經有敗落苗頭的華強北雪上加霜。加上媒體的渲染，華強北的電子第一街的地位急劇下降。

「直到捷運封路，才真正直觀地感受到華強北衰落了。」謝嘉鵬說。

根據華強集團半年報，2016年上半年，其電子專業市場經營與服務部分實現收入2.1億元，同比下降4.56%，毛利率66.19%，同比下降3.75%。

賽格集團則在半年報中指出，在宏觀經濟增速持續下行、行業競爭加劇的影響下，部分區域的電子市場受到租金下降、空置率上升的雙重影響，造成營業收入、利潤總額的下滑。

2015年，時任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福田分局華強北所所長的林偉東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介紹，華強北所所轄範圍的商場最近幾年出租率都在下降，最低的只有30%，沒有一個商場的出租率是100%。

2016年，是馬應烽來到華強北的第八年。「我們的產品機器設備都是10億元以上的級別，但賣出的價格卻比牙籤都便宜，這還能說是高科技？」馬應烽說到電子元器件經營問題，一臉苦笑。

▍探路者

「開廠，不要再做純貿易了。」這或許是許多華強北商人面對競爭時想到的出路。

2007年，謝嘉鵬為了抵禦競爭惡劣的純貿易市場，試圖轉型生產端，因此帶領著各路潮汕老鄉，在深圳坂田開辦了一家生產電阻的工廠。最高峰時員工有三百多人，但好景不長，僅僅過去兩年時間，工廠就宣布倒閉。

沒想到，曾經互相支持的老鄉們出了茬子。「打感情牌的話，十個人以下的貿易公司是有效的，因為這些人每天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樣，很好掌握。但是當企業上了一百人之後，慢慢就會發現弊端。」

謝嘉鵬的工廠當時有三個股東，都是親戚。當工廠出現問題之後，就產生分歧，有些人想要下狠手，有些人覺得要給別人留點餘地，造成管理混亂。

老鄉們的文化素質也是個難題。馬應烽認為，家庭模式在創業初期是一把利劍，比如可以讓這個親戚維繫的團隊忙到兩三點都不會埋怨。但是企業慢慢需要轉型的時候，就會發現這些老鄉文化素質太低，根本沒有能力適應產業的變化。

除此之外，90后的年輕老鄉現在也不不願意跟隨華強北創業的老大哥了。隨著深圳地區的房價和生活成本攀升，以往可以用800元/月的薪資招到年輕人，現在價格提到3000元/月也沒人願意來。

更重要的是，淘寶、微商等模式的興起，許多年輕人也不願意再到實體店學習傳統的經營經驗。

但，探路者們不是沒有看到機會。

一方面，在捷運修建完成之後，政府有意將華強北從傳統的檔口式經營轉型為大型賣場，扭轉山寨的形象為品牌門店的展示；另一方面，針對華強北靈活的電子產業供應鏈，企業主們也希望能給如今的創客群體帶來幫助。

2013年以來，來自海內外的創客逐步在華強北安營紮寨。100多個國際創客團隊先後來到華強北，把他們的創意變成產品，然後在美國、歐洲、東亞的融資平台進行融資，之後再回到深圳進行工業化生產。

華強北聚集了完善的硬體產業鏈，聚集了一個包括方案研發、元器件生產、外觀設計、模具、殼料和組裝料供應商以及組裝工廠和物流公司龐大的製造業服務體系。智能硬體時代，產品快速迭代更新，離不開設計、生產、製造一整條產業鏈的支持，這正是華強北所擅長的。華強北的這個優勢吸引了全球的智能硬體創業者和相關的硬體孵化器。

商人們也開始嘗試新的經營思路。2013年之後，馬應烽重新選擇了一款「電阻」作為主營的電子元器件，也開始代理一家台灣高端品牌的產品，力圖通過品牌和高溢價的模式，避免和其他競爭對手進行硬碰硬的價格戰。「電阻就像大米，無論所有電路板，你都得需要用到我電阻，你看外面倉庫，兩秒鐘就出一單。」

在馬應烽辦公室的樓上，已經有了一個30人規模的移動APP開發團隊。他向界面新聞記者不遺餘力地展示著這款軟體，這也似乎承載了他在華強北轉型最重要希望。

謝嘉鵬則將自己的主體業務發展成自有品牌，依靠此前的外貿積累將產品出口到泰國和東南亞。除此之外，他還做了一個發燒音響平台，每年將近有200萬元-300萬元的收益。更早一些時候，他也嘗試過開火鍋店等多種多元化經營。

馬應烽將華強北當作一個信號站，有任何熱點機會他都不會放過。比如新品iPhone 7出來之後，他也會跟進購買數據線、外殼等周邊設備。「華強北這個地方，只要你用心，還是有很多機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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