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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穫》微信專稿 | 城市：包裹我們生活的皮膚——李陀長篇《無名指》中的北京與北京人

2021/12/25

yidianzixun

李陀，原名孟克勤，曾用筆名孟輝，杜雨，達斡爾族，電影編劇，著名作家、理論家，文學批評家。

2017《收穫》長篇專號（夏卷）刊載李陀長篇《無名指》

城市：包裹我們生活的皮膚

——小說《無名指》中的北京與北京人

文 | 陶慶梅

翻開《無名指》的開篇，我非常驚訝於李陀上來就用兩節、約4000字的篇幅，寫了發生在主人公楊博奇心理診所也就只有幾分鐘的場景。這樣一個幾分鐘的場景，竟然是如電影畫面一般運動著的：雷雨夜，閃電般的富豪金兆山來訪，閃電般地金兆山手下王頤闖進，閃電般的一個濕漉漉的女人衝進診所猛扇王頤的耳光……那場景，還帶著各種聲響——雷雨的，打耳光的，帶有東北口音的話音，女人一時間刺耳的尖叫……而這一混雜著各種聲響的場景，又在倏忽之間復歸寧靜，復歸到開篇處寂靜雨夜裡菲茲傑拉德的歌聲，以及，楊博奇診所里吃剩下的肯德基雞翅的香味。

各種感官居然在閱讀文字的過程中被激活。經由這被激活的感官，我們就可以無比暢快地進入到《無名指》的世界，進入到李陀用文字/書面語創造出的一個帶著顏色、帶著味道、帶著聲響、帶著質感一個以「北京」為「原型」的現代大型城市中。不管是主人公楊博奇流浪般地在城市裡行走過的南長街、日壇公園、景山前街、世貿天階，三里屯village、五道口……還是主人公楊博奇與他的女朋友周櫻點評之中的城市景觀——「一盆帶有香港土豪味兒的髒水」的東方廣場……這，都是一個既帶有強烈共性的大型城市，又是有著獨特的煙灰色調、飄蕩著槐花香氣味的大型城市——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它就那樣盛氣凌人的存在在這兒。

我們日常生活於其中而有些不自覺的城市場景，李陀用文字語言賦予了讀者感官上的體驗。比如，那個如「巨型人工鑽石」的三里屯Village，在「每一個稜角、每一個斜度、每一個折面」的「破碎晶面里，都活動著一群群凌亂的人影，在吃、在喝、在買、在高談、在闊論，在笑語，在喧嘩，在引誘，在蠱惑……」，比如，在雕刻時光咖啡廳里「眼見一列車賓士而來，又倏忽消失在視野之外」，比如，瑞金俱樂部迎賓小姐的臉冰冷到整個屋子都不用製冷，比如，南長街暗紅牆壁的樹影以及浮動的槐花香……而李陀用文字寫下的還不僅是我們生活的環境，而且，還有隨著環境劇烈變化著的人的衣食住行。他關心著這些人在穿著什麼衣服——馮箏為著約會刻意穿的是紫色寬條紋針織衫、疊穿了寬鬆的煙灰色短袖T恤與鵝黃色緊身七分褲，金兆山穿著的是一件紅色英文字母R、A、V、i、J、z、h、L、H個個都被綳得緊緊的好像長在皮膚上的LV黑T；他還關心這些人吃著什麼樣的食物——苒苒親手做的吃著能「在嘴裡唱歌」的筍乾扣肉，楊博奇為周櫻在大雪夜裡用大衣裹著從「嘉禾」打包的野菜粥小籠包；他甚至還關心這些年這些人都長成了什麼樣子：「線條和輪廓都有一種女性味道」的小白臉王頤；「臉部的輪廓軟塌塌的，不夠硬朗」的祥子，在唱歌的時候眼睛光芒凌厲，連一雙招風耳都很張揚……，還有，不僅如此，他還關心我們在城市的咖啡廳里偶爾聽到的嘰嘰喳喳：「粉條」老師的交響樂廣告，新婚之夜跑回家吃餛飩的新郎……一個城市的物質面貌，就隨著楊博奇的遊走而絢爛起來；而在他筆下遊走著的楊博奇，也就不會如同許多小說的主角一樣只生活在他自己情節的環境中，而是生活在一個絢爛的生活場景中。

李陀是非常認真、非常刻意地去以白描（對不起，當下的文學理論並沒有提供什麼新的語彙）寫下這個城市幾十年中被一股強大力量重新塑造的每個街角、每個景觀。李陀以他細緻的文字/書面語的創造能力，構造了一個鮮明的物的世界；在這個鮮明的物的世界中，我們的感官經驗重新蘇醒。也正是在這個重新蘇醒的過程中，我隱約覺得某種與我們的身體緊密粘結在一起的環境，逐漸與身體剝離，變得透明、可視起來。這不是「陌生化」——它一點也不陌生，一點也不疏離；但讀者藉助這種文字的力量，獲得的卻是超越日常經驗、反觀生活環境的一種視線。

對不起，在這時候，我痛感理論與批評語言的蒼白與貧乏。

這是一種帶著鮮明審美經驗的物我關係。物與我並不分離；但經由某種視線，物與我卻可以獲得某種相對獨立的位置，「我」才可以看到「物」的本來面貌，也才有可能看到「我」與「物」的關聯。也就是在這種視線之中，我們也才可以重新審視那個一直以來緊緊包裹著我們身體的環境——而且，恐怕到這時我們才會驚覺，我們喜歡也罷，憎惡也罷的環境，是這幾十年來經過我們的意識與無意識，共同創造出的一個全新的物的世界；也只有在這個視線之中，我們才能重新審視一下與環境裹在一起的全新的自己。這，恐怕是小說等文藝作品最為神奇的能力吧。

在《無名指》中，我還發現這樣的生活場景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特點。不管是金兆山在三間房為自己打造了就缺倆黑人的非洲海灘，還是苒苒家分別用黑、白大理石打造出的一點「不懂得謙虛」的洗手間，不管是半夜裡燈火輝煌如同海市蜃樓般的金鼎軒，還是「發瘋」一般能將慾望變成味道聲音顏色光彩的三里屯……在李陀精細的白描中，他越接近現實，現實就越發地呈現出超現實的一面——不是手法的超現實，而是現實本身在「超現實」。你無法想象，是什麼樣的人們，在這短短的三十多年的時間，以什麼樣的想象力、以什麼樣的精神動力、以什麼樣不屈不撓的鬥志，將自身的生活場景塑造的如此——「超現實」？

《無名指》的人物就是在這樣一個現實/超現實的環境中搖曳多姿地登場的。

在《無名指》里登場的人物，可以說是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成長起來的、帶有不同階級身份的個體。他們中既有有著深刻官場背景又有著艱難創業史的金兆山家族，也有著北漂民工王大海及他的同伴；當然，這中間登場最多的人物，可能是李陀最感興趣的廣大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些人，他們的階級屬性固然不同，但他們的來處是相同的，他們都是在一場劇烈的社會變革中經過漫長的時間與變化的空間改造的個體。

李陀用心理診所作為「無名指」的核心場域，某種程度上當然是有著隱喻的色彩——這些人在劇烈的社會變革中，都有著各自的「病」。只是這種病並不是心理診所意義上的心理疾病——在更廣泛的意義上，說這些人「有病」，很多意義上是這些人有幸或不幸生活在一個劇烈變化的時代中，但大多數人對這個變化並不自覺，任憑環境將自己裹挾其中。因而，他們除了跟隨這個環境起起伏伏，跟隨這個環境的「超現實」搞不清自己是誰之外，也就只有指責這個好像和自己無關的環境的能力了。《無名指》里的「心理診所」，所要處理的心理問題，正是在一個「物」的飛速變遷中，「物我」關係會因為沒有得以及時調試、認真反觀而產生的種種困頓；「「我」的心靈，「我」的精神世界，也就會常常處於某種半坍塌狀態。

雖說是寫心理問題，但李陀更多是以對話的方式來處理人的心理與精神問題。這的確需要如李陀所說「向曹雪芹學習」，雖然曹雪芹本身並不為這個時代的寫作提供直接答案。《無名指》的對話，對話的結構方式以及每一小節的安排方式，都值得單篇文章去梳理，我在這兒並不細談了。一個很顯然的成果是，李陀通過結構對話創造出的人物，都是那樣清晰地帶著與環境之間的關聯——而在這樣清晰的關聯中，人的內心與精神世界，又都有著不同類型的波瀾壯闊。這些人，有無視環境變遷隨波逐流的，比如那個自作聰明混跡於學界/商界之間主人公的好哥們兒華森；也有在環境變遷中「迎風而上」不困頓不糾結的：比如長了張俊秀面孔但不擇手段的王頤博士，比如那個從形象到語言都完全不迴避自己是個「壞人」的金兆山的四弟——但即使這樣一個純粹的「壞人」，李陀居然給他留了張照片，記錄下他在苦難童年中的動情笑臉。

當然，《無名指》中不是所有人物都如此徹底地不思考環境為什麼會變，不思考外界變化中的「物我」關係——他們當中有人對於「物我」分離有著明確感受而非常痛苦。比如，那個總是「化繁為簡」的石頭，可是，李陀索性就「安排」他在身體上就是個殘疾；而那個總糾結「為什麼想的和做的不一樣」的苒苒、在李陀筆下無所不能的苒苒，也是一個重度抑鬱症患者。

李陀沒有為這些「病人」提供出口。

在《無名指》的所有人物中，工人王大海帶著「凜然不可欺的嚴厲」的出場，是最有分量的，但李陀非常現實地讓他去山西挖煤去了；楊博奇送給王大海女兒的夏加爾畫冊，可能是知識分子對這一階層最溫暖的同情與最無奈的關懷了。李陀也沒有讓自己的主人公楊博奇找到出路。到最後，楊博奇在因他而被KTV開除的員工仇恨的目光中被擊倒，在路邊昏迷，在昏迷中逃跑——就如同他一次次在情感關係中逃跑一樣。不能如金兆山、王頤們一樣與這個時代搏擊或者苟且，逃跑與迴避幾乎就是一種本能吧。

《無名指》也就差不多書寫了春末夏初到夏末秋初的一個片段時光里的城市生活。沒有答案、沒有出路大概也是必然的。但在這樣一段與楊博奇共度的夏日時光中，我們也許對於石頭近乎固執的追究，對於苒苒有些絕望的孤獨，對於馮箏幼稚但明快的理想……能多一點的理解吧。

讀完李陀的《無名指》，我會有些為沒有出口的生活而惆悵。但想想，誰規定的小說就得給人一個出口呢？就如同李陀說他要學習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哪篇小說不都是在心靈的糾纏，在意識與下意識的互不妥協中，一步步地追問人為什麼要選擇善、人又為什麼會那麼惡？也許，出口就是我在《無名指》這兒看到的一個隱含的動機——李陀在不斷地追問這些人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或者，想到哪裡去？

持之以恆、毫不妥協的追問，就是尋找出口的唯一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