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橋舊事：一位土家族作家的五年知青歲月

相信真實的力量和獨立的價值的人

都置頂了這個公眾號

從20世紀50年代便被倡導，至60年代而展開，70年代末結束的「上山下鄉」運動，曾改變了許多青年的命運。本期特邀土家族著名作家鄧三君先生賜稿其上山下鄉40周年回憶文章，講述作為名門望族之後，父輩被打成「反革命」，自己成為「新生子弟」，一路求學，又在湖北省荊門縣黎橋九隊的歷經五年知青歲月的種種故事與思考。

棄學棄藝為前途

我的祖籍在湖北長陽土家族自治縣，祖上在長陽一方是顯赫的家族。1949年，在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殘酷鬥爭中，鄧氏家族幾乎土崩瓦解。接著是無盡的各種運動，新制者為了推行自己的主張，要將所有的舊制中的人斬草除根，打成罪人，進行鎮壓。我的父親就是在這場運動中，沒有任何罪行而被戴上莫須有的「反革命」的罪名被羈押到沙洋農場，陷入牢獄之災。

我們在農場長大的孩子，叫新生子弟，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是看不到有什麼人生希望的。最大的出路，就是在農場當一名拖拉機手，成為一名所謂的「青工」。新生子弟，一般只能讀到國中畢業，就轉化為農場的勞動力，上高中的機會很少。要上高中，一是要看其父母的表現；再是要看新生子弟自己的表現。而我的父母被認為是改造好了的舊知識分子，積極肯干，任勞任怨，而我亦被認為是孝順的孩子，學習認真，禮貌待人。

我國中畢業的時候，我們家經過多次遷徙落戶在沙洋農場畜牧場繁殖隊，我被作為「改造」好了的新生子弟選入讀高中，錄取通知書下來，是「沙洋農場第二中學」，即我讀國中的那所學校。就在這年，我家發生了變故，我的母親因類風濕關節炎被送進醫院。我母親是一位意志堅強的人，平時有什麼小病小災從不在意，也不輕易請假休息。就在這年，她積勞成疾，終於爆發，從此癱瘓不起。因此我無心再讀書，要求幹活，幫助父母減輕家庭的經濟壓力。我父親認為去當拖拉機手是一個體面的工作，不僅勞動強度相對小，又是個技術活，而且收入稍高。儘管我不是太願意，因為我對機械從來沒有興趣。有些像我一般大的小孩一見到機器就高興，就想去搬弄，而我卻要離得遠遠的。儘管如此，我也沒有別的辦法，那時沒有比當拖拉機手更好的工作，許多新生子弟做夢都想得到這份職業。

正在左右為難的時候，一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運動突如其來。沙洋農場隸屬省司法廳，所以也列入機關單位，其子弟被納入下鄉對象。我以為，所謂的「知識青年」理當是那些讀過高中的學生才夠資格，可能是為了響應號召，各地要達到一定的數量，於是場部就要我們新生子弟也報名參加，根據條件擇優錄取。我母親認為，在農場就是當一名拖拉機手也沒有什麼前途，還是走向社會才有出路。軍代表也在宣傳鼓動中說 ：「這次是你們新生子弟同反動家庭劃清界線的一次最好選擇，是走上社會的一次機會。」儘管我父親不是很願意我下鄉，但是我還是聽母親的話，選擇了「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條路。

黎橋大隊知青們

與下鄉知青蔣天棟合影（約1985年）

1974年7月的一天，我們被通知到畜牧場場部的子弟國小的操場上集合。記得那天早晨，當我來到學校的操場時，廣場上紅旗飄飄，鑼鼓喧天。我們都戴上了用紅紙編製的大紅花，心情也隨著喧天的鑼鼓聲，起伏不平。說老實話，以我當時的年齡，是不知道趕這趟運動是福還是禍，以後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的，只是覺得在農場是絕沒有出路了。可以說，這次是在人生道路上沒有其他希望的一次飛蛾撲火般的衝刺與突破。

當軍代表在台上宣講完「上山下鄉」的重要性的形式報告后，我們就分別上了三輛解放牌汽車，奔赴荊門縣殷集公社黎橋大隊。開始下鄉的時候，我們所在的黎橋九隊隸屬殷集公社，好像屬拾回橋區管轄，不知什麼時候，撤區，殷集公社也就撤了，劃歸後港公社管轄。

畜牧場的三個知青點，都分配在黎橋大隊的三個生產隊。兩個男知青點是8隊和9隊，一個女知青點是4隊。9隊7人，分別是：庄濤、徐華清、郭建平、林世紀、燕長學、張光華、鄧三君。8隊8人，分別是：劉愛民、賈社、喬偉、陶鍾祥、周祖兵、蔣天棟、王軍、張海忠。4隊10人，分別是：王福莎、王新芳、唐春蓮、陳介芝、肖桂芝、周明芝、周耀珍等等。在我們9隊的7名知青中，高中生為5名，均是幹部子弟。國中生2名，我和張光華，都是新生子弟。

我們來到9隊的時候，已經是中午。隊里的幾個幹部已經在村頭的路口迎接我們。我們的行李被下在一間靠堰塘邊的土坯屋子外面。這間屋子不大，也沒有床，是用稻草墊的地鋪。這間房原來是一個舊倉庫，是隊里連夜騰出來臨時安置我們的。隊里幹部告訴我們，這是我們暫時居住的地方，隊里很快會為我們蓋新房子。隊里的幹部沒有食言，一到年尾，一幢土坯瓦房的知青居住點在隊里統一安排的宅基地里聳起。中間一間廳，兩邊各一個房間，伙房在房間的一旁。農場還為我們專門運來了木床和桌椅。

我們七人，每天有一人在家做飯，不用上工，按隊里的平均工分記工。每天的菜大多是白菜蘿蔔和窩麻葉。大熱天的時候，我們也學當地農民做米茶。將米炒成焦黃，再下水煮，放涼后喝。當地人喜歡把它放得發酸了再喝，據說那樣更解暑。偶爾，我們也會抓青蛙來改善生活。夏天，青蛙正肥。夜間，將極強光的手電筒照在水田裡，青蛙見到電筒光就獃獃地愣在那兒，伸手即捉。我們養了幾十個雞，每天可收一些雞蛋，這是我們營養的主要來源。偶爾也會宰只雞，打打牙祭。

我們9隊的知青中，庄濤愛好寫作和拉二胡，徐華清喜歡電器，尤其愛專研無線電。那時收音機是很時髦的東西，他卻會修理，隊里的高音喇叭出了問題，都要叫他去修理。大家沒事的時候，就喜歡圍在一起打牌，最常的打法是爭上游，輸了就頂枕頭或鑽桌空。燕長學、張光華則愛下象棋，兩軍對壘，不分上下，膠著之極，時有下得甩棋子的時候。

而我受庄濤的影響較大，愛好文學。我雖是一名國中畢業生，其實在校連國中生應該具有的起碼知識都沒有學到。我的國小和國中都是在「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的環境中度過的，國小五年制，國中兩年制。在學校的大多數時間不是背誦毛主席語錄和老三篇（毛澤東的三篇文章《張思德》《愚公移山》和《紀念白求恩》），就是下鄉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其他的文化知識學得很少。後來有人稱我們這輩人是被荒廢的一代，此話一點不虛。可想而知，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能學到什麼？正是知道自己沒有什麼學歷和真實的水平，所以勞作之餘，我愛好看書和寫作。我還將自己寫的一篇題為《鍬》的長詩，寄給當時的《湖北文藝》，結果得到的是一份鉛字的退稿信。

昔苦今甜張家人

在鄉下調研留影（約1989年）

這裡是典型的丘陵地帶，從後港方向來要走一段國道，然後從一條可通汽車的土路右進，經過黎橋大隊11隊就到了。那條鋪了砂子的土路蜿蜒而上，可直抵殷集。九隊的村落就分佈在這條土路的兩邊。

在一個岔路口往左邊下，是一條可通拖拉機的村道，坑窪不平。沿一個堰塘走，就到了一個崗上。這裡是新蓋的九隊村民點，直直一條，我們知青點就在其中。隔知青點不遠的幾家，是九隊隊長的家，這家是隊里最有威望的一戶。

這家兄弟倆，張姓，都在村裡任職，哥哥叫張德金，任隊長，弟弟叫張德民，任大隊民兵連長。省上和縣裡來駐隊的領導幹部一般都會住在他們家。原因是他們家在過去是苦大仇深，據說他們的父親和姑姑在舊社會都是受盡欺凌的窮苦人。而現在家裡條件是隊里最好的，駐隊幹部理所當然要住在他家。再個，上面來駐隊的，大小都是有些官職的領導，住在自己的家裡，是一種榮耀，也可以討到一些好處。小的方面，可以通過他們弄一些農資材料，如化肥、薄膜、農藥之類，大的方面，就是到時候可以弄幾個商品糧戶口，讓孩子跳出農門，或是靠他們弄些關係，在仕途上得以升遷。記得，湖北省氣象局的駐點就是這裡，一位周姓的處長和呂姓的幹部就曾在這裡駐隊近一年，為九隊和德金家辦了不少好事。

他們的父親，我們叫張伯，張伯和他的妹妹，身體都很強壯，看不出是受苦人家出身。我們當初到知青點不久，他給我們上了憶苦思甜課。至於他們在過去吃了多大的苦受了多大的難，給我的印象並不深刻，最深的記憶就是他們在虔誠虔懇地宣傳：在這個世界上，只有「共產黨最好，毛主席最親」。

張伯的妹妹沒有生育，撫養了一個養子，叫魯自發，娶了原生產隊任隊長的女兒為妻，他們的關係似乎並不好。我到九隊不久，那位姑姑誇我長得標緻，見我滿臉笑。一次，她家裡做事，將我也請去做客，並將我安排坐在上桌的左手邊，結果個個來給我敬酒。那是我第一次喝酒，開始並不喝，可是人家說，坐上席的人不喝，其他人就不會喝。我不知就裡，見人家客氣，桌上每一個人的年紀又都比自己大，也就不好意思起來。開始一小口一小口抿，漸漸有酒壯膽，慢慢就放開了，只要敬酒，來者不拒，結果被人攙扶回到宿舍，一直醉到第二天才醒。後來人家告訴我，那家人是有意要收我為乾兒子。

超生大戶萬達子

與父母和貴喜、守蓮妹妹合影（約1986年）

在我們臨時居住倉庫的對面，住著三戶人家。其中一戶姓萬，村裡人叫他「萬達子」。至於「達子」是哪兩個字，是什麼意思，我至今不知，人家這麼叫，我們一班知青也就這麼跟著喊。

萬達子是我們到農村后見到最窮的一家。住房是幾間掉渣的土坯，茅草屋頂也是千瘡百孔，下雨就漏水，外面下大雨屋裡下小雨。家裡沒有床，就是用土塊磚碼了一個床形，然後上面鋪上稻草，幾件破爛的棉絮混亂地鋪在上面。屋後有一個小小的竹林，裡面有一個豬圈，養了一頭豬。這恐怕是他家最值錢的家當了。

萬達子，為人忠厚，很能吃苦，也樂於助人。哪家有什麼事情，只要叫他，他必到無疑。夏天，他都是一條短褲，腰間扎一根布條，上身赤膊。家裡雖然沒有什麼好吃的，但是長得卻是肥肥壯壯。他話不多，臉相長得很周正。他的妻子是一位乾瘦如柴的女人。一隻眼睛有疾，半睜半閉的樣子，常常眼角掛著淚水，一天到晚沒有精神，但人很勤勞。

起初我們住在他們家對面，看到他們家最多的是孩子，好像有5個，清一色的女娃兒。聽村裡人說，萬達子橫下心來要生一個男孩子才肯罷休。那時，都是在隊里拿工分掙口糧，超生是沒有口糧的，所以他們家年年都是超支戶。儘管餐餐都是青菜稀粥，還是不能為繼，常常要拿著水瓢找人家借米下鍋。

後來我們搬到新建的知青點，我們原來居住的舊倉庫也被扒掉了。一年的臘月，也就是快要過年的時候，大隊里來了一幫人，將萬達子的房子給扒了一半，據說將豬圈的豬也給牽走了。聽說他們家歷年的超支都沒有還清，後來又生了一個孩子，那是落實計劃生育政策公社的統一行動。不如願的是，萬達子老婆這次生的又是一個女孩。這可能是萬達子的命，可是他就是不服輸，落得個 「屋被拉豬被趕」 這般凄涼的境況。

儘管萬達子的家境貧寒，食不果腹，但是他的幾個孩子也沒有穿得衣不蔽體。總有一些好心人給他們送一些舊衣服，大人絕對捨不得穿，一修一整，給孩子們穿得也算說得過去。因此他的幾個女兒看起來也挺水靈。幾個孩子也很懂事，似乎懂得家裡的困境，常見她們為家裡打豬草，剁豬草。再是想辦法改善家裡的生活。她們用一個舊臉盆，將朔料布封住口，在盆的朔料布中間挖一個小孔，裡面放一點誘餌，然後用一根繩子系在盆上，將盆拿到堰塘邊，沉入水底，過一會兒，魚兒就會鑽進去搶食，因洞口小，進去了卻無法出來。她們將盆子從水中拉起，就會獲得補貼家用的美食了。這是她們那個年紀可以為父母所做的事情。

我下放到黎橋九隊，讓我最難忘的就是他們一家。前不幾年，我遇到一位黎橋九隊的人，問起他們一家，那人告訴我，他們一家現在過得可好了，有一位女孩在深圳工作，後來嫁給了一位台灣老闆，生活得相當不錯。我於是感慨：人世滄桑，難以預測，真可謂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啊！

黎橋一帶民俗風

我們知青與當地社員同工同酬，與他們一起插秧、割谷、挑草頭。才過16歲的我，身體細弱。我們剛剛落戶，正是收割稻子的時節。我就與男將們一起到田裡挑草頭，所謂的草頭就是把收割的稻子用草要子捆好，再用人挑到稻場。挑運草頭的工具叫簽擔，是一種兩頭細翹中間寬平，兩頭套了鐵件的農具。干這種活，一是要人高，二是要力大。像我那麼薄弱的身子很難將兩捆稻子弄上肩頭。都是他們把草頭撅起來放到我的肩上，我才歪歪斜斜、跌跌撞撞地挑到禾場上。簽擔兩頭翹，如果把握不好，簽擔就會反過來，草頭也就會滑下來，這時，我就會累得癱在地上直喘粗氣等人來幫忙。

守夜是一件有趣的事，三幾個人，在草垛里睡，照看剛剛收回的稻子或是才脫離的穀子。為了防止外賊內盜，隊里的幹部會在谷堆上做記號，將做飯燒過的草把子灰在谷堆上寫字，如果有誰動過穀子，字就會從谷堆上滑掉。第二天由隊幹部來驗收后守夜人才准離開。守夜一般沒事，一幫人就會圍在一起說古，或是唱民謠。有心人，就會提一壺「三皮罐」涼茶放在一旁，口講幹了，就來一碗。 「三皮罐」，其實就是棠梨子樹葉，晒乾后像茶葉一樣備用，燒好了水，一壺水裡放三皮葉子，水的顏色就變成茶色了，是謂此名。

隊長張德金就是一個民歌好手，他會唱好多民謠，最有名的是《十八摸》，將一個女人從頭摸到腳，表現鄉村男人對女性的激情與渴望。給我記憶最深的是一首民婦唱自己丈夫當兵的一首民謠，道出了村婦的一種無奈與辛酸：

人家的丈夫當兵挎短槍啊，我家的丈夫扛長槍，外帶個打不響呀，哎哎子喲，哎哎子喲，

外帶個打不響呀。/人家的丈夫當兵佩馬刀啊，我家的丈夫佩鐮刀，外帶個割馬草呀，哎哎子喲，哎哎子喲，外帶割馬草呀。/人家丈夫當兵穿軍衣啊，我家丈夫穿蓑衣，還是個趕馬地呀，哎哎子喲，哎哎子喲，還是個趕馬地呀。

晚稻一收，農村就閑了，嫁姑娘或是娶媳婦的家庭就開始忙碌起來。特別是那些要娶媳婦的人家，就開始要給兒子蓋建新房。那時都是用土磚砌牆。將剛剛收割完稻子的稻田，用牛拉著碾子一圈一圈地碾平碾實，然後劃線，鏟成寬25厘米，長50厘米形狀，就開始挖磚。一人在後掌鏟，數人在前面拉鏟上的繩，從地下15厘米厚的地方落鏟，一塊磚就成了。邊鏟邊碼，晾乾一月，就可上牆。砌牆糊泥，再套石灰水，就看不出是用什麼料當做的牆了。

房子蓋了，就要做傢具，打傢具，最看重的就是新婚床。床要雕龍畫鳳，有講究的人家還要在床的橫匾刻上「鸞鳳和鳴」「百年好合」等字樣。對木匠師傅，是馬虎不得的，一是說好的工錢不能少給，並要及時支付之外，還要煙酒供給好吃好喝，要不然，他在床上做些手腳，一對新人睡在床上就會心神不寧。據說，厲害的會弄得新人幾年不會生育。

下聘送禮是接親前的重要一環。我就參與了村裡一位年青人的送禮。摸黑起來，挑上四喜酥餅、豬肉、魚糕、紅糖、布料、搪瓷臉盆、開水瓶等等，兩三挑，東方放魚肚白時就來到姑娘家門前。農村人起得早，人家一開門就見到送禮臨門，當然是皆大歡喜，這大婚的日子自然就不成問題。當然，正式娶親，要「三大件」，最時髦的是鳳凰牌腳踏車、上海牌手錶、蝴蝶牌縫紉機。當然這不是一般家庭所能做到的。

一進臘月就是殺豬備年的時節，不過殺豬要先辦屠宰證，否則就是非法私宰，關係處理不好就要沒收或罰款。當然辦這個手續並不難，鄉里鄉親的，給隊里幹部打聲招呼就行了。當晚，請那些有頭有面的人物和親戚朋友在一起吃肉喝酒，鬧一通便一切無事。殺豬，都喜歡彪厚的，板油花油多的，這樣就既解決了吃肉，又解決了吃油的問題了。一頭豬是一年上頭的當家菜，家裡的主婦就會把豬肉腌的腌臘肉，灌的灌香腸，豬大小腸洗凈，和米面配辣椒，裝進養水罈子里，放到翻年後插秧大忙季節給家裡下力人改善生活。

這裡辦紅白喜事，魚糕肉糕少不了。做了魚糕的魚骨，拖面一炸，再燴，就又是一盤體面的菜。一桌總有十盤八盤。那時的人雖然不富裕，但是排場倒是很講究。

漳河水庫那些事

在《人口報》時，下鄉到曾集農村採訪（約1989年）

我們下鄉的第二年冬天，要抽一些人上漳河水庫搞水利建設，知青點也要抽人參加，這種吃苦的差事，新生子弟自然跑不了。我就是其中一員。

全公社抽到水庫的勞力大約有3000多人。總指揮長是鐵順民，他當時是公社的黨委書記。那時農村建設喊得最響亮的口號是「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因此，水利建設領導帶頭，書記挂帥。

我們進駐到漳河水庫的第一件事就是搭工棚：砍樹枝，支木架，割草蓋屋頂。水庫建設編製按部隊建制，公社叫團，設指揮部，片區叫營，設營長，大隊叫連，設連長，生產隊叫排，設排長。當時我們公社的主要任務就是從馬頭寨上炸石頭，將崔家溝的大壩築起來。

工程開始后，指揮部要成立一個宣傳報道組，到各連隊挑選人，我被選中，成為宣傳組的一份子。各連隊互不示弱，都要扛著紅旗上班，紅旗上都寫上某連的名字，一眼便知道作業的是哪個連隊，各連隊的作業情況和士氣怎樣。整個山上，紅旗招展，廣播里不斷報道水庫建設現場湧現出來的先進事迹，還穿插播放文藝作品，自創的詩歌佔有很大的分量。那些詩歌，都是戰鬥性很強的時代口號，比如：「崔家溝，馬頭寨，兩彪人馬賽起來，賽！賽！賽！」之類。沒有很深的意蘊，卻有很強的鼓動作用。

不久，鐵書記就喜歡上了我，他走到哪裡，就把我帶到哪裡。尤其是指揮部開千人大會，他總喜歡讓我坐在他的身邊。原因是，他講話的時間特別長，時間久了，底下雜訊大作，鐵書記就無法講下去。總在這個時候，我就上前把手一揮，給大家來幾句幽默，大家笑過之後，就是一片寂靜，鐵書記就開始繼續發表他的長篇大論。現在想來，也不是我多麼有水平，而是一個十幾歲的毛小夥子，在千人大會上，能如此鎮定指揮場面，感到稀奇。後來，鐵書記把我找去說，要在水庫建設上發展我火線入黨。我向鐵書記講述了自己的家庭情況，並告訴他我現在還不是團員呢。他要求有關部門到農場搞政審，先讓我入團。

就這樣我在水庫建設上火線入團，而我的入團介紹人是四隊知青點的組長王福莎，她當時是大隊的團支部書記。王福莎是沙洋農場畜牧場王政委的女兒，至此不久，她便被保送到荊門東光電器廠的技工學校讀書去了。那時，無論是讀大學或是中專技校，不需要考試，只需要推薦，因此，在廢除聯考制度以後到聯考改革以前的10年期間的大學生都叫工農兵大學生。而這樣的好事，對於像我這種「地富反壞右」家庭的子弟，簡直就是做夢。

後來，荊門成立后，鐵順民書記調到荊門市生資公司做書記，對我依然關心，我和他成為忘年之交，此生難忘。

亦工亦農安棧口

我們下鄉兩年後，就有人先後離開了農村，有的參軍，有的上學，庄濤、徐華清、林世紀、燕長學都是當兵離開了農村，郭建平招到了荊門縣飲食服務公司學習攝影，當攝影師。這些好事，對於我這樣的子弟是不可能有的非分之想。由於我母親的病情越來越重，弟弟又在讀書，1977年初，我只好隨著一批年青人到離荊門城區尚有十幾公里的安棧口磚瓦廠干起了亦工亦農。雖然磚瓦廠不是什麼好單位，但要想成為一名正式工人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來到磚瓦廠，我才知道來這裡干亦工亦農的不止我們沙洋農場的知青，更多的是荊門城關本地的知青，也有後港鎮的知青。所謂亦工亦農，就是到工廠里幹活，但是還是農村人的身份。也叫「米袋子」工人，因為亦工亦農也招收農村青年，他們沒有糧票，就要從家裡拿米交給食堂做飯，故有此稱。這批招來的年青人絕大部分是各地的知青。

磚瓦廠分主要業務分焙燒車間、制磚車間和制瓦車間。焙燒車間一般是技術活，需要男性，當然也有女性。女性一般就是幹些投燃料的工作，比較輕鬆。就是在焙燒爐上面的平台上，按時間按分量均勻地往各個洞口裡投放粉煤。這差事雖然輕鬆，卻是在高溫下作業，而且一班下來，滿臉是煤灰，幾乎沒鼻子沒眼。高溫補貼卻是吸引力的一個方面，亦工亦農的每月的工資為37.5元，如果有高溫補貼，可拿到40多元的工資，所以也有人挖空心思往這個崗位里鑽。

大部分女孩子被分配在制瓦車間，這個活稍微輕鬆。一車瓦的重量遠沒有一車磚的重量大。我被分配在制磚車間。制磚車間又分幾個工種：一個是機車工、一個是運泥工、一個是拖坯工。機車工最為危險，就是把傳送皮帶運上來的泥，往制磚機里輸送。由於機口小，泥又有粘性，常常把機口堵住，就需要有人戴著過手臂的帆布手套用手將泥往機口裡塞。要是稍不注意，用力過頭，就會被機器連泥帶手卷進，如果停機不及時，整個人都會被帶進去。磚瓦廠有許多單臂的人，大多是因為此類事故造成。

而我選擇了簡單的拖坯工。拖坯就是用板車將制好的磚坯從制磚車間拉到磚坯場碼好，便於晾乾后焙燒。這樣就有來去的空隙時間。我常常會帶本書，在等坯的時候看，還常在板車上別一根鋼絲，有空就在濕磚坯上寫寫畫畫，溫習歷史地理知識。

首次聯考我心痛

在磚瓦廠期間，我還是保持了看書學習的習慣，我對讀書並沒有抱著什麼目的，只是覺得開卷有益而已，更沒有想到有朝一日會去考大學。也就是在這年，我不知天高地厚地給葉聖陶老人去了一封信，那是看了他的作品《稻草人》后所產生的衝動，想請教他怎樣寫作。過了一段時間，我居然得到一封回信，回信的人叫什麼名字，我記不起來，看字跡，像是一位上了年紀的老人。信中說：葉聖陶老人年事已高，不能親自回信。信中要我好好努力，不斷學習，一定會把文章寫好之類的話語。現在想來，那個時候的大家，是那麼的謙遜和小意，居然將一個將一位毛小夥子的來信當回事。可惜這樣一件極其珍貴的信件被我在人生旅途的輾轉中遺失了。

1977年下半年，荊門果然傳來了恢復聯考的消息，為此，我十分激動，我想這是我能跳出農村的最佳途徑。我告訴在劉家巷農場的世勇叔叔我要參加考試的事，他表示極力支持。世勇叔一家是我們家1949年後聯繫到的唯一一戶親戚。而這次考試的經歷及結果卻讓我終身心痛與難忘。

為了方便考試，我找到在解放路一間照相館工作的郭建平，跟他說明來意，要求借宿。我很主動的告訴他，我會給他糧票和相應的費用以示謝意。他答應了，把我安排在照相館宿舍的一個過道的床上過夜。誰知到夜間，照相館的一位領導來查房，他要我出示證明，我說我是來聯考的，有聯考的證件；我還說，你們單位的郭建平與我同下鄉在一個知青點，是他安排我住在這兒的。他不管這些，硬是把我給攆走了，弄得我措手不及，夜半里臨時去找住所。讓我吃驚的是，我後來結識這家照相館的一位員工告訴我，那夜把我攆走，就是我的同點知青郭建平指使那人乾的。這下我完全明白了，隨著社會的變化，我和他之間再也沒有什麼幹部子弟與勞改子弟之分，於是他失去了先前的優越感，在心裡吃醋和嫉妒。這是我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來自嫉妒這東西對自己的傷害。此後，我與郭建平雖然同在一個城市裡工作生活，也能偶爾遇上，但是卻從此沒有了「上山下鄉同一個戰壕的戰友」的親熱之感了。

這年的考試不分文理科，統統考一張試卷。第二年，分數出來了，我的成績是202分，可是卻沒有收到錄取通知書。據說，當年的錄取分數線理科是220分，文科是180分，按說我報的是文科理應被錄取。那時要先填報文理科和學校，而我報讀的是武漢大學漢語語言文學。對於武漢大學，我在心裡有一個隱痛和特別的嚮往。聽父母親講我的祖父鄧開慧從日本留學回來后，就任職於武大，可惜25歲就病逝了，報考武大當然就成我最大的心愿。我至今沒有弄明白那年考試是出於何種原因使我沒有被錄取。同時我也清楚地知道，我是沒有什麼硬實的基礎知識的，不會英語，數學一竅不通，不到半年就到了第二年的1978年聯考，我就沒有信心和勇氣再參加聯考了。好在我的這個願望在以後的日子裡終成現實，1985年，我坐在武漢大學的課堂里，成為武漢大學經濟系幹部班的一名進修生。同時，我先後自修了漢語語言文學、新聞學和人口學等專業，以致我從一位一線的建築普通工人，逐漸成長為黨報的文藝副刊編輯、部門報紙的創始人，被惠州政府部門引進擔任《惠州商報》報社的副總編輯、直到今天成為相對獨立的文化人。

返回後港知青點

1978年底，亦工亦農無望轉成正式工人，我們很多知青就返回到知青點，而我也回到了後港知青點。

那時各個知青點的知青都走得所乘無幾，後港就在離鎮不遠的地方，就是從國道往黎橋進相反的方向進去不足一里地的路邊處，專門建了一個集中的知青點，將散居在各個知青點的人收集在一起，主要是等待招工謀出路。在這個知青點上，大多數是後港本鎮上的知青。這時的知青幾乎沒有再安排做什麼農活，就是幫助隊里放放牛，看看場子。在知青返城的大潮中，誰都知道知青是留不住的了，因此也沒有把這批人當成什麼重要的勞動力。

就在我返回知青點的時候，這年後港大批招兵，聽說是上越南戰場的坦克兵。我想這是一次機會，於是報名。體檢時身高、體重均已過關，可是武裝部下來通知說，我的政審不合格，不予通過。第二年就聽說，我們那次招的新兵全都上了戰場，而且很多都在戰場上犧牲了。那年，後港鎮的農村，一時增添了許多「軍烈屬」家庭。現在想來，當年我當兵沒獲通過政審，是禍亦是福，真應了《老子》「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的因果啊。

一天，鎮知青辦的通知我，說縣文化館要在後港招一名具有文藝細胞的青年，知青辦推薦了我。那時，我經常寫詩，很多就貼在公社所辦的牆報上。再個，我一直愛看書學習，為人誠懇，做事踏實，在那方知青中算是被人看好的一個。當知青辦告訴我被推薦的消息后，我並沒有積極主動去聯繫或活動，而是在知青點一邊做事，一邊等待上面來人聯繫我。可是有天我借跟車去後港糧站賣糧的機會，去了一趟知青辦，人家不解地說，早通知你了，你不去做工作，這個指標早被後港一個本地人通過關係弄走了。繼而打聽，才知那人已經到荊門文化館報到上班了。後來知道，把那個本屬我的招工指標弄去的是一位姓張年輕人，是後港本地的知青，會拉二胡，有一些文藝細胞。此事的泡湯，對我打擊很大，那時我父母還沒落實政策，我還背著勞改子弟的惡名，沒有人，也不可能有人幫助我去說話，更沒有權勢或門道走後門。

1979年10月，在家庭經濟的壓力下，我只得毫無選擇地被招工到荊門縣城關鎮建築隊工作。那年，我21歲。

2014年8月20日於湖北黃石市

作家簡介：鄧三君,男,湖北長陽土家族,先後曾任多家報紙及雜誌任編輯部主任、副總編和總編，及惠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現系惠州市全民素質研究會秘書長、《惠州公共文化論壇》主編。出版有《的歷史與現狀》、《求職擇業教程》，散文集《渡口》、《三君視界》、《品讀——一位土家族人的藝術視界》等專著，並主編和策劃有地方文史、文學書籍50餘部。

本故事純屬非虛構，如有雷同請與現實生活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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