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批評|魏泉：1930年代桐城派的存在與轉型——以《青鶴》為中心的考察

編者按

「五四」新文化運動，拉開了新文學的帷幕。在其後的文學史敘述中，代表著「舊文學」的桐城派在1920年代走向沒落衰亡。但揆之以史實，在1930年代的上海，仍然活躍著一個陣容龐大的包括桐城派在內的古文圈子，這一情形透過《青鶴》雜誌的作者圈和其所刊載文章可以看得很清楚。通過對《青鶴》主編、作者及文章著述等與桐城派有淵源關係的史實分析，可以說明在1930年代，桐城派依然存在，且在現代學術體制下表現出種種方向上的轉變。

感謝作者魏泉授權文藝批評發表！

大時代呼喚真的批評家

1930年代桐城派的存在與轉型

——以《青鶴》為中心的考察

魏泉

「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桐城派作為古文代表受到新文化人的猛烈抨擊。陳獨秀、錢玄同等惡謚以「妖魔」、「謬種」胡適以「死文學」來定義文言。這場新文化人藉助《新青年》等刊物，以運動的方式推進的文學革命可謂影響深遠。當其時，舊派文人中鮮有回應，只有林紓站出來與之爭辯，卻不料落人「雙簧戲」的圈套。

從文學論爭的角度，文言與白話之爭，在新文化人眼中是白話文的全勝。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國民學校從一二年級開始,教材逐漸改用語體文，對舊文學而言更是釜底抽薪之舉。因此，隨著1920年代「後期桐城派」主要人員【1】的相繼離世及離開北京，在一些文學史家看來，作為一個流派的桐城派就在時代的前進、新文學的打擊以及自身的衰落中宣告終結了。這種說法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被普遍接受，以至在人們的印象中,桐城派這一清代最大的文學流派在晚清以來是日趨保守和落伍，故步自封，至民國已人頹境，而在新文化運動的衝擊下,終因其腐朽落伍而遭到歷史的揚棄。

作為一種文學史敘事，對桐城派的這種描述是服從於1930年代以《新文學大系》的編纂為代表的新文學正統化的文學史話語建構的。但揆之史實，則知這種對於桐城派的描述與認知,不僅是膚淺粗疏的，而且孤陋舛誤之處，也所在多有。比如有關「桐城派之終結」的結論，依據是所謂「後期桐城派」的幾員大將的離世。而對於「後期桐城派」的指認，一般認為是吳汝綸門下弟子賀濤、馬其昶，桐城姚氏的直系後裔姚永朴、姚永概，以及以古文致力於翻譯的閩籍文人嚴復、林紓等。劉聲木早於民國十八年（1929年）即出版了《桐城文學淵源考》及《桐城文學撰述考》【2】，從淵源及撰述的角度,梳理了桐城古文的流派面貌，分別師承與私淑，列出桐城派作家1200多人，資料具體、豐富，而且詳實。錢基博出版於1932年的《現代文學史》在古文學的「文」類之下，以「散文」歸桐城傳人【3】,也曾在賀濤門下列出張宗瑛、李剛己、吳閶生、趙衡;馬其昶門下列出李國松、葉玉麟【4】。作為研究者對此視而不見，多少是囿於新文學的門戶之見吧。從比較寬泛的意義上說,凡是以《古文辭類篹》為學古文之門徑，講求古文之義法者，都該算是受了桐城派的影響。至於有些作者為文「不規規於桐城」也是「為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5】的題中應有之意。從桐城古文流衍的過程來看，從一開始，桐城派古文就是依託於師友切磋，同邑懦染，家學淵源，各依其性之所近，學之所近，而在琢磨中有進境，在發展中有變化的。從錢伯垌師從劉大概開始，就有桐城古文傳至陽湖而有陽湖派之別。梅曾亮在道咸年間以桐城義法傳授於京師, 而有「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之至論【6】。曾國藩號稱「桐城古文中興」之功臣，但錢基博以「湘鄉派」目之, 也不失為「有所變而後大」。

「五四」前後,新文學家對桐城派的攻擊其目標指向是在古文，或曰文言。1920年代，所謂桐城派的不復存在，實際上也是意指在新文化運動之後白話的勃興和古文的消亡。從「死活」的二元論邏輯出發,新文學家之宣稱「古文已死」目的是為白話的發展掃清道路。而事實上，歷史的發展和文學的演變，有不盡合於「前仆後繼」「你死我活」的二元論邏輯之處。在對民國時期舊式文人的代表性刊物《青鶴》的梳理中，筆者發現在1930年代的上海，以及附近的江南城市中，就活躍著一個跟桐城派關係極為密切的古文圈子，所謂「桐城派終結於1920年代」的論斷，其實大謬不然。

《青鶴》第一期

圍繞《青鶴》，本文嘗試從史實出發，論證兩個問題:一是1930年代作為文學流派的桐城派仍然存在; 二是以1930年代為中心，討論桐城派的現代轉型。

在桐城派的流傳過程中，江西「新城陳氏」佔有一個特殊而重要的地位。新城陳氏，「累世皆躋顯要，且以能文章，工書法名於天下」【7】。民國《江西通志》記載:「清進士陳道,子守中、守譽，乾隆年間同舉鄉試，孫觀、用光、椿冠，曾孫希祖、希曾、蘭祥，乾嘉道年間，一門七進士,九鄉榜，為邑之冠，稱望族。」《青鶴》主編陳瀚一的二世祖陳道，乾隆戊辰（1748)進士，「以理學行誼為名儒，世稱凝齋先生」【8】。陳道之孫陳用光少年時師事其舅氏魯仕驥（絜非）成年後復師於桐城姚鼐，為高第弟子。同時,他也在翁方綱門下稱詩弟子【9】,並且是道光年間著名的「宣南詩社」成員。陳用光與道咸年間桐城派的傳衍及宗宋詩風的形成，都有密切的關係。後來被看作是宋詩派的代表人物、在道光年間「以高位主持詩教」的祁窗藻是陳用光的女婿。祁窗藻在其序陳用光之《太乙舟文集》時說：

外舅陳石士夫子嘗詔窩藻曰：「力宗漢儒，不背程朱，覃溪師之家法也;研精考訂，澤以文章，姬傳師之家法也。吾於二師之說無偏執焉。蓋夫子於乾嘉大儒若朱文正、彭文勤、錢宮詹，江右學者自蔣心餘、魯山木諸先輩以下，皆濡染浸漬，遠有耑緒，而祈向所專，則惟桐城姚先生是法【10】。

姚鼐

在姚鼐去世時，門下雖有管同、方東樹、梅曾亮、姚瑩稱四大弟子，但一時之影響力，尚不能出東南數省。此後，梅曾亮於道光十二年人都，至道光二十九年離京，居京師近二十年，將桐城古文的義法傳播到全國各地【11】。

在姚鼐與其弟子之間，我認為陳用光具有某種銜接作用。首先，陳用光本人師從於魯絜非和姚鼐，且早於嘉慶六年（1802年）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管同於道光五年（1825)中舉，實賴當時典試江南鄉試的陳用光「搜落卷所得」而梅曾亮之父與陳用光為同年生【12】,故以年家子和姚鼐高第弟子的雙重身份,得到陳用光的賞識和推重【13】。梅曾亮於道光十二年（1832)人都，以貲人為戶部郎中，受到當時在京的陳用光的接引。這對他在京師的立足，以及此後浮沉郎署近二十年,「以能古文名於京師」大有襄助之力【14】。

曾國藩在《歐陽生文集序》中，描述了桐城古文傳播的經過和其中關鍵人物：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為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為，而受法於劉君大拋，及其世父編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向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鐘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 ……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為陳用光碩士，碩士既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群從，有陳學受藝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

曾國藩

可見桐城派在姚鼐開派之際，已經傳人江西，既盛且久。而陳用光堪稱姚鼐嫡傳，江西新城陳氏,在清代乾隆以來，以古文和書法享有盛譽，代有傳人。

民國時期，胡先騎登廬山拜見陳三立,語及吾鄉晚近文士。散原喟然曰：

當清嘉道間，翁覃溪學士三使豫章,而有古文在新城之言。蓋新城自凝齋先生以朴學大昌於世，厥後魯絜非進士及凝齋之孫石士宗伯，皆能傳其學。宗伯師其舅氏絜非，復為惜抱高第弟子。當其盛時,海內言桐城者，必並舉新城。湘鄉曾侯所諛之『二陳』廣敷、懿叔，又俱凝齋之玄孫也。晚得灨一，則其玄孫鏡之先生之冢孫也。為文雄俊淵永,非墨守桐城一家所能囿。而於其先世之流風餘韻，猶有存焉者」【15】。

可見在陳三立眼中，陳灨一在民國時期仍能以古文穿其家學。

1930年代，雖然馬其昶、姚永概、嚴復、林紓等所謂「後期桐城派」均已離世，而白話也暢行於文學界、教育界和出版界,但桐城古文仍有傳人。陳灨一在1932至 1937年間，曾自籌資金，在上海創辦《青鶴》雜誌，月出二期,為以文言為主的刊物。胡先騎稱此刊「歷五年不衰,一時宿儒碩彥，咸為之述作，聲光甚茂。於是灨一儼然為文壇盟主」【16】。

青年陳灨一

陳灨一（1892 ~ 1953), —作甘蓉，字藻青，號潁川生，別署滕向齋主人、聽天由命生、旁觀客等，晚號半翁。江西新城人。陳灨一「五歲，受四子書。十四歲，畢十三經」【17】，十四歲應縣試，居第一【18】。早年因與民初中樞顯宦楊士琦有表親之誼，得其援引，曾人袁世凱幕中辦文案。后又在張學良幕中參與機要多年。1927 年，人京師禮制館。1928年離開政界，在京津以教書寫作為生。「九一八」事變后，到上海創辦《青鶴》雜誌，歷時五年。抗戰期間居北平。1948年移居台灣。1953 年去世。除主編《青鶴》雜誌外，著述尚有《新語林》、《滕向齋隨筆》、《滕向齋聞見錄》、《滕向齋秘錄》、《辛亥和議之秘史》、《懷遠錄》、《甘蓉詩文集》、《歷史人物》。

以《青鶴》雜誌為紐帶，當時與桐城派尚有淵源的除了「新城陳氏」還有以陳三立為核心的江西「義寧陳氏」；以陳衍、李宣龔等一大批閩籍詩人所形成的侯官派;以唐文治掌校，網羅了陳柱、錢基博等文史名家的無錫國專；以及一批致力於古籍版本、目錄校勘之學的藏書家和商務印書館。從以往的文學史敘事里，我們根本無法想象，在新文學已經大獲全勝的1930年代，在風氣大開的摩登上海，還曾經活躍著一個陣容如此強大的古文圈子。

《青鶴》於1932年11月15日創刊於上海,1937年 7月30日所出五卷十八期為最後一期。「月出二期」歷時五年，共出版了 114期。總編纂即發起人陳瀚一。另有一大批「特約撰述」列名於創刊號首頁的共有 105 人。

關於創刊的最初動議，湯漪（斐予）的《青鶴別敘》言之甚詳：

兩月以前，陳贛一先生方以（擬）獨力經始一刊物，名曰《青鶴》。議既定，因告余曰：以書生居海上，日與演進中之近代化相接，則或色然以喜，或攙焉以憂。意有所蓄積於中，往往形諸言語，而思有所述作，以存故實，明是非，存久遠。」【19】

在同一期上陳灨一本人的《本志出世之微旨》中，對其創刊的動機有進一步的闡發。他認為，今日雖有「垂危」「將亡」之憂，而其實外患、內憂都不足以亡國。「國而亡者，學之不講耳。一人不學，能亡其身；大眾不學，能亡其國。世界文化之淵宏,宜莫吾國若。治亂盛衰之跡，當於學術觀之也」「共和之興廿余年，學術益棼如亂絲。恐更閱十載，將使瓊林槧鉛委棄於泥沙糞土中，熟視無睹。是吾國燦爛光華之古學，不亡於歷代專制之朝，而亡於今日共和之世，不尤重可哀耶?」【20】

本著對「學術盛衰之變遷，誠國家存亡之關鍵」的認識，陳灨一滿懷豪情地宣稱:「本志之作，新舊相參。頗思於吾國固有之聲名文物，稍稍發揮,而於世界思想潮流,亦復融會貫通。」對於這份誕生於自己手中的刊物,陳灨一以高尚的品位相期許，曰：「勤求理論，不植黨援，不畫畛域，不納貨利，不阿時好。」他設想所刊登的文章，要「議一事，公允為斷;考一制，詳實為先;采一文，雅潔為上;治一學，本末為歸」關於刊物涉及的范圍，陳灨一宣稱：凡政治、外交、社會、經濟、實業、地理、文詞、金石、書畫、目錄諸學,靡不兼收並蓄。而孤本未刊本之純粹者，俱致力搜羅，期與同人交相討論。」【21】兼收並蓄，固然可以作為刊物的一種特色，但是如此網羅萬有，陳義未免有些過高。湯漪（斐予）的《青鶴別敘》在對待議政的問題上就與陳瀠一所言稍有縫隙，他斷定「《青鶴》非政治刊物也。而陳先生每以政治問題之討論，虛懷就商,余謹謝之」【22】。在他看來, 《青鶴》的「主要成分將為國學謀碩果之存」【23】。這一定位在《青鶴》後來的編輯過程中得到陳灨一的認同。

從一個刊物的創刊號中，我們不難感受到它的風格和趣味。《青鶴》第一卷一期，登載了如下內容：

「論評」揭載湯漪(斐予）《青鶴別敘》和陳灨一《本志出世之微旨》；「專載」刊登國聯調查團報告書《近年變遷之概況》；「專著」收錄了孫詒讓遺著《白虎通校補》，文廷式遺著《聞塵偶記》，陳三立的《散原精舍文存》，夏敬觀的《清世說新語》；「叢錄」收補松老人 (吳慶坻)遺著《蕉廊脞錄》，夏敬觀《忍古樓畫說》，平齋《春明夢錄》，祁敬怡的《鞠古亭隨筆》，孫宣（公達）的《朱廬筆記》，陳瀠一《滕向齋談往》等。「文薈」收了蔣維喬(竹庄）的《易學探原經傳解序》，錢基博的《遼史系事本末諸論序》，黃孝紓（公渚）的《爰居閣詩稿序》，孫宣《鎮海李君側室胡氏權厝銘》等。《遼史系事本末諸論》的作者譚叔裕，是唐文治的老師;而《爰居閣詩稿》的作者梁鴻志，也是《青鶴》的「特約撰述」 ……其第一期的「近人詩錄」作者是:石遺（陳衍）、蒼虹（陳寶琛）、疚齋（冒鶴亭）、拔可（李宣龔）、遐庵（葉恭綽）、映庵(夏敬觀）、眾異（梁鴻志）、楊雲史（圻）、黃公渚（孝紓）、黃君坦（孝平）等人;「述記」載錢基厚《西湖導遊記》;在「諧作」一欄，收了些遊戲文字。

桐城派劉大櫆

此後五年中，欄目的設置上稍有變化，而刊物的作者圈子與整體風格始終保持著穩定。五年之間，《青鶴》共連載各式著述逾二百餘種【24】。在三十年代，《青鶴》是一份影響很大的文言雜誌，甚至在海外都有讀者【25】。《青鶴》以連載方式刊登的著述，以作者言，分去世者之「遺稿」和在世者之「未刊稿」已故作者大抵是道咸同光以來有名的學者文人，在世者則遍布各個領域，大多有名於當時。體裁和形式方面，包括日記、筆記、序跋、書札、年譜、詩文集等。

在各種連載著作中，桐城派文人之作堪稱蔚為大觀。「名著」部分多為連載各種未刊詩文稿。作為「新城陳氏」的後人，陳灨一在《青鶴》上以相當篇幅刊載了陳氏先人的遺稿，如六世祖陳道的《集思堂外集》、叔高祖陳用光的《太乙舟詩詞鈔》。《青鶴》同人中與陳灨一有姻親關係的是陳用光女婿祁窗藻的曾孫祁景頤，為之提供祁窗藻的《饅軌亭遺文》、《使隴日記》、《涵碧軒雜文存草》、《樞廷載筆》、《園易園直廬書札》等未刊稿。馬其昶門下弟子孫宣的先人孫詒讓、孫鏘鳴在道咸年間與桐城派文人和宋詩派詩人交遊甚密，《青鶴》上連載了孫詒讓的《經撖室遺文》、《籀頏題跋》和孫鏘鳴的《止庵題跋》。另外，姚鼐的《惜抱使湘魯日記》、陳三立的《散原精舍文存》、馬其昶的《抱潤軒集外文稿》、文廷式的《聞塵偶記》、陳毅的《郇廬文鈔》、王乃徵《病山遺稿》、丁晏《柘唐遺文》、夏敬觀《清世說新語》、吳大澂《憲齋日記》、李瑞清《梅庵詩文未刊稿》、錢基博《后東塾讀書雜誌》等也是《青鶴》各期重要的連載內容。此外，連載的「名著」還包括陳衍的《石遺室詩話續編》、陳銳的《褒碧齋詩詞話》、陳詩的《尊瓠室詩話》、陳融的《顆園詩話》、夏敬觀的《忍古樓詩話》、《忍古樓詞話》等詩詞曲話;張元濟的《叢書跋語》、《百衲本廿四史跋語》，秦更年的《嬰閬書跋》，劉翰怡《嘉業堂藏書提要》,黃孝紓《嘉業堂藏書紀略》等目錄考據之作。被錢基博看作是民國時期不同於新民體和白話文的「邏輯文」之代表的章士判，也有《孤桐隨筆》在《青鶴》登載。「文苑」一欄，每期約有兩三篇, 都是古文的創作。文章多出自名手，以桐城派作家為主，但不以桐城為限。其中有章太炎和沈曾植等大學者的手筆，也有黃孝紓等的駢文。

三十年代時的桐城派雖經過「五四」的衝擊而顯露衰蔽之跡，但在舊式文人的心目中，仍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在「能文」的人中，大多數人都是從桐城古文人手。當然才氣大的人可以由桐城人而不從桐城出，或者辨析精的人會詳分桐城、陽湖、湘鄉，甚至南通、侯官等為文的不同風格。但總的看來，都是大同之中的小異而已。即便是桐城與六朝之文的區別，或者散文和駢文之間的區別，一旦放在以白話為通行文體的三十年代，都顯得異少而同多。論文的人,在是否桐城或何須有派等問題上不妨仍有基於文學立場的爭論，而以刊物言，則兼收各種風格和樣式，頗能見出當時舊式文人創作的整體風貌。

關於桐城派的源流傳承，以及相關話題，在這個古文圈子裡也不乏爭鳴。比如《青鶴》一卷十四期載有錢基博與馮超(靜伯）關於范當世與桐城關係，以及如何界定桐城之文的辯論書信;一卷二十期有陳灨一長文《論桐城派》，申述「不必言派」的觀點。另外，在《青鶴》所載之文集序跋中，作者梳理文章源流，從頭說起，常常要對與桐城派有關的問題或多或少發表自己的見解【26】。

錢基博

給《青鶴》供稿者，既有「後期桐城派」姚永朴，馬其昶及其弟子李國松、孫宣、葉玉麟，也有「義寧陳氏」陳三立及其諸子，以及從陳三立研習古文辭的「陳門三傑」袁思亮、陳祖壬（也是「新城陳氏」後人，咸豐朝官至吏部尚書的陳孚恩之孫）、李國松(李鴻章的侄孫，也是馬其昶門下傑出之士）【27】,陳衍及其門下弟子黃濬、梁眾異，閩籍文人李宣龔、李宣倜、林霜傑（林則徐后人），江西籍文人夏敬觀、胡先騎，還有錢基博、錢基厚、葉恭綽、祁景頤、黃孝紓、黃孝平【28】、費師洪、章太炎、汪精衛、曾廣均、冒廣生、孫德謙等。

陳灨一在《青鶴》第一卷的最後一期不避繁瑣，將二卷擬登文章作者列名如下：如祁春圃、孫仲容、丁柘唐、吳兔床、吳恪庵、王壬秋、文道希、沈子培、陶子方、孫止庵、李梅庵、鄭叔問、陳伯鎪、陳詒仲、沈南野諸先生之遺著，皆未刊行者。近人如陳散原、王晉卿（樹枏）、陳石遺、傅沅叔、章行嚴、湯漪（斐予）、葉玉虎（恭綽）、林切庵(子有）、梁眾異、黃秋岳（濬）、袁伯夔、李木公（國松）、李拔可（宣龔）、夏呋庵（敬觀）、冒鶴亭 (廣生）、吳董卿（用威）、葉浦蓀（玉麟）、蔣竹庄（維喬）、錢子泉（基博）、陳子言（詩）、吳向之、吳眉孫 (庠）、羅復堪、徐姜庵、秦曼青(更年）、劉翰怡（承干）、楊雲史(圻）、祁敬怡（景頤）、葉伯皋、譚瓶齋（澤閶）、程伯臧、譚掾青、戴亮集（正誠）、楊三益（毓鹼）、黃公渚(孝紓）、黃君坦、陳彥通（方恪）、孫公達（宣）等諸先生，或以文著，或以詩名，或以詞稱，所作皆將於本志刊之。」【29】上述《青鶴》作者，既有前清遺老，也有民國要員。政治立場或有不同，而對於傳統學術文化的態度。

說到登載姚永朴之文，還有一個小插曲。《青鶴》二卷二十二期「文薈」欄刊載了姚永朴的《安徽秋浦縣知事馬君墓志銘》，標明「遺著」。在二卷二十四期的「文薈」又有一則「更正」題為「姚叔節先生健在」，云：「本志……手民於著字上誤植一遺字，良用歉然。頃桐城方君來函，述及先生方執教鞭於安徽大學，年逾古稀，而精神矍鑠雲。」這個小誤會，也正從一個側面，說明1930年代桐城派的存在。

吳孟復及其《桐城文派論述》

姚永朴門下弟子吳孟復在其《書姚仲實〈文學研究法〉後序》中，記錄了一段頗富意味的師徒對話：

1935年2月，復至桐城,偕馬君茂元同謁先師蛻私先生於里第。先生為講群經大義、文章義法、先輩軼聞，口說指畫，曲盡神情。雖不甚識字者聞之，皆心領神會，先生亦樂而忘疲。一日，日且暮，講方輟，起視庭階，雪深盈尺矣。先生因留之飲，復誦惜抱壽海峰詩:「如今中酒能多少？他日奇文恐散亡。」先生喟然曰：子亦青年，以為奇文耶？謬種耶？」復謹對曰：為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自其當變而觀之，則未變者皆謬種也；自其足法而言之，則可法者皆奇文也。先生《文學研究法》言之詳矣。」先生莞爾曰：有是哉！『奮臂撥眥'幾何不為引車賣漿者語耶？昔在京中，林琴南與錢玄同爭，吾固不直琴南也。若吾子言，則桐城固白話文學之先驅矣。」【30】

換一個角度看文白之爭，也許不難理解姚永朴所言「桐城固白話文學之先驅」的內在邏輯。儘管在三十年代,報章媒體多改用白話，學校教材也出之以語體, 但是受過傳統文化熏陶之人，特別是那些書香世家的後人,對文言的喜愛和使用是終生以之的。因此對於桐城派的考察，不能僅僅囿於一師一徒關於古文的寫作與傳授，而應將詩文學術、文史考證甚至書畫題跋等等統統放在一起,才能將這個文學流派在新文化運動以後的存在與轉變,看得更清楚。

《青鶴》創刊於1932年底，這一年，周作人發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為新文學追溯源頭，發掘晚明小品文。林語堂主編的《論語》半月刊在上海創刊,提倡幽默小品，發行量不俗。在三十年代雜誌林立的上海，《青鶴》是一份典型的同人刊物。陳灨一「網羅作家，部署舊聞」「更發書徵集當代名人作品」【31】，所約稿源全部來自有共同或相近文學趣味和文化態度的「同人」《青鶴》二卷四期所登「本志編輯部白事」自稱「本志刊行一載，向未徵求外稿,蓋同人之心力尚有餘裕也」即使有外人投稿，也須是「愜於本志宗旨者」才有可能被採納。

在《青鶴》一卷一期卷首,陳瀚一列出的105位「特約撰述」來自各行各業，他們大都對於國故多所了解，於舊形式的詩文創作也有共同的興趣和修養，故借《青鶴》雜誌之刊行，而聚合成一個可資對話和交流的同人圈子。這個圈子中，桐城派文人和同光體詩人構成了主體部分。《青鶴》的創辦，是以對時下的「士不悅學」「文化衰頹」「斯文凋喪」等學風和世風的不滿和批判作為思想背景的。所謂「世亂益亟，人心益偷，學術益替，蓋莫甚於今日也」【32】。這是篤守傳統的文人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整個學術界文化圈的代表性看法。陳灨一創辦《青鶴》，就是為了集合同道，在文化衰頹之際「思於國學稍存一線生機」【33】。並以出版刊物的方式，謀取言說空間，闡揚固有文化，為國學謀碩果之存」。

在1930年代，對這樣一份舊文人雜誌，「譽之者以闡揚國粹相推許」而「譏之者以保守古董相謔嘲」【34】。湯斐予在《青鶴卷二導言》中特地辯說：「今語體盛行，其作品之佳者往往質勝。詞雖捵涊，理實繽紛,不可誣也。文言一端，著述者固謙讓未遑，學子更無所適從。父兄不以為教,子弟不以為學，其流日就衰微,夫何待言。今陳先生及其社中同人，乃思奮起而復興之，孜孜不已，務極精妍，亦即月異而歲不同。至於舉世駭怪而不悔，斯又余所謂勇於自信之明驗也。」【35】

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像《青鶴》這樣討論「國學」的刊物，在發行上不能與林語堂的《論語》相比，在對年輕人的影響力上也無法與《新青年》相提並論，但仍能以半月為期，出版達五年之久且「出版如時，按冊不誤」實屬難得。湯斐予在一卷一期的《青鶴別敘》中曾說：《青鶴》在文藝界居何位置，有何影響，無從預測。然自始克保其固有之領域，而出之以宣（鮮）明之態度，則亦一特色也。」一年之後,他又說:「舉一年來之《青鶴》，與其他文藝刊物並衡互勘，則見凡《青鶴》所著錄，無問其為舊稿為新著，在現代作品中，大有曲高和寡，么弦獨張之概。風習所趨，積重難返，即青鶴社同人亦所深知。知之而猶復鍥而不捨，鑽之彌堅，以為天下文章其在斯乎，寧非所謂其愚不可及者歟？然而《青鶴》卒能保持其存在與並世讀者之獎譽以有今日者，無他:物希為貴，一也；中年以上之讀書人尚有存焉者，二也。余所謂《青鶴》在文藝界，自有其特殊之領域，意即指此。過此以往,非所敢知矣。……今日文藝界之趨勢，以余觀之，正在變動不居之時。國學復興論者，亟宜謀所以通其窮變,觀其會通之道。非直《青鶴》社幟志所關己也，並世讀者，與有責焉。」【36】

《青鶴》目錄

以《青鶴》同人為代表的桐城派和同光體等傳統詩文流派，在這個變動不居的新時代，仍然擁有著相當高的社會聲望和深厚的歷史積澱,有較高層次的作者圈和讀者群，和寡」的部分原因是「曲高」。如陳三立，以往的文學史敘事中，將其歸為「同光體」詩人、滿清遺老,讓一般讀者難以理解和想象，為什麼他的詩文能在新文化運動之後仍享有至高的聲望與景仰。《青鶴》二卷二十一期登載的陳衍《石遺室詩話續編》中，有一則云：

拔可（李宣龔——作者注）近來敝精力於恢復印書館【37】，罕作詩。有則壽人與題圖。然壽散原 (陳三立——作者注）前四句，實足賅括散原晚年身世。云：匡廬五（吾）老與天高，深眇能收一世豪。孤抱定應親木石，微吟時足盪風濤。」他人雖千百言不敵也。【38】

這一則詩話涉及兩個人事:一是陳衍的福建同鄉李宣龔在1932年商務印書館印刷總廠和東方圖書館被日本人燒毀后,主要精力都投注在商務印書館的恢復工作中，沒時間作詩，只在一些場合作些祝壽詩和題圖詩。儘管數量不多,卻有極佳之作，以寫給陳三立的祝壽詩為例;二是陳三立的晚年身世，其詩文與風節, 在如此動蕩變遷的時代，一無可議。作為傳統文化中士大夫的代表，在為人為文、大節細節各方面,都代表著難以逾越的高度。

不過，正如龔自珍詩云「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湯斐予所言「風習所趨，積重難返」在1930年代也是每個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的時代氛圍。隨著老成凋謝，當這一代作者和讀者都隨歷史成為陳跡之後，對未來的想象令人難以樂觀。在這種情況下,能否「通其窮變」就成為舉足輕重之事了。因此，桐城派文人，在 1930年代甚至更早些時候，就已經呈現出向各個方向的轉型。作為研究者,與其貿然宣告桐城派的終結，不如細細尋繹其轉型軌跡，或許更有助於理解那段歷史。

四

有清一代，傳播與承續桐城古文義法的最堅實依托是家族和書院【39】。一般認為，隨著近代以來科舉的廢除,傳統教育體制的瓦解及向現代教育體制的轉型，桐城派的傳承因失去依託而喪失了生機與活力。這種看法並不全面。近代以來的社會、文化、思想的巨變深刻而巨大，勢必造成對傳統學術文化的衝擊，但桐城派文人也並非都是抱殘守缺、故步自封者。

桐城派能夠在過去的二三百年間流傳如此之久，影響如此之廣，靠的是「言之有物有序」的文章「義法」是「合義理、考據、辭章於一體」的融通主張，是對文章之「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的精微辨析，是對韓愈以降唐宋古文精華的全面繼承，以及「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因時而變的發展。因此,進人二十世紀后,處在「變亦變，不變亦變」的，以桐城派為代表的傳統文人一方面有對傳統文化的固守,懷著「為往聖繼絕學」的守先待後之心，一方面也順應時代的變化而所。

從晚清算起，吳汝綸受命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而先請赴日本考察學制;嚴復、林紓以古文譯西書，已經走上了桐城古文的轉型之路。吳汝綸門下，賀濤既「精於為文」又「深喜西儒學說,欲以彼國之法，匡我之所不逮」，「作《國勢篇》推世界進化之理，以啟吾國改革之基。逮見西學大興，舉國從風，則又憂吾道之將墜，斯文之將喪，而思有以存國粹、立大本。……其教弟子,必以博通世務為有用之才;深以取近名、謀小利為大戒」【40】。賀濤門下張宗瑛、李剛己、趙衡、吳閶生能承其學。吳汝綸另一高徒馬其昶,「三十以前，治古文辭；既而悼世變日亟，未可以文章經國；自識涯分,絕意進取，悶聲光一室之中，十餘年不出」治經史諸子，旁及梵典，「編摹撰述，尋躡要眇，而一衷於斯文」【41】。馬其昶於清末出任京師大學堂教習，在吳汝綸之後為歸仰桐城者所宗，而他「自謂為文不求之經，是無本之學也」【42】。馬其昶「曠觀當世之變，為開剖以來所未有」很清楚「應之者不得持故常，阻道化不進」但慮及「既群天下之才爭新於其際，而數百千年先聖留遺之籍，為舉世所不為者，亦必有人焉賡續而保存之。揣己度分，願以自任」【43】。

晚清以來，對「文學」一詞的理解和使用，受日語詞影響，而越來越成為對西語之Literature的翻譯。但傳統的文學概念,其實包含著比Literature更廣的涵義，是「文」與「學」的合稱。傳統的文人學者，在「文」與「學」之間或有所側重，但治學由經史人手，言文而不分文史，則是共同的特點。現代學術體制下的文學史，一個明顯的特點是與學術史的分離。「五四」以後，所謂「舊文學」失去生存空間而衰落終結的判斷，也顯然受到新文學觀將「文」與「學」分割看待的局限。從傳統的文學觀來看，桐城派在有清一代號為「文章正宗」以桐城義法傳授天下，與桐城派文人在經史之學、經世之學、文史之學以及詩詞曲方面的成就和造詣並不矛盾。但從新文學觀的角度說，晚清以後，桐城派也在整個社會的轉型中表現出耐人尋味的變化軌跡。

如果說,吳汝倫、賀濤、嚴復,代表曾國藩以降之桐城派欲求取西學以為富國強兵之「經世之學」的話，馬其昶則代表桐城派中在西學東漸之大背景下自覺轉向研治傳統「經史之學」（或曰國學）的一脈。

戴震

章學誠

桐城派一直有經史之學,但在乾嘉經學有戴震，史學有章學誠，所以桐城以文傳。道咸年間又有阮元、程恩澤、鄭珍等漢學家研經治史，與其時代表桐城派的梅曾亮不為一途。光宣之際,陳衍所倡同光體以「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合」相提倡，直接程恩澤、鄭珍等宋詩派大家，而且學術方面沈曾植最稱大師。但傳統學術不像現在這麼界劃分明，所以經史之學桐城派中一直都有,各有所詣而已。而在馬其昶身上，明顯體現出基於對世變的回應而轉向對經史之學的研究【44】。

馬其昶活到1930年，其門下弟子李國松（李鴻章之孫）刻其遺書，葉玉麟【45】傳其學以授徒，終生奉其師說。在1930年代,馬門三傑」葉玉麟、李國松、孫宣都為《青鶴》「特約撰述」《青鶴》三卷四期曾刊夏敬觀為葉玉麟之《靈貺軒文鈔》所作序。1930年代，葉玉麟曾以白話譯解《莊子》（大達圖書供應社）、《荀子》、《墨子》、《韓非子》、《道德經》（廣益書局）等，至今仍為出版社再版行世。孫宣不僅將先人孫詒讓、孫鏘鳴的未刊稿交由《青鶴》刊載，其文章身價在當時《青鶴》所登「鬻文潤例」中也是最高的【46】。

馬其昶

葉玉麟弟子袁孟醇（惠常），號雪叟，曾為《靈貺軒詩文鈔》做《桐城葉先生別傳》，有鉛印本《雪野堂文稿》三卷行世，葉玉麟為之序。抗戰期間，袁孟醇在重慶出任「國民政府文官處編審兼國史館協修」 1950年代后,人上海文史館。葉玉麟之子葉蔥奇（元），從鄭孝胥學，並娶其女，其注《李賀詩集》，功力深厚。另一子葉百豐，為華東師大中文系教授，講授唐宋散文及桐城文章之學。這些都是桐城派在現代的承傳，並可見其在現學，文治史之學治文史之學的轉變。

葉玉麟之外，在《青鶴》「特約撰述」中能代表桐城派之轉人治「經史之學」者還有王樹枏和柯劭忞。王樹枏與陳三立都是光緒間進士，年相若，為文有盛名，時有「南陳北王」之稱。

陳三立

雖然在古文造詣上，時論認為王略遜於陳，但王樹枏在經史研究方面，著作很多，成就斐然。曾任《清史稿》總纂。柯劭忞【47】一生篤於治學，「舉凡經史、詞章、音韻、訓詁、金石、天文、歷算、輿地、醫葯，靡不精研」史學造詣,在民初恐怕無出其右。經學方面，他曾經負責《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的撰述工作，其《春秋穀梁傳注》深得學界重視;史學方面，他不僅總成《清史稿》，還獨立完成了難度係數很高的《新元史》。作為吳汝綸的女婿，柯劭忞在詩文方面的造詣和成就也不容忽視，其《蓼園詩抄》深得王國維推重。

與此相類似的，還有桐城蕭穆的專力於古籍校讎、考據與刊刻。蕭穆年輕時被曾國藩目為「今之讀書種子」中年以後，一直在上海廣方言館，為該館編譯的新書潤色文字，畢生精力用於讀書、校書，網羅文獻。蕭穆與當時南北學者汪何、張文虎、王先謙、黎庶昌、劉熙載、孫詒讓、傅以禮、袁昶、江標、繆荃孫、傅增湘、徐乃昌、陳衍、姚永朴等，皆有往還。清末諸家所刻善本，如袁昶之「浙西村舍叢書」黎庶昌之「古逸叢書」王先謙刻《皇清經解續編》、滁州李氏刻《古文辭類篹》，皆得蕭穆之助，有些甚至全出於蕭穆之手。蕭穆為作校勘記,既不取廝丨,也不署名，唯以傳播傳統文化及鄉邦文獻為重。《清史稿•文苑傳》稱：蕭穆以考據稱，博綜群書，喜談掌故。」【48】

從蕭穆這裡，可以看到桐城派此後的兩個去向：一為目錄校勘之學，一為掌故之學。這兩個去向在《青鶴》都到的現。

目錄校勘之學，與藏書與刻書相關。1930年代活躍在京滬兩地的藏書家、出版家如傅增湘、劉翰怡（承干）、秦更年、張元濟、黃孝紓、蔣維喬、李宣龔等，都是《青鶴》特約撰述。商務印書館的古籍出版廣告，也幾與《青鶴》相伴始終。

在《青鶴》第一卷二十、二一、二二、二三期的「論評」欄，集中刊登了關於教育部委託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未刊珍本一事的一些文章書信，有袁同禮、張元濟的往複通信和陳瀚一、錢基博、孟森的評議文。在該用善本還是庫本的討論背後，可見教育部和商務印書館跟當時一部分著名的藏書家和目錄學者的選本分歧【49】。特別是幾篇評論文章，不僅介人了當時的學術爭鳴，單從文章的角度看，也都非常精彩。陳文扣住合同條款，議論極有力度;錢文從「書」與「本」的角度切人，就遴選原則暢所欲言;孟文則抉發四庫搜書毀書的幾大公案，並提出刊刻《明實錄》的建議。

此外，黃孝紓的《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紀略》、張元濟的《叢書跋語》、秦更年的《嬰閬書跋》等,也都在《青鶴》刊載或連載。

掌故之學，更值得仔細分說。掌故，原指舊制、舊例，也是漢代掌管禮樂、制度者的官名。後來常見的意義是指關於歷史人物、典章制度等的遺聞鐵事。清乾嘉考據學興盛之後，掌故（意指熟習朝章國故）之學也在清中葉以後隨著士大夫經世學風的興起而蔚然成風，首開風氣者當推龔自珍。

晚清以至民初，掌故之學蔚為大觀。在民國時期以掌故學聞名的大家首推徐一士、黃濬、瞿宣穎。徐一士《一士類稿》、《一士談薈》，黃濬《花隨人聖庵摭憶》都是掌故學名篇。瞿宣穎在其《一士類稿序》中對掌故學有非常透闢全面的闡述與總結。

《青鶴》雜誌內廣告

就掌故學而言，陳灨一及其《青鶴》同人夏敬觀、祁景頤、何德剛、孫宣等都是箇中好手。《青鶴》從一卷一期開始，即以「叢錄」一欄，登載各家掌故筆記之作，如吳慶坻《蕉廊脞錄》,夏敬觀《忍古樓畫說》、《窈窕釋迦室隨筆》,何德剛《春明夢錄》、《郎潛憶舊》，祁景頤《鞠古亭隨筆》，孫宣《朱廬筆記》，陳銳《褒碧齋雜記》，陳瀠一《滕向齋談往》、《滕向齋逞臆談》、《燕薊拾零》，梁鴻志《爰居聞脞談》,裘毓麟《匡廬筆記》等。在「名著」一欄，也有很多掌故之作，如祁窗藻《樞廷載筆》，文廷式《聞塵偶記》、《知過軒隨筆》、《南軺日記》、《旅江日記》,夏敬觀《清世說新語》等。在二卷以後《青鶴》更將「名著」和「叢錄」合為一欄，名為「叢著」。各家掌故筆記之作，也與所刊名家詩文一起，成為支撐《青鶴》這份人文刊物的主體部分。中華書局2007年出版的「近代史料筆記叢刊」，曾收錄陳瀚一的《滕向齋秘錄（附二種）》，即曾在《青鶴》所刊載的《滕向齋逞臆談》和《滕向齋談往》。這套叢刊還同時出版了《〈青鶴〉筆記九種》，收《青鶴》所刊祁窗藻、文廷式、吳大澂、祁景頤的掌故記之。

最初的掌故之作，多涉朝章國故、秘史軼聞。隨著新聞報刊業的興起和繁榮，後來，談文論史，評詩文、談讀書，兼及考訂的一類，漸成為文史刊物之文章的濫觴。在《青鶴》停刊之後，淪陷時期，北平的《中和月刊》（瞿宣穎主編）和上海的《古今》雜誌（周黎庵主編），就是這類刊物的代表。

左圖為《中和月刊》；右為《古今》雜誌

文史刊物與掌故學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有引人深思之處。文史刊物給那些有舊學底子的文人，提供了一個能發揮所學的棲身之所。也可以說，桐城派文人之進人報刊雜誌,也是一種現代轉型。這種轉型自從晚清報刊的興起之日即已開始，更在整個二十世紀中，給文史刊物輸送了稱職成熟的編輯和作者隊伍。

文史刊物所載文章，與學院派學術期刊所載論文，風格殊為不同。在這背後，應該也與不同的學術淵源與文章趣味有關。掌故之學與現代文史之學的關係，一直較為學界所忽略。因此，傳統學術在新文學家宣稱「古文」已死的現代學術體系中有怎樣的轉型以及貢獻，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和探尋的問題。

除經史研究、目錄校勘、古籍出版、掌故之作、報刊編輯外，桐城派文人在現代教育機構中也執掌著為數眾多的教席。創辦於1920年的無錫國專，在三十年代就是桐城派文人的聚集之地。校長唐文治曾師事王先謙，於古文辭篤守桐城義法。掌校三十餘年，培養了一大批文史研究和國學教育的優秀人才。僅在前三屆的畢業生中,就出過王蘧常、唐蘭、吳其昌、侯諤、蔣天樞、錢仲聯等一大批成績卓著的學者。此外王紹曾、魏守謨、吳天石、徐興業、郭影秋、周振甫、范敬宜、吳孟復、馬茂元、姚奠中等也於學術界各有聲望。《青鶴》在當時，通過任教於無錫國專的陳衍和錢基博，與無錫國專及其所出《國專月刊》，存在聲氣相求的關係。

陳灨一在《青鶴》編余，也有在滬上學校任教的經歷。同人中，黃孝纖、錢基博等，更是終身以文史教育為職志。

此外,在新文學名家如朱自清，文論家如朱光潛、劉麟生、方孝岳等文章著作中，也能看到桐城派的影響所在。

綜上所述，在1930年代，桐城派依然有著不容忽視的巨大存在，並與其他各派舊式文人在保存國故、堅守文言等方面達成共識。但是桐城派文人也並非如新文學史所描畫的那樣故步自封、保守落伍。其主流所趨，在盡量保守固有文化的同時,也各奮其心智，在現代社會中求其通變，並且成功融人現代教育、出版、研究、編輯等各個文史領域中，以其所學貢獻於現代學術文化建設之中。竊以為，這不僅僅是對桐城派的認識和評價問題，也更關係到如何看待傳統與現代的關係，以及如何在當下更好地從事於文化的重建。

【1】「後期桐城派」的主要人物中賀濤1912年去世，嚴復1921年去世,姚永概1923年去世，林紓1924年去世,馬其昶1930年初去世,姚永朴1921年南歸，先後教授於桐城中學、東南大學、安徽大學等,1939年去世。

【2】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13卷、補遺13卷，《桐城文學撰述考》4卷、補遺4卷，民國十八年「直介堂叢刻」2冊鉛印本。此書1974年由台北世界書局以《桐城文學淵源考.撰述考》為題出版,1989年由徐天祥點校，由黃山書社「安徽古籍叢書」出版。

【3】錢基博對於文章之學，有深湛獨到之見，其文學史著述在體例上也獨出機抒。他將「古文學」分為文、詩、詞、曲，而不取小說。在「文」類下分魏晉文、駢文、散文，其中散文即指桐城派。

【4】實則當時以「馬門三傑」見稱的除了李國松、葉玉麟之外，還有孫宣。參見《青鶴》三卷第二十一期《晴翠樓筆記》云：孫公達先生，桐城馬先生通伯弟子，與李公木、葉浦孫稱馬門三傑……」孫宣（1896〜1944),浙江瑞安人，為清代著名學者孫詒讓、孫依言、孫鏗鳴家族後人，字公達，號同旦,署朱廬。著述有詩抄、文抄、日記等，其《朱廬筆記》連載於《青鶴》。

【5】姚鼐：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惜抱軒文集》卷8《惜抱軒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4頁。

【6】梅曾亮：《答朱丹木書》，《柏梘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005年，第38頁。

【7】黃鼎元：《新語林敘》，《新語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第158頁。

【8】陳贛一：《清軍機大臣吏部尚書先六伯祖子鶴公家傳》，《甘#文集剩稿》，見《近代史料叢刊》第7輯《甘*詩文集》，第84頁。

【9】嘉慶十七年，「宣南詩社」中有五人（陳用光、劉嗣綰、吳嵩梁、李彥章、梁章鉅）曾正式拜翁方綱為師，稱詩弟子。關於翁方綱及其門下學詩之「蘇齋弟子」的情況，參見拙作《翁方綱發起「為東坡壽」與嘉道以降之宗宋詩風》，《清代文學研究集刊》第一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008年，第140 -180頁。

【10】祁寫藻：《太乙舟文集序》，《太乙舟文集》卷首，道光二十三年重刻本。

【11】關於梅曾亮的京師交遊與傳桐城古文義法的情況，請參見拙作《梅曾亮的京師交遊與桐城古文的流衍全國》，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學報》第十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21〜268頁。

【12】梅曾亮的父親梅沖與陳用光同為嘉慶五年（1800)舉人。

【13】梅曾亮在中舉后的第二年（道光元年）即入都應禮部試，以年家子的身份拜見陳用光，很得陳的賞識。

【14】參見拙作《梅曾亮的京師交遊與桐城古文的流衍全國》。

【15】胡先輸:《甘耪文集敘言》，見陳贛一《甘耪文集剩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5頁。

【16】胡先輸:《甘耪文集敘言》。

【17】陳贛一：《睇向齋授經圖記》，《青鶴》二卷九期。

【18】《青鶴》三卷四期「近人詩錄」有紫揚《題睇向齋授經圖》詩句「授經年少試為魁」，注云：君應縣試,居第一，年甫十四。

【19】湯斐予：《青鶴別敘》，《青鶴》一卷一期。

【20】陳贛一：《本志出世之微旨》，《青鶴》一卷一期。

【21】陳贛一：《本志出世之微旨》，《青鶴》一卷一期。

【22】湯斐予：《青鶴別敘》，《青鶴》一卷一期。

【23】湯斐予：《青鶴別敘》，《青鶴》一卷一期。

【24】《青鶴》四卷二十三期「本志第五卷名著要目預告」稱：本志出版以來，已屆五載，陸續發表未刊稿及孤本二百餘種，實開雜誌未有之例。」

【25】陳贛一《隨感·青鶴第四卷第一聲》有云：文化衰頹若今日，抱殘守闕，我取人棄，誠不免好事。而《青鶴》之已梓行者，高與案齊，則徒勞究非無益。其始慮成虛願者，證以西方之倫敦、華盛頓、紐約、巴黎、柏林、羅馬，東方之東京、小呂宋諸地，俱見《青鶴》之飛騰，未嘗不太息吾道之不孤，以是益不欲中道而廢。吾嘗奮然大號於眾，終不渝斯旨。」《青鶴》四卷一期。

【26】比如像袁思亮的《書姚郎中手稿卷子后》（《青鶴》一卷五期）、錢基博《栩園文集敘》（《青鶴》二卷四期）、夏敬觀《靈}軒文鈔序》（《青鶴》三卷四期）等。

【27】李國松師從馬其昶和陳三立，在馬門稱三傑之一，在陳門也有三傑之謂。

【28】黃孝紓、黃孝平兄弟雖也是閩籍，但自幼隨父在山東濟南知府任上，清亡后居家遷青島。黃孝紓1922 -1934年的十年間，為劉承干所聘主持嘉業堂藏書樓，並在上海南洋公學、暨南大學任教，其師承交遊不屬於一般所謂「閩籍詩人」。

【29】陳贛一：《青鶴周歲》，《青鶴》一卷二十四期。

【30】吳孟復：《桐城文派述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17頁。

【31】湯斐予：《青鶴別敘》，《青鶴》一卷一期。

【32】陳贛一：《青鶴又一年》，《青鶴》二卷一期。

【33】陳贛一：《青鶴又一年》，《青鶴》二卷一期。

【34】陳贛一：《青鶴三歲感畜》，《青鶴》三卷一期。

【35】湯斐予：《青鶴卷二導言》，《青鶴》二卷一期。

【36】湯斐予：《青鶴卷二導言》，《青鶴》二卷一期。

【37】李宣龔（1876〜1952),字拔可,號觀槿，又號墨巢，福建閩縣人。參見林寧《李宣龔的家世與生平》，《福州大學學報》2007

年第5期。

【38】陳衍:《石遺室詩話續編》（十一）《青鶴》二卷二十一期。

【39】參見曾光光《桐城派的傳承與傳統教育》（《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徐雁平《書院與桐城文派傳衍考論》（台北《漢學研究》第22卷第2期）等。

【40】錢基博：《現代文學史》，長沙:嶽麓書社,1986年，第159頁。

【41】錢基博：《現代文學史》，第171頁。

【42】錢基博：《現代文學史》，第176頁。

【43】錢基博：《現代文學史》，第11〜172頁。

【44】參見錢基博《現代文學史》中馬其昶一章。

【45】葉玉麟（1876〜1958),字浦孫，晚號靈貺居士，桐城人。

【46】參見廖太燕《民國舊式文人「潤例」談》，《書屋》2012年第9期。

【47】柯劭忞（1848〜1933),字風蓀，號蓼園，山東膠州人，光緒十二年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侍讀、侍講、京師大學堂總監督、清史館代館長、總纂。

【48】項純文：《敬孚類稿前言》，蕭穆：《敬孚類稿》，合肥：黃山書社,1992年，第2頁。

【49】這部分學者有傅增湘、葉恭綽、董授經、徐積余、劉翰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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