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抗戰游擊史

昨天推完七七事變的文後，有讀者說看不慣網上很多「果粉」胡說八道，想讓我們談談共軍在抗戰中的作用，然後我們發現也有讀者存在果粉的潛質……本來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基礎的歷史問題，相信網上正經點的歷史愛好者都有很清楚的認識，用不著我們獻醜。不過現實就是這樣，就像很多人都看過的這個標題套路一樣，80年過去了，有幾個人知道……所以借著機會還是稍微談下吧。不過換個思路，談談果粉嘴裡經常諷刺的游而不擊，積小勝為大勝等等，在國軍那裡是怎麼做的。最後，冬粉們懂得的，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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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談到游擊戰，大多數國人往往就像到了紅軍、八路軍、新四軍等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並將游擊戰當成中共的專利。實際上，游擊戰不僅被各國軍隊在特別條件下廣泛的使用，在抗戰時期就連國民黨軍隊也派出了不少兵力進行游擊戰，與共產黨軍隊一樣進入日佔區發展根據地，襲擊日軍的小規模部隊並破壞日軍設施，並取得了一些成果。

其實國軍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與紅軍的作戰中就認識到了游擊戰的威力，雖然國軍每次對紅軍的「圍剿」不論是武器裝備還是人員數量都存在數倍優勢，但是直到第四次圍剿仍然遭遇了全面失敗，這給蔣介石、胡宗南等國民黨高層留下了深刻印象。並開始研究游擊戰的特點，最終將其概括為「輕裝急進，便裝遠探，秘密敏捷，夜行曉襲」，在軍事訓練中加入了反游擊戰的內容，還下發了《剿匪手本》讓國軍各部學習。

隨著日寇的步步緊逼和國軍第五次「圍剿」的勝利，日軍侵略的威脅逐漸增大，而紅軍的威脅縮小，因此國軍內部開始研究如何抗擊日寇的戰略戰術，結果國軍高級將領不約而同的想到了利用游擊戰這一方式。國軍名將關麟征就認為：「只有用紅軍打我們的戰術，才能打倒日本。」

隨著1936年底「西安事變」的爆發和和平解決，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國共一致抗日，國軍方面有了更多機會接觸了解共軍游擊戰的戰法，進一步深化了對游擊戰的認識。在1937年3月由國軍參謀部制定的《民國二十六年度作戰計劃（甲案）》中便規定：作戰期間，應有專門機關指導民眾，組織義勇軍並別動隊，采游擊戰術，以牽制敵人，並擾亂其後方。共產黨方面也積極建言獻策，周恩來、葉劍英、朱德等中共重要人物都曾對如何在進行對日游擊戰上為國軍出謀畫策。

自1937年平津抗戰開始，國軍各部就開始嘗試組織游擊戰來對抗日軍，如宋哲元在1937年7月28日給二十九軍的作戰命令中就強調：「除主要地區京津兩市外，要採用游擊戰打發，集中兵力，設法殲滅孤立之敵」。7月底，蔣介石電令察哈爾省主席劉汝明要在敵後破壞鐵路，擾亂敵人，8月初又指示參謀本部「對各地敵軍後方預先編組別動隊，散伏便衣隊於社會」。

但此時以陣地戰、消耗戰為主要作戰方式的「正規戰」仍然佔據主流，如蔣介石在1937年8月18日的《告抗戰全體將士書》就明確寫道：「要多築工事，層層布防，處處據守，據守一天就要加強並擴充工事一天」透露出其明顯的陣地戰傾向，也就是說在此時，以蔣介石為首的國軍仍然將在日軍空軍、炮火優勢下死守防禦陣地作為主要的作戰方式，與日軍拼消耗，宛如第五次反圍剿時紅軍對國民黨軍做的那樣。

如此作戰，自然只能收穫失敗，隨著正面戰場的不斷失利，大片領土被日軍攻佔，國軍雖然不乏作戰英勇之人，但是「消極固守」的作戰方式無異於坐以待斃，至1937年底，整個河北地區已經基本被日軍侵佔。蔣介石也開始認識到問題所在，並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保存戰鬥力，持久抗戰，與消耗戰鬥力，維持一時體面，兩相比較，當以前者為重也。此時，各戰區應發動游擊戰，使敵於佔領各地疲於奔命也。」

在1937年冬於武漢召開的軍事會議中，白崇禧就提出：「應採用游擊戰與正規戰配合，加強敵後游擊，擴大面的佔領，爭取淪陷區民眾，擾襲敵人，使敵局促於點線之佔領。同時，打擊偽組織，由軍事戰發展為政治戰、經濟戰，再逐漸變為全面戰、總體戰，以收『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之效」，其中「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最終被定為抗戰的核心思想，也因為簡潔易懂而廣為流傳。（然而後半句經常被果粉拿來給國軍作戰無能丟失大量國土洗地，與最初的含義完全不同，國軍崩潰也並非因為執行了該思想）

所謂積小勝為大勝就是指利用游擊戰正規戰相結合的辦法爭取不斷的獲得殲滅小股日軍的勝利，以空間換時間則是利用廣大的國土與日軍進行反覆的拉鋸，最終撐到日軍難以為繼為止。要做到上述兩點，必須得到民眾的支持和幫助，甚至發展民兵部隊。如梁漱溟就認為「將來的對外戰爭，民兵制和游擊戰都是弱大的國家所應採取的」。蔣百里也認為「唯有長期抵抗，利用農村基地，以民兵為主力，打廣大的游擊戰，才能把日本拖垮。」可以說，用持久戰、游擊戰堅持抗日，幾乎成了當時社會各界的共識。

早在1937年9月，國軍就曾命河北保安旅改編為第181師在冀南進行游擊戰，10月又命萬福林、孫殿英部在冀西遊擊。1937年11月10日太原失守，蔣介石急令第二戰區所有部隊共30多個師轉至山區實施游擊戰，並令第一戰區衛立煌率領的第14集團軍約4個師留駐晉南參加游擊戰。最終，不少地方都建立了國軍游擊隊。

第一戰區在抗戰初期分別建立了豫東、豫北兩塊游擊區。其中豫東遊擊區為馮玉祥命人建立，1937年底，馮玉祥命宋克賓等人到豫東建立抗日武裝，因為馮玉祥的威望和全民同仇敵愾的抗戰熱情，一時之間從者如雲，半年多的時間便形成了一支八千多人的隊伍。1938年10月，新四軍彭雪楓部到達豫東，和宋克賓部共同抗日，兩軍攜手抗日，取得了不小的成績。

抗戰初期國共兩黨不僅互相協力，甚至不分彼此。如1938年時在第二戰區，第3軍、第14軍、第17軍、第44軍、第47軍、17師等部隊就曾在朱德、彭德懷的指揮下進行游擊戰，並與八路軍合作粉碎了日軍於1938年4月發動的集結三萬兵力意圖攻佔晉東南的「九路圍攻」，共殲敵4000餘人。

1937年底，第三戰區為了牽制日軍在華中、華北的行動，任命黃紹竑為浙江省政府主席兼第三戰區游擊總司令進行游擊戰爭，黃上任后在華中地區頻繁出擊，或者打擊日軍小股部隊，或者破壞公路、鐵路，在長江水域佈雷，在徐州會戰期間四面出擊，極大的牽制了日軍。在1940年還奇襲了馬當要塞，全殲守軍，並焚毀了要塞內的大量物資。

國、共游擊隊的頻繁活動成功的牽制了大量日軍，尤其在中、日兩軍進行會戰時更是如此，游擊隊的活動讓大量日軍動彈不得，難以出兵支援會戰中的日軍，在徐州會戰中表現的十分明顯，陳誠就認為：「目下敵軍在境內各戰場者，計共有五十五萬餘人，而參加台兒庄會戰，不過五六萬人，彼何不以不抽調他處兵力增援？此蓋因自採用游擊戰以來，各處圍殲其少部，襲攻其後方，即如山西境內，我方有二十萬之游擊隊，遂使敵五師團之眾，只能據守同浦路沿線，不敢離鐵道一步，其他平漢路以及江北江西浙西各戰場，均自顧不暇，邊言抽調，以遠水救近火乎？故台兒庄之戰勝，在戰略上觀察，乃各戰場我軍努力之總和，不可視為一戰區之勝利。簡言之，即我游擊戰、運動戰在戰略上之功效也。」

在這些大大小小的游擊區中，對日軍來說尤以華北為禍最大，因為華北不僅是國、共游擊隊密集活動的地方，更是侵華戰爭的重要基地，因此，1938年11月，日軍第10、15、27師團相繼調回華北，開始對華北地區進行「治安肅正」，即加強對華北地區的控制。

而也是在這一時期，日軍開始了對國軍方面「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認為可以「利用國共合作中的矛盾，盡量採用宣傳、謀略等各種手段，煽動兩黨間的摩擦，破壞兩者合作」。國軍方面也順勢而為，開始了疏於對日作戰，勤與中共「摩擦」的反動路線，並將主要精力從打擊日寇轉移到了削弱共產黨軍隊上。自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以來，國共雙方不再是精誠合作，而是互相掣肘，但是這種內耗反而導致了國軍在游擊戰方面形勢的急轉直下。

國民黨游擊隊在1940年全盛時期，曾擁有一百多萬的武裝力量並控制了大片敵後地區，從規模、數量上看已經大大多於共產黨的游擊隊。但是自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八字方針后，不僅對共產黨的游擊隊各種刁難甚至製造「摩擦」，連國民黨的游擊隊也進行各種限制。

國民黨如此轉變的原因，究其本質，是始終以蔣家王朝的存續為第一重要，國家民族大義均為次要，而中共因為積極抗日獲得的大量威望和聲譽以及迅速擴大的軍隊和根據地使蔣介石產生了害怕中共取而代之的恐懼，於是便用盡各種方法削弱中共，為此不惜與日本侵略者暗中合作。

在山西，情況自1938年底也開始走向了惡化。1938年12月至次年1月，1939年3月至月底，日軍發動了兩次對山西南部的掃蕩，這兩次掃蕩大大的打擊了以閻錫山為首的晉綏軍的實力，抗日意志也產生了嚴重的動搖。在日軍兩次掃蕩后的1939年12月，閻便在「八字方針」的影響和日軍的武力威脅下，將槍口轉向了中共，製造了「十二月事變」，開始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反動路線。這種態度的結果換來的便是1941年中條山戰役的慘敗。之後日軍為了拉攏閻，停止了對其的進攻，「胡蘿蔔加大棒」政策下，閻於1941年9月與日軍秘密簽訂了停戰協議，相當於停止了抗日。

不僅中共的發展讓蔣坐立不安，國軍游擊隊中大量非嫡系部隊的崛起也讓其無法接受，而且這些非嫡系的部隊往往都和中共有著不一般的關係。前文提到的宋克賓，本來在豫東與新四軍合作抗日，結果因為其與中共的良好關係，於1939年被免職，副手魏鳳樓在衛立煌的保薦下繼任，在豫東繼續與日寇周旋，並多次襲擊日寇據點、炸毀橋樑、收割電線，將部隊發展到一萬人左右，也多次得到了蔣介石的嘉獎，但最終也因為其「通共」的嫌疑，將其調離，沒有了優秀的領導，余部於1944年最終失敗。

而這些活動的最高潮，便是於1941年1月爆發的「皖南事變」，早在事變前，國民黨軍就製造了博山慘案、平江慘案等一系列針對中共的暴行，甚至喊出了「寧匪化,勿赤化,寧亡於日,勿亡於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以不掃」的反動口號。「皖南事變」之前，更是頻頻與新四軍摩擦，在新四軍獲得了反擊作戰「黃橋戰役」的大勝后，惱羞成怒的國軍一方最終集結八萬人對正在向長江以北行進的新四軍發動了突然襲擊，九千多新四軍只有兩千多人突圍，其餘的大部遇害，小部被俘。

皖南事變的發聲，頓時把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推到了風口浪尖，因為雖然自1939年以來國府多次攻訐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游而不擊、搗亂後方、破壞政府軍令政令統一等等，但是國府自1939年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以來，其公信力早已大幅下降，所以國內聲討浪潮仍舊十分高漲。並且，蔣的行為也觸怒了美、蘇，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給蔣介石的親筆信中明確強調：「美國在國共糾紛未獲解決之前，無法大量援助」，蘇聯方面甚至質問：「是否在於新四軍的衝突中使用了我們提供的武器？」並威脅要停止對國民黨方面的軍事援助。面對強大的壓力，蔣介石不得不暫時收斂，只能在日記中憤憤不平道：「新四軍問題，餘波未平，美國因受共產黨蠱惑，援華政策幾乎動搖」。

國軍的倒行逆施，不僅傷害了全國人民的感情，傷害了中共和支援抗日的友邦，還傷害了他自身。放棄抗日這一崇高目標轉而專註反共，導致了國軍內部的思想混亂和迅速的墮落。曾經抗擊日寇的國軍游擊隊，也迅速墮落為「游吃隊」，即「游安全之區、擊無辜之民，抗敵不足，殃民有餘」如大別山地區的國軍游擊隊將領李品仙就在大別山地區搜刮民脂民膏，並對心腹說：「抗戰勝利后，就不能亂搞錢了」，全然把抗日救國拋諸腦後。

如果說身處大別山區的李品仙仗著地利和自身的地位可以為所欲為，其他國軍游擊隊就不容易這麼安泰了。國軍一方在游擊戰政策上與共產黨極大不同的一點是，國軍經常將非嫡系部隊派遣去敵後進行游擊，並且始終在重要的補給和兵源補充上極為吝嗇，為了限制國軍游擊隊的活動，1939年5月國府出台了「游擊隊調整辦法」，雖然表面上的理由是「設法整理」，但是具體細則中的要求如「嚴禁徵發擾民」「禁止收編土匪民槍」「禁止擅自擴充」無一不是在限制游擊隊的發展。

眾所周知，中共游擊隊之所以能成功，和當地群眾建立了密切的聯繫是一大重要原因，中共游擊隊在日寇的威脅下與當地民眾建立了一種互利互惠的關係。有八路軍活動的地方，日軍小股部隊便不敢隨意活動驚擾民眾（相反，在抗日武裝不活躍的地方，日軍的行為可以說是無法無天），而如果有大股日軍的活動，當地居民便會為中共游擊隊通風報信，游擊隊也會幫助居民盡量撤離或者躲藏起來（俗稱「跑反」），當然為了投桃報李，當地民眾也會為中共游擊隊提供一些補給和幫助甚至兵員，最終形成一種良性循環。那麼所謂的「嚴禁徵發擾民」，無異於掐斷了這種可能，雖然國軍游擊隊有軍紀不佳的問題，但是如此規定，縱然有軍紀良好的國軍游擊隊，活動也大大受限了這也與蔣百里提出的「寓兵於農，使民有農之實，而民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的主張背道而馳。按照國府的規定，國軍游擊隊只能有國府一個補給來源，軍費、補給全由其所出，也就是說，如果國府方面斷絕補給軍費，國軍游擊隊的正當選項只有坐以待斃一條而已。

而「禁止收編土匪民槍」和「禁止擅自擴充」則明顯有著赤裸裸的限制意味，這無異於宣告禁止國軍游擊隊在敵後發展，只能維持現狀，而1940年又進一步嚴格規定「嚴禁任意收繳落伍官兵和地方團隊槍支自由擴充」，可以說，對國軍游擊隊的限制已經到了「防微杜漸」的程度。這導致各支國軍游擊隊如果僅靠中央撥款度日，無異於坐以待斃，但是若是自謀生路，便往往會迅速墮落，苦於無法籌集補給的國軍游擊隊往往會走向「偷運敵貨、毒品企圖厚利,或就地征糧不付價款,或因燃料困難燒毀人民器物門窗,甚或三五成群黑夜化裝擾民,行同土匪」的墮落道路。

而這種「防微杜漸」迎來的「碩果」之一就是1941年國民黨蘇魯皖邊游擊軍副總指揮李長江部的投敵。皖南事變后，中共軍隊在蘇皖地區元氣大傷，間接導致當地的不同派系之間的國民黨軍的矛盾激化了起來。當地的韓德勤部和李明揚部矛盾漸深，而因為韓德勤的較高地位，韓便利用職務之便，剋扣李明揚部的軍費，雖然因為李明揚部對日作戰勇敢，軍令部命軍政部對其發放經費，但是在韓德勤的作梗下，李明揚部「彈藥數年毫無補充，軍需給養，除中央補助十四萬元外，省府未能充分供給。」而根據1941年173%的通脹率，這十四萬元的價值也很值得商榷。

於是在1941年2月，日軍發動「蘇北戰役」期間，李明揚的副手李長江叛變投敵，而李長江在投敵後，也並不熱衷為日軍賣命，於是很快便被日軍毒害，並解除了兵權。可以說李長江的叛變投敵，其重要原因就在於國軍對於游擊隊的限制政策。這種限制束縛住了國軍游擊隊的發展，最終導致自1941年開始的國軍敵後戰場的「大崩潰」，大量國民黨游擊隊的將領和士兵投降日本，其中不乏龐炳勛這樣的抗日名將（下圖左），一時之間「降官如毛,降將如潮」，戰場的偽軍數量暴漲至八十萬，而至1944年，國民黨游擊隊則只剩下了27萬人，曾經遍布全國的抗戰根據地，也只剩零星幾塊。這導致的一個極為嚴重的結果就是，1945年抗戰勝利時，國軍需要美軍的飛機才能迅速接管重要城市，因為他們的成建制力量大多龜縮進了的邊遠地區。

從國軍游擊隊前期的戰國和發展規模來看，國軍方面並不是沒有人才，也並非不諳游擊戰。實是蔣始終認為大部分游擊隊是遊離於中央權威之外的武裝勢力，極難控制，並且容易受中共影響（從資料看，戰績較好的國民黨游擊隊，大多數與中共有聯繫），而恰恰這點，是國軍領袖蔣介石所不能容忍的。蔣介石早年一直強調要將建成一個「法西斯蒂」（法西斯的早期稱呼）國家，雖然因為國際形勢的變化，蔣介石自1933年以後再未明確宣揚，但是其本質並沒有變化，而法西斯與共產黨，始終是水火不容的。

不僅蔣的主張與共產黨的理念不合，蔣所代表的階級（官僚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也不可能接受在他們看來「均貧富」的共產主義。那麼結果不言而喻，蔣與共產主義者絕無調和的可能，共產主義者也深知蔣的本質，故始終對其抱有戒心。縱觀整個抗戰，國共合作的桌面下，雙方暗中角力的例子也是不勝枚舉，文中只是對軍事上的「摩擦」進行了簡單的介紹。正如白崇禧回憶所說的那樣：「於太行山東南要地實施游擊，支持達五年之久，牽制敵人，防止中共政權組織，對抗戰貢獻殊大」。

而具體到政策上，便如前文所闡述的，蔣對任何一點可能的共產主義的擴張都始終保持著全力壓制的態勢，即使這可能導致對日作戰的失利。對任何不完全服從於自己的非嫡系軍隊，也始終使用著古老的「一箭雙鵰」的把戲逼迫他們去與日軍作戰，以達到「打死日軍除外患，打死國軍除內亂」的目的，事實上，大多數由地方軍閥所組成的非嫡系軍隊確實在蔣的這種計策下被嚴重削弱甚至消滅。

但是被蔣所忽視的一點就是，中共的與國民建立親密關係的政治政策即「密切聯繫群眾」與「上下平等，官兵一致」的軍事政策以及「堅決抗日」的最高綱領讓中共始終能夠獲得從內到外的巨大支持。相比在軍紀上與日軍區別有限的國民黨軍隊（如前文提到的「游吃隊」），軍紀嚴明、作戰勇敢、並且待國民如親人一般的中共軍隊無疑更加能獲得國民的擁戴，而中共軍隊的這一外在表現則來源於中共軍隊內部「上下平等，官兵一致」的內部環境，反之國民黨軍隊內部「高低分明」的等級和長官隨時能以個人好惡操控士兵生死的絕對權力，更容易讓士兵將來自上級的壓力轉移到國民身上。遺憾的是，蔣介石從來沒能從根本上改變這種情況，再多的「整訓」也沒有在這方面進行任何的改變，而這也就是對非嫡系軍閥部隊屢試不爽的招數到了中共軍隊這裡便不起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蔣介石雖然在抗戰時期為了維持個人對整個的控制煞費苦心，甚至不惜自廢武功，將一度風生水起的國民黨游擊隊整訓、削弱、解散，但從最終的結果看，他的種種努力都不如美國的幡然醒悟，決定支持國民黨堅守台灣，成為遏制紅色的橋頭堡。

回顧國民黨軍隊進行游擊戰的歷史，可以明顯的發現，國民黨在游擊戰上的最終失敗，與其在1939年開始的脫離群眾、違背廣大民意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路線有著極大的關係。雖然國民黨也認識到游擊戰必須獲得民眾的支持才能持久，如1939年湯恩伯在和共產黨員進行交流后便恍然大悟道：「過去（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們打你們為什麼老打不過呢？一個原因是你們同群眾的關係是魚水關係」。閻錫山為了在山西推行游擊戰，也曾頒布一些減輕農民負擔的法令和對抗戰士兵的家眷給予補貼。由國民黨軍政府下發的《游擊戰綱要》更是明確要求敵後游擊隊「愛護民眾並組織而訓練之，使由親近而信仰合作」。但是為了能防止這些游擊隊尾大不掉，還是對其進行了種種限制政策，使他們只能依靠中央的撥款來維持，因為如果國軍游擊隊真的去「親近民眾」，最後的結果在蔣看來便是「通共赤化」，正如斯諾所說的「（國軍游擊隊）沒有獨立的軍事的、經濟的以及政治的基礎,所以多有瞬息之間即被殲滅」。但是「遠離民眾」的結果，自然就是游擊戰爭的失敗，國軍游擊隊在戰爭後期的極度萎縮，便是這一準則的明證。

可以說，蔣介石集團的本質決定了國軍游擊隊的最終衰落，因為他們從心底深處恐懼軍隊和民眾的密切結合，進而威脅到他們的獨裁統治。當然，如果從越南的例子看，蔣的擔心不是沒有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