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歷史書寫真的是可怖的」

第六屆坡州圖書獎（Paju Book Awards）9月15日在韓國頒獎，學者李伯重的《火槍與賬簿》獲得分量最重的著作獎。

坡州圖書獎旨在獎勵亞洲出版界的卓越成就，也是亞洲出版界最具分量和公信力的獎項之一。每年一般在五月份產生決選結果，九月初頒獎。坡州圖書獎包括著作獎、策劃獎、書籍設計獎和特別獎。評選範圍來自中日韓的母語原創作品，每年只選一種。往屆中方獲獎者及獲獎作品中包括了學者錢理群、葛兆光、設計師陸智昌及「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等。

評獎委員會認為，「《火槍與賬簿》一書的研究了橫掃整個東亞的變革潮流，總結東亞獨有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如諺語所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如今東亞正在經歷快速的全球化以及高速發展，自然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回顧歷史以及從中吸取教訓至關重要。它可以作為一個基於世界歷史以及出版史的研究範例。這一領域目前正在引起世界範圍內的歷史學家的注意。此外，整本書中，李伯重用更廣闊的視角提供了全新的觀點和闡釋。」

坡州圖書獎頒獎現場

「歷史書寫真的是可怖的」

文 | 李伯重

*文章節選自《火槍與賬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與東亞世界》「代結語」

魯迅先生在《狂人日記》中寫道：「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這個看法代表了「五四運動」前夕先進思想家對歷史的激烈批判，從今天來看或許有些過激，但是確實揭示了一個事實：歷史並不只有光明的一面，而且還有黑暗的一面。一個人如果只看到其中的一個方面，那麼他對歷史的理解就是不全面的。

以往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在談到歷史上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時，總是諄諄教導讀者說：與其他國家交往的歷史都充滿友誼。即使彼此發生戰爭，也被輕描淡寫地說成是「兄弟鬩於牆」；戰爭之後，「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大家又成了好兄弟，繼續共同譜寫友好的新篇章。這種說法自然是表達了歷史的「主旋律」，然而一切事物都有兩個方面。各國人民交往的歷史，既有鋪著鮮花和紅地毯的光明一面，也有流淌著血水和眼淚的陰暗一面。正因為歷史有這樣的陰暗面，所以布羅代爾說，以往的一切歷史從來沒有公正可言。以建構世界體系理論著稱的沃倫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也說： 「（歷史）書寫真的是可怖的。」本書所講的故事中，有一些就反映了歷史的這一面。布羅代爾說：「作為歷史學家，我的任務既不是要判斷資本主義的好壞，也不是要認定它守規矩或玩花招，而是要認識它或理解它。」對於早期經濟全球化，我在此也不是判斷它是好還是壞，而只是要認識它或理解它。既然這段歷史有今天我們看來陰暗的一面，那麼我們就應當正視之，這樣才能認識它或理解它。

火槍加賬簿

早期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特徵

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經濟全球化開始並迅速進展，導致東亞世界原有的秩序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又尚未建立。因此如同整個世界一樣，東亞世界也變成了一個無法無天的混沌天地。在這個混沌天地中，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成為國際行為準則。什麼人類之愛、公理正義、禮義廉恥等，在這裡都看不到蹤影。這裡經常能夠看到的是刀光劍影，聽到的是槍炮轟鳴。而隱藏在其後的，除了傳統的征服、掠奪和奴役外，更多的是商業利益。

西方的司法女神，披白袍，戴金冠，左手持天平，右手持長劍。這個形象來自古羅馬神話中的正義女神朱蒂提亞（ Justitia），英語中的「 justice」一詞就來源於此。如前所述，近代早期世界上最成功的企業——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形象是「左手拿著賬冊，右手拿著刀劍」。考慮到這個時期發生的軍事技術革命，我們可以把刀劍改為火槍。火槍意味著新型暴力，賬簿意味著商業利益，因此「火槍加賬簿」就是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世界的寫照。其含義是這個時期蓬勃發展的國際貿易與暴力有著程度不等的聯繫。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各種利益主體在相互交往中往往運用暴力。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一個原因是出於商業的性質和商人的本性。商業是一種有組織的為顧客提供所需的商品與服務的行為，通過以高於成本的價格賣出商品或服務來盈利。盈利是商業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動力。這種性質體現在從事商業的人（即商人）身上，因此商人的本性是求利。在求利的驅動之下，商人常常唯利是圖，不擇手段。古希臘哲人柏拉圖這樣評論商人：「一有機會盈利，他們就會設法謀取暴利。這就是各種商業和小販名聲不好，被社會輕視的原因。」另一位哲人亞里士多德也說：

「（商人）在交易中損害他人的財貨以謀取自己的利益，這是不合自然而且應該受到指責的。」古羅馬政治家和學者西塞羅更認為商人是卑賤的、無恥的，因為他們「不編造一大堆徹頭徹尾的謊話就撈不到好處」。

在古代的東亞世界，商人也因唯利是圖、重利輕義而備受指責。唐代詩人元稹在《估客樂》詩中，對當時商人的唯利是圖、重利輕義做了生動的描述：

估客（即商人）無住著，有利身則行。出門求火伴，入戶辭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莫所避，求利無不營；火伴相勒縛，賣假莫賣誠；交關但交假，本生得失輕；自茲相將去，誓死意不更。亦解市頭語，便無鄉里情。

正是這種貪慾，驅使商人不憚風險，走遍天涯海角：

求珠駕滄海，采玉上荊衡。北買党項馬，西擒吐蕃鸚。炎洲布火浣，蜀地錦織成。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費，不計遠近程。

到了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經商求利成為時代的主旋律。由於國際貿易空間空前擴大而共同遊戲規則尚未建立，商人貪婪的本性在這個廣闊無垠同時又無法無天的天地里更加暴露無遺。為了利益的最大化，他們無所不用其極。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登寧的話說：「資本逃避動亂和紛爭，它的本性是膽怯的。這是真的，但還不是全部真理。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 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 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 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 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 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走私和販賣奴隸就是證明。」這段話也是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東亞世界國際貿易中商人的絕佳寫照。

舊時荷蘭東印度公司商船

這種對於商業利益的狂熱追求，使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汪直等人會背棄父母之邦，成為倭寇首領；為什麼鄭芝龍在明朝、日本、荷蘭之間縱橫捭闔，今日是友，明日為敵；為什麼一些「兄弟之邦」，一轉眼就反目成仇，成為刀兵相見的敵人。這些現象背後就是一個詞：利益。正如 19世紀英國首相巴麥尊（ Henry John Temple, Lord Palmerston）所言：「一個國家沒有永遠的朋友，僅有永遠的利益。 」（A country does not have permanent friends，only permanent interests.）在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東亞世界，情況就是如此。

「惡創造歷史」

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歷史發展的動力

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東亞世界的「火槍加賬簿」，導致了諸多在今天不能容忍的惡行的出現和滋生。但是這裡要說的是，這些惡行不僅是早期經濟全球化的產物，也是經濟全球化賴以出現和進展的必要條件。換言之，這種惡乃是推動人類社會從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發展的動力。

「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是一個重要的哲學命題。早在 19世紀初，黑格爾就已提出了這個觀點。他在《歷史哲學》中說：「我現在所表示的熱情這個名詞，意思是指從私人的利益、特殊的目的，或者簡直可以說是利己的企圖而產生的人類活動——是人類全神貫注，以求這類目的的實現，人類為了這個目的，居然肯犧牲其他本身也可以成為目的的東西，或者簡直可以說其他一切的東西。」恩格斯對黑格爾的這個觀點大加贊同，說：「有人以為，當他說人本性是善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一種很偉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記了，當人們說人本性是惡的這句話時，是說出了一種更偉大得多的思想。」恩格斯進而指出：「在黑格爾那裡，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的表現形式。這裡有雙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神聖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慾——貪慾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槓桿，關於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資產階級制度的歷史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持續不斷的證明。」不僅如此，恩格斯還認為這種貪慾是文明社會賴以出現的原因：「文明時代以這種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會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們最卑劣的衝動和情慾，並且以損害人們的其他一切稟賦為代價而使之變本加厲的辦法來完成這些事情的。鄙俗的貪慾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動作用的靈魂：財富，財富，第三還是財富——不是社會的財富，而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單個的個人的財富，這就是文明時代唯一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目的。」馬克思在《 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也引證英國學者曼德維爾的一段話並給予高度評價：「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稱之為惡的東西，不論道德上的惡，還是身體上的惡，都是使我們成為社會生物的偉大原則，是毫無例外的一切職業和事業的牢固基礎、生命力和支柱；我們應該在這裡尋找一切藝術和科學的真正源泉；一旦不再有惡，社會即使不完全毀滅，也一定要衰落。」正是在這種道德上的「惡」造就了早期經濟全球化，它借「火槍和賬簿」，把世界各地人民日益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這就是「惡創造歷史」的具體表現。

《拍賣奴隸》 [法]讓-萊昂.熱羅姆 聖彼得堡冬宮藏

那麼，這種情況是否就是命定而不可改變的呢？我的回答是：雖然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但是我們也要承認在某一個時刻，歷史發展面臨多種可能的道路，而非僅只有一條道路。否則，我們就將陷入歷史宿命論的泥潭了。由此出發，我們來看看在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東亞世界，是否有可能建立一種得到各方接受的國際秩序呢？

很顯然，這種國際秩序不可能由私人機構或者社會團體建立，而只能由國家建立。道理很簡單，因為國家是所有社會組織中最強大的。著名社會學家蒂利指出：因為國家控制著「毀滅手段」這種最極端的力量，因此國家可以被視為專門的、唯一合法的保護費勒索者。這個看法，對於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情況來說再合適不過了。如果國家不夠強大，或者國家採取錯誤的政策，就會導致國際貿易無序化，而這種無序化的結果必然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成為國際行為準則。

早在其 1527年出版的《論商業與高利貸》中，馬丁 ·路德（Martin Luther）就對歐洲國家在建立貿易的合理秩序方面的失職及其結果做了酣暢淋漓的描述：「現在，商人對貴族或盜匪非常埋怨，因為他們經商必須冒巨大的危險，他們會遭到綁架、毆打、敲詐和搶劫。如果商人是為了正義而甘冒這種風險，那麼他們當然就成了聖人了……但既然商人對全世界，甚至在他們自己中間，干下了這樣多的不義行為和非基督教的盜竊搶劫行為，那麼，上帝讓這樣多的不義之財重新失去或者被人搶走，甚至使他們自己遭到殺害，或者被綁架，又有什麼奇怪呢？……國君應當對這種不義的交易給予應有的嚴懲，並保護他們的臣民，使之不再受商人如此無恥的掠奪。因為國君沒有這麼辦，所以上帝就利用騎士和強盜，假手他們來懲罰商人的不義行為，他們應當成為上帝的魔鬼，就像上帝曾經用魔鬼來折磨或者用敵人來摧毀埃及和全世界一樣。所以，他是用一個壞蛋來打擊另一個壞蛋，不過在這樣做的時候沒有讓人懂得，騎士是比商人小的強盜，因為一個騎士一年內只搶劫一兩次，或者只搶劫一兩個人，而商人每天都在搶劫全世界。……以賽亞的預言正在應驗：你的國君與盜賊做伴。因為他們把一個偷了一個古爾登或半個古爾登的人絞死，但是和那些掠奪全世界並比其他所有的人都更肆無忌憚地進行偷竊的人串通一氣。『大盜絞死小偷』這句諺語仍然是適用的。羅馬元老卡托說得好：小偷坐監牢，戴鐐銬；大盜戴金銀，衣綢緞。但是對此上帝最後會說什麼呢？他會像他通過以西結的口所說的那樣去做，把國君和商人，一個盜賊和另一個盜賊熔化在一起，如同把鉛和銅熔化在一起，就像一個城市被焚毀時出現的情形那樣，既不留下國君，也不留下商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引用了這段話，並且指出：「佔主要統治地位的商業資本，到處都代表著一種掠奪制度在古代和新時代的商業民族中的發展，是和暴力掠奪、海盜行徑、綁架奴隸、征服殖民地直接結合在一起的；在迦太基、羅馬，後來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蘭人等那裡，情形都是這樣。 」

因此，倘若國家不能或者不願來建立合理的貿易秩序，國際貿易就是一個叢林，而從事國際貿易的商人就會成為強盜、竊賊、騙子。而上帝就利用魔鬼，假手他們來懲罰商人的不義行為。這正是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東亞世界所發生的情況。

置身新世局

晚明國家的責任與失敗

導致「叢林法則」成為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東亞世界國際行為準則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當時東亞世界最主要的國家——，未能充分認識變化了的國際形勢，在創建一種國際新秩序方面未能發揮積極作用。相反，面對蓬勃發展中的國際貿易和風雲變幻的國家政治軍事形勢，明朝反應遲緩，行動不力，因此不僅未能充分利用新形勢帶來的機會，反而被新形勢帶來的挑戰弄得焦頭爛額，最後走向滅亡。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贊同「晚明是近代化的開端」這一說法。 2008年《河北學刊》與明史學會組織了「晚明社會變遷與早期近代化」的專題討論。在會上，明史學會會長張顯清先生明確提出「晚明是早期近代化的開端」的觀點，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兩個方面考察了晚明社會發生的變化，結論是「早期近代化歷程在晚明起步」。

史景遷用優美的文筆，對晚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做了如下描寫：

在 1600年前後的文化生活繁榮興盛，幾乎沒有國家可以與之相提並論。如果枚舉 16世紀晚期成就卓著的人物，比較歐洲的社會，不難發現，同一時期取得的成就在創造力和想象力上皆毫不遜色。

16世紀晚期，明朝似乎進入了輝煌的頂峰。其文化藝術成就引人注目，城市與商業的繁榮別開生面，的印刷技術、制瓷和絲織業發展水平更使同時期的歐洲難以望其項背。

然而此時的卻已充滿危機，實際上是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 1600年以後的情況，不僅與之前的繁榮和安定形成鮮明對比，更與西歐一些國家的發展背道而馳。正如史景遷所說：

「即使把這一時期看作『近代歐洲』誕生標誌已成共識，卻很難視之為近代的明確起點。當西方馳騁全球，拓展視野，在探索世界的領域中獨領風騷時，明朝統治者不僅禁止海外探險，喪失了認識世界的機會，而且自拆台腳，不到五十年就將自己的王朝斷送於暴力。 」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巨變？以往人們提出了多種解釋，從萬曆怠政、魏忠賢專權等傳統說法，到在「階級鬥爭」史觀和「資本主義萌芽」史觀下提出的諸多觀點，可謂多姿多彩。這些觀點都有一個共同的立場：明朝滅亡是歷史的必然。但是 20世紀西方最偉大的社會經濟史學家布羅代爾指出：「在探討帝國興衰之時，最好能避免受到這樣的誘惑，即在知曉帝國終有一日強大的情形下過早地尋找其強大的徵兆，抑或在了解帝國終有一日滅亡的情形下過早地預測它行將崩潰。」雖然明朝滅亡的原因很多，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明朝當政者至遲從嘉靖朝就認清新的國際形勢，採取積極的應對方式，那麼未必沒有可能逐漸走向近代社會。

（傳）鄭和版世界地圖

那麼，處在歷史十字路口的晚明為什麼不能選擇另外一條道路呢？我的答案是：不僅未能選擇另外一條路， 17世紀大多數國家也如此，因此的情況不足為奇。

從全球史的視角來看，晚明所遇到的危機並非偶然，而是世界史上著名的「 17世紀總危機」（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的一個部分。學界對「 17世紀總危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歐洲。在 17世紀，歐洲各國在政治、經濟、宗教、外交等方面的各種矛盾和衝突集中爆發，表現為此起彼伏的政治革命、貴族叛亂、民族起義、宗教衝突、農民暴動及城鄉騷亂，等等。由於各國情況不同，危機的表現形式和發展程度以及危機的內容、性質、進程、結果等都大不一樣。在荷蘭、英國等少數西北歐國家，政治改革和社會運動取得了勝利，建立起了有利於近代經濟發展的新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成為國際競爭中的勝利者。而其他國家則未能順利渡過危機，因此在危機后的發展顯然遲緩，其中諸如西班牙、葡萄牙這些先前的世界強權更日益衰落，成為國際競爭的失敗者。

這次危機也存在於東亞世界。危機之前，、日本等國在經濟上似乎都是一片昇平氣象，而到了 17世紀，的明朝崩潰了，日本也出現了嚴重的經濟衰退，出現了「寬永大飢荒」。

在 17世紀 40年代，日本的食物價格上漲到空前的水平，許多百姓被迫賣掉農具、牲畜、土地甚至家人，以求生路，另有一些人則盡棄財物，逃至他鄉，多數人生活在悲苦的絕望之中。由於白銀產量大幅下降，日本的購買力受到嚴重影響。 1635年，德川幕府禁止日本人到海外貿易，並於 1639年將葡萄牙人逐出長崎，還嚴格限制外國與日本的貿易。結果是許多富商嚴重受創，甚至有的在債權人的高壓之下自殺身亡。經濟衰退導致了社會動蕩，爆發了日本有史以來最重要的一次起義，即島原大起義（亦稱「天主教徒起義」）。幕府費盡周折，使用了駭人聽聞的殘忍手段才將起義鎮壓下去。面對日益惡化的經濟形勢，幕府實行了新政策以改善民生，並頒布了一系列「節約和限制消費令」，遏制武士和商人階層的奢侈行為，以此緩解被幕府視為「走投無路」的農民的負擔。但在此時，日本的銅產量大大提高，提高了日本對華貿易的購買力，使得日本可以改善其經濟。這些措施和情況，使得日本比更快地從「 17世紀總危機」中恢復過來。但是這場危機也嚴重削弱了日本在東亞世界國際競爭中的相對實力，從另外一個方面說明了為什麼日本德川政權放棄了豐臣秀吉的海外擴張野心，而奉行一種閉關自守、「潔身自好」的政策。

由於各方面的原因，明代未能通過這場危機，淪為失敗者。繼之而起的清朝，採取了若干措施，緩解了嚴峻的經濟狀況和尖銳的社會矛盾，使得危機得以結束。到了 18世紀，從危機中全面走出，出現了新的繁榮。不過，因為這些措施並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所以也未能像荷蘭、英國等國家那樣建立起一種適合近代經濟成長的體制，從而為 19世紀的失敗埋下了伏筆。如果我們追溯近代化的歷史過程，或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晚明這個歷史的十字路口，未能抓住機遇，從而和世界大多數國家一樣走上另外一條路。由於這個選擇導致的「途徑依賴」，使得不得不再等上兩個世紀，才又在新的（或許是更為不利的）國際環境中，重新開始近代化的進程。這個曲折經歷，令我們今天在讀這段歷史時感嘆不已，也令我們深感肩上的歷史使命，不能重蹈覆轍，再失去歷史的機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1

ISBN：9787108056740 定價：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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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訊 | 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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