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國藩撰、李晶譯：《猴子與僧人》前言

譯者記：

美籍華人學者余國藩教授（Anthony C. Yu, 1938 –2015）是美國芝加哥大學宗教與文學博士，曾執教於芝大近四十年，是《西遊記》第一部英文全譯本的譯者（全書共四卷，於1977至1983年出齊）；后應讀者要求，從全譯本中揀選內容並修訂打磨出節譯本《猴子與僧人》（The Monkey and The Monk），2006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

余國藩先生

此文系他為節譯本所撰前言，文中簡要介紹了《西遊記》原著的演變過程、內容要略、人物形象、宗教特色及作者的著作權問題，並交待了自己譯介《西遊記》的緣由。此文過去未見中文版，此處譯出，祈就教於同好。

《猴子與僧人》前言譯文

《西遊記》的故事梗概建立在著名的唐僧取經故事的基礎上。

玄奘（596？-664）從東土大唐出發，去往遙遠的印度求取當時大唐沒有的佛家經卷，對他信奉的那一支教宗而言，這些經卷都是經典。

玄奘郵票

玄奘出發時是遮遮掩掩的，因為當時的皇帝唐太宗（ca. 600-649, r. 626-649）明令禁止國人去往西方邊境。這種違禁行為一旦為人發現，他有可能獲罪被捕甚至會被處死。

不過，到他回國的時候情況就好多了。玄奘的取經之旅漫長而艱苦，前後遷延了將近十七年（627-644）。

回到大唐之後，他不僅取回了想要的真經，還迅速獲得了皇家的認可與資助。唐太宗將他安置在當時的國都長安（當今的西安），他在那裡度過了餘生的二十年時光，成為翻譯印度佛教文獻的大師。

朝廷下令幫他招募了一批合作者，他帶領這些人為百姓將大量佛經譯成了中文，共計七十五部或1341卷，這一成就超越了歷來所有的經卷翻譯者，後來也無人能及。

《猴子與僧人》

直到今天，相關地點（譬如玄奘埋骨之處大雁塔）和他身為佛教領袖奉獻畢生精力的遺址都還在，遊客到西安都可去游賞。

在虔心事佛的偉業中，完成此類長途跋涉者不獨玄奘一人；不過，在中亞和印度可見的關於他這段經歷的記錄與記載（有他本人的，還有他去世后眾弟子寫下的）都使得玄奘成為歷史上聲名最為卓著的宗教人士之一。

他走到了絲綢之路一代及更遠處，其間忍受的種種困頓與磨難，在旅途中各階段的宗教活動，他那不可遏制的熱切精神與令人驚嘆的學術成就，以及皇家給予他的隆重恩遇，所有這一切合力將他塑造成一名文化英雄。

余國藩譯本《西遊記》

然而，這位英雄的故事在民間與文學想象中的記載迅速偏離了已知的史書與史實，變得獨具特色。

大約過了千年後，通過各種媒介，無論是口耳相傳還是筆墨故事（文字片段、詩意短文、散體短篇小說、形製成熟的戲劇，還有長篇白話小說），到明代演化出最終版本，成為盡人皆知的四大名著之一。

至此，《西遊記》已從一位俗世僧人的朝聖功績演化為這樣一個取經故事：帶有奔波探險、奇幻想象、幽默諧趣、社會諷刺與政治諷刺，以及建構在錯綜複雜的宗教融合物之上的嚴肅諷喻。這部由取經之旅演變而來的虛構小說裡面，有三大要素。

余國藩先生

第一大要素關係到這位取經人的來歷與性情。與有據可考的歷史背景及玄奘經歷完全相反，戲劇或宗教性文本（譬如明代晚期出現的各種「寶卷」）等虛構文學中的唐僧身世是這樣的：

他在東南沿海地區出生長大，當初父親遇害身亡，母親居孀，被強盜擄走強暴，生下他之後將他遺棄，一家寺廟的長老收養了他；長大成人後，他為父母報了仇。

如眼下這部節譯本中第八至十三回所述，佛家的「天意」在故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切因由最終都導向唐朝皇帝選擇玄奘來做取經人。

在這部重新書寫的歷史中，平民僧人本身的宗教熱忱改換為多重動機，烘托起這份宏圖大業：佛祖慈悲為懷，發願將佛家經卷作為普度眾生的禮物，賜予東土大唐罪孽深重的人；與之對照的還有小說中取經人的宗教奉獻與政治忠誠（對於皇命與皇恩）。

余國藩譯本《西遊記》，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史書記載的取經之旅雖為一位虔敬熱誠的僧人秘密啟程的越規行為，小說中的這趟旅程卻是佛祖預先曉諭的，又有觀音（各宗教中最得人心的慈悲女神）全程照拂，並且是受唐朝皇帝熱情委派的。

這次虛構化旅程的第二個鮮明特色在玄奘收下一位形似猴子的徒弟時出現。這位動物樣貌的護衛型侍者身懷無窮無盡的智慧與神通，此形象與取經人之間的聯繫早在十二世紀流傳的故事片段中已然可見，後來的敘事文學中又有發展，不過，直到晚明這部長達百回的小說中，這位形似猿猴的角色才得到了最充分、最引人入勝的詳細描繪。

《猴子與僧人》插圖

小說中為玄奘首徒賦予了重要意義，從章節的鋪敘中即可看出：

開篇整整七回的內容都在敘述孫悟空的降世與成長，他在玄妙的道家修鍊中的訓練與收穫，以及他上天入地無所畏懼的探險，直到大鬧天宮的高潮——這些片段足以當作獨立的故事來讀，也的確改編成了京劇及其他戲曲作品。

孫悟空被佛祖親自出馬制服並囚禁起來，後來一旦皈依佛教，就成了玄奘最有本領、最忠誠的弟子。

《羅摩衍那》

猴子那片刻不寧的靈性、武力與法術，還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都讓現代中外讀者想起其他文化里另一位猿猴似的英雄：偉大的印度史詩《羅摩衍那》（Ramayana）里的哈奴曼（Hanuman）。該史詩相傳為詩人跋彌（Valmiki，又譯蟻垤）所作。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之間，學術界在這兩個故事之間的關聯性上一直含糊其辭，原因首先在於一直未有可足為據的文本或史料。

不過，更晚近的研究終於漸漸發現了一些文獻，有可能從不同方面說明：佛教重要文獻中的羅摩衍那故事自譯成中文後已廣泛流傳。

剪紙孫悟空

不僅如此，除了兩位神猴形象特徵的高度相似（都有打鬥中的勇氣與本領，都會飛，都慣於鑽入敵人腹中制敵）之外，兩個故事中還有一些驚人的類似，如多處描寫細節和不同片段的情節等等，無不令人懷疑，這些若說是巧合，不如說是一種更充分的闡釋。

玄奘踏上朝聖取經之路時，他的小團隊已擴展到五個成員：一位僧人帶著四個徒弟：猴子之外，還有一個半人半豬的喜劇性角色（實為從天宮貶落人間的道家神仙），一個感化過來的食人怪（另一位遭貶的道家神仙），一條年少犯錯受罰的小白龍，化身為馬充任坐騎。

《余國藩西遊記論集》

這種已知的歷史與長篇小說之間的鮮明對比標誌著取經之旅虛構化過程中的第三個顯著演變。前者系一位虔敬僧人的獨自奉獻，後者則代表著一組虛構角色的綜合影響。

這些虛構角色在故事中又可從多方面來理解——作為某種人格的不同方面，或是一段征程（某種內在探索，無論是關於道德上的自我修鍊、精神的啟蒙，或是修鍊長生不老之術）中的多項要素，再或者作為一個社會中形形色色的個體。

進一步而言，這個小團隊組成的世界蔓延到了整個天地，無論是自然社會還是超自然的，都由古代社會多文化的宗教想象生髮而來。

《紅樓夢、西遊記與其他：余國藩論學文選》

敘述者的聲音貫穿了整個長篇故事，雖不張揚卻無處不在。事實上，這個聲音提供了一種連貫的自發評論——通常是通過插入段落和新故事段落開始前的散體文簡介——溫和地提醒著讀者，此處或許會有諷喻出現，即便是在妙趣橫生的生動描述中，譬如關於喜劇性的打鬥、稀奇古怪的角色、非同尋常的經歷、還有格外精彩的精神或體能上的精湛技藝的展示。

為了塑造出一個與佛教史文獻迥然不同的故事，作者明顯大量運用了諺語和專門用語，其來源既有道教典籍，還有一個通常稱作「三教合一」的變動不居的潮流，此潮流自宋代肇始並繁盛，到了封建社會晚期，已經深入上至官府精英，下至商人、書吏等各個階層，乃至平民百姓當中。

余國藩先生

明清時期，這一潮流常在小說及小說評批中流傳並格外鮮明。這種「合一」真正是一種闡釋學意義上的混合，傳統儒、道、釋中各種大不相同的概念、類別被有意地融為一體。

從原著第二回中須菩提吟詠的詩句中可見，我們的小說作者對此知之甚詳。這位不知何宗何派的大師第一次向美猴王傳授長生之道等神奇本領時吟道：

說一會道，

講一會禪，

三家配合本如然。

此處提到的「三家」自然是指上述三種宗教傳統。關於這一宗教合併，另有一處更明確的指示出自佛祖口中，小說開始不久（第八回），他聲言這些經卷「乃是修真之徑，正善之門。」

余國藩《重釋石頭〈紅樓夢〉中情慾與虛構》

到故事結尾處（此譯本的第二十八、二十九回），更加健談地提到，這些經卷「雖為我門之龜鑒，實乃三教之源流。」古往今來真正的佛教徒聽到這種說法應該都會震驚不已的。

誰是這部想象力恢弘繁複的敘事作品的作者呢？這部長達百回的小說足本於1592年在南京出版（公認最早的權威版本），但既無匿名編者也無具名出版商，更無序言等內容的作者，可為這個問題提供一絲半縷的線索。

吳承恩塑像

學者從二十世紀初的數十年間已開始集中關註明代小官吏吳承恩（ca. 1500-1582），認為他很有可能是小說作者，根據在於吳承恩是一位詩藝高超又非常多面的詩人（對得上散佈於全書敘事中共計一千七百餘首各種類型與風格的詩詞），另外他還喜愛怪談異事的傳說與作品，又以善諷刺和寫作諧談著稱，是東南沿海地區淮安人。

自十七世紀以來，讀者明顯可以看出，《西遊記》的敘述語言里含有大量口語化的表達，那種特殊的方言正是淮安話。

重中之重的一點還有，明代天啟年間（1621-1627）的淮安縣誌中，吳承恩的名下列有數種作品，其中赫然有《西遊記》在內，儘管後來再無研究者發現過確鑿信息，能夠確定這部《西遊記》究竟是什麼作品。

阿瑟·韋利譯本《西遊記》，1985年出版。

這些關於吳承恩著作權的爭議自然不應無視，也就無法得出公論說他就是小說作者，現代日本與歐洲學術界也不斷質疑。

更近一些時候，有些學者再次探尋統一道教某些分支的歷史，試圖找到關於《西遊記》作者身份的線索，以及原著的問世背景。

雖然作者難明，這部小說卻從出版之日起就贏得了廣泛閱讀，不僅在各地區、各社會階層中；過去四個世紀以來，通過越來越多的翻譯和不同媒介的改編，也在其他民族、其他國家和地區中傳播開來。

改編形式有圖畫書、漫畫、遊戲、京劇與地方戲、皮影戲、廣播節目、電影、電視連續劇，據報道還有一部西方歌劇也在製作過程中，此外還有英美人士的多種改寫，譬如毛翔青, 湯婷婷, 瑪麗·齊默爾曼, 黃哲倫等 。

余國藩譯本《西遊記》

我為《西遊記》勞神耗力始自1970年，動機有二：

一是希望能糾正阿瑟·韋利節譯本中描繪的故事，該譯本備受歡迎與讚譽，卻扭曲了原著 ；

二是想重新平衡對原著的評論，學者外交家胡適博士曾為阿瑟·韋利的英譯本寫過一篇有影響的序言，斷言「《西遊記》與佛家、道家、儒家評批者的一切諷喻性的解讀無關，純為一部幽默之作，多有無稽之談與善意的諷刺，再就是令人開懷的娛樂。」

我最早接觸這部精彩小說還是在兒時，先祖父親自為我開蒙，教法溫和而不乏技巧，他正是用《西遊記》做課本來教我讀書識字的。

那是在大陸，日寇侵華時期的戰亂年間。那段學習使我深信，這部敘事作品恰恰是世界上最精妙的諷喻之作。

後來我花費了十三年時間鑽研、翻譯此書，又在芝加哥等地數十年間為學生講授這部作品，由此成為一名快樂的見證者，見證關於此著的學術研究與闡釋的各種新轉折。

《的政治與宗教》（State and Religion in China）

大家遠程合作的研究結果已證明，宗教內容不僅對小說的接受與成型至關重要，也幾乎是此著中承載的獨特內涵，並且這種內涵不必與「幽默，無稽之談與善意的諷刺，再就是令人開懷的娛樂」相衝突。

1983年，我翻譯並註釋的《西遊記》英譯本出版，是此著的首部英文全譯本 。

不過，這個全譯本未能逃脫命運的諷刺。四卷本剛出齊不久，遠近的朋友與同仁就紛紛抱怨全書篇幅太長，太不切實際——對一般讀者閱讀是這樣，用作教學用書也是如此。年復一年，我都抵擋住了他們的請求，沒有動手裁出一個縮略版。

阿瑟·韋利譯本《西遊記》

不過到如今不得不說，韋利教授的節譯本自有道理——儘管眼下我這個縮略版仍舊盡量有別於他的譯本，儘可能地將選譯的諸片段的文本特色淋漓盡致地傳達出來（自第十六回開始，每回開端都用數字括注了本回內容對應四卷全譯本中的哪一回）。

余英時悼余國藩詩

感謝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提供機會為我出這個節譯本，還要謝謝他們在拼音方面給我的技術支持，幫助我將羅馬化字詞轉成拼音並做出大量修訂。我非常期望這部「折扣」版小說在文學效果上不要打折扣，並能喚起讀者共鳴，進而樂於去領略全譯本的豐饒內容。

2005年八月

《文化記憶與藝術新形態——以《西遊記》的記憶空間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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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載於《文化記憶與藝術新形態——以〈西遊記〉的記憶空間為中心》一書，張同勝主編，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5月版，經譯者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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