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宇燕：制度是如何起作用的 | 《經濟發展與制度選擇》

最近我社出版了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教授《經濟發展與制度選擇》一書，受到了讀者、學界和媒體的廣泛關注。我們特將本書的跋與結束語摘編，以饗讀者。

把26年前寫的博士論文重新出版還是需要些勇氣的。雖然那時改革開放已有10多年，但學術界對外部世界的了解或與國際學術界的交往，與今天的互聯網世界相比卻有不小的差距。這種差距集中表現在文獻的獲取上。當年社科院圖書館和北京圖書館是我經常光顧的地方，但許多著作和期刊還是難以找到，即使找到了，有些期刊也不准許借閱。以今天的眼光看待本書，最讓我衝動的就是補充和更新文獻。2000—2015年，我在社科院研究所院連續講授制度經濟學原著選讀這門課，和學生們先後共同研讀討論了上百篇國內外文獻，並且撰寫了數十篇基於制度經濟學分析架構的論文和文章。時至今日，對於本書的主題——經濟發展與制度選擇，自我感受也深入全面甚多。關於制度的定義、制度的起源與演進機理、制度的功能、制度與人類行為之間的互動、人類行為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我今天都可以給出更為細緻精確的分析。既然如此，那還有什麼必要再版此書呢？

糾結一段時間后，我覺得重印此書的理由也是成立的。儘管四分之一世紀前我所掌握的文獻遠不夠充分，但本書的基本邏輯和結論，在今天看來大體還都站得住腳。對經濟發展或長期經濟增長而言，「制度是起作用的」，或者說得極端一點，「唯有制度在起作用」，作為本書的基本命題，在過去的多年間已為越來越多的經驗和理論所證實或支持，特別是得到了經濟奇迹的強力驗證。當今對「制度」的經典定義之一來自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之一道格拉斯•諾思於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制度是人們之間的博弈規則，它可進一步分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撰寫論文期間我沒能讀到諾思的這一著作，不過在梳理了國內外部分學者尤其是沿襲舊制度經濟學凡勃倫—康芒斯知識傳統的「后制度經濟學」之後，我最終把制度定義為「習慣」與「規則」之和，而且後來發現，「習慣」與「非正式制度」、「規則」與「正式制度」幾乎毫無二致。

當年順著邏輯提出的一些概念或命題，經過20多年的錘鍊開始變得愈發具有解釋力或值得深入探索。這其中「制度非中性」概念就是一例，它指的是在同一制度下不同的人或人群所獲得的東西是各異的；而那些已經或將會從某種制度安排中獲益的個人或集團，必定會竭力維護或創立這種制度。在此，制度作為一種保障或拓展權力與利益的工具，成為人們特別是國家間競爭的對象。在當今的全球治理博弈中，在各國內部不同利益集團的討價還價中，制度非中性無時無處不在。國家的興衰是一個具有持久魅力的問題。對此問題從制度經濟學角度加以解釋的努力，到今天仍屢見不鮮。例如實力派經濟學家阿西莫格魯近來出版的幾部重要著作——《政治發展的經濟分析》和《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便是明證。我過去10年來的研究重點之一，即17世紀西方世界的興起與東方世界的停滯，追根溯源，就是這篇博士論文開篇便提到的所謂「李約瑟問題」的後續研究。

過去17年我一直在社科院開設國際政治經濟學課程，試圖用制度經濟學對國際關係進行分析。除了在社科院研究所院，我還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等多所院校講授此課程。在列出的參考書中便有本書。從眾多學生那裡我得知，由於本書長期脫銷，他們常常不得不下載並列印此書，感覺很不方便。最近我在檢索「知網」書刊引文量時發現，2011—2015年對本書的引用有200次之多。這樣一本出版26年後還有學人在閱讀和引用的書，多少說明它還是有一些價值的，至少沒有完全過時。考慮到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制度經濟學還是一門比較新的經濟學分支，因而在本書舊版中個別重要學者的譯名，與今天經濟學圈內人已耳熟能詳的學者譯名有所差異，比如科斯（舊版書中譯為「高斯」）和曼瑟•奧爾森（舊版書中譯為「曼庫爾•奧爾森」）。方便讀者，可以說是我最終決定再版此書的又一個理由。

我想任何「結束語」僅僅都是相對於議題的篇幅而言的，因為人對自然與社會的認識，可以肯定地說是不可能達到至善至真的境界的。當然，這樣說也並不妨礙我對全書從方法論的角度做出總結。

第2章所討論的理論模式的七要素，從相當意義上講是，本書敘述和分析的邏輯主線。也許有些讀者認為，對人的行為假定及制度概念的討論略顯冗長，甚至對討論方法論的必要性亦略帶疑慮。不過在我看來它們是必不可少的論述基礎。我深知對它們的討論不可能是盡善盡美的，但我確實想把對制度的經濟分析置於儘可能堅實的邏輯基礎之上。我希望這種努力能夠最大限度地實現我所追求的這一目標。

把方法論、基本假定等融於對制度的經濟分析之中是本書的另一層次的目標。在論述制度的起源問題時，顯而易見，我採用的或遵循的是方法論的個人主義；而在闡釋制度的功能時，則明顯帶有方法論集體主義的色彩。兩種方法在解釋同一問題的不同側面時，其互補性質顯露無遺。演繹方法和歸納方法雖然同其他方法不屬於同一層次，但在論證本書所試圖闡明的問題的過程中，無疑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運用各種歷史事例來「證明」諸如制度的起源和功能等命題的做法，便是借用歸納推理的實踐；而對一些抽象的建立在嚴格技術假定基礎之上的模型（或許還包括盧梭的那個思想實驗）的表述，則有頗濃的演繹推理的味道。從全書的角度看，我所主要遵循的則是一種演繹方法，並輔之以歸納分析。

將實證分析奉為圭臬的經濟學家為數甚多。在行文過程中我亦曾努力加入這一龐大的隊伍。無論是討論經濟人假定、制度概念，還是分析制度的起源、演進與功能，我均力求在闡明「是什麼」的基礎上進行論證。本書所列舉的大量事例，一方面可以說是對歸納（主要是列舉歸納）的具體運用，另一方面也表達了我對實證分析的偏愛。當然，實證分析除了說明事實究竟「是什麼」之外，也包括對各種因素之間的邏輯關係的討論。換言之實證分析有兩類，它們分別為理論實證和經驗實證。兩者的結合自然必不可少。與實證相對的規範分析，正如我在第2章中所述，是本書無法迴避的一個問題。從一般意義上講，對福利標準的討論本身就是典型的規範經濟學所關注的內容。儘管「適宜制度」並非完全等同於福利標準，但其中毫無疑問印有明顯的價值判斷標準的痕迹。不僅如此，像「制度悖論」「制度稀缺」「制度非中性」等概念本身亦染有規範或意識形態的濃厚色彩。

也許有些讀者注意到了，我在行文中採用了一種較為獨特的敘述方式，即用類似於「講故事」的手法展開討論。我這樣做主要有兩點考慮：其一是力求使所議論的問題和思路簡單清晰；其二是使之儘可能地接近常識或與人們的常識相符。這一切均與我的追求——使經濟學成為一種經過批判性考察的常識——相吻合。在我看來，「講故事」的方法和用數學模型進行的說明並非水火不容。在使用它們一起闡述和論證諸如制度的功能及起源命題時，其互補性是顯而易見的，並且它們各有所長。不過比較而言，我更傾向於「講故事」。這大概是因為我的信念在於：能夠用日常或常識性語言深入淺出地闡明深奧的理論的人，方為大師；同時「講故事」亦是我們中華先哲們常用的議論方法之一。無論是莊子還是韓非子，均在其著作中借「講故事」這種形式（我稱之為方法論的隱喻主義）闡釋了極為深刻的哲理。如果承認窮盡所有事例是不可能的，那麼你就不該責備他們借用一個精心選擇的事例來揭示某種一般規律的努力。我希望在這方面成為一個合格的學生。本書的中心思想說來十分簡單，即力圖通過探求國家興衰之類問題的答案，來展開對制度的經濟分析，並由此來論證制度在其中所擁有的舉足輕重的地位。這種分析集中於制度的起源、演進、功能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人類行為假定等問題之上。所謂對制度的經濟分析，無非是運用經濟學中基本的分析工具——如成本—收益分析、邊際分析、替代分析來考察制度，考察那些重要的、以利益為核心內容的人們之間的博弈關係。全書的結論——同時也是國家興衰之類問題的嘗試性答案——非常簡單，那就是唯有制度在起作用，或制度至少起主要作用，並且始終扮演著人類迎接各種挑戰的基本手段的角色。不言而喻，這也是本書以制度作為研究對象的根本原因。

制度對人類行為的作用，進而對結果施加雖是間接、但卻是決定性的影響，從邏輯上說，同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用最精練的語言所表述的思想並非是對立的：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

馬克思強調人及人們之間的關係為政治經濟學的中樞，重視生產關係與物質生產力之間的被決定與「桎梏」的相互作用，凸顯人類社會的演進與變革，彰明生產關係的外在性或個人的不可控制性，揭示階級對抗或衝突以及國家的性質。所有這一切，在我思考和撰寫本書的過程中，始終作為一種重要的參照思路存在著。從某種意義上講，制度可以說是生產關係的具體表現形式。馬克思對物質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決定性作用的看重，在我看來並未否定或貶低生產關係在某些歷史時期或條件下的決定性作用。這樣說是因為馬克思同時強調了生產關係及上層建築可能會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或瓶頸；相應地，經濟基礎及上層建築的變革也就很有必要了。如果這種情況的發生十分普遍，那麼它的一個自然的推論便是「生產關係決定論」了。從純粹邏輯的意義上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我以為至少有三種聯繫方式：（1）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2）生產關係決定生產力：（3）兩者互相影響或互動。若果真如此，強調后兩項在邏輯上便不會有什麼毛病，更何況這種思維方式尚有著廣闊而堅實的經驗基礎呢！也恰恰是由於這一點我才力求在相對具體的層次上將制度置於分析的核心。

毫無疑問，企圖在一本書中徹底解決類似國家興衰過程中制度的作用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一定會有某些尚需進一步討論的問題。對制度的優選或擇優的分析，意即如何實現或逼近適宜制度，便是其中之一。從全書的結構看，一旦你接受了制度決定論，並且確信適宜制度的實現與否最終會關係到國家的興衰盛敗，那麼對制度擇優途徑的探討，似應成為不可或缺的一個邏輯環節。如果從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角度看，那麼本書顯然是一部側重於定性分析的著作。雖然僅就經濟學來講，定性分析至少在一部分人（自然包括我在內）眼中要遠比定量分析重要，但這絕不意味著定量分析無足輕重。使定性與定量分析兩者互補，看來不失為一種妥善的選擇和態度。不過在此我不得不說，考慮到突出重點並且囿於篇幅，這兩項工作只好不無遺憾地留待以後去完成了。

政府在國家興衰過程中的地位或作用是制度理論要認真加以對待的一個基本問題。我在本書的第3章談到了制度供給不足的問題，在第5章論及了被喻為國家之靈魂的「憲法」的起源問題，在第6章又討論了政府在制度創新過程中的地位問題。所有這一切雖然均與政府理論有關，但毋庸諱言，它們是遠遠不夠的。這也正是我試圖借「結束語」點明這一欠缺的原因之一。政府是一種最為關鍵的生產性資源。作為制度的化身，其產出或供給（亦即制度）不足或過剩（如政府直接經營企業、用陳規陋則去限定或左右人們的偏好和行為，而不是在如何逼近適宜制度方面下功夫）直接關係到國家的興衰至於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在此我打算借卡爾波蘭尼之口說出我想要表達的意思：通往自由市場的大道，是依靠大量而持久的統一籌劃的干涉主義而加以打通並保持暢通的。自由放任本身，也是由政府強行實施的。上述對政府作用的基本看法雖寥寥數語，但我想多少還是有些意義的，至少它們暗示出了我進一步研究此問題的思路和可能得到的進一步的結論。

另外，多少令我感到有些忐忑不安的是，當我們面臨導致「合理浪費」的制度雖欲改變之但卻力不從心時，我們作為個人又應抱有什麼樣的態度呢？也許最讓我困惑的，還是作為制度利益之結果的經濟增長與發展是否真的會給人類帶來更大的幸福？可是除了努力指出或暗示出每個經濟學家心目中的通向豐裕「大同」世界的道路外，經濟學家們還能幹些什麼呢？這讓我想起了羅素的一句話：「我們始於迷惘，終於更高水平的迷惘。」他是否過於悲觀了？但也很可能說的是真理。

本書所展示的思想或提出的分析思路，我不敢說都是全新的東西。陽光之下無罕事。不過我想至少有兩點還是明白無誤的：（1）本書展示了我的思想傾向；（2）寫作此書對我來講真真切切是一種科學奮鬥。這種奮鬥的強大的吸引力，恰恰在於它是為擴大視野、理解世界和探索新思想而進行的冒險。但願這種冒險不會像斯蒂格勒所描繪的那樣：

科學家深一腳、淺一腳地行進在一個似乎毫無系統、毫無邏輯的思想和事實的密林之中。出林之時,往往是不見收穫只見傷痕。

張宇燕 著

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