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寫：戈培爾的納粹電影

戈培爾是納粹德國時期的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被稱為「宣傳的天才」、「納粹喉舌」，以鐵腕捍衛希特勒政權和維持第三帝國的體制。在他的手中，電影成為納粹輿論宣傳的工具。

「創造希特勒的人」

保羅·約瑟夫·戈培爾是希特勒「密友」，被後世稱為是「創造希特勒的人」。希特勒自殺不久后，戈培爾毒殺自己的六個孩子並與妻子在帝國總理府地下室外自殺。

戈培爾出生於德國萊茵地區雷特城。1921年4月，戈培爾在海德堡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當時他著有小說《邁克爾》、劇本《流浪者》和《孤客》。他幼時因患小兒麻痹症導致左腿萎縮，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被拒絕參軍。但這並沒有阻斷戈培爾的從政與參戰生涯——1924年他加入了德國納粹黨。

戈培爾傳奇的一生和他與希特勒的故事就要從這裡講起了。

戈培爾與希特勒這兩位「天生的演說家」可謂是惺惺相惜，1924年，戈培爾受到希特勒演講的感染，加入納粹黨，而後他充分發揮了他的宣傳技能，在納粹報紙和納粹准軍事組織衝鋒隊的幫助下，輔佐希特勒上台。他和希特勒周遊全國，頻繁發表競選演說，散發宣傳冊和報刊，並首次將電影和唱片用於總統競選活動。在看完愛森斯坦的電影 《戰艦波將金號》和普多夫金的電影《襲卷亞洲的風暴》后，戈培爾逐漸認識到了政治性電影藝術催人醒悟的功能。當時歐洲剛剛開始放映有聲電影，德國法西斯的宣傳機構就將其拿來為自己服務。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同年任命戈培爾作為他的國民教育和宣傳部長。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將納粹黨所列的禁書焚毀，而對德國媒體、藝術和信息的極權控制也隨之開始。

自此，電影成為納粹輿論宣傳的工具。

不只是一個極端狂熱的影迷

「在從一個小教堂走出來的起義隊伍的前面，人們抬著巨大的耶穌受難像……」（電影《反叛》中的場景）戈培爾在1933年1月的某天看了兩遍電影《反叛》。他意識到，電影中的這個畫面使觀眾們受到異常的震動，遂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晚上我們看了路易斯•特倫克爾的電影 《反叛》， 這部電影代表了電影藝術的最高成就。這決定了在未來的電影中，觀眾們會更多地看到用非凡的生命力成就的、規模極其宏大的群眾革命的場面，而這部電影在法西斯掌權后，戈培爾召集德國電影工作者時被重提：「對於未來德國的電影作品來說，特倫克爾的《反叛》是一部典範之作。」

他邀請電影工業和電影期刊的領導人到皇宮旅館，並開始了他的演講。他首先請他的聽眾對新政權在經濟上的穩定性放心，其目的是不讓國內的電影生產進入停滯狀態。戈培爾還告訴他們，自己是一個狂熱的影迷，至於他們正在擔憂的電影帶來的世界觀教育問題，戈培爾讓他們放寬心——電影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要讓觀眾們感動、高興。而與此相對，政治社論做不了電影素材。倘若今後有這樣或那樣一部電影在主題上接近「民族社會主義的思想財富」，這也只能算做例外，而不是什麼規定。

由於戈培爾還擔負著其他的國家要務，他不能像他希望的那樣投身於電影工業，於是1933年9月負責電影生產的中央監督機構「帝國電影協會」便成立了。帝國電影協會下面設置了幾個處，負責監督管理、生產攝製、教學電影、國內外發行、電影院等等，負責掌握電影行業各部門從業人員名單的部門是其最重要的部門之一，只有在納粹黨人看來「可以接受」的人才被允許登記入冊。

1934年2月，德國頒布帝國電影法，賦予了戈培爾的宣傳部對每一部德國生產的電影進行審查的權力，規定官方必須參與從電影劇本到演員挑選、影片拍攝的全過程。1936年戈培爾禁止了電影批評，理由是它「展現猶太人性格特徵」。宣傳部還有責任挑選出在政治上、 藝術上、文化上、教育上值得推薦的影片，當時讓那些德國導演夢寐以求的評語自然是「富於政治上的價值」。

半猶太血統的電影導演弗里茨•朗的《馬布斯博士的遺囑》是一部不遺餘力諷刺民族社會主義運動的電影。在導演出逃國外之後，電影公司試圖通過一系列的剪輯和補拍使這部耗資巨大的影片可以被新政權「接受」，但戈培爾最終向這部電影宣判：「我準備下令禁演這部電影……我之所以要下令禁放這部影片是因為它告訴人們， 一個由男人組成的極端果決的集團，一旦他們真的願意，他們就一定有力量用暴力把整個國家翻個個兒。」

戈培爾始終把電影看作是最重要的娛樂手段以及對公眾最有宣傳影響的手段。戈培爾認為，在戰爭期間要用儘可能輕鬆的娛樂片使公眾放鬆。有資料顯示，在1933到1945年這12年間，納粹德國一共拍攝了1097部電影，其中只有六分之一，約180部影片具有法西斯的內容。

雖然政治宣傳片的數量較少，但電影宣傳仍在進行。戈培爾把政治宣傳教育的任務交給了紀錄片、教學電影以及新聞周報，受官方委託攝製的新電影有《願望音樂會》、 《俾斯麥》、 《尤德•聚斯》、 《奧姆•克呂格爾》等。在國內放映這些故事片的同時，戈培爾還把它們售賣到結盟國、中立國去，而在被佔領地區，納粹更是肆無忌憚地播放德國宣傳紀錄片：雖然法國的電影業獲准在被占期間繼續進行，卻受到很大控制。

最荒唐的一次「電影審查」活動

戈培爾一生中最早的「電影審查」活動大概就是1930年他在柏林帶領柏林衝鋒隊實施的《西線無戰事》破壞行動。他不僅親自策劃，並且親臨了活動的現場。

《西線無戰事》是埃里希•瑪麗亞•雷馬克所寫的反戰小說，它毫不妥協地反對戰爭，與納粹的宣傳活動針鋒相對。1930年，劉易斯·邁爾斯通導演將這部小說在美國好萊塢搬上熒幕，在柏林首演於莫扎特廳，場面盛況空前。

當時的戈培爾被希特勒臨危受命要在柏林清除異己分子，重新整頓柏林衝鋒隊。為了滿足衝鋒隊隊員的「行動」（通過街斗巷戰、 流血集會來顯示自己威望的轟動事件）慾望，戈培爾給柏林衝鋒隊製造了一次新行動的機會——那就是去破壞電影《西線無戰事》的上演。

就在座無一空的放映廳中格外安靜地放映著這部獲得第3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的電影時，便衣就坐的衝鋒隊隊員們突然放出惡臭炸彈，放映不得不立即中止；在開燈的那一刻，隊員們又肆無忌憚地放出白老鼠。突然放出的數百隻老鼠讓女性觀眾大為驚恐，引起騷亂，而戈培爾自己則彷彿置身事外，正襟危坐地坐在正廳前排座位上。等到警察來臨，由於「武器」已經被放完，無從查證，事情只能不了了之。《攻擊》（戈培爾自己創辦的報刊）第二天便發布勝利宣告，雖然在之前接受警察的盤問的時候隊員們表現得和別人一樣吃驚。

當局對戈培爾的暴力襲擊束手無策，只好禁映了這部電影，借口說放映時騷亂不斷，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這些都是在戈培爾的意料當中。

當這部電影由於他們繼續搗亂而從放映計劃中徹底取消時，納粹黨也便徹底勝利了。

這一場行動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電影審查」，但行動的目的和初衷卻是一樣的。在還沒有登上「大位」（宣傳部長）之時，戈培爾就提前履行了自己的職責，事後他自己都覺得如此表達他對這部電影反感傾向相當滑稽。

狂熱的納粹宣傳者

作品1：

揭示命運的《泰坦尼克號》

除了對製作公司提交的電影進行審查，宣傳部長也可以直接下達拍攝任務，戈培爾對幾部他認為特別重要的影片從劇本到首映都親自把關，還經常不厭其煩地命令做各種各樣的剪輯和修改。

二戰伊始，戈培爾便決定拍攝一部描述泰坦尼克號船難的電影，目的是彰顯德國人的「大無畏」與英國人的「腐敗無能」。在劇情上，得到冰山的警告卻依然命令全速的船長愛德華•史密斯依然命令輪機全速前進，受到賄賂的船員帶領著最富有的乘客駕駛救生艇逃跑等等情節正好滿足了戈培爾的想象，除此之外，編劇們還加上了一名形象「光輝正面」的德裔大副彼得森作為重要角色，以及眾多「理性善良」的德裔旅客，讓「擁有高貴德意志血統」的人「腐敗無能」英國人在恐慌中爭奪救生艇形成鮮明對比。

這部劇耗資巨大，打造了觀眾完全無法分辨真假的輪船，啟用享受美色、貪圖錢財的德國海軍軍官作為演員，還逼得導演塞爾平上吊自盡……一切鬧劇之後，電影終於上映，雖然這部電影受到了觀眾的喜愛，但一年之後影片中用以替代真正的「泰坦尼克號」的安根娜角郵輪，從德國運載集中營犯人前往挪威時，被同盟國空軍力量擊沉，超過4500人死亡，這一數量是泰坦尼克號災難的三倍之多！二戰結束后，影片也在同盟國遭到了全線禁播。

作品2

創造敵人電影——《猶太人蘇斯》

1939年，希特勒把「全面滅絕」作為「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確定后不久，戈培爾就下令並主導拍攝了5部以排猶、醜化猶太人為主題的影片。這其中，最為臭名昭著的，要數威特•哈蘭所拍攝的《猶太人蘇斯》。

《猶太人蘇斯》改編自一本在1933年被焚毀的，但是戈培爾卻別有用心將其保存的禁書。雖然原著所描述的只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悲劇故事，但是戈培爾交給威特•哈蘭的劇本卻被修改得面目全非。在電影中，猶太人蘇斯通過房貸獲得利益，並且開始在公爵的莊園上建立「猶太國」，期間又犯下了無數不可饒恕的罪行。影片公映的1940年，有2000萬德國人被要求觀看這部電影。影片對「排猶法案」進行了完美的解釋。在電影公映之後，維也納的猶太人遭到了青年的毒打，而且「希特勒青年團」的成員開始走上街頭，攻擊虐待猶太人。

不可否認的，戈培爾是電影的狂熱愛好者，他只要一有時間就會到自己的專門建立的放映室去觀看電影。但更不能忽視的是，他也是一名狂熱的納粹分子，電影在他手裡從一門藝術變成了宣傳的工具，成為戰爭的「幫凶」。

《觀影》

2017年6月 第一期

執筆：李子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