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望志會是最好的創業人物媒體 / 本文首發於2016年8月23日
一位大領導要吐痰，耿樂跟過去幫忙踩痰盂踏板，一不小心沒踩住，領導的痰黏在蓋子上。「領導特別生氣，瞪了我一眼。」耿樂回憶。給領導踩痰盂踏板，這細節令人印象頗深，每次讀到這，都會覺得喉嚨有點異樣。讓我想起歐洲的皇帝，據說他們如廁時會有一眾大臣圍觀，萬一很「香」怎麼辦？
——博望志 圈兒姐
「你看上去挺Gay的，你是嗎？」
「不是」
「可以掰過來」塑膠玩偶跪著，是一個西方男子健美身體的縮小版。耿樂介紹：「別人送的禮物。」他小心地拿起，輕輕擺弄著玩偶四肢。《博望志》記者也試了試，手感很好，大概價格不菲，然後一不小心，玩偶的「生殖器」掉了。他笑了笑，「沒關係，（直接黏上去的）可以換。」——果然，柜子上堆著其他款式。記者又試了試不同搭配，看上去都不錯。 耿樂將玩偶照片分享到微信朋友圈，好多人詢問購買渠道。以前的領導提醒他趕緊刪掉，因為「不符合你的身份」。「我覺得沒有什麼…讓『帥哥』（玩偶）每天給我跪著，挺有意思的。」 耿樂在學校時就是學生幹部，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愛挑頭」。他曾和公司的人力資源主管聊天，奇怪對方為什麼不發微信朋友圈，對方則說他是「孔雀型」人格。「我愛組織活動，愛當領袖，我特別愛表達。朋友圈別的CEO一年都不發一兩條，我每天都發，別人估計都覺得（這個）CEO沒有城府。」 當2014年記者第一次來到北京藍城兄弟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藍城兄弟，旗下有男同交友軟體Blued等）時，其員工只有40多人。現在，二層空間擴大了一倍，員工已達181人。公關經理鄒盛龍說，二樓馬上還要打通一堵牆。 「我們那邊又租了將近2千平米，正在裝修。需要孵化一些創業公司，在國外也投了一些公司，也開始投資一些同志的相關公司在做布局。」耿樂說。 廣告以50%以上的速度增長，以至於他對銷售團隊說，「賣得慢一點，賣得貴一點。」今年剛嘗試的直播也很掙錢，「流水很高…第一個月就掙了1200萬左右，月增速是30%到40%。」 C輪和C+輪融資公布后，媒體接踵而至。就在採訪前幾天，耿樂向副總裁李奎發了點脾氣，指責後者將其採訪安排得過於緊密。 顯然，藍城兄弟創始人兼CEO耿樂早已不是那個聽到「同性戀」三個字就手足無措的人，也不再為了爭取一分鐘路演機會而忐忑不安。面對攝影師的鏡頭，他放鬆、自信，只是言語間低頭看了看：「襪子穿失敗了。不會拍到吧？」他調侃另一家媒體的男記者，「你看上去挺Gay的。你是嗎？」
「不是。」
「可以掰過來。」 進擊的CEO 鄒勝龍說耿樂經常開他和李奎的玩笑，說他們是「鄉村版公關部」。鄒告訴記者，自己是公司唯一的處男，耿樂會叫他「老處女」。很多同事之間也以「姐妹」相稱。 談話間，一位男同事分花拂柳地走過，鄒打趣道，「這種（同事）就是騷浪賤。」說著，同事盈盈舉起右手：「Hi, give me five!」 藍城兄弟今年下半年有兩件事：商業化和國際化。耿樂希望三年左右，公司在美國上市。 目前，Blued官方公布的用戶總數為2700萬，其中海外用戶約佔用戶總數的20%。耿樂希望明年中旬國內外用戶比例持平。「現在我們的用戶註冊（數量）是全球老大，（但）我們在很多地區的覆蓋是不夠的，大部分的用戶都在……我們希望今年把亞洲的國家和地區全部吃掉，成為當地的NO.1……不止泰國，菲律賓、越南、印尼，增長都很快。」 他說公司今年的目標是「成為亞洲老大」，並且「找當地人做當地事」。「我們在泰國組建了辦公室，一定不要雇在泰國的人，要雇泰國本地人。」 拉拉公園市場部一位員工告訴《博望志》，因泰國信用卡普及率低，付費習慣差，的交友軟體很難有可觀利潤；台灣雖然不錯，但也面臨Grindr、Jack』d等多款國外軟體的競爭。總之，他覺得Blued出海之路挑戰重重。 藍城兄弟的歐洲辦公室也即將組建完畢。業內人士張鵬鵬（化名）認為Blued的國際化勢在必行，「在國內已經沒有辦法去講增長規模了……（Blued的背後有）DCM這些企業，如果不出海，不成為一個國際化的公司，他們覺得這個公司沒戲，這個錢也就翻個幾倍，也就那樣了。」 傅孟申（化名）是一位男同志。他告訴記者，在同志群體中，Blued至今仍被視為約炮軟體。耿樂不否認約炮是一部分用戶的需求，並且「成年人之間不傷害第三方的健康性行為應該是快樂的，應該是他們的自由，沒有什麼道德可評價。」 但他也注意到很多用戶的簽名是：不約；拒絕勾搭；有男友。在耿樂看來，「這種社交不是性的社交，還有情感、興趣的交流，各個方面的生活服務類的交流：你用什麼化妝品呢？我要去打球，附近有沒有球友？類似這樣的。」 今年藍城兄弟開始做直播，耿樂將其定義為「娛樂產品」。未來，他們還會嘗試「旅遊電商、遊戲，」耿樂相信「約炮的標籤慢慢會被淡化。」 傅孟申覺得這並不容易，他說很多同志一旦有了穩定的伴侶，就不會再用同性交友軟體，「用的話就像背地裡偷情的感覺」。對此，耿樂並不擔心，「兩個（人）可以共同註冊帳號，公開你們的愛情，大家都來圍繞和支持你們……可以搞家庭聚會，我們一起出去郊遊、吃飯。每個人都需要一個社交的氛圍，但是在生活當中他們很難找到。」 據說，Blued已佔據同性社交市場近九成份額，「基本上別人沒有機會了，」耿樂說，「現在有一家做電商的，賣同志比較喜歡的商品，在我們這兒投廣告之後，當天是他們有史以來流量最高的……我一直說未來給自己的定位不是一家的同性戀互聯網公司，而是全球的同性戀生態型公司。」
*耿樂醉心於擺弄這些玩偶，「讓『帥哥』每天給我跪著，挺有意思。」北京，北京 耿樂原名馬保力，19歲畢業后在秦皇島當起了警察。他當時一心想當刑警，想辦案，因為「很有意思」。後來他的文章陸續見諸報端，還喜歡深度採訪公安局一些有意思的案件，寫成報告文學，掙稿費。領導發現后，就想調他到辦公室寫材料。 他找到警校校長，說自己不想去。局長給辦公室支了一招，讓其找耿樂談話時提醒這個孩子：「業務處做一個小記者民警有什麼出息呢？根本見不著領導。你在領導身邊，領導每天看到你，要提拔你的時候，要認識你、了解你、知道你，當然就給你機會了。」 耿樂就過去了。 2000年，耿樂創立同志網站「淡藍色的回憶」，後於2006年改名為「淡藍」。那時候，他喜愛閱讀同志文學、小說，「寫自己的故事，寫自己的散文。」雖然那些頁面早已刪去，但耿樂還有印象，「比如說什麼我有一顆寂寞的煙，寫那種天色暗淡下來，然後大家怎麼坐在窗前……青春已經過去，我們要迎接新的東西。」 在公司還只有4、5個人的時候，每人每月開1500元。那時候有網友的捐助，按照耿樂的說法，錢是從「四面八方」匯過來的，但每個月他自己還得掏幾千塊。後來受一位做雜誌的朋友啟發，他們嘗試登廣告掙錢。最開始切入谷歌的廣告，每個月谷歌會把一兩百美元匯到郵局，他們再拿去銀行兌換。 一度，網站伺服器每年被關兩三次。耿樂帶著團隊「游擊作戰」，「上海、寧波、江陰，（還有）好多南方的小地方，深圳、天津也呆過……被人發現了就撤。」 他給某地公安局打電話，得到的回復是有人舉報他們是同性戀網站。耿樂要求對方出具說明，對方說：「還是走吧，換一個大點的城市…我們不關你，省廳就會下來人讓我們關。」 當時他們在租房的門上安了貓眼，總擔心敲門的是不是公安局的人。「我跟網監的關係特別好，網監的處長跟我一起提拔的，都很年輕。我經常到（他）辦公室聊天，我不是跟他聊天去了，我是想看那個桌上有什麼政策文件，裡面有沒有寫同性戀網站是有問題的。」 26歲時，耿樂提為副處長，享副科級待遇。現在回顧從前，他覺得自己當時有點驕傲，開車都有點橫。並且「大家的競爭挺激烈的，公安局是一個藏龍卧虎的單位，每個人都想當領導」。 轉折源於一件小事。一次到分局開會，一位大領導要吐痰，耿樂跟過去幫忙踩痰盂踏板，一不小心沒踩住，領導的痰黏在蓋子上。「領導特別生氣，瞪了我一眼，」他回憶，「我當時覺得特別不開心…憑什麼工作的時候要這麼伺候你？你跟我非親非故，無非你是一個領導。」 臨近2008年北京奧運會時，耿樂察覺到一些變化。2009年，他請了長假，抱著「大戰一場」的決心來到北京。他們住在北五環外的立水橋，「一樓帶一個地下室」，把地方收拾乾淨，七八個人住在一起。還把院子里的雜草清理乾淨，自己種菜。 他來北京有一個更實際的目的——好招人。「在秦皇島，技術人才特別不好招。第二個來北京見客戶比較方便，比如說酒吧也有，大的品牌也有…這些客戶可能找我們投廣告。」 耿樂翻出夾在筆記本中的一張紙條，寫於2009年，上面記錄著海淀分局網安處一位女警官的手機號和QQ。剛來北京，他就直接跑到海淀公安局，想問清楚運營同志網站的尺度和邊界。「當時特意找了一個女警官，好說話。她也是比較嚴肅地說，可以開，但是你們一定要管住…管理互聯網，不止公安局一家，很多部門，大家會拿放大鏡去看的…我說你給我留一個電話，留一個你的名字。」 「（後來）我們在一個神州機房租的伺服器，又被發現是同性戀（網站）了，主要是有很多競爭對手舉報我們……我給她（女警官）打電話……她說沒有事，我給你們證明。」 剛來北京的一兩年並不好過，耿樂說那時自己得了憂鬱症，「從樓上想往下跳」。」他每天凌晨七八點才睡，惡夢不斷，下午三點鐘才起，「起來跟沒睡一樣，很累很疲憊。那時候特別胖，虛胖，滿臉都是包，掉頭髮，起來一看枕巾上都是頭髮。」 在2012年之前，用耿樂的話說，網站不掙錢，大家都看不到希望。「總是兩三萬的收入，以前在秦皇島也兩三萬、三五萬的收入一個月，這邊也是…那時候還是覺得找不到方向，不知道該怎麼辦。光做公益，我們那時候申請經費，一年5萬塊錢。」他想過回秦皇島繼續當警察，或者把車賣掉。 他沒想到，自己和公司的命運即將迎來一個大轉折。 廟堂 沒有那次接見會怎麼樣？耿樂坦陳「很難熬，除非熬到（2012年）Blued上線，拿到投資。如果李克強不接見的話，你做了這件事，誰敢投資給你呢？那時候互聯網投資界沒有人能夠看懂同性戀這個行業。」 2012年，耿樂以淡藍網創始人的身份參加了搜狐的一場訪談。訪談播出之後，他被公安局領導叫回秦皇島。幾天後，耿樂遞交了辭職信。 同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前幾天，耿樂收到北京衛生局通知，說有領導接見。後來他才知道，那位領導是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克強。 融A輪的時候還有人問耿樂，政府不會給你關掉嗎？ 耿樂回答，李克強都接見了，怎麼不合法呢？ 不久前，「衛生部在寫關於艾滋病的十三五規劃，他們要組建一個專家組，就把我邀請過去了，好像民間機構就邀請了兩三個人。」耿樂覺得文件中對同性戀的描寫「不太貼切」。「有一句話說吸毒的、賣淫嫖娼的和同性戀人群要自尊自愛自省自立，我當時看了這句話就劃出來了，我就樂了，搶著發言…吸毒和嫖娼在是違法的，但是同性戀並不違法，是一個人的性取向，不是一個違法行為，為什麼要把這三個並列起來？」據說領導聽后笑了，請耿樂回去修改，然後郵件發給他們。 耿樂明白自己的優勢，「知道如何跟政府打交道」。當初身邊有朋友得了艾滋病，很多人的反應是「就是因為不戴安全套？」耿樂說那時候自己也不一定會戴，「我當時還挺震驚的，怎麼這麼不小心？為什麼都沒有使用安全套的習慣？也沒有這個意識。我覺得我應該告訴大家如何保護自己。」 他主動找政府談艾滋病防控項目合作。他擅長寫公文，「功底很好」，「領導能看明白你想做什麼」。「正好那兩年艾滋病的經費也很多，都是世界上一些大的基金來，贊助政府，政府把這個錢花出去…因為我們一直覺得自己應該是一家NGO，是一家公益機構，也可以申請這樣的經費來做。就找了昌平區機構…到了之後就去找機構的科長。」 耿樂按照對方介紹找到相應網站，看招標書、寫方案、投標。合作的方式很簡單，在網站上掛廣告，動員大家去做艾滋病檢測。「我們需要讓政府看到我們的存在，讓他們來支持我們，需要一個角度。你要談同性戀要平等、要權利，政府會不開心的；你跟政府說，我們可以幫助艾滋病的防治，政府很開心。」 「我們專門有同事做政府關係，每天到各個政府（部門）去聊天，溝通交流一下，能讓政府知道我們在做什麼。」耿樂說。 一次，他去美國參加聯合國某機構舉辦的會議。耿樂思忖：國家部委會不會去人？他打聽到有兩位領導會去，並給其中一位發了郵件，告知了自己的抵達時間和入駐地址，恰巧對方下榻在同一家賓館。 抵達后耿樂又用郵件聯繫對方，說晚上跟一個司長吃飯，之後如果有時間，不妨一起聊聊。他們就在樓下酒吧喝酒、聊天，「聊了很多真實的話，甚至他的從政感受。以前他是不會跟你說的，大家是冠冕堂皇合作的關係。換了一個環境，就會拉近大家的距離。」回賓館后，對方還給耿樂送去剛洗的美國大櫻桃。 第二天開會時，這位領導坐在國家代表的席位，耿樂坐在樓上的旁聽席。領導給耿樂發信息說旁邊還有一個位置。於是，耿樂見到了另外一位「更大的領導」，還認識了一位聯合國官員。他跟兩位領導合了影，「中午我們一起吃飯，他們也找不著…我說我知道。因為我前一天在那兒開會，我有一個職業習慣是記路，每一個我走過的地方，我都能夠記住，然後知道這是幹什麼的。」
*初創團隊赤身圍著彩虹旗的照片至今仍擺在他辦公室的顯眼位置競爭 雖然開放式辦公空間不斷擴大，耿樂辦公室還是那個在一扇玻璃門後面的十平米左右空間。幾張照片一直都在：比如2012年獲得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接見；2014年，獲得聯合國副秘書長、艾滋病規劃署執行主任米歇爾·西迪貝接見。 再比如初創團隊成員赤身圍著彩虹旗的照片。前段時間他們模仿拍了一張，「沒有這種精神頭了。」耿樂說。 在2013年那一分零幾秒的路演之前，沒多少人知道耿樂是同性戀。 「我就為了那1分鐘，提前了將近半個小時到現場。然後觀察他們的工作台在哪裡，有可能報名在那兒，離得很近，我就問幾點報名？哪個環節？坐在旁邊一直等。」他排在第一個報名，但工作人員以去年已有類似公司路演為由拒絕了他。 在多次爭取無果的情況下，他聽到現場一位工作人員的唐山口音，便上前：「我們兩個是老鄉，我是秦皇島的，我們挨得很近。能不能給我一個機會？」最後，他被安排第四個上台。 「我想那一分鐘一定要讓大家記住我，記住你的唯一方法是現場出櫃……我很擔心超時，只有一分鐘，我跟主持人偷偷地說，到時間你千萬別轟我，我會讓全場暴動。」 他做到了。 雖然當時的視頻不甚清晰，依然可以看到耿樂在掌聲和歡呼聲中微微地發抖，說不清是緊張還是興奮。他不但公開出櫃，還說登錄了自己公司的軟體，發現現場好多帥哥都是他們的用戶。他還說，現在公司的員工大多數是同志，只有兩個異性戀，「我們一點都不歧視他們」。 演講的最後，他說我在Blued上叫耿小哥，我還沒有男朋友，大家快給我發私信，謝謝！ 他一開始並不清楚媒體的力量。但是看到競爭對手的表現后，他決定「一定要抓住這點，做得比他更好。」他給自己一年時間，要讓大家知道誰才是這個行業做得最大的。「我基本上所有的採訪都不會錯過…在傳播上也標榜我們是最大的，用戶規模、我們的數字曝光是有策略地去做。」 當第三代蘋果手機在賣七八千的時候，耿樂用的還是諾基亞翻蓋機，「但是同志圈很多人開始買那個蘋果手機了」。一天，一位同事打開蘋果手機上的軟體，沖耿樂詭異地笑：「我們這個小區有好多Gay，你看…」 那個軟體就是一個日本人做的Jack』d（同志圈戲稱「接客帝」），耿樂覺得「挺有意思…可以看到哪些是Gay，他們長什麼樣，離你多近。」 「當時它（Jack』d）是的老大，」但耿樂也清楚Jack』d的缺陷：「伺服器在國外，網速很慢，本地沒有營運團隊…點一個頭像，照片半天刷不出來」。 耿樂意識到類似軟體就是自己的機會和突破口。當時淡藍網的技術人員都是做Wed端的，只能找兼職。一位員工在論壇里搜索到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他有兩個在讀研究所的同學，三個人就把活攬下來。耿樂對他們的要求是，「給我做一模一樣的就行。」 軟體只花了2萬多塊錢。「上線就不好用，人一多，大家登錄不了，打不開軟體，一多就登錄不進去。」耿樂說，「但是用戶越來越多，增長非常快。」很快，Blued到了App Store排行榜的第9位，「每天的增長是1萬人以上。」 他們當時並沒有大肆宣傳這款軟體，只是在其負責運營的一個同志微博上推了幾次。「我們擔心別人覺得這個有點low，我們想把它包裝成像一個老外公司做的、從國外過來的產品。」 張鵬鵬認為當時的Jack』d「漏洞百出」，「就像一個城堡一樣…城門不保，隨時都會給國內的這些部隊攻破。」 2013年，Jack』d的伺服器又發生過一次問題。傅孟申記得在那之前，Blued的用戶好多是青少年，「沒什麼意思」，恰恰因為那一次伺服器故障，Jack』d的很多成熟用戶徹底流向了Blued。 融資后，耿樂抓緊招人。一位淡藍網的冬粉毛遂自薦，畢業后就來到淡藍做移動端技術，他還拉來一位女同學，兩人分別負責安卓端和iOS端。後續又招了設計師，「大的團隊組建出來了。」耿樂說。 男同交友軟體ZANK一度是Blued的勁敵。但如今「ZANK的份額基本上都被我們覆蓋了。」耿樂說，「前年的時候打得挺激烈的，去年基本上把產品差距拉開了。」 張鵬鵬認為二者的分叉點出現在清流資本介入Blued之後，「選擇好的投資人很重要…基本上是手把手幫他們…ZANK沒有及時將融資用於團隊打造，但Blued就比較精，它的團隊還是比較紮實的。」 拉拉公園市場部的一位員工認為，從一開始，ZANK的戰略就錯了。「它一開始是以活動為主。Blued其實一開始就約（炮）嘛…整個北京就一個大聊天室，大家狂在上面約（炮）…出發點不一樣，所以（結果）就不一樣了。」 當時由於聊天室過於火爆，很多員工建議耿樂將聊天室分開。「我說不著急，我們就讓他刷屏，讓大家覺得人多得已經看不過來了，要造這種概念。」耿樂說。 ZANK的一位前員工透露，ZANK創始人凌絕頂以產品見長，對產品「非常有潔癖」，卻「不是很狼性的那種人，不是那種認定目標就干，本身還是非常搖擺的…實際上CEO不要具體幹什麼事情，這一點很重要，懂得放權。凌絕頂恰恰是相反的，他把公司大大小小的事情抓得很細很細。」 在張鵬鵬看來，雖然耿樂沒有互聯網基因，但有很好的領導力，「能忽悠」。「太面的人他的心不能很強硬。我覺得能有一些優勢人才加入，跟他做過警察、比較（能）稱兄道弟的這種性格很有關係。不是說耿樂一個人成功，而是他整個團隊很成功。」 耿樂的朋友圈曾被一款高端男同交友軟體Aloha刷屏，僅從照片來看，上面的用戶大多俊美、洋氣，似乎也多金。耿樂說他那段時間一直在研究Aloha好在哪裡。「我們當時看明白了，它做的是我們不擅長的，一個產品無法承載所有的用戶（需求）…它細分了我們一小點市場…那又怎麼樣呢？做不大…就好像騰訊看我們一樣。」 他們稱Aloha的用戶為「名媛」，「每天都在健身，不用上班，四處去旅遊的這些人，然後講逼格。」張鵬鵬覺得Aloha更像是冬粉經濟，「名媛」們都在爭取更多冬粉，對絕大多數冬粉而言，關注之後就沒有然後了。「沒有解決剛需，」張說。 耿樂現在關注同志群體的消費升級，他最近常提「社交維度」這個詞。他希望把社交從身體擴張到人們的情感、興趣愛好以及同志生活的各個方面。但一些業內人士認為這條路並不好走。 傅孟申對同志電商並不看好，因為購買行為很容易導向其他電商渠道，「變現路徑很長」，反而組織面對面的旅遊則前景不錯。張鵬鵬告訴記者，雖然旅遊是萬億級別的市場，但是已被分割得很嚴重，項目利潤不高，且很難規模化，除非加上「色情牌」。他向記者透露，某公司曾組織類似旅遊，活動結束時幾乎每個房間的人都重新排列組合了。 但耿樂很有信心。「讓用戶消費享受你的服務，前提是你能夠給他帶來價值，你賣電商也是的，你賣的東西符合他的審美，然後這個東西，你在別的地方可能買不到，或者在別的地方能夠買到，但是你需要去選。」 他以自己為例：「我一直不知道自己適合噴什麼香水，直到有次在英國機場，一位年輕同事說，老大，我推薦你這個品牌，他的設計師是一個Gay，很有名。這是一個英國本地品牌，價格也不高…我好喜歡，就買了幾瓶回來送給別人。」 作為多款同性社交軟體的發源地，耿樂深知美國市場是場「硬仗」，「我們可能是最後進入美國市場，不著急。」張鵬鵬告訴記者，美國同性交友軟體的商業模式都很直接，「人家（有付費習慣），就不想換（軟體）了…Grindr的營收很高，一年1000萬美金利潤。而且它不用把功能做得那麼花哨、那麼複雜，就把約炮這個點打得很透。」他覺得Blued要想撼動Grindr的地位並不容易，「現在Grindr出海的戰略比Blued執行得更加堅決，它曾經在27個國家社交榜排第一。」並且「美國很高傲，他們不太想用亞裔人做的東西。」 去年，Blued曾與淘寶合作，贊助七對同性戀人赴美國洛杉磯舉行集體婚禮，婚禮由西好萊塢市長主持。回國后，不僅媒體大量報道，「相關部門還表揚了我們，我們去公安的時候，公安局說你們做的事情非常好，說的人權就靠你們來背書了，就開玩笑。」 「我們是先把別人沒有做好的市場變成我們的主場…不一定殲滅它，可以並存。我們已經有足夠大的規模，上市市值會更高，根本不著急。它做得好，可以啊，我比你更有錢，我把你買掉總可以吧？一塊錢買不了，我給你10塊錢。」耿樂說。
*辦公桌后的柜子上，放著他與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握手的照片資本 談到最近兩輪融資，耿樂說，「還在國外的帳上，我們都沒有搭理它。」 2013年，當有人提出給Blued天使輪投資的時候，耿樂還擔心會不會是騙局。對方邀請耿樂參加一個初創企業的會議。「我聽完之後啟發很大，原來創業是這麼一回事，資本是這麼玩。什麼是融資？怎麼叫期權？怎麼談這個條款？就是一直在學。」 投資人建議耿樂將全部精力放在Blued上。耿樂不捨得，淡藍網終歸是他的信仰和精神寄託。最終他保留了淡藍網，「就做純公益的網站，每天只有一個同事負責內容的更新…以前有論壇和微博，都關掉了…現在看是對的。」 天使輪之後，耿樂見識到資本的力量。不到半年，A輪融資就開始了。辦公室也搬到了現在的百子灣蘋果社區。九個月之後，B輪又來了。 耿樂特意將B輪融資公布日選在美國蘋果公司CEO蒂姆·庫克出櫃的第二天。庫克出櫃的當天夜裡11點多，耿樂給投資人打電話，說自己在寫融資的通稿，需要對方馬上過目，晚上確定后第二天就發給媒體。耿樂自己寫通稿，「我最擅長的就是寫文章了。」 「然後第二天就爆了。」 在某輪融資中，耿樂看好的一家投資公司投了Blued的競爭對手，耿樂不服氣，「（我）要讓他們記住我，而且要告訴他們投錯了。」他面見了那位投資人，「我告訴他，我不是找你要錢，我來告訴你誰是（這個）行業的老大……他（投資人）說你們的產品做得不好，我說QQ最開始也做得不好，也很Low，但是他比MSN好，最後QQ還是贏了…一年之後，我們會來證明你的這個投資是失敗的。」 「（最後）證明了。」 鄒盛龍畢業后在Blued工作了半年，因為薪水原因選擇離開。去年，他重回Blued，他對耿樂最深刻的感覺是「成長非常快。」 「以前是像教育國小生一樣，」耿樂說，「之前我們早期的（投資人之一），他/她本來性格就比較直，經常批評我，這兒做得不好，那麼不行…現在會注意一些方式。這時候感覺到你做得足夠強大了，他/她從你身上賺了很多錢了…或者你是他/她投資的所有公司當中最好的，他/她會尊重你，也會在意你的感受。」 耿樂對目前自己的判斷是「做最好的投資互聯網沒有問題，往外走還是需要很多人幫助…（比如）我想收購一家公司，要投資一家公司，不太懂，收購和投資的這些不是我的長項。」 C輪融資后，耿樂被邀請至銀泰資本法國總部。「法國很多的同性戀創業的CEO（被）邀請來…一個一個談，有的是創業者，有的是用戶，有的是做別的社交軟體成功的，有的是做孵化器的…我以前沒有這些資源，接觸不到這些人。你去聊，你會發現挺長見識，原來在歐洲做事情有這麼多的困難、有這麼多的機會。」 耿樂的辦公桌一角放著幾本書，最顯眼的是《社交的本質》和《看拼音說英語》。前者為Facebook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的姐姐所寫，耿樂不喜歡，因為「沒有乾貨」；後者是同事送的，耿樂從去年就計劃學習英語，但因為忙，「幾萬塊錢報的班都沒去」。 無論如何，他下定決心今年要學好英語。「（畢竟）翻譯是機械性的表達，無法交流。人的交流特別重要。我們的交流很順暢，如果是一個外媒，你說完他翻譯，我回答，感覺當然不一樣。」 「減肥也要減。」耿樂說，「你看劉強東都瘦成那樣了，所以必須要減。每次看照片我都使勁P。」 「（未來）會接受別人收購嗎？」記者問。 「不會賣。他買走的話也不會幹，他干不好。我們跟巨頭也聊過這個事，他們就說，可能為我們投一筆錢，投一筆很大的股份，還是我們干。我說可以的，不讓我干也可以，我套現了。但是他們肯定不會讓我走的。」耿樂笑著說。
左蘅簡介：面朝人海，死性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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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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