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來襲 中國經濟該如何應對？

日前，由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和北京大學保險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辦的第十四屆「北大賽瑟（CCISSR）論壇」在京舉行。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全球的經濟發展失速、失衡，特別是在過去的一年中，英國脫歐和美國川普當選給全球化提出了新問題，西方發達國家出現了明顯的「逆全球化」傾向。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剛剛成功召開，論壇對外發出了各方合力推動「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積極信號。在這樣的背景下，與會專家從不同的角度，就新型全球化、「一帶一路」風險管理、出口信用保險等話題進行了深入闡述和分析。

把握三大機遇 防範「逆全球化」風險

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全球的經濟發展出現了失速、失衡，特別是過去的一年多時間中，一直主張經濟全球化的英國、美國出現了「逆全球化」的聲浪，直接影響了美國和英國的政治格局，比如英國脫歐、川普當選，這些變化進而影響到經濟全球化走勢。

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過去30多年快速發展得益於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在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的時候，我們一方面要防範全球化帶來的風險，另外一方面要主動捕捉全球化帶來的新機遇。

首先，要牢牢把握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機遇。今天我們面臨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技術革命浪潮，包括新材料、新能源、航天技術、深海技術等領域也實現了飛速發展。

回顧工業革命以來幾輪大的技術進步，我們發現每一輪集中的、大的技術進步帶來的產業革命都深刻地影響了全球經濟增長的格局及方向。歷史上，曾經和幾輪重大的技術革命、產業革命擦身而過，有著深刻的教訓。比如，康乾盛世是農業文明最發達的頂峰時代，但是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公使想來通商時，乾隆皇帝以天朝大國自居，稱無需跟蠻夷之邦互通有無。當時，英國已經爆發了工業革命。我們拒絕跟英國通商其實是拒絕工業革命，導致我們在很長時間內和技術進步擦肩而過。鴉片戰爭爆發后我們一敗塗地，進入衰落的周期。

德國人在進行工業4.0，而對於這樣一個追趕者，我們還要去補工業2.0、工業3.0的課。但是，我們在補課的同時不能放棄工業4.0的機會。這不啻為一項艱巨的任務——既不能在新技術的前沿落伍，要發展新經濟，同時要在傳統的追趕過程中通過技術創新實現加速追趕。另外，信息技術的滲透力非常強，它不僅僅會催生出一批新經濟，同時會深刻改造傳統產業和技術。這意味著要注意把握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所帶來的新機遇。

第二，要在危機中尋找機遇。金融危機之後全球經濟面臨很多挑戰，比如全球性的產業過剩、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對來說，我們傳統的比較優勢是勞動密集型產業，隨著收入水平提高，我們的比較優勢在削弱。現在印度、越南等國家加入了出口導向的全球競爭，傳統出口部門面臨著日益激烈的競爭。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些危機後面還伴生了很多機遇。

具體對而言，「引進來」「走出去」都存在很多戰略機遇。在「引進來」方面，我們看到高端產業與人才正加速向匯聚。2004年歸國留學人員僅有2萬人，而去年這一數字達到40萬，比2004年增加了十幾倍。此外，還有大量跨國公司高管、研發人員流入，這對我們建設創新型國家很有益處。

從「走出去」的視角來看，我們也面臨很多新機遇。比如金融危機帶來海外低成本併購的機遇，使企業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整合資源，並獲得先進的技術、研發能力、國際品牌和國際銷售渠道，加速提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無論通過併購、設立研發中心，或者其他投資行為，都是企業整合全球資源的新機遇。

第三，要有創造機遇的意識。在全球經濟貿易發展中，已經是可以影響全球的一個重要變數。從前的作為一個小經濟體，更多的是尋找機遇，而現在我們有條件創造機遇，這是從「借勢」到「造勢」的轉變。在「造勢」的過程，一定要注意既利己又利他，爭取創造共贏格局。

「一帶一路」是一個典型的共贏倡議。它所倡導的互聯互通、經貿合作、產能合作也為全球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這體現了從一個經貿小國變成一個經貿大國時，我們有能力發揮影響力來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抓住機遇應對挑戰，實現趨利避害。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孫祁祥:

將風險管理全面嵌入「一帶一路」建設

全球化提出新問題，本輪金融危機以後，西方國家已經出現了明顯的反全球化的傾向，最典型的是去年英國脫歐和美國川普當選，讓世界人民大跌眼鏡的兩個黑天鵝事件，讓所有人把目光都聚集到了全球化這個問題上。全球化負面效應正在凸顯和外溢，它的發展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壓力。原因何在？「一帶一路」將如何引領全球體系的深刻調整和新型全球化，又會帶來哪些新的風險挑戰？我們應該如何管理這些風險，順利、高效地建成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擺在我們每個人面前一個重要的、值得思考的問題。

從全球化的積極進展看，世界經濟持續增長，經濟一體化快速發展，社會不斷進步，人類健康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全球貧困問題大幅度改善；各國相互借重、謀求合作，總體上維護、維持良性競爭關係；國際社會交往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擴展，世界文明的多樣性不斷增強。

而從負面效果來看，全球發展失衡加劇，在缺乏有效全球治理的情況下，各國利益衝突增加並複雜化；同一社會不同利益群體差距拉大，社會矛盾激化；國內風險和地方性問題成為全球性問題，風險生成和擴散的機制複雜化。

全球化發展至今，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我們可以稱之為新型全球化時代，而新型全球化需要新的推動力量。

面對全球的增長動能不足、全球治理體系滯后、全球發展失衡的嚴峻局面，面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變革全球治理體系的意願和能力有限的局面，面對新型國家的群體性崛起與國際力量發生深刻變化的局面，要求國際體系多極化的呼聲非常強烈。在這種情況下，「一帶一路」這樣一個由各方共同打造的、跨越不同地域、不同發展階段、不同文明的全球公共產品可以說是順勢而生。

在「一帶一路」的建設過程中，我們既要看到歷史機遇，又要認清風險挑戰，因為傳統全球化的負面效果，並不會在新型全球化進程中自然化解。 「一帶一路」意味著新的競合模式與格局，勢必涉及資源整合和利益協調，可能會加劇系統內部原本各種活動的不確定性。

根據信保的風險報告數據，2016年「一帶一路」沿線65個國家中，國家風險評級為中級或高級的國家共50個，佔76.9%。「一帶一路」涉及的這些國家，政治風險、經濟風險、宗教風險，文化風險、法治風險相當高，暴力恐怖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加上域外勢力的干預頻繁，對「一帶一路」建設將帶來很大的挑戰。

我認為在對「一帶一路」進行風險管理的時候，以下三個方面非常重要：

第一，將風險管理全面嵌入「一帶一路」建設之中，構建包含「風險共擔機制」的「命運共同體」。牢固樹立「風險管理」的思維意識，高度重視「風險識別」和「風險評估」，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一定把風險管理，特別是風險識別和風險評估作為重要的環節嵌入其中。「一帶一路」強調共商、共建、共享，強調利益和成果應由相關各方共享，但責任和風險也應由相關各方共擔。只有通過「政策溝通」，建立合適的「風險共擔機制」，才能構建真正意義的「命運共同體」。

第二，有效運用「保險」這一現代化的風險管理工具，建立「政府+市場」的風險管理制度框架。一方面，遵循市場規律和國際通行規則，充分發揮市場在風險管理中的決定性作用和各類企業在風險管理中的主體作用；另一方面，更好地發揮政府在風險管理中的政策支持作用，明確政府和市場的定位。保險業是管理風險的特殊行業，自身的特點決定了保險業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具有天然優勢。我們可以運用保險建立市場化的保險支持體系，特別是出口信用保險和海外投資保險，同時我們也要創新發展境內保險和跨境保險。

第三，完善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讓不同階層的人群共享全球化的成果。我們要吸取歐美國家的教訓，防患於未然，高度重視「一帶一路」新型全球化可能對國內不同階層的人群帶來的差異化影響，通過完善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等方法，綜合施策積極應對，讓不同階層的人群能夠共享經濟全球化的成果。隨著「一帶一路」的建設，的改革開放面臨從「帕累托改進」到「卡爾多-希克斯效率」的階段，更加凸顯了「完善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性。

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

「一帶一路」是推動新型全球化的重要戰略

當前「逆全球化」思潮和保護主義傾向抬頭，全球化面對兩個前途。一個是光明的前途，也就是改進全球化的缺陷，推進公平、創新、良治的全球化。「一帶一路」可以說是推進全球化發展的重要舉措。而另一個是黑暗的前景，我們可能會進入全球化間歇期，甚至像20世紀20、30年代或70、80年代的情形，造成開放的風險大於機遇。

那麼全球化的間歇期會發生么？如果法國脫歐，乃至進而導致歐盟解體，世界又會怎麼樣？從這個角度來講，全球化確實到了一個系統風險顯著大於機遇的新階段。

在這個新階段，新科技革命和新全球化也給我們帶來了新的機遇，用新工業技術革命在全球滿足碎片化、個性化、分散化和本地化的需求，同時，傳統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化時代正在離我們遠去，跨國經營越來越難以抵擋東道國崛起的本地企業。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新工業技術革命推動的這些新技術、新企業和年輕人成為新型全球化最重要的推手。

推動新型全球化的重要戰略便是「一帶一路」。它把西部地區推到對外開放前沿，把對新興市場和發展家開放推到了對外開放和對外合作前沿，要把東部創新優勢、中部投資優勢與西部資源優勢合成對外開放新優勢；把西方創新優勢、新興大國投資優勢、發展家資源優勢合成對外合作新優勢，破解「西西合作」難題。

「一帶一路」最前沿的西部地區，無論是面向中、蒙、俄經濟走廊的內蒙，還是廣西、海南、貴州、雲南、西藏、青海、寧夏和新疆，主要都是資源驅動型經濟。這些地區還沒有進入投資驅動型階段，離創新驅動更是還有相當的距離。無論是「五通」還是產能國際合作，這些地區尚不具備「走出去」的實力。同時，「一帶一路」相關國家也是資源或要素驅動型經濟，政治風險、制度風險、經濟風險高，對傳統產業需求大。

我們可以看到前30年商品和服務創造的經濟福利，其最大的受益者是發達國家。過去由跨國公司全球採購網路決定商品賣給誰，我們只是代工，知識產權、品牌和渠道都不是自己的。而現在企業要把商品賣給「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老百姓，創造自己的知識產權、品牌和渠道，適應開放型經濟新常態。從這個角度來講， 「一帶一路」一方面帶來風險，一方面也帶來巨大的商機。

我認為企業參與「一帶一路」是企業轉型的必經之路。 「一帶一路」是風險最高且全球跨國公司競爭最薄弱的地方，如果企業能夠活下來，培養狼性，30年後再進入美國、日本等發達市場，與全球跨國公司展開大決戰的時候可能把握更大的勝算。

在推動新型全球化中還有一個重要的抓手，即自由貿易區戰略。它包含一下三個方面。第一，立足周邊，在亞太地區推動《自由貿易協定》以獲得一個更加開放的區域經濟。第二，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構建自由貿易區網路。通過簽署雙邊和駐邊區域《自由貿易協定》降低貿易障礙，提高雙方在標準、規則和制度方面的對接，以減少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經營的風險。第三，將在全球推廣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路。

為了積攢自由貿易區的經驗，從2003年至今，已經建立了11個自由貿易實驗區。它的核心就是先行先試、可複製、可推廣的推動自由貿易的制度、規則、標準和規範。隨著時間推移，如果自由貿易區的戰略得以順利落地實施，可以預見它將進一步推動新型全球化發展。

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監事長周立群：

面向「一帶一路」風險管理的出口信用保險

現代國家治理，以國境為界謀發展是不夠的，以國境為界求穩定、防風險也是不夠的，「一帶一路」戰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主動參與全球治理、推動經濟全球化新發展的一項話語體系和實踐載體。「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整體風險水平較高：根據2016年信保發布的國家風險評級結果，「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中等及以上風險國家佔比超過90%；從信保所承保企業的實際報損情況來看，2016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累計報損金額超過20億美元，占同期全球報損總額的43.5%，遠高於其承保金額佔比。風險來源主要包括域內國家風險（如東道國政治風險、經濟風險、營商環境風險、法律風險）；外部政策風險；和項目執行風險（如技術風險、商業及財務風險、合作方信用風險）等。

保險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多數市場經濟國家都把官方出口信用保險作為促進經濟增長、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的有效手段。信保成立於2001年，經過金融危機以來的跨越式發展，總體業務規模及各主要險種業務規模已連續7年排名全球官方出口信用機構首位，政策性作用顯著。在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信保主要承擔了風險保障、融資促進、市場開拓、損失補償和信息服務等五大功能，扮演著獨特而又重要的角色：信保作為國家「一帶一路」領導小組的成員單位，是國家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政策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信保憑藉國家信用和專業服務，為企業「走出去」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各類政治風險和商業風險提供全面保障，是「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的重要風險承擔者；信保在維護企業海外整體利益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管控「一帶一路」信用風險的有效「閘門」；信保利用獨特的保險產品和專業化服務，運用市場化手段撬動更大體量的商業資金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是「一帶一路」金融支持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

為了更好地服務「一帶一路」戰略，信保持續提升服務效率和水平，不斷優化升級產品，制定了針對性的賠付機制和追償方案；與幾十個重點國家的政府部門、大型企業和金融機構簽署了框架合作協議或融資保險額度協議，為企業「走出去」搭建融資保險平台；發揮槓桿作用，撬動銀行融資；提供專業的國別風險和交易對手風險信息服務，為企業和政府決策提供有益參考。目前，信保業務範圍已覆蓋「一帶一路」沿線所有國家，承保項目涉及交通運輸、石油裝備、電力工程、房屋建設、通訊設備等領域，有效推進了與沿線國家的設施聯通、貿易暢通和資金融通，降低了企業向「一帶一路」國家出口和投資的風險。

在「一帶一路」戰略下，為了有效應對企業「走出去」所面臨的諸多挑戰，建議應重視並加強國家風險管理體系建設、強化對外投融資整體合力、並積極推動出口信用保險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