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貧之後，扶貧還有必要嗎？

原標題:脫貧之後，扶貧還有必要嗎？

脫貧之後，扶貧還有必要嗎？如何解決今後將長期存在的相對貧困問題？為了減少相對貧困問題對發展全局和人民生活的影響，江蘇近20年來積極探索，不僅取得顯著成效，而且在思想認識和工作方法上積累了一定經驗，對於即將到來的「全面小康時代」，未雨綢繆，具有前瞻性參考價值。

脫貧之後仍需長期扶貧

近20餘年，江蘇堅持「既要救急，又要救窮」的理念，在不斷解決一直存在的少量絕對貧困現象的同時，積極探索緩解相對貧困問題的思路和方法，顯著提升了相對貧困地區經濟實力和群眾生活水平，有力支撐了經濟社會發展全局。

持續扶貧帶來歷史性的進步

「如果脫貧后就不用再扶貧了，那麼我們大部分的工作豈不是白乾了？」長期擔任江蘇省委農工辦兼扶貧辦主任、現任省委扶貧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的胥愛貴用反問的語氣對半月談記者說。

胥愛貴說，江蘇省是越發達，越重視扶貧。1992年之前，只在省民政廳設了一個「扶貧科」；1994年，成立了副廳級的省扶貧辦；2003年，省扶貧辦又升為正廳級。

江蘇的扶貧工作，大都屬於幫扶「相對貧困」。2003年，全國的貧困線為370多元，而江蘇已超越1500元；2015年，全國為2855元，而江蘇已超越4000元。2016年，江蘇進一步把貧困線提高到6000元。

胥愛貴說：「江蘇用幫扶絕對貧困的力度來幫扶相對貧困，不僅扶人、扶村、扶縣，還扶片區、扶區域，取得了歷史性的進步。」

消除了原定的貧困人口、集體經濟薄弱村、貧困縣、貧困片區，江蘇又給自己提高標準，劃出一批新的對象來加以幫扶。

以鹽城市為例，2012年底，全市有322個集體經濟收入15萬元以下的「薄弱村」，到2016年初，「薄弱村」收入標準改為18萬元以下，卻只剩下105個村了；2012年有收入4000元以下的人口52.02萬,到2016年初，貧困線提到6000元，卻只剩下41.85萬人。

由於不斷把扶貧開發作為「補短板」的重要措施來抓，江蘇的城鄉差距不斷縮小。2016年，全國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2.72:1，而江蘇省城鄉人均收入之比為2.3:1。

1996年，江蘇省將蘇北地區4個最窮的縣（沭陽、泗洪、泗陽、宿遷）劃出來，組建成宿遷市，以便特殊幫扶。20年中，宿遷與全省首位的蘇州市相比，城鎮居民收入從26.7%上升為44.3%，農村居民收入從28.3%上升為50.3%，從全國城市200名以外進入百強之內。

打破南北之間「無形界限」

江蘇省把幫扶蘇北發展作為緩解相對貧困的重點，長期實行的主要政策措施有五方掛鉤、四項轉移、南北共建園區、整體幫扶連片開發等。

五方掛鉤，是從1992年開始，江蘇探索建立了省級機關、蘇南縣市、高校院所、各類企業對口蘇北經濟薄弱縣掛鉤幫扶的機制。四方對口的各機關、縣市、院所、企業每年投入分別不得少於20萬元、500萬元、100萬元、10萬元，並且每年要保持一定增幅。

如今，與蘇北掛鉤的已有省級機關單位90家、蘇南縣市21個、高校院所40所、各類企業114家。這些資源與蘇北自身資源相結合，有力推動了蘇北發展。

四項轉移從2003年開始，江蘇實施項目、資金、人才向蘇北轉移，蘇北的剩餘勞動力向蘇南轉移。僅2011年到2016年間，累計向蘇北轉移500萬元以上項目12471個，總投資19594億元；省財政對蘇北地區各類補助5788億元；蘇北新吸納大學畢業生76萬人，引進急需人才和高層次人才1.2萬人,顯著提升了蘇北地區的內生動力。

2006年，江蘇又開始實施南北掛鉤共建蘇北開發區。迄今，蘇北已設立「共建園區」38家，成為當地的重要增長極。去年，共建園區合作雙方進行互訪151次，到蘇北園區工作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231名。南北地區之間的「無形界限」已逐漸打破。

2014年，江蘇又建立了對蘇北6大片區進行整體幫扶的機制。幫助這些片區制定幫扶規劃、落實幫扶項目、協調解決難題，推進其基礎設施、產業發展、民生事業。兩年之後，劉老莊地區、黃墩湖滯洪區兩個片區成功脫貧退出，今年又將漣水縣和沭陽縣接合部、豐縣微山湖西岸兩個相對貧困的片區補充進來。

目前，蘇南5市與蘇北5市人均GDP之比，已從1996年的3.76:1縮小為2.23∶1。泗洪縣扶貧辦副主任朱啟洪說：「1992年，感覺蘇北與蘇南至少差30年，現在最多差15年。」

從受助者變為參與者

江蘇省扶貧開發研究所所長肖宜濱說：「相對貧困永遠存在，但用不同的態度和方法處理它，結果大不相同。」

來自省人大辦公廳，現任泗洪縣委副書記、省委幫扶工作隊隊長的趙正馳說：「有人以為財政兜底之後就沒有貧困者了，實際上，即使在江蘇，最窮那一部分人的生活狀況還是令人震驚的。如果政府不主動去管，一定會成為社會發展的消極因素。必須管！沒有辦法也要找辦法！」

胥愛貴說，扶貧的受益者，首先是被扶持的地區和人群，而它帶來發展的協調，對經濟全局意義重大。

蘇北地區產業結構日益適應現代生產格局，就連「墊底」的宿遷，2016年一、二、三產業比例也從以前的47.8:30.8:21.4變為12.1:48.5:39.4。

蘇南蘇北成為日益緊密的合作夥伴。蘇南的優質農業、一部分配套的工業不斷梯度轉移到蘇北，大大緩解了蘇南的土地和環境壓力。

江蘇沿海新建的一批港口、臨港產業也就有了強大的戰略腹地。原先的「貧困地區」從受助者變為參與者。

從1992年至今，江蘇經濟增速每一年均快於全國平均水平。由於產業較為協調，江蘇沒有犧牲農業，糧食總產量超過浙江、福建、廣東、上海四省市之和。有專家指出，這與江蘇長期重視以扶貧為代表的「補短板」有很大關係。

濱海縣委書記錢武華語氣堅決地對記者說：「全面小康之後，扶貧的方式也許會做某些調整，但絕不可以停止，必須當成長期的政治任務。」

江蘇省沭陽縣顏集鎮堰下村村民謝春明在大棚內照顧盆景 季春鵬/攝

「合夥」是最好的扶貧方式

考察江蘇近20餘年的扶貧實踐，可以看出一條從「輸血」擴展為「輸血+造血」，再到「輸血+造血+合夥」的發展脈絡。該省的扶貧工作者們正在完善體制機制，以求未來做到該輸血的及時輸血，能造血的儘快造血，把受助者變為平等共贏的合伙人。

「輸血」：用制度保障「經濟上的急診」

無論經濟如何發達，絕對貧困現象都很難根絕，必須用制度加以救助。在全面小康之後，絕對貧困仍會像「經濟上的急診」，需要人們去解決。為此，江蘇採取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

最基本的政策，是扶貧開發制度與社會保障制度相互銜接，對因各種困難不能越過省定貧困線的人群，實行低保兜底。

這樣，2015年「十二五」結束時，全省貧困人口的年人均收入都超過4000元。江蘇「十三五」的扶貧目標是超過6000元，到2020年如有未能達到的，也將如此辦理。

為了及時發現跌下貧困線的人，並緊急施以救助，江蘇各地進行了一系列制度創設。

濱海縣扶貧辦開發了一套「精準扶貧管理系統」，同民政、衛計、人社、教育、國土等部門信息共享，存儲低收入人員的基本信息，實時更新，為精準脫貧提供了翔實的數據支撐。該系統還配置了預警、分析、監督等功能，成為「經濟120急救系統」。

在這套系統支持下，濱海縣建檔立卡的低收入農戶子女，一旦考取大專、大學部，即可迅速獲得一次性資助3000元、5000元；低收入人口每年可獲免費體檢，患大病的，住院報銷比例自動提高至90%以上；低收入農戶自主創業，按每戶上限3000元打卡獎補，2016年累計向13945戶撥付3091.6868萬元。

該縣還籌資1.5億多元，創設利群小貸、立信擔保兩個金融平台，為60個經濟薄弱村配置股權，其收益的50%用於救濟遭災、大病的困難農戶。

「救助少量絕對貧困有了制度保障，我們就能以更大的力度去解決相對貧困問題了。」濱海縣扶貧辦主任許世兵胸有成竹地說。

「造血」：將貧困者拉進產業鏈

江蘇扶貧工作者們發現，所謂造血式扶貧，不是只給對方找個飯碗就萬事大吉。真正有效的造血，必須結合對方的特點，發現和發揮其固有優勢，把他們拉進一條一條的產業鏈，這樣才能進入良性循環。

「貧困，往往是不能正確使用資源造成的。把資源用對了，任何地方都有致富之道。」泗洪縣扶貧辦副主任朱啟洪說。

泗洪縣西南崗的8個鄉鎮，曾被稱為江蘇「窮極」，一個重要原因是水土條件不宜種糧，卻硬要種糧。

近年來，在省委幫扶隊指導下，分別轉產西瓜、桃子、碧根果、蔬菜、蛋雞、蠶桑、奶牛、苗木，收入成倍增長。2016年，這個片區農民人均收入達到12670元，超過全國平均水平。

與工業密集的蘇南相比，蘇北地區有著較為豐富的土地資源。長期的扶貧開發，不僅使蘇北成為全省的優質高效農業基地，更由於投資環境的改善，對許多工商業投資者產生了吸引力。

宿遷市現已興建銷售額億元以上的企業近800家，聚酯薄膜、家電玻璃等12類產品市場佔有率全國第一，踏進了工業化中期。

「只要被拉進了產業鏈，正常運轉起來，蘇南蘇北並沒有太大差別！」2003年從蘇南常州轉移到蘇北沭陽創業的瑞聲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總經理顧明輝說。

目前，這家公司在沭陽辦了6家企業，為名牌手機生產配套的機殼、天線、線路板，為當地1.3萬人創造了就業機會，2015年、2016年銷售額分別為35億元、50億元。

許世兵強調，要讓貧困農戶進入先進的產業鏈，提升農民素質是當務之急。在濱海縣，農委、人社、扶貧等部門合力興辦了一家「隨耕田間學堂」，培育新型職業農民，為合作社、家庭農場等新型市場經營主體和低收入農戶搭建技能培訓、提升素質的平台。

既講理論知識，更重實際操作，開設了瓜果種植、農機裝備、農業物聯網、休閑農業、農耕文化等實踐操作區，受到農民歡迎，成為國家級示範基地。

「合夥」：提高被扶對象主動性

隨著社會進步，被扶貧一方的自我意識日益增強，他們渴望在擺脫貧困的過程中更有主動性。

「未來的扶貧，尤其是緩解相對貧困，也許應該探索一種『合夥式扶貧』。」泗洪縣委副書記、省委幫扶工作隊隊長趙正馳說，扶貧不應該帶有一種恩賜之心，也必須儘可能棄用強制手段。

最好的狀態是形成優勢互補、良性互動、特色發展、平等共贏的合夥關係。而輸血式、造血式扶貧，則有利於創造合夥的條件，打下合夥的基礎。

據半月談記者調查了解，江蘇各地已經進行了不少「合夥式扶貧」的嘗試。

有的是「小合夥」，即把低收入農戶以股份合作方式組織起來。如濱海縣同心村探索的土地股份合作方式：入股土地900畝，用於種植蔬菜、瓜果。讓農戶和村集體分別持有原始股，按每年每畝純收益5000元測算，吸納的521名低收入群眾人均可獲得分紅2100餘元。直接參与或間接務工的低收入農戶還能增加經營性、工資性收入。

有的是「中合夥」，即以貧困片區的鎮、村為單位，與區外大企業合作。如濱海縣濱海港鎮，有一個600頭進口種豬的基地，依託年出欄8萬頭苗豬產生大量有機肥的條件，正在與正大集團合作，建設一個萬畝有機大米基地。

有的是「大合夥」，就是依據全省各地不同的自然資源稟賦，重新安排經濟格局。據省委扶貧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胥愛貴介紹，江蘇將在生態保護基礎較好的蘇北地區，減少經濟任務，設立一批「生態保護引領區」和「生態保護特區」，可以不考核GDP。只要保護好綠水青山，就能脫貧致富。

2017年6月6日，江蘇省響水縣興南村村民羅會兵在大棚內採摘羊角酥 楊磊/攝

扶貧常態化 持續補短板

扶貧工作不僅涉及經濟全局，而且事關政治大局，必須置於現實工作的重要地位，並著眼未來，長期堅持和完善。這是江蘇各地扶貧工作者探索緩解相對貧困規律得出的共識。

長期扶貧是補短板的制度化

泗洪縣委副書記、省委幫扶工作隊隊長趙正馳說，經過一年多的扶貧工作實踐，他認識到，作為一種工作方法，扶貧應該長期堅持，它是「補短板」理念的制度化。

趙正馳認為，江蘇已形成比較成熟的扶貧工作方法：

首先，把農戶基本情況摸准，了解鄉村的自然狀況、區位特點、群眾意願、生產傳統，還有低收入農戶的家庭情況、致貧原因，有無能力配合救助，等等；

其次，要結合這些特點區別施策，將沒有自救能力的納入低保，對有能力的則幫助解決就業渠道，激發其靠勞動脫貧致富的鬥志。

省委扶貧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胥愛貴說，持續扶貧，對領導幹部有一種「清醒劑」的作用，可以迫使各級領導幹部面對現實，放棄不切實際的「超前行為」。

2013年，蘇南地區曾有幾個發達的縣級市打算宣布「基本實現現代化」，後來被省委阻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貧困問題，擔心引起群眾反感。與其急於宣布「現代化」，不如把「全面小康」做得更紮實一些。

去年，新一屆江蘇省委提出了「聚力創新，聚焦富民，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也與「補短板」意識帶來的穩健政風有關。

江蘇省扶貧開發研究所所長肖宜濱說，將來扶貧方式還可以進一步深化、細化：

一是把對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的開發結合起來；

二是從政府扶貧向社會扶貧延伸；

三是從較多的無償資金幫扶向金融信貸支持拓展。不論如何改變，扶貧只能加強，不能削弱。

扶貧是社會矛盾的調節閥

「窮則飢，餓則吵」，這句濱海一帶的俗話，過去經常被用來形容木樓村。這個由3個窮村合併的大窮村2001年剛成立時欠了近200萬元的債，原先3個村的人彼此不團結，被稱為「上訪專業村」。

從2011年起，在扶貧開發支持下，靠「公司+農戶」方式發展優質蔬菜，人均收入每年增加上千元，現已達1.4萬多元，沒人上訪了。

190多萬人的沭陽是江蘇第一人口大縣，20年前還是一個官民矛盾突出的貧困縣，近年興起的電子商務卻讓人徹底轉變了對沭陽人的偏見。

該縣25萬人從事「互聯網＋花木」產業，10萬人從事「互聯網＋圖書」產業，成了江蘇淘寶鎮、淘寶村最多的縣。

20年間，沭陽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由蘇北縣級倒數第一躍升至首位，連續5年躋身全國百強縣。

41歲的方威曾在南京當律師，現在辭職回到家鄉沭陽縣新河鎮當起了花卉電商。他的年收入從50萬元增至150萬元，又帶動本村35人就業。

該鎮黨委委員竇祥樓自豪地對半月談記者說：「我們鎮基本上沒有留守兒童、老人和婦女，搞電商，跑去外面的青壯年都回來了。家庭和諧多了！」

扶貧是幹部隊伍建設的重要手段

「經考核認定，上述同志均已完成扶貧掛鉤任務。」——今年6月15日，在中共宿遷市委組織部「宿遷組工」網站上發布了一則「領導幹部任職前公示」。

扶貧，已經成為江蘇省多年來培養鍛煉領導幹部的重要手段。

從1992年起，以省委名義連續向掛鉤縣派駐扶貧工作隊，隊員大都是經過選拔的培養對象，僅省級層面就累計派駐了6210名。工作隊長兼任當地縣委副書記，主抓扶貧工作。後來，又派隊員兼任集體經濟薄弱村「第一書記」。

「我原來以為福利院院長夠難當了，沒想到和『第一書記』相比要輕鬆得多。村裡的工作比福利院繁瑣10倍，興辦集體經濟項目，不僅要找投資老闆，還要與政府部門、相關企業反覆協調，且還有時間限制。」

原常州溧陽市社會福利中心主任潘學琪對記者說，「扶貧，對我考慮問題的全面性、協調能力、個人修養的提升是全方位的。」

「我們最初是從經濟目的開始進行扶貧，但它在政治上的收穫超出了我們的想象！」胥愛貴感慨地說。

記者：李燦 朱旭東

主編：孫愛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