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斯：工作的意義

工作可能僅僅是一種生計來源，或是一個人內心生活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工作可以被體驗為一種贖罪，或體驗為極其豐富的自我表達；它可以體驗為一種沉重的負擔，或是人類共同本性的發展。就人類或工作的任何既定線路而言，無論是對其的熱愛還是仇恨都不是與生俱來的。工作本身並沒有固有的含義。

有關工作的內在含義至今缺乏充分的歷史描述。然而，我們可以追尋有關工作的各種哲理的影響，這些人生哲理浸入到現代工人的心靈之中，並深深地塑造著他們的工作和閑暇。

雖然現代白領工人並沒有任何清晰的工作哲學，但是他們對工作的感覺和體驗卻影響著他們的滿足感和挫折感，影響著他們的生活基調。不管其工作的結果是什麼，也不管他們是否了解，它們都是作為一種活動的工作和他們賦予工作的意義，加之其他人的觀點交互作用的產物。

對古希臘人來說，他們社會裡的機械勞動是由奴隸完成的，工作摧殘了人的心靈，使其無法適應道德實踐。工作曾是不可缺少的物質惡魔，精英們在追尋永恆不變的理想時，應該迴避工作。希伯來人也將工作視為「痛苦的勞役」，他們認為人是因為有罪而被罰勞役。無論工作有怎樣的價值，工作畢竟是為了贖罪，例如《聖經》就斷言：「人的體力勞動並不能慰藉心靈。」後來，猶太法師的教義對工作有所推崇，將其視為有價值的操演，而不是對靈魂的鞭笞，但是他們仍然強調，即將來臨的王國是無所事事的王國。

在早期的基督教教義中，工作被視為對罪惡的懲罰，但也被視為服務於仁慈、陶冶身心以及摒棄無所事事思想這些遠大目標的手段。但是，在這個世界上，工作本身毫無價值。在受到來自教會的組織化問題的壓力時，聖·奧古斯丁將這一論點進一步加以發揮：對修道士們來說，雖然要輪番完成工作和禱告，但工作本身是義務性的，並且只要足以滿足修道院的真實需要，就要鼓勵修道士們努力工作。教會神父把對上帝的苦思冥想看得比讀寫經文的智力工作更為重要。從11世紀到14世紀，在歐洲四處漂流的異教徒們要求人們工作，但是他們這樣做同樣有深遠的用意：人們應該積極地從事那些痛苦而卑賤的工作，以作為「對傲視萬物者的鞭撻」。

自路德開始，工作才第一次作為「人生的基礎和關鍵」被確立在現代人的觀念之中。路德援引保羅的話繼續認為，對墮落者來說工作是天賜自然，但他同時也認為所有能夠勞作者都不應該閑著。無所事事是反自然的和罪惡的逃避。通過工作來養活自己是服務上帝的一種方式。由此，宗教虔誠和世俗活動之間的巨大溝壑便可以得到彌合；職業成了「天職(calling)」，而工作則被珍視為通向得救的宗教之途。

加爾文的新教思想，在實踐中遠離無所事事的冷漠情緒，它鼓勵人們進一步適應現代工作節拍。在這個世界上，人們必須理性地、有條不紊地、不懈地努力工作，彷彿他就是人類的選民。人人都必須工作正是上帝的旨意，但是貪求工作成果即便是自己的勞動成果，也不符合上帝的旨意；這些成果必須再投入使用，以刺激人們更勤勉地勞作。只有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礎之上的那種意志頑強、自我剋制、艱苦卓絕的工作，而不是默默的禱告，才能夠減輕罪惡並通向良善和虔誠的生活。

早期新教的這種「現世苦行主義(this-worldly asceticism)」，鼓勵並肯定現代資本主義要求其代理人具有的那種行為和感情模式。不同的新教派別都鼓勵和肯定那種能夠堅持不懈從事井然有序工作的人獲得社會發展。就像馬克斯·韋伯所揭示的那樣，宗教人和經濟人的心理就這樣獲得了和諧，而嚴肅的資產階級企業主們也以工作為生並經由工作達到了這種和諧的境地。

亞當·斯密精心闡釋了洛克的觀點，肯定勞動是個人所有制和所有經濟價值的來源，並成了自由經濟制度的奠基石：工作現在成了國家財富的決定性因素，但它是一項無情的實業，對於19世紀艱辛勞作的大眾和那些為錢財所驅使而工作的經濟人來說，它具有一種殘酷的正當性。

不過，還有另一種在文藝復興時期發展起來的工作觀念：在這個非凡的時代里一些人意識到，工作能夠促進而不是延緩人們作為人的發展。通過自己的活動，人可以實現一切；通過工作，人可以成為造物主。一個人如何能夠更好地消磨自己的時光?利奧納多·達·芬奇喜歡創造性的勞作；布魯諾則頌揚工作是克服逆境的武器，是征服的工具。

在19世紀中，人們開始憑藉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反對古典經濟學賦予工作的功利主義含義。像托爾斯泰、卡萊爾、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這類人在向後轉；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則目光遠大。但是這兩類人都吸取了文藝復興時期有關人是工具的使用者的觀點。勞動分工及其產品的分配，以及工作作為有目的人類行動的內在意義，是19世紀人們思考的焦點。拉斯金對抗資本主義工作組織的理論觀點，奠基於自由工匠的前資本主義社會，他們的工作一度曾是生活的需要，是那種能夠帶來內心平和的藝術活動。他美化自己所主張的理想存在於中世紀的工匠工作之中；他相信所有的工作產品都應歸工人所有。資本的利潤是非正義的，而且，為了利潤本身的逐利行為還會玷污人的靈魂，使人陷入萬劫不復的瘋狂境地。

在馬克思那裡，我們看到了一種對工作在人類發展中的意義，以及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這種發展如何受到扭藍的全面分析。在這裡，人類的本質取決於他的工作：「他們(個人)……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麼一致，叉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因而，個人是什麼樣的，這取決於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馬克思接受了德國古典唯心主義關於人格全面發展的人道主義理想，他認為資本主義生產使人陷入異化狀態，人經由專門化成了動物般的沒有個性的行屍走肉。

從歷史的角度說，絕大多數有關工作的觀點都賦予其一個外在的涵義。R．H托尼曾提及「由古希臘羅馬經典哲學家在自由和奴隸職業間做出的區分，中世紀哲學家則堅持財富為人而不是人為財富而存在。拉斯金的著名斷言『生命是唯一的財富』，以及那些提倡為服務而不是利潤組織生產的社會主義者的觀點，不過是通過不同的方式來強調經濟活動的工具性質，而這些活動與表達真實的人性理想有關」。但是，也還有另外一些人曾賦予工作內在的價值。所有關於工作的哲學都可以歸入這兩類觀點，雖然卡萊爾曾嘗試以一種奇妙的方式將二者合而為一。

I．各種形式的新教主義，(和古典經濟學一起)都是當今時代最有影響的信條，它們將工作活動視為對宗教約束來說秘而不宣的東西；來自工作的滿足感對活動和經驗來說不是固有的，而是宗教性的酬賞。人們通過工作獲得宗教地位，並確保自己在選民的行列之中。如果工作是被迫的，那就可以將其歸咎於某人因好逸惡勞所引發的痛苦的罪惡感。

Ⅱ．文藝復興時期的工作觀認定工作具有內在的意義，它關注於工作過程本身的手工藝技能——體力和腦力的運用；它從工作本身而不是從其他不相干的領域或後果中尋找工作的原因。給人們帶來滿足的不是收入、不是解脫之途、不是地位、也不是凌駕他人之上的權力，而是技術過程本身。

然而，這些觀點中的任何一種——無論是將工作視為強制的世俗信條，還是將工作視為工藝活動的人文主義觀點——都沒有對當代人產生太大的影響。對大多數僱員來說，工作有一種普遍的不愉快特質。如果說，加爾文主義者對兩手空空的工人和文職僱員沒有產生什麼強制性的影響的話，那麼文藝復興時期的觀點對保險業職員、貨運員和百貨公司女售貨員的影響也微乎其微。如果說鞋店的銷售員或紡織業的經理很少會去思考其勞動的宗教意義的話，那麼也不會有哪位電話接線員、接待員或學校的教師從他們的工作中體悟到拉斯金式的內心平靜。創造性工作可能帶來的這種享受越來越限於極少數人。對白領大眾來說，就像對普通的雇傭勞動者一樣，工作似乎既不是為上帝服務，也無法使他們體驗到神聖的感覺。他們既沒有嚴肅的工作願望，也很少能夠從日復一日的工作中獲得積極的滿足。

對工作的信奉一直就是美國的歷史傳統、它的自我形象以及外部世界有關美國形象的核心內容。這一信念遭遇的危機和衰落具有廣泛而深遠的意義。比如，我們到處可以聽到韋德·肖特利夫的語言，「作為其他凡代人之象徵的進取精神和熱情正在消退，我們發現取而代之的是這樣一種哲學，獲得或保有一份工作不再是一種挑戰，而是一種無奈的不幸。如果工作僅僅是工作，而活動也只是為了養家糊口的話，那麼使我們的民族成當今這般燎原之勢的精神之火也就剩下最後這點灰燼了。這種不祥的冷漠感掩飾了未來的管理者心中淤積的不滿和不安」。

為了理解這種信念及其衰落的含義，我們必須理解20世紀真正的美國精神。歷史上流傳下來的老式中產階級企業家的工作道德並沒有深深地感染新社會中的人，這是老式中產階級結構性衰落的最為關鍵的心理含義。儘管新中產階級的許多成員源自老中產階級，但他們從未被深深地捲入老式的工作倫理，而在這一點上，他們從一開始在心理上便是非布爾喬亞的。

與此同時，手工藝這第二種在歷史上重要的富有意義的工作和滿足模式，無論在傳統上還是工作的性質上，都從來沒有為新中產階級所有。然而，不管多麼模糊，都能夠在關於工人不滿的諸多當代嚴肅研究中發現手工業模式；同樣也能從拉斯金、托爾斯泰到伯格森和索雷爾有關工人滿足的諸多正面描述中窺見一斑。因此，它值得詳細地加以思考，以便我們能夠公平地判定，對現代白領工人而言它究竟在哪些方面是難以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