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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 「故詬莫大於卑賤, 而悲莫甚於窮困」

李斯: 「故詬莫大於卑賤, 而悲莫甚於窮困」

李斯(約前284年--前208年),李氏,名斯,字通古,戰國末期楚國上蔡(今河南上蔡縣蘆岡鄉李斯樓村)人,秦代著名政治家、文學家、書法家,為相多年,政績顯耀,深得秦始皇恩寵。是他的一篇《諫逐客書》,總結了秦國不拘一格用客卿、變法圖強成霸業的歷史經驗,提出了突破國別藩籬、大膽任用賢才的施政方針,為秦朝留下了「眾客」,也就是「人才」,為秦統一天下儲備了一批「幹部」,為秦滅六國奠定了基礎,「二十餘年,竟並天下」;是他審時度勢,反對泥古,摒棄分封制,實行郡縣制,「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開兩千餘年政制之先河;是他銳意改革,力主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這一切,使這位有名的「法家人物」,備受後人推崇。

然而,這樣一位推動歷史進程的人物,早年資料卻很少,《史記·李斯列傳》只說他是「楚上蔡人也」,語焉不詳,大約生於平民之家,飽嘗稼穡之苦,很早就進入了官場,「年少時,為郡小吏。」郡乃古代行政區域,始於戰國時期,秦之前比縣小,秦之後比縣大。上蔡縣位於河南省東南部,是古蔡國所在地。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發建立西周,封其弟叔度於蔡,建立蔡國,史稱「上蔡」。李斯早年進入官場,當了上蔡縣蘆岡鄉一個毫不起眼的小公務員,其日常工作,就是給領導嘔心瀝血寫講稿,絞盡腦汁弄公文,在人們的不屑與白眼中苦熬歲月,其彷徨與鬱悶,一如黃河之波濤,澎湃而洶湧。一向靈思飛旋的他,開始總結人生經驗,他發現,茅廁里尖嘴猴腮的鼠輩,居骯髒,食惡臭,不斷被人聲犬吠所驚嚇;而糧倉中那些腦滿腸肥的碩鼠,居華屋,食積粟,養尊處優,何其美哉。李斯比較兩種鼠輩命運之異同,喟然長嘆:「人之賢不尚譬如鼠輩,在所自處耳!」他的這番「鼠論」,把人生的所謂理想信念道德統統拋之腦後,只留下了一條赤裸裸的宣言:人與老鼠並無區別,就看你身處什麼地位了!此後,這番高論成了他的人生支點,實用與勢利,成為他日後騰飛之「兩翼」。

於是,為了做一隻遠離茅廁入居華屋的「老鼠」,李斯風塵僕僕前往山東蘭陵縣,投身大儒荀卿門下,刻苦操練「帝王之術」。荀卿是戰國末期趙國人,在齊國有名的高等學府「稷下學宮」開席講學,並出任蘭陵縣令。他是著名儒學大師,世稱「荀子」,然而,他的儒學與傳統意義上的孔孟之道,有著很大區別。譬如,孔孟主張「知天命」,他主張命運在我;孔孟說「人之初,性本善」,他說「人之初,性本惡」;孔孟倡導「法先王」,他主張「法后王」。如此等等,南轅北轍。他以這些頗為驚世核俗的哲學思想為基礎,創立了一套神乎其神的「帝王之術」,一時間風靡天下,不少年輕學子趨之若鶩。荀子所謂「帝王之術」,其實就是從帝王視角出發,高屋建瓴,闡述如何治國平天下,堪稱「帝王之師」。李斯與韓非,同時拜在荀卿門下。李斯所學,卻是如何揣摩帝王心思,更好地為帝王效勞,以達到飛黃騰達之目的,「鴻鵠之飛」與「燕雀之志」融會貫通,構成了李斯先生學術思想之核心;而韓非所學,則超越其師,他總結了商鞅、申不害、慎到三位前賢的哲學思想,把商鞅之「法」、申不害之「術」、慎到之「勢」融為一體,兼容了儒、墨、道諸家特點,形成了以法為核心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體系,被稱為戰國時代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學成之後,李斯觀覽天下,尋找騰達之路,「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臨別之際,他向老師荀卿辭行,發表了一統滔滔宏論,他說,如今諸侯紛爭,冒險家縱橫排闔,「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遊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獸視肉,人面而能強行者耳。」李斯把那些不求進取者稱為「禽獸」,令荀卿大感驚異,於是繼續傾聽——「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托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

李斯就帶著這樣一腔沸騰如潮的仕進之心,來到了秦國,經過百般鑽營,進入呂不韋相府,做了一介門客,好容易逮著一個良機,他向秦王兜售其「帝王之術」,勸說他滅六國,成帝業,一下撓到了秦王的癢處,立刻提拔他為長史。此後,他堅決執行既定戰略決策,利用謀士與刺客,用拉攏與殺戮相結合的手段,對各國諸侯進行分化瓦解,取得很大成功。眼看魚躍龍門,前景輝煌,可是,因為一條陰差陽錯的鄭國渠,李斯竟被秦王下令驅逐了。

那時候,列國紛爭,韓國臨近秦國,實力最弱,淪為了強秦嘴邊的一塊「肥肉」,韓桓惠王不肯坐以待斃,祭出一條令人啼笑皆非的「疲秦之計」:派水利專家鄭國做為間諜入秦,遊說秦王在涇水與洛水之間興建一條大型水渠,欲以發展水利為幌子,耗盡秦國實力。在施工過程中,計謀敗露,秦王大怒,要殺鄭國,鄭國先生不卑不亢地說:「俺老鄭是韓國間諜不假,可一直在為你秦國謀福利,我不過為韓國延緩了幾載壽命,卻為秦國建立了萬世之功,要殺要剮,大王您瞧著辦吧!」秦王一聽有理,下令繼續施工,水到渠成,人稱「鄭國渠」。然而,這一尷尬事件,卻意外地誘發了秦王的疑心病,為徹底掃除間諜,他斷然下令,盡逐客卿。李斯身為客卿,當然在驅逐之列。當他被士兵押解著,禮送出境,行至驪邑(今陝西臨潼)時,心底的萬丈波瀾呼嘯而起,奮筆疾書,寫下了慷慨激昂的《諫逐客書》,雄辯地列舉了客卿對秦國發展做出的歷史貢獻,深刻地闡述了客卿在秦統一大業中的重要作用,尖銳地指出了逐客之舉的嚴重失誤,他痛心疾首地說:「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讀罷,驚出一身冷汗,派人追回李斯,不久任為廷尉。廷尉是秦朝官職,為九卿之一,執掌刑獄,是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員。《史記·李斯列傳》全文引述了李斯的《諫逐客書》,欣賞之情,溢於言表,最後的記載是:「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公元前213年,秦王嬴政46歲大壽,咸陽宮裡舉行隆重的祝壽宴會,70餘名博士應邀到場,吟詩作賦,爭相為皇帝祝壽。僕射周青臣馬屁拍得連天響,說陛下聖明威德齊天萬古傳頌啊!博士淳于越拍案而起,直斥他面諛,「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丞相李斯霍然起身,亢聲說道:「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其實,淳于越與李斯之爭,老淳哼的是儒家「厚古薄今」之曲,小李唱的是法家「酷法治國」之調。歷來把兩人之爭籠統地歸結為「儒法鬥爭」,顯然是脫離當時特定語境的。如果這場爭論停留在思想輿論層面,可能會像幾千年之後共和國歷史上那場「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一樣,大家釐清思想,統一認識,將會大有益於天下也。然而,李斯卻無限誇大,上綱上線,「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禍亂黔首。」至此,李斯開始露出一副猙獰嘴臉,赤裸裸端出了他的焚書之策——「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世。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應當說,李斯用如此殺氣騰騰的血腥手段,來處置不同意見與異端思想,開了一個極其危險的先例。「焚書」、「棄世」、「族誅」、「同罪」、「黥面」,種種酷刑,觸目驚心。他蠱惑秦王用毀滅傳統文化的罪惡手段,來實現天下思想一統,造成了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一場文化浩劫。這場焚書之禍,究竟多少人因為藏書受到嚴刑峻法的制裁,不得而知;究竟多少珍貴的珍貴典籍被焚毀,無法統計。以至於太史公為撰寫史記搜集資料時,根本找不到六國史書,不禁連聲哀嘆:「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史記·六國年表序》)。

如果說,「焚書坑儒」是李斯蠱惑秦王對文化犯下的滔天罪行,那麼,他戕害昔日同窗韓非,則是其人性卑劣的突出表現。《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載,秦王讀了《孤憤》、《五蠹》諸篇,大為驚訝,喟然而嘆:「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說:「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王發兵急攻韓,務要得到韓非,韓王無奈,只得派韓非出使秦國,秦王與之作長夜之談,「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害怕韓非取代自己,便讒毀說:「韓非,韓之公子也。今欲並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於是下令,將韓非下獄,李斯害怕生變,即刻派人給韓非送去毒藥,逼令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過了幾天,秦王果然後悔了,「使人赦之」,可是,韓非早被老同學李斯毒死了。

李斯處心積慮謀害老同學,當然是為了保住丞相高位與既得利益,《史記·李斯列傳》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秦代的三川,指關隴地區涇河、渭河、洛河流域,是古代文明的發源地。李斯長子李由官居三川太守,扼守帝國要衝,諸子娶的都是皇室公主,諸女嫁的都是皇室公子,李氏家族可謂滿門榮耀。一次,李斯宴請百官,說自己此刻想起了老師荀卿的教誨「物禁大盛」,不禁惻然,「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才,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過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歷史證明,李斯「物極則衰」的擔心,並非多餘;只是,他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的歸宿,竟會那樣苛酷而慘烈!公元前210年,隨著始皇帝駕崩,「沙丘宮政變」爆發,公子扶蘇被賜死,趙高像鬼魅一樣綁架了李斯與胡亥。李斯一聽趙高的政變陰謀,先是厲聲斥責,說你怎敢說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話來?趙高嗤之以鼻:「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李斯聽罷,沉默不語。面對頭顱落地的威脅與榮華富貴的誘惑,他的心旌開始搖擺,意志開始潰敗,最後仰天垂淚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唉唉!既然不能死,那就聽天由命吧!危急時刻,李斯為了榮華富貴,與趙高胡亥同流合污了。一世英名,就此完結;煌煌大秦,二世而亡,悲哉!

青史嗚咽。鐵律無情。恍然回顧李斯先生的「鼠論」,兀地令人百感奔臨矣!他要做一隻「居華屋,食積粟」的高級「碩鼠」,叵耐最後淪為了政治絞肉機中的一隻可憐倉鼠,在二世胡亥、丞相趙高面前搖尾乞憐。二世說:「夫人生居世間焉,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趙高連連叫好,並教導他「嚴法而刻刑」,盡誅先帝舊臣,除掉兄弟姊妹,方可高枕無憂矣!於是「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李斯大感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上了一道《行督責書》,振振有詞地鼓勵二世實行督責:「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他肉麻地歡呼:「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

儘管李斯喪失了最後的廉恥,像狗一樣匍匐在二世腳下,卻依然沒有擺脫趙高的殘戮。公元前208年,丞相趙高奉二世皇帝之命,逮捕右丞相李斯、左丞相馮去疾、大將軍馮劫,馮氏父子憤然自殺,李斯為了苟活,反覆上書乞憐,「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秦二世之悟而赦之。」到了萬劫不復的地步,還做如此幻想,堪稱卑怯徹骨也;李斯得到的,只是趙高的酷刑,「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秦二世最後御筆硃批:「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

所謂五刑,按秦律,凡是判處滅三族者,都要先在面上刺字,割去鼻子,砍去左右指,然後用竹鞭打死,再斬首,在刑場上用鼎煮其骨肉;如果誹謗罪、詈罵罪,還要先割去舌頭。這些,統稱五刑。不知李斯最後慘死,是否嘗遍五刑?當他被提出死牢,押赴刑場之際,看到自己的小兒子也一同被押就刑,不禁老淚縱橫,說:「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死到臨頭,他才想到要像草民百姓那樣,與兒子一起牽著黃狗追逐野兔,豈不是太晚了嗎?李斯被殺,還被夷滅三族,他的父母、妻妾、子女盡被屠戮。

客觀地看,李斯堪稱天才,文章寫得極好,文采燦爛,如日月然;他獨創的篆書,至今流韻千響;他之施政,也不乏遠見卓識之舉。但是,由於他以「鼠論」立世,以功利為先導,以現實利益為旨歸,以富貴榮華為人生之本,失去了作為一個政治家的基本道德底線,甚至喪失了作為一個人的基本品格,嫉賢妒能,殘忍惡毒,這才鑄成了他的千古之殤,受到歷史的嚴厲懲罰,若說他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不為冤枉也。歷史的邏輯,就是這樣鐵一樣無情而冷漠!太史公批評說:李斯作為國之重臣,「知《六藝》之歸,持爵祿之重」,關鍵時刻卻喪失原則,「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導致沙丘慘變,秦廷跌落,「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太史公說,有人認為李斯忠誠而被五刑處死,實在冤枉呢,其實並非如此。不然,以李斯之功,可以與周公、召公並列矣!

明代紫陽道人丁耀亢先生《天史》一書持論則更為嚴苛:「李斯嘗為倉吏,見倉鼠而樂之。吾觀斯死生,亦一鼠而已。始而謀飽,終而嚙人,秦之社遂以空。及東門黃犬,仍思顧兔,馳心猶未死也。矯詔殺人而致族滅,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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