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 「故詬莫大於卑賤, 而悲莫甚於窮困」

李斯（約前284年--前208年），李氏，名斯，字通古，戰國末期楚國上蔡（今河南上蔡縣蘆岡鄉李斯樓村）人，秦代著名政治家、文學家、書法家，為相多年，政績顯耀，深得秦始皇恩寵。是他的一篇《諫逐客書》，總結了秦國不拘一格用客卿、變法圖強成霸業的歷史經驗，提出了突破國別藩籬、大膽任用賢才的施政方針，為秦朝留下了「眾客」，也就是「人才」，為秦統一天下儲備了一批「幹部」，為秦滅六國奠定了基礎，「二十餘年，竟並天下」；是他審時度勢，反對泥古，摒棄分封制，實行郡縣制，「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開兩千餘年政制之先河；是他銳意改革，力主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這一切，使這位有名的「法家人物」，備受後人推崇。

然而，這樣一位推動歷史進程的人物，早年資料卻很少，《史記·李斯列傳》只說他是「楚上蔡人也」，語焉不詳，大約生於平民之家，飽嘗稼穡之苦，很早就進入了官場，「年少時，為郡小吏。」郡乃古代行政區域，始於戰國時期，秦之前比縣小，秦之後比縣大。上蔡縣位於河南省東南部，是古蔡國所在地。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發建立西周，封其弟叔度於蔡，建立蔡國，史稱「上蔡」。李斯早年進入官場，當了上蔡縣蘆岡鄉一個毫不起眼的小公務員，其日常工作，就是給領導嘔心瀝血寫講稿，絞盡腦汁弄公文，在人們的不屑與白眼中苦熬歲月，其彷徨與鬱悶，一如黃河之波濤，澎湃而洶湧。一向靈思飛旋的他，開始總結人生經驗，他發現，茅廁里尖嘴猴腮的鼠輩，居骯髒，食惡臭，不斷被人聲犬吠所驚嚇；而糧倉中那些腦滿腸肥的碩鼠，居華屋，食積粟，養尊處優，何其美哉。李斯比較兩種鼠輩命運之異同，喟然長嘆：「人之賢不尚譬如鼠輩，在所自處耳！」他的這番「鼠論」，把人生的所謂理想信念道德統統拋之腦後，只留下了一條赤裸裸的宣言：人與老鼠並無區別，就看你身處什麼地位了！此後，這番高論成了他的人生支點，實用與勢利，成為他日後騰飛之「兩翼」。

於是，為了做一隻遠離茅廁入居華屋的「老鼠」，李斯風塵僕僕前往山東蘭陵縣，投身大儒荀卿門下，刻苦操練「帝王之術」。荀卿是戰國末期趙國人，在齊國有名的高等學府「稷下學宮」開席講學，並出任蘭陵縣令。他是著名儒學大師，世稱「荀子」，然而，他的儒學與傳統意義上的孔孟之道，有著很大區別。譬如，孔孟主張「知天命」，他主張命運在我；孔孟說「人之初，性本善」，他說「人之初，性本惡」；孔孟倡導「法先王」，他主張「法后王」。如此等等，南轅北轍。他以這些頗為驚世核俗的哲學思想為基礎，創立了一套神乎其神的「帝王之術」，一時間風靡天下，不少年輕學子趨之若鶩。荀子所謂「帝王之術」，其實就是從帝王視角出發，高屋建瓴，闡述如何治國平天下，堪稱「帝王之師」。李斯與韓非，同時拜在荀卿門下。李斯所學，卻是如何揣摩帝王心思，更好地為帝王效勞，以達到飛黃騰達之目的，「鴻鵠之飛」與「燕雀之志」融會貫通，構成了李斯先生學術思想之核心；而韓非所學，則超越其師，他總結了商鞅、申不害、慎到三位前賢的哲學思想，把商鞅之「法」、申不害之「術」、慎到之「勢」融為一體，兼容了儒、墨、道諸家特點，形成了以法為核心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體系，被稱為戰國時代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學成之後，李斯觀覽天下，尋找騰達之路，「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臨別之際，他向老師荀卿辭行，發表了一統滔滔宏論，他說，如今諸侯紛爭，冒險家縱橫排闔，「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遊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獸視肉，人面而能強行者耳。」李斯把那些不求進取者稱為「禽獸」，令荀卿大感驚異，於是繼續傾聽——「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托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

李斯就帶著這樣一腔沸騰如潮的仕進之心，來到了秦國，經過百般鑽營，進入呂不韋相府，做了一介門客，好容易逮著一個良機，他向秦王兜售其「帝王之術」，勸說他滅六國，成帝業，一下撓到了秦王的癢處，立刻提拔他為長史。此後，他堅決執行既定戰略決策，利用謀士與刺客，用拉攏與殺戮相結合的手段，對各國諸侯進行分化瓦解，取得很大成功。眼看魚躍龍門，前景輝煌，可是，因為一條陰差陽錯的鄭國渠，李斯竟被秦王下令驅逐了。

那時候，列國紛爭，韓國臨近秦國，實力最弱，淪為了強秦嘴邊的一塊「肥肉」，韓桓惠王不肯坐以待斃，祭出一條令人啼笑皆非的「疲秦之計」：派水利專家鄭國做為間諜入秦，遊說秦王在涇水與洛水之間興建一條大型水渠，欲以發展水利為幌子，耗盡秦國實力。在施工過程中，計謀敗露，秦王大怒，要殺鄭國，鄭國先生不卑不亢地說：「俺老鄭是韓國間諜不假，可一直在為你秦國謀福利，我不過為韓國延緩了幾載壽命，卻為秦國建立了萬世之功，要殺要剮，大王您瞧著辦吧！」秦王一聽有理，下令繼續施工，水到渠成，人稱「鄭國渠」。然而，這一尷尬事件，卻意外地誘發了秦王的疑心病，為徹底掃除間諜，他斷然下令，盡逐客卿。李斯身為客卿，當然在驅逐之列。當他被士兵押解著，禮送出境，行至驪邑（今陝西臨潼）時，心底的萬丈波瀾呼嘯而起，奮筆疾書，寫下了慷慨激昂的《諫逐客書》，雄辯地列舉了客卿對秦國發展做出的歷史貢獻，深刻地闡述了客卿在秦統一大業中的重要作用，尖銳地指出了逐客之舉的嚴重失誤，他痛心疾首地說：「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讀罷，驚出一身冷汗，派人追回李斯，不久任為廷尉。廷尉是秦朝官職，為九卿之一，執掌刑獄，是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員。《史記·李斯列傳》全文引述了李斯的《諫逐客書》，欣賞之情，溢於言表，最後的記載是：「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公元前213年，秦王嬴政46歲大壽，咸陽宮裡舉行隆重的祝壽宴會，70餘名博士應邀到場，吟詩作賦，爭相為皇帝祝壽。僕射周青臣馬屁拍得連天響，說陛下聖明威德齊天萬古傳頌啊！博士淳于越拍案而起，直斥他面諛，「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丞相李斯霍然起身，亢聲說道：「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其實，淳于越與李斯之爭，老淳哼的是儒家「厚古薄今」之曲，小李唱的是法家「酷法治國」之調。歷來把兩人之爭籠統地歸結為「儒法鬥爭」，顯然是脫離當時特定語境的。如果這場爭論停留在思想輿論層面，可能會像幾千年之後共和國歷史上那場「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一樣，大家釐清思想，統一認識，將會大有益於天下也。然而，李斯卻無限誇大，上綱上線，「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禍亂黔首。」至此，李斯開始露出一副猙獰嘴臉，赤裸裸端出了他的焚書之策——「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世。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應當說，李斯用如此殺氣騰騰的血腥手段，來處置不同意見與異端思想，開了一個極其危險的先例。「焚書」、「棄世」、「族誅」、「同罪」、「黥面」，種種酷刑，觸目驚心。他蠱惑秦王用毀滅傳統文化的罪惡手段，來實現天下思想一統，造成了中華民族歷史上的一場文化浩劫。這場焚書之禍，究竟多少人因為藏書受到嚴刑峻法的制裁，不得而知；究竟多少珍貴的珍貴典籍被焚毀，無法統計。以至於太史公為撰寫史記搜集資料時，根本找不到六國史書，不禁連聲哀嘆：「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史記·六國年表序》）。

如果說，「焚書坑儒」是李斯蠱惑秦王對文化犯下的滔天罪行，那麼，他戕害昔日同窗韓非，則是其人性卑劣的突出表現。《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載，秦王讀了《孤憤》、《五蠹》諸篇，大為驚訝，喟然而嘆：「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說：「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王發兵急攻韓，務要得到韓非，韓王無奈，只得派韓非出使秦國，秦王與之作長夜之談，「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害怕韓非取代自己，便讒毀說：「韓非，韓之公子也。今欲並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於是下令，將韓非下獄，李斯害怕生變，即刻派人給韓非送去毒藥，逼令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過了幾天，秦王果然後悔了，「使人赦之」，可是，韓非早被老同學李斯毒死了。

李斯處心積慮謀害老同學，當然是為了保住丞相高位與既得利益，《史記·李斯列傳》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秦代的三川，指關隴地區涇河、渭河、洛河流域，是古代文明的發源地。李斯長子李由官居三川太守，扼守帝國要衝，諸子娶的都是皇室公主，諸女嫁的都是皇室公子，李氏家族可謂滿門榮耀。一次，李斯宴請百官，說自己此刻想起了老師荀卿的教誨「物禁大盛」，不禁惻然，「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才，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過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歷史證明，李斯「物極則衰」的擔心，並非多餘；只是，他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的歸宿，竟會那樣苛酷而慘烈！公元前210年，隨著始皇帝駕崩，「沙丘宮政變」爆發，公子扶蘇被賜死，趙高像鬼魅一樣綁架了李斯與胡亥。李斯一聽趙高的政變陰謀，先是厲聲斥責，說你怎敢說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話來？趙高嗤之以鼻：「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李斯聽罷，沉默不語。面對頭顱落地的威脅與榮華富貴的誘惑，他的心旌開始搖擺，意志開始潰敗，最後仰天垂淚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唉唉！既然不能死，那就聽天由命吧！危急時刻，李斯為了榮華富貴，與趙高胡亥同流合污了。一世英名，就此完結；煌煌大秦，二世而亡，悲哉！

青史嗚咽。鐵律無情。恍然回顧李斯先生的「鼠論」，兀地令人百感奔臨矣！他要做一隻「居華屋，食積粟」的高級「碩鼠」，叵耐最後淪為了政治絞肉機中的一隻可憐倉鼠，在二世胡亥、丞相趙高面前搖尾乞憐。二世說：「夫人生居世間焉，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趙高連連叫好，並教導他「嚴法而刻刑」，盡誅先帝舊臣，除掉兄弟姊妹，方可高枕無憂矣！於是「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李斯大感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上了一道《行督責書》，振振有詞地鼓勵二世實行督責：「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他肉麻地歡呼：「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

儘管李斯喪失了最後的廉恥，像狗一樣匍匐在二世腳下，卻依然沒有擺脫趙高的殘戮。公元前208年，丞相趙高奉二世皇帝之命，逮捕右丞相李斯、左丞相馮去疾、大將軍馮劫，馮氏父子憤然自殺，李斯為了苟活，反覆上書乞憐，「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秦二世之悟而赦之。」到了萬劫不復的地步，還做如此幻想，堪稱卑怯徹骨也；李斯得到的，只是趙高的酷刑，「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秦二世最後御筆硃批：「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

所謂五刑，按秦律，凡是判處滅三族者，都要先在面上刺字，割去鼻子，砍去左右指，然後用竹鞭打死，再斬首，在刑場上用鼎煮其骨肉；如果誹謗罪、詈罵罪，還要先割去舌頭。這些，統稱五刑。不知李斯最後慘死，是否嘗遍五刑？當他被提出死牢，押赴刑場之際，看到自己的小兒子也一同被押就刑，不禁老淚縱橫，說：「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死到臨頭，他才想到要像草民百姓那樣，與兒子一起牽著黃狗追逐野兔，豈不是太晚了嗎？李斯被殺，還被夷滅三族，他的父母、妻妾、子女盡被屠戮。

客觀地看，李斯堪稱天才，文章寫得極好，文采燦爛，如日月然；他獨創的篆書，至今流韻千響；他之施政，也不乏遠見卓識之舉。但是，由於他以「鼠論」立世，以功利為先導，以現實利益為旨歸，以富貴榮華為人生之本，失去了作為一個政治家的基本道德底線，甚至喪失了作為一個人的基本品格，嫉賢妒能，殘忍惡毒，這才鑄成了他的千古之殤，受到歷史的嚴厲懲罰，若說他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不為冤枉也。歷史的邏輯，就是這樣鐵一樣無情而冷漠！太史公批評說：李斯作為國之重臣，「知《六藝》之歸，持爵祿之重」，關鍵時刻卻喪失原則，「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導致沙丘慘變，秦廷跌落，「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太史公說，有人認為李斯忠誠而被五刑處死，實在冤枉呢，其實並非如此。不然，以李斯之功，可以與周公、召公並列矣！

明代紫陽道人丁耀亢先生《天史》一書持論則更為嚴苛：「李斯嘗為倉吏，見倉鼠而樂之。吾觀斯死生，亦一鼠而已。始而謀飽，終而嚙人，秦之社遂以空。及東門黃犬，仍思顧兔，馳心猶未死也。矯詔殺人而致族滅，不亦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