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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女攝影記者眼中的羅伯特·弗蘭克、杉本博司、阿勃斯

梁辰,《南方人物周刊》攝影記者。畢業於人民大學新聞系,曾任路透社區圖片編輯。

Q:促使你開始攝影,哪位攝影師給了你最深的影響呢?

A:羅伯特·弗蘭克。他的《美國人》我至今時常看,喜歡他影像中疏離、怪誕、冷漠的氣質。這在那個「決定性瞬間」是普世價值的年代,是很獨特和勇敢的表達。

羅伯特·弗蘭克和他的《美國人》

Q:除了羅伯特·弗蘭克,可以和大家推薦一下其他你個人最喜歡的攝影作品、書籍和電影嗎?

A:除了弗蘭克,我也喜歡美國女攝影師戴安·阿勃斯以及她的傳記《荒謬的真實》,她是一位忠實於自己的真正的藝術家,無論是創作上還是生活中。喜歡的電影就太多了,以小眾悶片居多,基本上昆汀塔倫蒂諾、伍迪艾倫和小津的片子都喜歡。

Q:有眼光!下一個問題:你拍攝過最敬業最配合的男女嘉賓都有誰?

A:我覺得如果拍攝創意好的話,拍攝對象都會很配合的,整個拍攝過程就是互相激發的過程。比如去年年底拍攝藝術家王光樂的時候,為了突出他形式感很強的畫風,我本打算讓他和他的代表作同框,但試了幾次都不理想。於是我又提議讓他現場在塑料紙上畫畫,我透過塑料紙拍攝他,他就即興畫了好幾張小樣,最後的效果我們都很滿意,這種互相激發讓大家都很high。

(攝影/梁辰)

Q:有讀者會覺得「報社的攝影記者好輕鬆,找准位置拍幾張照片,基本就完成任務了。」你對這種說法怎麼看?

A:新聞攝影的話,還是要記錄一個新聞事件里最能反映它實質的那個瞬間吧,其實挺難的,因為很多瞬間稍縱即逝。這就需要攝影記者的經驗和敏銳的洞察力。我的工作以非抓拍的人物肖像居多 ,所以是有施展自己想法的空間的。

我記得賀延光老師拍攝的「胡連會」,抓住他們握手時將握未握的一瞬間,那種感覺真的是一圖勝千言。

(攝影/賀延光

Q:做圖片編輯和攝影記者對人的素質上有什麼不一樣的要求?前者的工作對後者帶來了什麽樣的影響?(除了後者對拍照技術的要求更高之外,其他的方面比如在對圖片的選擇上、對情緒的調動上、在對現場的把握上等)

A:圖片編輯需要跟其他部門的同事和不同攝影師溝通,需要對整體報道的呈現有宏觀構想。而攝影記者更多的是專註於某個題材。

Q:入行前,有曾通過哪些方法提高自己抓鏡頭的感覺嗎?

A:我覺得攝影是一種個人感受和情緒的表達,所以感受力很重要,而培養這種感受的能力是不需要局限在拍照的,讀書看展覽看電影旅行談戀愛都可以。

Q:拋開工作,個人更喜歡膠片還是數碼?為什麼?

A:當然是膠片啦!真的是職業病,沒法抗拒膠片的質感。我喜歡的另一個攝影師日本的杉本博司,他有一組用大型膠片機去影院曝光整個一場電影的照片,就叫《Theatre》,照片呈現的是一幅發光的空白屏幕。我覺得照片能在一定程度上「捕捉」時間,是它最迷人的地方,也只有在膠片上才能真正體現。

杉本博司的《Theatre》系列

Q:膠片最接近實現「捕捉時間」這個觀點,為什麼這麼覺得?是說膠片的寬容度,還是說定格在底片的形式,還是別的什麼?

A:我個人覺得是指它由銀鹽曝光、沖洗、在相紙上顯影整個加起來的時間,特別是在相紙上顯影的一剎那,你會覺得時光倒流,那種神奇的感受是一般數碼相片無法實現的。

Q:作為一名女攝影師,你覺得性別對攝影角度的拿捏有何不同?

A:關於性別對攝影的影響,女性或許更敏感和細膩,並在一定程度上更坦誠(男性朋友別打我),這有助於她們從自己的視角去觀察和表達。比如Nan GoAdin、杉本博司有好幾個系列,我都很喜歡。而且有些不同意拍攝的採訪對象,如果是女攝影師去求情,多半就會通融了,這也算優勢吧。

Q:我知道梁辰老師對佛教感興趣。我想問:你對佛教的研究,是否影響了你的攝影?如果是,具體有哪些影響?

A:哇,這個都知道,看來是內線哈哈。由於我上升處女座,所有很多時候很較真,就是佛教所說的「執著」。比如我以前會很堅持一張肖像一定要達到什麼樣的效果,才罷休,有時會給人一種壓迫感。後來慢慢看開了,儘力就好,不要那麼為難自己和採訪對象。

Q:說到這個,我們正好轉入很多人很關心的一個話題——如何平衡圖片的真實性和藝術性。比如,你會傾向於讓對方呈現真實自然的狀態、還是你作為攝影師最想讓他呈現的狀態?對明星是否有拍攝前對效果的預判呢?

A:我覺得一張好的肖像,肯定是要表現被攝者最自然最有個性的一面,但很多時候拍攝對象特別是一些經常上鏡的拍攝對象,他們對自己的形象有一個固定的預期,哪個角度好哪個動作好看,他們都很清楚,就像一個規定動作,我最怕的就是這個。我希望能夠通過溝通讓他們放鬆,展現最真實的自己,哪怕是不那麼「美麗」的。我拍攝前都會查看拍攝對象的資料和他們之前拍攝的照片,大致有個了解。

Q:如何和去陌生的拍攝對象溝通、建立信任,調動受訪者的情緒呢?面對沒有鏡頭感的拍攝對象,怎樣解除他們在你的鏡頭前的緊張感?

A:關於解除緊張感,我通常是先不拍了,讓他們干自己的事,比如在書房的話,就看書,在辦公室的話就繼續工作,我在一旁觀察,找到受訪者最放鬆的地點和時刻,再跟他溝通拍攝。只有當受訪者忘記了相機的存在才是最放鬆的時刻。

Q:如果是棚拍呢?

A:說實話,棚拍的時候一般時間都很短,我會放些音樂,或者先不拿相機,讓拍攝對象在影棚里自己找感覺,適應環境,然後再簡單的告訴ta我大概需要什麼樣的動作和情緒。明星一般都很好進入角色,情緒說來就來。

Q:所以你還是會有一些預設的,自己心裡對這個明星的特點性格有一個把握,對嗎?

A:那當然,比如張震,你就很難想象他在鏡頭前是個逗比……

(2015年張震接受《南方人物周刊》採訪攝影,左張震,右梁辰)

Q:採訪非典後遺症患者那期,您怎樣與那對精神抑鬱症夫妻接觸?

A:非典後遺症患者那組報道,是一個肖像合集,基本每個家庭都只選擇一張照片,但拍攝的時候幾乎是每家都去2-3次才開始拍,常常在他們家裡待一天,有空就聊天,也許他們正好要處理什麼事,我就旁觀,幾次下來他們自然就覺得你是自己人了。雖然是一張照片,但是他們面對鏡頭的眼神和感覺是能看出是熟悉還是陌生的。這組裡有幾個就拍的比較匆忙,能在鏡頭裡看出遠近親疏。

(北京東城區頭條衚衕的一處四合院是李朝東和鮑寶琴的家。夫妻倆都是非典後遺症患者,患有多部位骨壞死、肺功能障礙和精神抑鬱症 攝影/梁辰)

Q:北京群里有讀者表示,感覺這張照片里你和這對夫婦已經很熟了。

A:對,這對夫婦家當時正遭遇拆遷,生活陷入絕境,我去了幾次,讓他們感覺自己被關注被在乎,所以他們很信任我。

Q:有讀者也好奇非典後遺症中那位在草叢中的病人,想問如何讓受訪者同意並呈現出儘可能自然的狀態?

A:在草叢裡拍攝的是一個當時感染SARS的護士,那片草叢就是當年她工作的地方——小湯山醫院。拍攝時她在附近的醫院治療,我去看望了她幾次,拍了些她接受治療和恢復體能的照片,但還是覺得那片草叢最適合講述她的故事,她也完全同意。

(武震是北京花鄉醫院的內科護士,非典時正在人民醫院急診科實習,現患有多處骨壞死,2010年5月接受了左髖關節置換手術 攝影/梁辰)

Q:看來花了很多功夫在溝通、與被拍者建立信任上。那有沒有這麼一套和被訪者溝通的交流模式呢?

A:哈哈,模式好像並沒有。只要坦誠相待,對方是可以感受到的吧。

攝影倫理:旁觀他人之痛苦?

Q:可是很多時候,記者去關注,去採訪,會有目的性或者說功利心。

A:這是一個被討論很多次的問題,至今莫衷一是。我個人的看法是如果報道有助於讓外界更全面的了解事實真相、且在當事人同意的情況下,是可以採訪和拍攝的。對於災難性的報道,涉及對當事人的二次傷害,採訪或者拍攝首先要告訴方式人,你在做什麼性質的報道,它發表出來會有什麼後果。在當事人知情的情況下,才可以拍攝。

至於說幫不幫得到他們,只能說如果袖手旁觀,也許一點幫助都沒有,只有去做,才能讓更多人看到。

Q:當一個攝影者遇上照片《飢餓的蘇丹》里那種類似的境況時,怎麼處理職業本能和人類的同情心之間的關係?

A:能兼顧更好,如果只能擇一,我會選擇先去挽救生命。我在作品集里提到的那個塵肺病遺孀,真的,現在每逢節假日,都會收到她的問候簡訊。每當我質疑照片的社會價值的時候,這些簡訊真的提醒我,有人在看我們的報道,它在發揮作用。這真是一個大大的安慰。

[南非]凱文·卡特《飢餓的蘇丹》

Q:當你遇到的拍攝對象的價值觀等,你自己並不認可,你們聊不來,你會以什麼樣的心態去對待這次任務呢?

A:不一定要認可,只要表現ta的真實狀態就可以了,這時候更需要客觀冷靜的去觀察。我覺得拍攝前的暖場,更多是讓他打開自己,是什麼樣就是什麼樣,比如ta特別愛炫富、特別愛扮美,那就讓他們表現出來,但我不必要去贊同或者反對。

Q:如果有些受訪者堅持要求拍攝的條件是最後他們要因此確實受助呢?

A:幾乎沒有受訪者會提出拍攝條件那樣的要求,那些身處困境的受訪者,他們往往更感念在無人顧及他們時你的關注。

選自: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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