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劇劉一達：十年一劍寫《玩家》

《玩家》，劉一達著，楊信繪，科學技術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一出話劇里，如何在收藏知識、人物命運、故事情節之間協調平衡，是非常考驗編劇功底的。

■本報記者 張文靜

8月10日～27日，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以下簡稱人藝）的原創京味兒大戲《玩家》在首都劇場進行第二輪演出。與去年首演時一樣，這部由任鳴導演，馮遠征、閆銳、梁丹妮、王剛等主演的話劇在今年仍然一票難求。就在第二輪演出開始的同時，編劇劉一達的新書——《玩家》劇本也順勢出版。

與玩家結緣

《玩家》劇本的創作開始於2006年。

那時，為了收集優秀的原創劇本，人藝邀請了十幾位在京創作活躍、有影響的作家，組成了一支創作隊伍，劉一達就是其中之一。他當時選擇的題材就是收藏。

收藏題材的劇本其實並不好寫。因為對於收藏故事，行里人一看就懂，但話劇是給老百姓看的，不給觀眾講明白，他們往往看不懂劇情，比如元青花為什麼值錢、為什麼假的多、怎麼知道它是真是假等問題，都需要跟觀眾有個交代。一出話劇里，如何在收藏知識、人物命運、故事情節之間協調平衡，是非常考驗編劇功底的。

對於這樣的創作難度，劉一達心知肚明，但他還是選擇迎難而上，因為對於收藏這個領域，他實在太熟悉了。

劉一達在《北京晚報》當了20多年記者。在北京這座城迅速發展變化的這20年間，他一直在一線採訪報道，觀察著北京人的生活狀態。在他看來，這些年北京人變化最大的就是生活方式和生活觀念。「人們不再為溫飽發愁，有了時間，有了錢，當然也就有了新的追求和雅好，比如玩收藏、跳廣場舞、結伴駕車郊遊、出國旅遊等。」劉一達認為，這其中最能體現這種社會變化的，就是收藏。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劉一達就敏銳地嗅到了民間收藏熱的悄然興起。從那時起，他開始關注北京人的收藏，還曾在《北京晚報》辦過「收藏」專版。90年代，劉一達在《北京晚報》上發表報道《京城「四大玩家」》，講的是玩瓷器的馬未都、玩字畫的劉文傑、玩古籍的田濤、玩古典傢具的張德祥的故事，在社會上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在這之後，他又採訪了許多收藏家，出版了《京城玩家》《爺是玩家》兩本書。

基於這樣的淵源，當人藝讓作家們報選題時，經過反覆思考，劉一達決定試著寫寫這些玩家的故事。

「戲比天大」

《玩家》圍繞著京城大玩家靳伯安祖傳的元青花瓷瓶展開。一個承載著靳家血淚的瓶子，一個40多年沒人見過真容的瓶子，成為玩家之間一個傳說。上世紀80年代後期，隨著收藏在民間不斷升溫，京城的新老玩家為爭奪稀世藏品，展開了心術與智謀的明爭暗鬥。劇中，師徒之間的互相承擔、父子之間的摩擦衝突、對手之間的勾心鬥角、人的情感與命運，在瓷器和人心的真真假假中跌宕起伏。

2016年首演前，《玩家》一劇首輪14場門票就已基本售罄，首演后劇作得到了觀眾的好評，豆瓣評分達到了7.8分。與演出過程如此順遂不同，《玩家》劇本的創作卻是歷經挫折重重。

2006年，當劉一達把玩家這個選題上報之後，很快便得到了人藝領導和院藝委會的認可。因為那時正值改革開放快30周年，人藝也需要有一部反映30年來北京城市發展和人們現實生活變化的大戲作為「獻禮」。

於是，劉一達快馬加鞭開始了劇本素材的整理和劇情的構思。3個月後，《玩家》第一稿完成。讓他沒想到的是，劇本在人藝的藝委會上產生了很大的意見分歧。雖然多數人認為該劇本在題材和作者語言功力上都很好，但距離演出還有很大距離，突出問題是劇本太長，足足有7萬字。

「最初，為了能讓觀眾看懂，我在收藏本身下的功夫大，融入了許多專業知識。」劉一達說，後來經過顧威、任鳴等人藝老導演的指點和自己的深思熟慮，他拋棄了原來的初衷，注重於人物命運和性格的描寫，對收藏的過程和知識則進行了大刪大改，對人物和故事情節也作了很大調整。

在這個過程中，人藝「戲比天大」的堅持也感染了劉一達，讓他堅定不移地改下去，細心打磨，「不到火候不揭鍋」。

待第四稿拿出來后，人藝領導和藝委會專家終於認為劇本有點模樣了，但距離演出特別是精品，仍欠火候。劉一達只好返回案頭，繼續打磨。

到了2010年，改革開放30周年和新成立60年等「獻禮」節點都已經過去，改這部戲再沒有任何功利色彩。「不急，慢工才能出細活。」人藝領導對劉一達說。

此後，劉一達帶著《玩家》劇本參加了全國新劇本研討會，得到了專家的好評，並得以在全國頂尖的《劇本》雜誌上發表。但人藝對《玩家》仍然是四個字——繼續修改。當時，劉一達已經修改到第十一稿。「這真是對一個編劇耐心的考驗。」劉一達說。

在修改的過程中，任鳴以及《玩家》的主演馮遠征、叢林等人都對劇本提出了意見。「尤其重要的是，我和任院長對玩家的本質和境界上，有了更深的理解，把這部戲大的命題落在對真與假的認識上。」劉一達說，「從某種意義上說，如何對待真與假，是人類永恆的一個主題。主題這樣一深化，故事改編起來就順手了！於是有了十三稿、十四稿，到最後的定稿。」

「玩」中見時代與人心

這部劇作名叫《玩家》，「玩家」一詞也是最早出現在劉一達的文章里。可「玩家」剛出現在他筆下的時候，並不是一個好詞兒。

「翻開詞典，看玩家的詞條就會發現，人們對『玩』存在著種種偏見，不是玩物喪志，就是玩世不恭，此外就是玩弄、玩兒命、玩偶、玩兒完。稍微好一點的詞就是玩兒票、玩耍、玩笑，可這是夸人的詞嗎？」劉一達說。

當年劉一達發表《京城「四大玩家」》時，社會科學院一位研究員認為「玩家」思想是錯誤的，會對社會產生一種誤導，還特地約他到社科院辯論了一下午。

但在當時的劉一達看來，玩兒，實際上就是人在怎麼活得舒坦上的一種時尚。「老北京人喜歡玩兒，過去『花鳥魚蟲』號稱京城的『四大玩兒』，這屬於尋常的玩兒，現在人們生活水平提高了，玩兒的東西自然越來越高雅，越來越講究，比如瓷器、玉器、景泰藍、字畫、碑帖、文房四寶等，過去叫文玩，只有皇親國戚和達官顯貴才能玩兒，現在已經進入尋常百姓家。這難道不是社會的變化和一種進步嗎？」劉一達說，「從一個玩字上，可以折射出改革開放以後社會的發展和變遷，折射出老百姓的心態，這是我當時的認識。」

在經歷過《玩家》劇本的十載刪改后，劉一達對「玩」有了更深的認識。劇本以三幕八場反映了三個不同歷史時間段人們的生存狀態和社會現實，這三個時間段概括了北京城的歷史發展，也反映在這個變化過程中人們的心靈歷程。「玩可以深度反映社會現實，反映人的內心世界和本性，反映社會的發展變化。」劉一達說。

當然，作為一部反映北京文化的劇作，除了人物命運、故事情節及其背後的社會思考外，《玩家》值得玩味的還有人物的語言。劉一達在劇中使用了大量的北京方言土語和收藏術語，比如老派兒、本功兒、甜買賣、辨窯口、掌眼等。

在《玩家》一書中，劉一達特意附上了這些方言、術語的註解，他希望《玩家》這本書也可以成為人們「學習和了解北京文化以及北京語言的極好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