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被遺忘50年的證據：東京審判到底錯在哪了？

一份被遺忘50年的證據：東京審判到底錯在哪了？ 格特茲·赫爾姆斯
季我努學社翻譯

對於數千名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老兵而言，1945年的聖誕節是他們多年來第一次在家過節——品嘗美食，與家人團聚，這一刻他們在身處充滿敵意、陌生和危險的處境時常常夢到。但是對於英國陸軍通信兵傑克·愛德華茲（Jack Edwards）中士來說，在英國過聖誕節很不習慣。就在幾周前，他才從設在台灣的日軍第1戰俘營——金瓜石銅礦戰俘營回到英國。

就在三個月前，在台北基隆港，一名美國海員像抱嬰兒一樣把瘦骨嶙峋的愛德華茲抱上美國海軍布洛克島號醫療船，他輕聲說：「天啊——他們對你做了些什麼？」

日軍基本上不會把郵件轉交給戰俘，也不允許戰俘寄明信片回家，所以直到幾周前，紅十字會工作人員告訴愛德華茲說，在他被俘期間他母親已經去世了，直到臨死之前他母親也不知道兒子是死是活。

「『失蹤，據信已經被殺。』將近5年，對於很多人而言，我已經是個死人了，」愛德華茲寫道，「我發現與人交談或一起吃飯非常困難。我動不動就流汗，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如果去看電影或聽到某些音樂，我就會流眼淚。」後來，一名戰俘朋友來找愛德華茲，他們倆就「逃」到了一個海邊度假區。在接下來的兩周時間裡，他們互相傾訴感受，而這些感受又不能對家人說，同時他們也在思索怎麼熬過即將到來的聖誕節。

當愛德華茲最終在聖誕節前夕回到家時，他發現他的指揮官J. F. 克羅斯利（J. F. Grossley）少校給他寫了封信。克羅斯利少校說他已經被召回到遠東地區，協助進行日本戰爭罪行調查。克羅斯利少校問愛德華茲能不能列一份他認為應該被起訴的日本人和台灣人名單，然後寄給他；他還問愛德華茲有沒有興趣加入調查小組？

愛德華茲回憶說，信拿在手上就讓他感到一絲欣慰。「我要抓住這次再次逃離英國社會的機會。」愛德華茲說。因為戰俘營看守，許多朋友死於毒打、飢餓和疾病（有些人是在用擔架抬下山的路上死去的）。要讓這些看守接受正義的審判，他要在戰犯審判庭上作證，這個念頭使得愛德華茲突然迫切地想回到他認為再也不想看到的地方。現在這一切對他很重要。

「我自願回到戰俘營去，家人都認為我瘋了，」愛德華茲在回憶錄中寫道，「我非常確定我們這些戰俘都不正常，不理性，但是經歷過那種磨難之後，誰還能正常，誰還能理性？誰能做到？」

但是愛德華茲這趟行程付出了代價。「非常可怕，」愛德華茲在1995年接受採訪時說，「不論從精神上講，還是從肉體上講，這對我都沒有任何好處。這趟行程幾乎要了我的命。從那以後，我天天做噩夢。到現在還無法擺脫困擾。」

（金瓜石銅礦戰俘營）

數十年之後，愛德華茲仍然能夠準確詳細地描述1946年1月（4個月前，他和1200名戰俘被從噩夢中解救出來）金瓜石銅礦戰俘營的情形：

戰俘營已經變成一片廢墟；我們度過無數個悲慘夜晚的牢房已經被夷為平地。指揮官的指揮部也已燒成灰燼。在原來是指揮官辦公室的地方，我拿著棍子在燒焦的瓦礫中搜尋。

「傑克，別在那浪費時間了，」少校對我說，「你是找不到任何有用的東西的。」但是，他錯了。

「好吧，或許我能找到一兩件紀念品，」我對他說，然後把棍子撥得更深一些。然後我發現了它：文件的一角，字跡仍然可以辨認。日軍企圖燒毀所有戰俘營記錄，但是有人犯了大錯。他們燒得還不夠徹底。

這是1946年1月那天愛德華茲和英美兩國調查小組成員在台灣發現的唯一完整的文件，總共有15份文件，這些文件提供了確鑿、連貫的書面證據，證明了日軍制定了以下政策：公開虐待和羞辱盟軍戰俘，在日軍佔領地區把盟軍戰俘當作奴隸勞工，然後把他們全部殺掉。這些手寫文件記錄了東京總部發來的電報，電報日期從1942年4月到1945年8月20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5天之後。愛德華茲描述了命令的內容：

美國密碼學專家史蒂芬·格林（Stephen Green）是小組成員之一，他把每份文件逐字逐句翻譯成英文。文件把我們帶回到了1942年，我們身上發生的每件可怕的事件都是這個計劃的一部分。當時是凌晨兩點左右，當史蒂芬·格林把處決命令讀給我們聽時，我們完全驚呆了。我們早就聽岳騰基（音）說過這份處決命令，他是台灣人，非常友善，外號叫「大頭」。他告訴了布朗上尉，布朗上尉又告訴了克羅斯利少校。同樣，一名年輕的台灣僕人也偷聽到日軍指揮官和下屬軍官們說：「如果美國人在這裡登陸，我們就必須把所有戰俘都殺掉。」當翻譯翻到這句話時：「無論如何，我們的目標是絕不讓一名戰俘逃跑，把他們統統消滅，不要留下任何痕迹。」——我們都嚇傻了。大家都陷入了沉默。

那些使愛德華茲和其他小組成員沉默不語的文字確實讀起來令人恐怖。事實上，這份命令澄清了一項長期存在的政策，在戰爭開始的前幾個月，日軍最高指揮部就已經制定好了：絕不能讓一名戰俘或關押的平民落入敵人手中。如果戰俘營指揮官認為他所管轄的地區可能落入敵軍之手，那麼他應該首先把所有戰俘都殺掉。愛德華茲找到的這份命令對駐紮台灣的第11軍參謀長的訊問給出了答覆，他當時負責管理轄區內的所有戰俘。他想弄清楚在什麼情況下可以自主行動，而不用等待上級的命令。1944年8月1日，他收到了日本副陸軍大臣的復函，復函同時也抄送給了日軍佔領區和日本國內的指揮官、憲兵隊指揮官以及全體戰俘營指揮官。復函內容如下：

就戰俘採取極端措施答覆如下：

在當前形勢下，如果發生爆炸或火災，可以暫時在附近建築物里躲避，比如學校、倉庫等。但是，如果形勢變得緊急並且極其危急，則要把戰俘集中起來並關押在當前位置，加強警戒，嚴密看守，同時為最後處置做好準備。

處置的時機和方式如下：

（1）時機

雖然根本宗旨是根據上級命令行事，但是，在下列情況下可以採取單獨處置：

（a）發生大規模反抗並且不使用武器不足以鎮壓時。

（b）逃跑戰俘可能變成敵方戰鬥力量時。

（2）方式

（a）不論是單個或集體消滅，不論如何實施，只要形勢需要，可以採取一切方式，比如大規模轟炸、釋放毒氣、投毒、溺死、斬首。

（b）無論如何，根本目標是絕不能讓一名戰俘逃跑，把他們統統殺掉，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雖然還是戰俘，愛德華茲和他的上級軍官早就聽說過這份命令，但是他們所不知道的是，在盟軍部隊奪回太平洋地區的控制權時，這些命令已經得到了系統性執行；當日軍發布這份澄清命令時，盟軍情報機關截獲了這份命令。盟軍制定了計劃，目的是確保儘快找到戰俘營，把戰俘解救出來。但是有些時候，雖然事後證明盟軍沒有發動攻擊，但是當日軍預料盟軍將要發動攻擊時，戰俘營指揮官已經採取了自主行動。

例如，在威克島上，日軍指揮官酒井原繁松（Shigematsu Sakaibara）少將確信美軍將在1943年10月奪回威克島，因為美軍已經開始密集轟炸機場了。於是，10月7日，他對剩下的98名平民建築工人說他們馬上就可以回家了，美軍潛艇很快就會接他們回去。日軍把這些滿懷希望的戰俘趕到瀉湖邊，而酒井原繁松少將則躲在掩體里看著。但是，當戰俘們面朝大海跪下時，他們的雙手被綁在身後，可怕的事情即將發生，這已經很明顯了。兩名戰俘企圖逃跑，但是很快就被抓了回來，他們被砍了頭。剩下的96名戰俘被蒙上雙眼，日軍從後面開槍打死了他們。日軍把他們的屍體埋在海灘上。然而美軍並沒有奪回威克島。1945年9月4日，日本正式簽署投降協議兩天之後，酒井原繁松少將在交接儀式上把威克島交還給美國海軍司令部。

1944年12月，在巴拉望島上，日軍指揮官確信麥克阿瑟將軍在前往菲律賓途中肯定會攻佔巴拉望島。於是，他拉響防空警報，假裝遭到空襲，然後命令157名海軍陸戰隊戰俘進入防空洞，接著日軍往防空洞的兩個出口傾倒汽油並點燃了汽油，企圖把戰俘活活燒死。只有11名戰俘倖存下來。但是，麥克阿瑟將軍並沒有在巴拉望島停留，而是直接去了呂宋島。

（巴拉望島）

數月之後，麥克阿瑟將軍率領部隊席捲馬尼拉。當時，將近3500名美國平民，包括男人、婦女和兒童被關押在聖托馬斯大學校園裡。日軍指揮官命令日軍部隊先不要殺死戰俘，於是雙方展開激烈戰鬥，戰鬥持續了3天，最終美軍坦克衝破大學圍牆解救了他們。在附近的諾斯巴諾斯，准軍事部隊趕在日軍開始屠殺之前解救出了2146名平民。與此同時，比利比德有1100名軍事人員和平民獲救，帕賽、聖地亞哥基地和巴喬監獄還有250名人員獲救。盟軍部隊從馬尼拉市內及周邊戰俘營中解救出大約7000名白人、婦女和兒童，其中大部分是美國人。但是日軍還在頑強抵抗。

1945年6月，正當盟軍部隊向婆羅洲推進時，駐紮在山打根的日軍指揮官命令2000名澳大利亞戰俘用袋子背著大米從海灘向山區行進，企圖累死他們。結果發現，這樣做仍不足以把這些戰俘都殺掉，他又命令倖存者返回原地。很快就只剩下6名戰俘，但是友善的當地人把他們帶入叢林，他們才得以活下來講述這些經歷。

納康姆巴東和納康姆納尤卡戰俘營是泰國兩個規模較大的戰俘營，1945年7月末，這兩個戰俘營的軍官悄悄地進行防禦準備，因為秘密無線電台已經收到英國廣播公司向遠東地區的廣播（BBC希望這些無線電仍然發揮作用），警告他們注意1944年8月的處決命令。

有時候，戰俘們得到有關他們命運的消息是直接從警衛口中說出來的。在納康姆納尤卡戰俘營，有一天晚上，警衛把戰俘們叫出來，跟他們說盟軍部隊隨時可能會入侵；如果盟軍部隊入侵，戰俘們都要被殺掉。在納康姆巴東戰俘營，戰俘們計劃在8月15日晚上越獄，但是當天早些時候日本天皇在廣播中宣布投降，他們的行動也就變得沒有必要了。

日本憲兵隊翻譯官長瀨隆（Nagase）證實：「如果1945年8月22日這天（日本情報機關判斷英國和英聯邦國家軍隊將在這一天入侵緬甸）盟軍部隊入侵，那麼我將被迫槍殺所有戰俘……根據天皇命令，泰緬鐵路沿線的全體日軍戰士必須把戰俘統統消滅。在戰爭快要結束前，我在泰國邦蓬憲兵隊辦公室偶然看到這些有關處決戰俘行動的絕密文件。」

泰緬鐵路沿線的戰俘非常幸運，因為日軍指揮官謹遵日本天皇的命令，沒有傷害戰俘——這是麥克阿瑟將軍接受日本投降的一個先決條件。

（麥克阿瑟將軍）

麥克阿瑟將軍提出的另外一個條件是日軍向他提供一份日軍在日本國內以及整個亞洲地區關押戰俘地點的地圖和名單。1945年8月19日，日本投降談判代表團把地圖和名單交到麥克阿瑟將軍位於馬尼拉的司令部，但是其中只列出了169個戰俘營中的102個。所以仍然需要與時間賽跑，所有盟軍部隊都清楚這一點。

由於擔心日本投降的命令不能及時傳達到滿洲，8月16日，6名美國戰情局特工空降到奉天戰俘營，試圖保護關押在這裡的1660名戰俘。他們判斷對了。日軍指揮官還沒有接到投降命令，他下令剝光這6名特工的衣服並解除他們的武裝。經過數小時緊張的勸說后，特工們才說服他與東京聯繫，日軍指揮官才得知他已經成了戰俘。

9月2日，正式投降協議在東京灣美軍密蘇里號軍艦上籤署時，盟軍部隊還在緊鑼密鼓地抓緊時間做準備，他們要趕緊衝上岸去營救關押在東京大森戰俘營的戰俘，飛行員就關押在這裡；在台灣，傑克·愛德華茲和數千名戰俘關押在不同戰俘營里；美國海軍飛行員受命在上海平民監獄上空低空飛行，「展示軍事力量」，同時警告日軍不要傷害戰俘。

美國海軍中尉亨利·泰勒在托馬斯·加里號驅逐艦上服役，由於他行動迅速、飛行技能高超，不僅使得傑克·愛德華茲和他的夥伴們儘早獲救，而且導致日軍指揮官倉促逃離，以至於他的文件沒有徹底燒毀。1945年9月5日，泰勒中尉把日軍戰俘營指揮官帶上了托馬斯·加里號驅逐艦，他手裡拿著一張地圖，地圖上標註了基隆港（台北）的佈雷的地域。有了這張地圖，他就可以以最快速度上岸。他坐上一輛1937年產的別克轎車，車上坐著一名准將和一名日本司機，然後火速前往關押愛德華茲的戰俘營，立即撤離戰俘。他們沒有告知泰勒原因，但是他知道任務十萬火急。1996年10月接受採訪時，泰勒回憶道：「在戰爭結束之前，我從來沒有直接聽說過戰俘要被處決的消息……我接到的命令是前往台灣，聯繫日軍並解救關押在那裡的1200名戰俘。我們對戰俘面臨的威脅一無所知。」

「回到艦上后，我的任務是待在船艙里，幫助那些虛弱的戰俘，萬一他們需要幫助……他們要爬上樓梯——我看到有個人向我求助。當我伸出手扶住他時，我擔心我會穿透他的皮膚，弄斷他的肋骨……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他們。」

（東京審判）

在東京審判時，有那麼多目擊者就獲釋戰俘的生存條件出庭作證，倖存戰俘提供了那麼多證詞和私人日記，但是愛德華茲和調查小組發現能夠證明日軍實施蓄意虐待和屠殺戰俘的證據明顯被忽視了，這點非常奇怪，尤其是調查小組在愛德華茲發現了戰俘營指揮官的文件之後又有了第二次重大發現的情況下更讓人覺得奇怪。愛德華茲回憶起第二次發現：

得知台灣總督安藤利吉（Richiki Ando）仍然生活在台北，生活在他自己家裡，有僕人侍候，有警衛保護，我們非常震驚——你會相信嗎？高層談判之後，我們在他家附近的指揮部里發現了第二份處決命令。我們知道這份命令是真的。我們找到台灣總督的官方原件，原件是手寫在米紙上的，書法寫得很漂亮。

為什麼當時的台灣行政長官讓安藤利吉繼續留在這裡？為什麼不立即逮捕他？我們無法理解。在請求蔣介石簽署逮捕令過程中，我們遇到了大麻煩。我們只好請英國將軍卡頓·德·維阿特（Carton de Wyatt）出面幫忙，最終他成功說服蔣介石簽署了逮捕令。最後，安藤利吉被逮捕並被送到上海監獄關押。得知他自殺后，我們非常失望。他的參謀長諫山（Isayama）也自殺了。兩人都沒有受到審判。

愛德華茲和隊友們並不知道，台灣方面允許台灣總督繼續待在家裡確實是有原因的：他是雙重間諜。他故意把文件完整保存下來，等候盟軍部隊來找。

最後他被送到上海監獄關押，監督方面指示負責「防止自殺」的警衛不要管。對於安藤利吉而言，與向上級承認雙重間諜身份或者出庭受審相比，他更願意結束自己的生命。

愛德華茲知道，史蒂芬·格林翻譯的15份文件，還有台灣總督手寫的處決命令都在1946年9月19日（還有充裕時間為即將到來的審判做準備）交給了麥克阿瑟將軍的參謀部。所以，當愛德華茲出庭作證並聽完了大部分審判后，他幾乎是絕望地咆哮：「戰犯審判中，我找到的文件一份也沒有用上！」他的表現完全可以理解。

愛德華茲的回憶得到了阿諾德·布萊克曼（Arnold Brackman）的佐證。布萊克曼是合眾通訊社的記者，他對在東京審判甲級戰犯東條英機以及其他主要決策者進行了報道。東條英機曾任日本首相、陸軍大臣和國務大臣，是日本內閣最強勢的人物。布萊克曼寫道：

在審判過程中，倖存戰俘一次次出庭作證，他們說，戰俘營指揮官告訴他們，如果日本遭到入侵，他們將被處決。沒有人拿出文件來支持這些指控；據推測，那些有關處決戰俘的秘密指令在日本投降后都被放火燒毀了。

不僅布萊克曼不知道這些文件存在，而且他和愛德華茲都顯然沒有意識到這份處決命令確實在1947年1月9日作為呈堂證供出示過，但是在公開審判時沒有提及這份命令。檢察官出示了「第2701號文件」；主審法官回答說：「接受為普通證據。」書記員隨後宣布：「第2701號文件獲得接受，編為2015號證據。」這份文件就是這麼簡單提了一下。法庭上在座人員中誰也不知道2015號證據就是那份戰俘處決指令，包括布萊克曼和愛德華茲都不知道。

50多年後，事實才浮出水面。這主要得益於美國國家檔案館高級檔案管理員約翰·E. 泰勒的個人努力，這個證據現在才引起關注。泰勒跟作者一樣感到困惑：處決命令上附著證據編號，手寫在格林翻譯副本上面。泰勒知道，這份文件如果有證據編號，那麼這份文件就肯定會記錄在審判筆錄當中。通過查閱審判筆錄索引，同時在美國國家檔案館經驗豐富的研究員米亞·沃勒的協助下，泰勒最終在2000年4月查明，1947年1月的某一天，2015號證據在戰犯審判過程中出示了。隨後他在審判筆錄里進行查找，最終找到了上文提到的那段法庭對話。

然而謎底仍然沒有解開：為什麼這麼關鍵的支持性文件在東京審判時沒有引起更多重視？或許是因為這份命令是日本陸軍大臣的辦公室發布的，而他是內閣中唯一一位可以直接面見日本裕仁天皇並與天皇進行私下交談的內閣成員。在審判進行過程中，華盛頓發來了明確指示，在任何情況下，審判都不能牽涉到日本天皇，也不能傳喚日本天皇出庭作證。雖然所有重要命令都是以天皇名義發布的。1947年11月25日，日本媒體報道稱，前一天首席檢察官約瑟夫·季南私下會晤了日本天皇，其目的就是要確保他在審判過程中不會在無意中被牽涉到。在審判過程中，2015號證據以這種方式處理，表明季南確實忽視了這份證據，否則這份證據可能會造成他極力想避免的後果。

審判結束后，麥克阿瑟將軍把大約7000份日本政府文件以及所有戰犯審判筆錄運到美國陸軍總部和國際檢察處。應日本政府請求並經美國國會批准，20世紀50年代中期，所有日本文件都交還日本。但是，據高級檔案管理員泰勒所說，國際檢察處保留的文件以及日本在戰前和戰時與他國簽訂的條約沒有交還日本，這些條約在戰犯審判中作為證據展示。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日本國會圖書館館員開始來到美國國家檔案館，用微縮膠片拍攝保存在這裡的日本政府文件，但是美方不允許他們查閱國際檢察處的文件。於是，他們只好出錢買膠片，並請美國國家檔案館工作人員幫他們做這項工作。1992年9月，記錄著這份處決命令的微縮膠片運到了東京；自此，這份文件就一直保存在日本國會圖書館。

1995年6月，美國國家檔案館重新發現愛德華茲的完整文件后，在高級檔案管理員泰勒的協助下，他們在紐約市海外媒體俱樂部召開了一次座談會。與會者包括一名前戰俘；日本駐紐約總領事館一名副領事；一名前海軍陸戰隊情報官員，二戰結束后他在東京做了20年記者。

我們探討了這份戰俘處決命令以及這些命令是否影響了戰爭結束的時機。這名前戰俘說他知道原子彈救了他的命；日本副領事從來沒有聽說過這份處決命令；這名前駐東京記者不記得戰犯審判中提到過這份文件。

日本最大的商業電視網路NHK對海外媒體俱樂部這次活動進行了報道。NHK報道小組前往華盛頓，拍攝了台灣總督親筆在米紙上寫下的處決命令原件；前往台灣拍攝了金瓜石銅礦和戰俘營遺址；製作並播出了一個7分鐘的新聞短片，在記者誦讀這份處決命令時，攝像機記錄了處決命令的全部內容。1995年6月25日，這條新聞短片在東京的星期日晚間新聞中播出了。

這讓我們陷入沉思：如果50年前傑克·愛德華茲找到的文件，特別是那份戰俘處決命令引起更多重視，結果會是什麼樣？日本會像德國那樣出現集體內疚的情況嗎？美國向日本投下原子彈從而迅速結束了戰爭，拯救了20萬無助的軍人和平民，包括男人、婦女和兒童的生命，這會得到更多美國人的理解嗎？日本政府道歉的可能性會更大嗎？

東京審判到底錯在哪了？（季我努學社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