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森：我就是《人民的名義》里股權被賣掉的大風公司的工人們

周梅森簡介

周梅森，1956年出生，江蘇徐州人。作家協會第七、八、九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專業作家。

出版有《周梅森文集》《周梅森政治小說讀本》《周梅森讀本》《周梅森反腐經典小說》以及《夢想與瘋狂》《天下大勢》《軍歌》等長、中篇小說多種。

根據其小說改編的電視連續劇有《人間正道》《絕對權力》《人民的名義》等多部。曾多次榮獲全國「五個一工程」獎、國家圖書獎、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電視飛天獎、電視金鷹獎、全國優秀編劇獎。

因曾在政府掛職，並與一些官員多年交往，周梅森得以了解官場運行的邏輯。而很多熟識的官員犯下錯誤，以致鋃鐺入獄，他也深為惋惜。在《人民的名義》中，他藉由虛構的H省，寫出了自己七八年間的觀察和思考。

「各地反腐風暴愈演愈烈，H省平靜異常」，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檢察官侯亮平去該省辦案，風聲走漏，目標人物逃跑。由此，他接觸到曾是自己老師的省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高育良，分別擔任省公安廳長和省檢察院反貪局局長的兩位同學祁同偉、陳海，以及能幹卻跋扈的省委常委、京州市委書記李達康，逐漸發覺省內官場的許多「潛規則」。

小說里的故事看似誇張，但許多是周梅森親眼所見。借人物之口，他解釋了書名的兩種含義：一種是堅實的政治信仰，另一種則是以「人民」為矯飾，謀取私利。

我要感謝曾經的那場官司

記者：大概有八年，你沒寫政治小說了。

周梅森：我一直關注政治生態、社會形態。2008年，我的最後一部這類小說叫《夢想與瘋狂》，後來不是沒做，實際上寫了三部，但都沒寫完。我寫的政治小說非常多，寫了腐敗愈演愈烈，有一些很熟悉的人腐敗掉了，都是非常能幹的人，想想真是可惜，能人腐敗啊！

記者：有沒有典型的例子？

周梅森：比如曾在我們江蘇宿遷的仇和，多能幹的一個人啊，也沒能抵禦住私慾。他後來調去雲南，當昆明市委書記，希望我去看看，我一直忙，沒有去。他出事以後，我就問自己：如果我是仇和，會不會掉進這種私慾的陷阱去？

我不敢替自己打包票，也不相信別人的信誓旦旦，因為各地的一把手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在當地都幾乎擁有絕對的權力，長期擁有這種不受制約的權力，人的心態和行為很難不受到腐蝕，而大刀闊斧幹事的人一般都會有個特點，那就是作風霸道，這是個雙刃劍，一方面是能成事、敢負責，另一方面就是權力不願受制約，就容易出事。現在腐敗有一個重大特點，就是能人腐敗。

記者：因為什麼契機，你寫完了這部小說？

周梅森：兩年前，高檢的同志找到我，希望我出面寫反腐，我回絕了，當時心情也比較灰，正打著官司，一直憤怒著。

現在想想竟要感謝這場官司了，沒有它，就沒有現在的這部《人民的名義》。那時我捲入了2014年民營企業倒閉潮，我隱名持有的徐州當地一家銀行的股權，被代持的民企朋友違規抵押了，他資金鏈斷裂，銀行要收股權，而手持股權證自以為高枕無憂的我就此卷進了兩年多的股權官司，它讓我深刻地了解了地方經濟的問題，對人性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而這場股權官司就此走進了《人民的名義》，我就是小說和電視劇里股權被賣掉的倒霉的大風公司的工人們。我和工人們一樣，陷到這個官司裡面去，此前幾十年賺的錢損失了。因為這是自己正經歷的事，我把它作為主線，竟然把我以前擱置的小說救活了，而且寫得特別順手。再加上中央的反腐成效越來越大，讓一直靜靜觀望的我有了信心。別的不說，一直管不住的吃吃喝喝的嘴居然真管住了。

新聞揭露的很多東西比我們的描寫精彩得多

記者：小說里的省委常委、市委書記李達康非常強勢，就令人擔心會走上腐敗的路。

周梅森：如果有下部的話，也許會，伏筆都已經埋好了。他為官30年，很可能哪一筆賬有問題，這不敢保證，而且他確實不喜歡被監督。

記者：書里寫到，為清點某貪官家裡的現金，用壞了12個驗鈔機，新聞報道過類似故事。

周梅森：我現在發現，新聞揭露的很多東西，要比我們的描寫精彩得多。文學的意義在哪裡？文學怎麼跑得過新聞？說實話，深度報道出來以後，就讓文學家無事可做，不敢做，沒法做了。所以文學要從人性上深刻地挖掘，根據人物的成長環境，寫出特定的人物命運，要把芸芸眾生對這個時代痛徹心扉的感受寫出來。報道中的腐敗，總是多少億，多少東西，僅僅是數字，不知道腐敗對人民、對老百姓的傷害。我寫一個破產廠，在腐敗的侵蝕下，人民付出了血淋淋的代價，這就是為什麼老百姓擁護反腐。你弄走三個億，關我什麼事，有本事你把市委大樓抱回家去，反正我家樓你們扛不動就行了。

寫反腐作品，你一定要把腐敗如何傷害你我他講清楚，這是作家能做的。你應該寫什麼像什麼，寫到哪一個層面要像哪個層面。不是我要把局做大的。沒有這個局，沒有這麼大的場面，我無法展示我想描述的，對這個社會，對目前政治生態的切身感受。

記者：你塑造的正面人物，包括空降的新任省委書記沙瑞金，當然有很好的政治理念，但富有經驗，很會算計，會考慮維持平衡，並不是一個特別單純的人。

周梅森：對，這一類的文學將越來越接近生活本質。但像我這種小說，還不可能完全寫出生活的本質，很含蓄，只要能看得懂就行了。比如說他保護李達康。高育良來彙報，如果是個膽小的官員，馬上就嚇壞了，或者向中央報告：「這人有問題，副書記給我彙報的。」

他的個性是，剛來，要幹事。李達康是能幹事的人，你打個小報告，我就把他拿掉了，那你給我幹事？600萬人問你要飯吃嗎？他有這個心態，所以下面還有一句：「把麻煩按在省內吧！」五個月下來，他頭髮都白了一半。反腐敗很累，尤其是我寫到2014年的時候，反貪的和被反的日子都不好過。我認為到現在為止，較量都還沒結束。

一心為百姓做事的官，付出的艱辛遠大於其他事業

記者：你對政治的了解，與當初在徐州政府掛職有多大關係？

周梅森：那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經歷。僅僅掛職了一年市政府副秘書長，但讓我充分了解了我們國家政權的運作形式。有些官員完全是兩種心態，過去說「兩面人」，對著公眾說一套，私底下朋友們說一套，有可能他們白天做報告，晚上喝酒的時候就諷刺自己的報告。

後來又叫我到江蘇省公路管理局去當副局長，任命書拿了，我一天都沒有去。當時認識的一位官員，後來升遷了，最後一次碰到他，是一次高峰論壇，他主持得很好，後來沒多久就出事了，挺令人惋惜。

記者：不擔任市政府副秘書長以後，你了解官場，主要通過什麼途徑？

周梅森：做秘書長，僅僅是我的生命中的一段經歷。應該反觀另外一個問題：你為什麼願意做那個秘書長？把話說穿了就是有官癮，想做官。首先我有這個想法，關心權力，也希望弄點權力試一試，看看咱能給人民造就一番什麼樣的事業。我密切關注權力運作，所以我願意去。掛職當秘書長前，我比較極端，對官員基本上是否定的，有點像憤青；去了以後，扎進去，我的認識和立場改變了，很多時候會自覺不自覺地站在官員角度考慮問題。

記者：掛職那一年，你的「官癮」滿足了嗎？

周梅森：這是一句玩笑話，實際上官是非常不好當的，非常累。假如你是個一心為老百姓做事的官，付出的艱辛和代價遠遠大於其他事業；如果說為了撈好處，安排七大姑八大姨，為腐敗去當官，那得要找含權量大的官來當。我密切關心的政治，你不關心它，它關心你。它影響咱們的生活，政府一項政策出台，可能就會使你的房子升值或者貶值。

權力特別腐蝕人。開頭我不習慣「秘書長」這個稱呼。「秘書長」喊誰呢？原來是喊我。要想干點什麼事，一切都給你安排得好好的，老遠就把門給你拉開了。我1990年就拿了駕駛證，因為我的眼睛不好，看著紅燈直接就開過去了。把警察氣得呀，他在那裡站著，明目張胆一個車就開過來了，馬上打手勢阻止我。他一看我那個車——42號，是政府四套班子的車，馬上從攔車變成敬禮，從那裡就過去了。我幾次說過，貪官的墮落，可能就是從第一次闖紅燈沒得到及時制止開始的。

今天的奮鬥決定家族的未來

記者：小說里有很多幹部出身貧苦，為什麼這樣設置？

周梅森：我沒有關於出身的限制。書裡面的劉新建，不是高官出身嗎？主人公侯亮平，我恰恰沒有給他設定任何出身，定他來自幹部家庭不好，定普通工農家庭也不好。我乾脆像法官戴假髮一樣，把他的正面掩飾起來，這個人物有點符號性。

為什麼公安廳長祁同偉，我要這樣設置？這個時代創造著奇迹，很多一無所有的人改變了命運，我們今天的奮鬥決定家族的未來，你或者成為三代貧戶，或者富貴。在急劇變化中，權和錢在結合，道德在崩潰，規矩都亂了，一切空子都可以鑽。這也是從另外一個層面說明，反腐多麼必要。我有切身之痛，所以把他設計成底層出身，成功地爬上來了。最終，通過一首純真的兒歌，他找到了當年像一張白紙時的人生。

記者：李達康的太太歐陽菁喜歡看《來自星星的你》，這有原型嗎？

周梅森：生活中好多中年婦女是戲迷，而且能夠看七八遍，非常真實。一些中年婦女渴望愛情，內心乾涸，又引出另外一個話題。像李達康這樣的人物，歐陽菁控訴他，我對她充滿同情。

李達康有他的毛病，當官時間長了，夫妻吵架都冒出官話，變成人性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他又何嘗不是真誠的呢？他算賬很清楚，人生就這麼幾十年，想青史留名。他老婆追求的是什麼？外面的財物再宏偉，也不是咱家的，抱到咱家，你孩子才可能到海外留學，你才有能力使我生活得更好，住上大房子。這是兩種不同的追求，所以他們離婚非常正常。不能說李達康是假的，但真有一個李達康在你身邊，你不會成為他的朋友。這是一個沒有朋友的人。

記者：「好官」一定會成為這種沒朋友的人嗎？

周梅森：我提供這些事，是政治的一種生態。至於他是好人是壞人，怎麼和他相處，那不是我的事。

李達康的確是好人，但就像海瑞這種人，你沒法接受。老婆新衣裳都穿不上，一天到晚打補丁。大明王朝沒有高薪養廉，俸祿非常少，飯都吃不飽，你怎麼辦呢？你對家庭負起責任了沒有？歐陽菁的理論，我擺出來給大家看，大家來評判。

據《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