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的荒謬與深刻：為什麼社會都需要理想主義者？

來源： 《代價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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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類型的社會行為、制度、思想在幫助人們獲取效益的同時無不迫使人們付出各自的代價。合作有代價，拒絕合作代價更大；競爭有代價，消除競爭只是換來代價不等的另一種競爭；平等與不平等，拋開它所衍生的道德意味，便是一種永恆的代價選擇；形形色色的倫理無不以某種代價換取秩序；標準的本質就是減小代價付出；承擔風險有代價，追求保險依然有代價；甚至生存中的適應與優勢也無例外地蘊含著代價。正是因為代價無所不在，尋找減少代價的行為和制度便不僅是人們的自然趨向，而且是一種積極的態度。但是一旦自以為找到了某種完美的方案、制度—人們在其中可以不付出代價，那裡沒有衝突紛爭、內耗外斗，沒有壓迫苦難、疏離異化，那裡的一切和諧圓滿、盡善盡美—便走上了另一極端，這就是烏托邦。數千年來這一幽靈激勵和困擾著人類，而其偉大的實踐正是現代歷史上最沉重的一筆代價和最發人深省的一次教訓。

什麼是烏托邦？

什麼是烏托邦（Utopia）？在日常用語中它可以指任何被渴望但不實際的、不可能實現的想法或方案，它被認為是虛妄的、不合理性的期待，對現存狀況的激烈背離。它可以意指很多不同的事物，但當我們說到烏托邦主義時，是指關於一個完美社會的圖景。這裡的完美被確定為和諧。它既指個人自身的和諧，與他人間的和諧，又指持久和平、需求的充分滿足、愉快的勞動、充裕的閑暇、平等或合理的不平等，沒有專斷的權威，全體公民的社會參與，等等。

烏托邦的傳統源遠流長。柏拉圖的理想國、盧梭的原始社會、摩爾的烏托邦、康帕內拉的太陽城、莫里斯的烏有鄉，以及歐文、傅立葉及其批判繼承者，都是這一思潮在各個歷史時期的代表。他們勾畫的理想國各不相同，但他們的共同特徵是批判他們生活的時代，認為那個社會是腐敗罪惡的，同時宣揚一種理想國，宣稱那裡是完美無缺的，人們在其中可以免除在其他社會中將做出的犧牲，付出的代價。

以烏托邦理想治理現代社會的遭遇，不必我們費神做出經驗性的描述了。它為每個生活在20 世紀後半葉的人（在此之前後果畢竟不明朗）所經歷或見聞。仍然有待完成的是認識這一悲劇的深刻含義。

烏托邦理想與它指導的社會實踐總是南轅北轍，其根本原因在於這一理想是建立在對人性的誤解之上的。每一個偉大烏托邦理想的提出者都承認他生活的時代和社會中的人是罪惡而不美好的，但他認為那是罪惡的社會造成的，人們本來是善的。因此，他的理想國可以使人們回歸到他們善的本性中，而這種本性也當然地成為他的理想得以實現的基礎。烏托邦的這一本質特徵恰為朱迪斯· 史科勒慧眼所識，一語中的：

一切烏托邦都拒絕原罪說……更重要的是烏托邦否定了一切將人的自然品德和理性看作是脆弱和具有致命之傷的「原罪」觀念。

人性是善還是惡的爭論太古老了。而每個民族的語言中都積澱了他們對於爭論的直覺。的一句老話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意指一個不自私的人是活不下去的。無獨有偶，拉丁文中有這樣一句名言：「我知道什麼是對的，可是我做的卻是錯的。」它說明了人們總是做著錯事，豈止無心，甚至有意。不錯，我們並不因為這些流行的語言便以為人性中沒有善的一面了。但是儘管世上有惡亦有善，政治首先要承認的卻是惡，因為它更多的是要與惡打交道，甚至它的主要職責便是抑制惡。任何輕視了惡之根源、惡之本性、惡之只可抑制不會根除的政治措施都將顯得幼稚和輕率。正如泰蒙說的：

政治便是在種種的惡中做選擇，說得含蓄一些，也就是接受次好的東西。

人可望越來越善，卻不會盡善；社會有望日益美好，卻不會盡美，這是組成了社會的個人們的有限性所使然的。蒂里希（Paul Tilich）深刻地揭示出烏托邦思想忽視了人類有限性的致命弱點：

「烏托邦的根本弱點在於它預先假設了一個虛假的人的形象。……誠然，他承認個人至少在今世的有限性，但它通常認為人在來世中可以得到發展。不過，它忘記了，即使在「來世」中也每時每刻會感到這種有限性，因為這並不是一個關於永恆的問題，而是一個關於有限性無休止延續的問題。……它把不可能描繪成實在的可能性，或者說把不可能性描繪成……擺動於可能性與不可能性之間的事物。這樣一來它就淪為一種純粹的願望投射。」

將烏托邦付諸社會實踐的荒謬之處

將一種烏托邦付諸社會實踐的另一個荒謬之處在於，眾多的社會成員的理想是不一致的，有懷舊的，有安於現狀的，有寄希望於未來的。即使同是懷有烏托邦思想，在內容上也不盡相同。於是在烏托邦持有者用其理想指導社會時，在改造社會的同時，也開始了人的改造。特別是當其理想藍圖的實現遇到困難、令人懷疑之時，統一思想就變得更為急迫。正是由此開始，烏托邦持有者背離了科學與民主的道路。如波普所說：

「善意的空想主義者們似乎是遺漏了一點，即這一綱領蘊含著承認失敗，甚至是在他開始實行它之一前。因為它以我們去「塑造」那些男人和女人以迎合他的新社會這一要求，代替了他之要求我們去建立一個適合於男人和女人生活於其中的新社會。顯然這就取消了檢驗新社會成功或失敗的任何可能性。因為那些不喜歡生活於其中的人，就只好承認他們自己還沒有適合於生活其中。……但是，沒有進行檢驗的可能性，任何正在使用「科學」方法的說法都將化為烏有。」

正是在他們至善至美的理想目標激勵下，烏托邦主義者甚至會比一位地道的作惡君主更專橫，因為他以為他不惜使用「惡」的手段，乃是為著邁向「至善」的目標。於是他遭遇到「這樣的一種誘惑」：那就是可能會為了拯救他人，使他成為自己夢想世界中的公民而強迫他，給他洗腦，因此也就是不顧痛苦與死亡的代價而強迫歷史交出想象中的天國。 的確，它所具有的道德魅力會在一時間使人們難於抵抗，甚至在它使用專橫手段時。但是即便如此，這種狀況也畢竟殊異於烏托邦主義者最初描繪的那幅和諧氣象。而當人們從魔力中蘇醒過來時，會發現：

「拯救」根本是沒有的事。烏托邦主義者在使人和社會完美的追求中，已經把兩者都扭曲變形了，使人與社會都成了可厭的方面。……在這種狀態下，「秩序」等於「團隊組織」，「滿足」等於條件反射，「教育」等於「灌輸」，「自由」只不過等於「制約」，新的安全與社會規律同集中營相似。

這是何等可怕的圖畫啊，卻是偉大烏托邦社會實踐的真實寫照。

飽嘗這一集中營之苦的吉拉斯將他反省這一歷程的專著定名為《不完美的社會》是發人深省的：

「我相信社會根本就不可能完美。人必須有思想和理想，但他切不要以為都可以完全實現。我們必須了解烏托邦主義的性質。一種烏托邦主義，當其取得了權力時，便成為一種教條，便極易於以其科學主義和理想主義使人類受苦。我若說社會是不完全的，其含義便好像說社會是可以變為完全的。但事實上社會卻是不可能沒有缺憾的。」

吉拉斯的認識也正是本節的論點之一：人類的一切制度必是有得有失的，企圖實踐一種無代價的制度，必將付出更大的代價。

那麼，這是否意味著我們準備徹底拋棄一切烏托邦，否定烏托邦具有任何積極作用，不僅否定烏托邦主義指導的社會實踐，而且否定烏托邦思維方式本身？我們對烏托邦的認識並不是這樣，這種認識恰恰站在與烏托邦對立的另一極端上。如果說以為找到了完美的藍圖使人類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那麼徹底拋棄對完美的追求將使人類付出同樣難以預計的代價。

烏托邦思想具有其積極的社會功能。烏托邦思想以極大的力量批判了現存社會中的嚴重缺陷，它散布不滿、喚起覺悟、刺激對社會弊病的探討，在任何變遷發生、改革推行的地方，烏托邦思想都發揮著作用。沒有一個社會充分地利用了人類本性中的財富，每個社會都利用了一些，忽略和壓制了另一些。烏托邦思想豐富了人類對自己可能性和潛在力的認識。它提醒現存的社會：你是有限的，儘管你在自鳴得意。

烏托邦是在思想中尋找改變現狀的出路

20 世紀第一個對烏托邦做出了專門研究的社會學家曼海姆在指出烏托邦「不能正確診斷現存的社會狀況，它不關注事物的真實存在，而是在思想中尋找改變現狀」 的同時，也陳述了另一方面：

「烏托邦的消失將帶來靜止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中，人幾乎成為物。那時，我們將面臨一種難以想象的兩難境地，即人類雖然獲得了對現實存在的最大程度的理性控制，卻也失去了任何理想，變成了僅僅憑衝動行事的生物。於是，人類在經歷了長期艱難而英勇的發展之後，剛剛達到最高程度的自覺……卻又將創造歷史的願望隨著烏托邦的消失而丟掉。」

20 世紀50 年代初，另一位社會學代表人物科瑟（L．Coser）再次強調烏托邦積極社會功能的一面：

「烏托邦不僅是一種有助於產生想象和希望之視野的載體，而且這種寄希望於未來也是當下指導行為和探索價值觀的源泉……。由於「未來」眼界的喪失，藝術、文學、社會科學都變得貧困。這樣我們為送出烏托邦而付出代價。」

我們說過，以一種烏托邦指導社會實踐必然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烏托邦主義對人性的誤解，沒有看到人類的有限性。而企圖剷除烏托邦的想法同樣是對人性的誤解，它忽視了人類的可能性。當一個實踐家斷言烏托邦思想在企望不可能的事情而政治是有關可能的事物的藝術時，他是對的。但他忘記了這個關鍵問題：什麼是可能的？恰恰是最富理性、擺脫了同代人深深沉浸於歷史幻景之心態的馬克斯· 韋伯說出了這樣一番話：

的確，一切政治經驗都在證實這一真理—人們不可能得到可能的東西，除非他已多次為著不可能的事物而伸出他的雙手。

關於人性的這一面，蒂里希闡述得更明確：

我的一位朋友，精神病學家庫爾特· 戈爾茨坦曾經說過：「人是具有可能性的存在物。」他並沒有說明是做什麼的可能性，這正是這個定義的精彩之處。人並不是擁有做某種確定的事情的可能性，與其他一切創造物截然不同，他具有「可能性」，它是能夠超越被給定者、無限地超越被給定者的那種存在物。 正是人類的這種追求更善更美、企望今日不可能的事物在明日成為可能的天性使得「烏托邦並不是可以被取消的事物，而是與人類一樣長期存在下去的事物」。

從我們上面的論述中，人們似乎會得到這樣的印象，人類陷入了一種無可救藥的境地：實踐一種烏托邦理想他將付出慘重的代價，拋棄烏托邦理想他將付出另一重代價。的確，我們以為人類社會永遠地處在「它現在是什麼」與「他們希望是什麼」的張力之中。但是只有在平衡打破，即它跳向了一個極端時，才會陷入「拋棄理想」或「不顧現實」的泥潭。而理想與現實間的互動，是一個社會穩步向前邁進的永恆因子。

烏托邦理想與現存社會的關係該怎樣擺？其實中世紀前夜天主教的箴言已經給我們指明了出路：「把愷撒的給愷撒，把上帝的給上帝。」而教會自身的經歷也以身試法地驗證了這一論斷的偉大。當宗教保持為一種思想和道德時，它是那樣純真感人，是塵世中滔滔功利的解毒劑，而當它擁有了巨大的財富、權勢和組織機構時，就無可挽回地陷入世俗社會組織的同一病症。因為在思想上批判權勢、金錢的積極作用並不等同於在現實中處理權力、金錢的有效能力。

把天主教的至理箴言應用於烏托邦思想與現實社會的關係中，就是在一個健全的社會中，政治與思想應該成為彼此分離、各自獨立的兩大合法系統。兩者各自行使自身的功能，各自認識自己的局限。批判者不可以為自己的藍圖可以立即實行，實踐者不可以為自己的政策是最佳選擇。兩者要保持一定的距離和互動關係，任何一方不要企圖兼并對方，合一便是災難—無論是以現實取代理想，還是以理想取代現實。烏托邦，作為人類的一種精神活動，其本身是無罪的。災難在於以烏托邦指導一場社會實踐。它以社會批判力量取代了社會操作力量，功能上不可能不出現極大的紊亂。恰如高爾芬指出：

烏托邦論者所關懷的應該不是開藥方……不是治療而是診斷。……但是許多烏托邦論者常常把事情不分青紅皂白地搞成一團，像個江湖郎中一般。

怎樣使一種烏托邦思想不致一下子席捲社會，迅猛地走入社會實踐？恐怕最有力的制約力量便是一個社會中深刻的保守主義者的存在。「深刻」意味著並非簡單、愚昧、無知，意味著他們傾聽和理解了烏托邦和激進主義的全部聲音，但仍有足夠根據地站立在保守的立場上。一個社會中保守主義的迅速潰敗，或其保守主義者盡為淺薄之徒，絕不是它的福音；相反，往往是其走向烏托邦悲劇的前兆。自光榮革命始，不列顛民族的政治始終在穩健地前行，其重大因素之一正如自由主義哲學家柏克所言：「保守黨是英國人民特有的遺產。」

一個健康的社會必須兼備烏托邦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烏托邦是這個社會的解毒劑，而保守主義是這個社會的鎮靜劑。前者針砭腐敗墮落，後者制約輕狂躁動。只有在這個社會兼備了這兩種力量時，它才能最大限度地減少發展中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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