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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皇帝在朝鮮問題上頗有戰略家風采

萬曆皇帝在朝鮮問題上頗有戰略家風采

最近讀《明史》,聯繫到以前讀過的黃仁宇先生所著的《萬曆十五年》,趙炎對大明萬曆皇帝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個皇帝留給後人最深刻印象的是他的罷朝怠政近30年,正是由於這個印象,歷來史學界對他頗有微詞,有「明亡始於萬曆」的說法。其實,只要稍識《明史》的讀者幾乎都知道,有明一代,唯萬曆在位的48年裡,大明王朝進入了有史以來的全盛時期,政治環境寬鬆,經濟極度繁榮,文化舉世難匹,對內對外三次大規模的戰爭均獲得了勝利。特別是在抗日援朝戰役中,萬曆皇帝的表現尤為出色,無論是地緣政治觀念、軍事決策思想還是爭取道義的支持,均能凸顯其戰略家風采。

朝鮮半島北部與相鄰,東北端與俄羅斯有陸地邊界,南部隔軍事分界線與南韓接壤,東面為日本海(包括東朝鮮灣),西南面為黃海(包括西朝鮮灣)。朝鮮同的關係通常被比喻成「唇齒關係」,從地緣環境看,朝鮮是的戰略壁壘,是朝鮮最重要的監護國。古代政治家們考慮更多的是如何保護朝鮮作為藩屬國的利益不受侵犯,肯定不會是地緣政治的因素,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地緣政治的概念。比如,與日本在唐朝初年發生在朝鮮半島上的一次戰爭,據《資治通鑒》的簡略記載,是役,唐朝與高麗聯軍不足萬人擊敗日本與百濟的七萬大軍,創造了以少勝多的驚人戰例。唐朝皇帝出兵朝鮮的目的就一定不是地緣政治的緣故。

但是,萬曆皇帝在1592年發起的援朝抗日戰爭,除了保護藩屬之外,卻有著更高層次的思考。他在致日本的國書中說:「朕恭承天命,君臨萬邦。。。將使薄海內外日月照臨之地, 罔不樂生而後心始慊也。。。夫朝鮮,我天朝二百年恪守職貢之國也。告急於朕,朕是以赫然震怒,出偏師以救之。。。封爾平秀吉(豐臣秀吉--筆者注)為日本國王,錫以金印,加以冠服。。。自封以後,爾其恪奉三約,永肩一心,以忠誠報天朝,以信義睦諸國。。。於沿海六十六島之民久事徵調,離棄本業,當加意撫綏,使其父母妻子得相完聚。是爾之所以仰體朕意,而上答天心者也。」從這封國書里,至少可以讀出三層意思,一是朝鮮是大明藩屬,不容侵犯;二是日本也應該成為大明的藩屬,天朝早已威加海內;三是東亞應該和平,沿海各島國人民才能安居樂業。另外,他在後來的平倭詔書中也諄諄教誨群臣:「朝鮮失,則國門開。」我們有理由相信,萬曆皇帝的確具有了地緣政治的思想萌芽。

從萬曆二十年開始出兵朝鮮,一直到萬曆二十六年戰爭結束,前後歷時七年,明朝「幾舉海內之全力」,用兵數十萬,費銀近八百萬兩,歷經戰與和的反覆,最終異常艱苦地贏得了戰爭的勝利。明朝參戰前,日本已佔領了朝鮮北部大多數戰略要地,地利優勢明顯。明朝若要進攻日本,就必須要進行慘烈的攻堅戰,而這一點,恰恰是日本優勢火器的長處。明朝軍隊的最高統帥兵部尚書石星曾力主議和,其擔憂的正是日本軍隊強大的戰鬥力。

但是,萬曆皇帝對這場戰爭是抱有堅定的決心和必勝的信心,他站在戰略高度通觀全局,對豐臣秀吉政府的狼子野心有著全面的認識,必須要打這一仗,而且非打贏不可。用現在的分析來看,萬曆皇帝「聖心獨斷」和協調指揮的這次戰爭,從根本上粉碎了日本政府的「十年三步走的計劃」(第一步,三年之內滅亡朝鮮,第二步,五年之內滅亡明朝,遷都北京,第三步,進軍安南等國,滅亡印度,稱霸世界。)使日本元氣大喪,三百年間無力覬覦大陸。

戰爭勝利后,萬曆皇帝正法日本俘虜六十一人,併發布平倭詔書,義正詞嚴地指責日本豐臣秀吉政府「竊奪權力、依仗武力侵我藩國」的卑劣行徑,不加以懲罰不足以揚威。他在詔書中諄諄教誨群臣:「朝鮮失,則國門開」,「我天朝非好戰之邦,乃不得已而動用戰爭之器。」因為洞察到了敵人的狡猾,於是「獨斷於心」,從各地徵集勇猛的戰士,不吝惜金錢爵位的賞賜,下定決心讓海洋重新恢復平靜。萬曆皇帝的詔書,文筆浩蕩,道義為先,居高臨下,振奮人心。正如明人所言,「倭夷已遁,屬國全復,我之義聲已著於天下矣。」

另外,萬曆皇帝還要求朝鮮國王「練兵自保」,勤於王事等等。趙炎認為,一個封建皇帝能夠從地緣政治的高度打贏一場戰爭,有用兵必勝的決心和協調指揮的信心,能夠儘可能爭取到道義上的廣泛支持,說他具有戰略家風采,應該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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