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萬兵：張翎的文學旅途，我到底在離去還是在歸來！

文學創作指導導師：網路文學院院長、《新文報》主編 、作家第一村知名作家王萬兵及工作室鼎力推薦。

《勞燕》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2017年《收穫》文學排行榜上半年長篇小說榜名列第五）

畢業典禮上美軍教官給學員發放武器

美軍教官在教學員使用通訊設施

這一天是2015年8月15日。七十年前這一天，日本天皇宣布戰敗，在浙南山區深處的訓練營地里，兩個美國男人和一個男人是朋友，他們大醉相約，來日死後相聚。

七十年後，這三個相聚的靈魂，用追述的方式，用多聲部的敘述，吐露每個人所掌握的那一部分真相，還原和補綴出發生在月湖（註：玉壺在小說中的化名）的全景歷史。文學施展了魔法，一個年輕女子的形象從這三個人的講述中翩然立起，成為小說的真正主角，也是小說最核心的意象：「勞燕」。

玉壺，美軍，一段抗戰秘史

吳越：唐詩里說「一片冰心在玉壺」，我們總用這個意象來比擬堅貞、清白與深情，沒想到真有一個地方叫玉壺，不但就在你的家鄉溫州，而且它還有一段豐富的秘史。你在一種什麼機緣下得知玉壺曾有一個中美特種技術軍事合作訓練營？

張翎：這些年我一直想寫一些戰爭題材的作品。其實我並不是真的想正面書寫戰爭，正如當年寫《餘震》時，我並不是真的想正面書寫地震。戰爭和地震都是我的敘事背景，我真正想做的是揭示災難中人性的裂變，還有在裂變過程中爆發出的異乎尋常的能量。在作戰爭題材調研的過程中，我偶然看到了幾本抗戰期間美國援華海軍情報部門退役人員的回憶錄。這些回憶錄里提到了一個地名，叫玉壺，是我的家鄉溫州鄉下的一個村鎮，先歸屬瑞安，后歸屬文成。這個地方十分閉塞，連我這樣算得上是地地道道的溫州人，也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地名之所以被記錄在書里，是因為它是當年中美特種技術第八訓練營的所在地。當我看到這個地名時，內心的確很震驚——我從沒想到在這個幾乎與世隔絕的小村子里，七十多年前竟然有過美國軍人的蹤跡。當年那裡寧靜的鄉村生活，因為美國軍人的介入，到底發生過什麼樣的震撼和改變？我的心裡因此充滿了好奇心。我對玉壺的關注，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吳越：玉壺進入你的視野后，是否為你正在進行中的寫作計劃帶來了變化？

張翎：如前面所述，我這幾年一直想寫一系列的戰爭題材小說，我的野心是完成一個戰爭三部曲。當然，從飄在天上的野心到落實到地面的行動，中間有可能得走過萬水千山。我為抗戰作過大量的調研，範圍很廣，因為我當時還在泛泛地尋找靈感的落腳點。原定計劃的第一部作品是寫抗戰女兵的，為此我去過西安、延安，也採訪過一群至今健在的女兵。她們中間有為理想而從大城市輾轉投奔延安的知識女性，也有經過特殊訓練的國軍女特工。後來當我在調研中偶然發現玉壺這個地名之後，玉壺的靈感長了快腿，跑在了女兵題材之前，於是《勞燕》就成了我的戰爭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勞燕》中牽涉到的美國文化和鄉村文化在戰爭環境中的突兀撞擊，使我產生了巨大的創作好奇心，我陷入了欲罷不能的境地。後來我了解到溫州有一支關愛抗戰老兵義工隊。在和瑞安分隊的接觸過程中，我了解到玉壺當年的訓練營舊址還在，而且已經被作為省級文物單位保留下來。當年就近招收的訓練營學員，如今依舊還有人健在。在義工隊成員的帶領下，先是在瑞安各地採訪了三位當年訓練營的老兵，如今都是九十多歲的老人了，然後我們一起去了一趟玉壺，做了一次實地考察。

吳越：去玉壺實地考察時，你最關切的問題是什麼？

張翎：在行程之前我最想了解的是訓練營當年的課程包括了什麼內容？使用的是什麼武器？美國教官是以什麼方式和學員溝通的？學員眼中的美國人是什麼樣子的？美國教官在玉壺生活期間和玉壺的村民們產生過什麼樣的交集？學員的日常起居是如何安排的？伙食和衣裝由誰來供給？和當地老百姓關係如何？在這樣一個封閉的環境里，這群充滿青春熱血的年輕男人有沒有機會遇到鍾情的異性？等等。

小說的骨架需要無數細節來充盈，這些細節就是小說的血肉。在那次採訪中，由於年代長久，也由於老人們的記憶開始模糊，我並沒有得到我所期待的所有答案。但老人們隨機的、有時甚至是跑題的回憶，卻又給予了我一些事先並沒有期待的答案，我的靈感由於這些驚訝又生出了新的枝杈。

吳越：看到老兵你是否想起了你的親人？我看過一份資料，你的祖父在蒼南縣礬山地區做過共產黨地下交通員。從地圖上看，蒼南縣礬山鎮和文成縣玉壺鎮相距也不遠，只隔著一片山區。所以，浙南這片地理上似乎與世隔絕的深山老林，實際上遍布著反抗與革命？

張翎：我書里描述的茶園正是我父輩老家礬山的茶園，我把它安放在了玉壺。其實浙南的許多地區在大革命的年代里都出過英勇獻身的革命者，這些人不見得有多麼清晰的社會理想和政治覺悟，但引領他們走向革命的是對貧窮和社會不公的簡單義憤——貧窮和不公是一切革命最初始和最適宜的土壤。

美軍教官教學員格鬥課程

作家張翎（右）採訪老兵

那個「阿紅」怎麼樣了？

一句問話讓阿燕的雛形生出了根須

吳越：寫作時，女主角姚歸燕這個女孩子是怎樣一點點落實到你的眼前？

張翎：阿燕的衣著打扮，說話姿勢，脾氣性格，其實是一個多合體。從最初一個對生活對知識對外邊的世界充滿了朦朧嚮往的清純茶鄉女子，到後來那個用卑微堅韌扛起人間所有的羞辱和災難的成熟女人，她身上聚集了江南女子的各個側面，她是我從小到大觀察到的各類江南女子經過破碎糅合之後再重新組合過的一個「泥人」。

戰爭把人生濃縮成幾個瞬間，戰爭把一個人從生到死通常要經歷的幾十年，強行擠進出門和永別之間的那個狹窄空間。當災難把人逼到角落、生存受到嚴重威脅的時候，男人和女人的存活姿勢是不同的。男人通常採用的是一種方的或直的姿勢，像一根棍子，當生存空間很矮的時候，他們可能會折斷或者碎裂。而女人不是這樣的。也許是因為養育兒女的緣故，她們更具有韌性。她們可以以站、以蹲、以跪、甚至以匍匐的姿勢，順應環境。阿燕就是這樣一個像泥土也像水，踩扁了也還可以生長萬物，只要有一絲縫就能鑽過去的人，她用這種姿勢保全了性命也保全了心靈。阿燕在災難面前顯示出來的巨大彈性，使她成為一個包容萬物的地母式的女人。企圖拯救她的男人們其實都比她軟弱，她最後成為他們的救贖。這種在低矮惡劣的生存環境中卑賤地活著，卻不動聲色地保持了尊嚴的女人，是我一直以來想在小說里展現的人物。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多少也是「主題先行」，只不過我用細節嚴實地包裹遮掩住了那個並不那麼搶人眼目的主題而已。

說回到那次跟隨老兵們進入了訓練營舊址的院子，他們開始回憶哪裡是他們集體吃飯的地方、哪裡是集合開會聽長官訓話的地方、哪裡是他們打地鋪睡覺的地方等等。一位老人突然問他的同伴：「那個常來這裡的小姑娘阿紅，不知現在怎麼樣了？」有樣東西在我的心中攪動了一下——那是作家的好奇心。這個「阿紅」是誰？是他們的洗衣女？干雜活的小幫手？買菜送貨的鄰居？她的到來曾經給這群由於承擔秘密使命而幾乎與世隔絕的年輕男人們帶來過什麼樣的光亮和色彩？她如今還健在嗎？她後來的命運如何？

就是這個身份不明叫阿紅的女孩子，給了我巨大的靈感。阿燕的雛形，就是從這個名字里生出第一條根須的。我只是驚詫七十年堆積的厚實塵土，刨下去的第一個缺口竟然不是關於硝煙戰場和死亡，而是關於一個年輕女子的。我想起了多年前一部電影的名字：「戰爭讓女人走開。」其實，世上沒有什麼東西能讓女人走開。災難不能，病痛不能，戰爭也不能，因為女人是住在男人心裡的。只要男人活著，男人還有心，女人是永遠無法真正離開的。回家的路上，我感覺《勞燕》這本書的框架，已經漸漸形成。

勞燕既是主人公名字

又寓意著戰爭中的分離

吳越：《勞燕》這個小說名字是一開始就有還是寫作中冒出來的？

張翎：《勞燕》的書名是從一開始就定下的。這個名字有兩層寓意，第一層是因為女主人公的名字叫阿燕，那是常見的江南女子的名字。第二層寓意是指分離，當然首先是指相愛的人的分離（勞燕分飛），比如戰爭先是隔開了阿燕和劉兆虎，後來又隔開了伊恩和阿燕。但戰爭造成的分離不僅僅是指有情人之間的，還指向更廣層次上的分離——戰爭使人和人分離，人和故土家園分離，人和原有的社會關係分離。這種分離，是痛徹心扉，終身難以癒合的——這是我這部小說的原意。所以我就覺得「勞燕」是一個很合適的名字，裡面有悲傷也有憐憫，你會想到戰爭不僅是一個既發的事件，它也是既發事件造成的嚴重的後果，這個後果可能是貫穿一生的。

吳越：從緣起到寫作，到雜誌發表，新書面世，你的滿足和遺憾是什麼？

張翎：我最大的滿足是挖掘了一個躺在我身邊卻沉睡了七十多年的題材。我慶幸我不是一個人在痴人說夢，《收穫》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分享了我的興奮和激情。《勞燕》的書寫過程大部分是暢快淋漓的，但也不是全無遺憾。我選擇讓劉兆虎死在了1963年，因為在那之後的歷史有太多的事件發生，每一起事件都有可能領我走向歧途，我無法掌控哪一條路可以把我平安地帶到目的地，所以我選擇了迴避。

吳越：我注意到你小說里劉兆虎說的兩句話。一句是：「我打贏了訓練營歷史上轟動一時的那一架。假若訓練營也配有歷史的話。」一句是：「我成了惟一一個可以替我的家族史開口說話的證人。我的話就是歷史。」由此感覺到，你對「歷史」的想法和標準非常有意思。訓練營只存在了三年不到的歷史，以及一個普通人嘴裡真假難分的家族史，這些都是非常容易被吹散、被忽視的歷史，特別是在戰爭的環境下，這些微弱、纖細而短暫的歷史本身還具有很不全面、很不穩定、很難求證的特點。你為什麼對這些猶如幽冥野唱般的「微史」、「次史」、「類史」特別在意？

張翎：我不得不引出我曾經的職業。我在成為「職業作家」之前，曾經在北美做過17年的聽力康復師。最初，選擇這個職業很簡單，直接的目的是：我能夠靠它來養我的寫作。我跟這個職業的關係用一句比較通俗的話來說就是先結婚後戀愛，因為進入這個職業之後我才漸漸發現這份職業有其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它給我展示了以前不曾見過的窗口。

在我的病人中間，除了正常的老年性聽力退化的病人之外，還有一群很特殊的人，他們是從戰場上下來的退役老兵。在我還是很年輕的見習康復師的時候，我見過從一戰戰場下來的老兵，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漸漸老逝了，出現在我診所里的退役老兵的年齡越來越小，我先後見過二戰、韓戰、越戰、中東戰場以及阿富汗維和部隊下來的退役軍人。

除了這批病人之外，還有一群從世界各個戰亂地區來投奔北美的戰爭難民。這些人在戰爭中間失去了聽力，他們的經歷是我這樣沒有親歷過戰爭的人很難理解的。是他們給我開了如此大的一扇窗，讓我對疼痛、創傷、救贖、治癒這些話題有了全新的思考。熟悉我作品的人就會知道，從《餘震》到《金山》到《陣痛》一直到今天的《勞燕》，儘管它們的題材和寫作方法各異，但從疼痛、創傷、救贖、重生這些角度來講，它們有一些一脈相通的東西。

吳越：縱觀你的寫作對象，越來越「回去」，但又像是一種新的出發。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變化？

張翎：一個作家對他鄉的書寫，和一個人學習第二語言有共通之處：都可以通過學習變得熟悉乃至親近。但第二語言始終是外語，第二語言是後天獲得的，它永遠達不到母語的自如和鮮活。他鄉的故事其實是換了背景的故鄉故事，雖然視野有了變化，人物也行走在不同的地域空間，但高踞於事件和人物之上的那個作家視角，卻依舊帶著抹不去的故土烙印。

回顧這幾年裡我的創作歷程，很難說我到底是在漸漸回歸，還是在越行越遠。我在兩片大陸之間不停地穿梭，感覺出發和抵達已經不再有太大的區別，因為旅途是一個圓周——我的故土題材里摻雜了他鄉視野，所以我無法分辨我到底在離去還是在歸來。（資料圖片由受訪人張翎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