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全球化戰略

全球化並未終結，只是表現形式與以往不同。企業只有洞悉變革背後的推動力，打造能夠適應多極世界格局的業務形態，才能在全球化第四個階段成稱為贏家。

全球化是否已經走到了盡頭？一些評論人士認為，川普當選和英國退歐是全球化行將就木的標誌。從歷史角度看，全球化是全球經濟聯繫不斷增強的演變過程，驅動因素是全球經濟利益和地區政治利益的較量博弈，並已前者壓倒後者為表徵。全球化使外國直接投資和全球貿易大幅增長，加強了勞動力的流動，繼而推進了全球經濟的發展。

受英國退歐影響，市場、匯率和消費者信心進入新的動蕩期，但早在英國舉行退歐公投之前，延續長達200年的全球化發展模式開始顯露變動跡象。例如，作為評估全球化水平的一項傳統指標，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已從1960年的6%跌至2015年的3%。儘管全球投資總額有所增加，但外國直接投資占投資總額的比重卻在持續下滑。

令人震驚的是，貿易（貨物與服務的進出口之和，被視為全球化標誌）與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之間似乎出現了脫鉤：貿易與GDP國內生產總值的相對比率從1960年到2008年增幅為35個百分點，但過去五年的增幅僅為0.2個百分點。

學術界、私人部門、各大智庫和媒體的專家人士紛紛指出，以上指標均可以視作全球化終結的佐證。他們還指出導致製造業回遷的兩大因素：一是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二是新興市場上勞動力成本的持續上漲。對此，我們持有不同觀點。我們認為：與其說傳統指標的下降宣告了全球化的終結，倒不如說它預示著全球化邁入了一個全新發展階段，即：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重新平衡期。

要想成功把握新時期的機遇，企業需從新的角度看待全球化、採用新的衡量指標、設計新的框架，以摸索取勝戰略。2016年5月，通用電氣首席執行官JeffImmelt在面向學生的演講中提及了其公司新的全球戰略。他指出「當前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大行其道，是時候大膽轉身了……我們將採取本地化戰略。未來要想實現可持續增長，既需要全球布局，亦需要本地能勢。」

過去的全球化模式

回顧工業革命以來的全球化發展歷程，我們發現並非一帆風順，而是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始於19世紀初，以蒸汽機的發明為觸發點；隨後西歐出現了大規模的電氣化。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讓后，這一階段戛然而止。

20世紀50年代，全球化進入了第二個發展階段：規模化生產進入視野，美國企業率先在新興市場建立出口供應鏈。70年代中期爆發的石油危機標誌著這一階段的結束。80年代末，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低成本製造和服務得以外包，加上供應鏈趨於全球整合，全球化迎來了第三次的發展高潮。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標誌著這一階段的結束。

儘管過去幾個階段有著明顯的分界，但從根本上講，均是基於相同模式。這種模式背後的推動力有三種：

• 一個或者幾個多個國家利用新技術手段，大幅提升生產力和產出。

• 某個或某幾個國家——（在過去三個階段，西歐、美國和先後）扮演經濟「增長極」角色，成為帶動全球增長的火車頭，推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20%到25%，全球貿易增長約15%，繼而帶動其他國家，尤其是其貿易夥伴國的經濟增長。

• 良好的全球化治理體系和穩定的博弈規則，促進了跨境金融業務的增長和以貿易為引導的國內生產總值上揚。

上述三種力量相互集結，形成利於經濟增長和全球更大範圍融合的良性循環，使全球化經濟利益繼續蓋過地區政治利益。

揮別過去：塑造全球經濟新力量

如今，全球化已經邁進了第四個發展階段。要想了解這一階段，首先應當認識全球經濟新的塑造力。

數字技術的發展，正在改變全球貿易。數字技術通過三種方式打造新的全球貿易模式。第一，數字化技術正在改變生產力和競爭優勢。據我們估算，韓國、德國、美國和等國製造業採用數字化技術后，中期內工人人均產出有望提升30%，勞動成本降低30%。這意味著企業需要重新思考其在全球化發展第三階段已經確定的工廠定位和供應鏈布局。來自化工行業的一家國際性企業的首席運營官表示「規模曲線正在趨於平緩，如考慮到貨物從低成本工廠運往全球各地的總體擁有成本，低廉勞工的成本優勢蕩然無存。」

面對上述轉變，阿迪達斯已採取了應對措施。近期，該公司宣布將把部分生產從遷回德國，因為機器人技術的發展進步使得德國國內生產更為合算。中期內，阿迪達斯計劃使用數字技術優勢在各主要市場投資建廠，從而進一步加快向客戶交貨的速度。（推薦閱讀慎思行近期的推文《引領阿迪達斯成功變革的戰略》）

隨著其他企業紛紛跟進，這一轉變將會對全球商品貿易、尤其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之間的貿易產生重大影響，這也是全球化第三個發展階段的標誌之一。

第二，商品貿易曾是全球化前幾個發展階段的主要推動力，如今卻已陷入停滯，而全球服務貿易、尤其是數字技術服務正在高歌猛進。2014年，經合組織國家出口總額中服務所佔的比重為25%，而1980年這一比重僅為17%。據耐用品行業的一家全球性公司負責人稱，這一變化表明：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產品與服務之間的分界線日漸模糊，使得服務在多個行業的價值有所提升。航空業如今可以採用數字遙感技術來偵測飛機引擎的問題，導致飛機保養的經濟成本出現轉變，越來越不需要在某架飛機起降的各個機場派駐大量的機械技師。

最後，隨著數字平台迅速發展，使得國界和按照國家區分的傳統商業模式開始顯得不再必要。如今，阿里巴巴和亞馬遜平台商品貿易額高達7000億人民幣，2012年以來的複合年均增速超過了33%。

實際上，上述國際市場平台及其供應、交付體系正在替代（作為全球化前三個發展階段共同特色的）複雜的供應鏈，給小企業參與全球市場競爭帶來了便利。例如，某家手機企業利用上述以上一種平台進入印度市場，相比幾年前進入該市場的一家競爭對手，該手機企業的進入速度更快、投入資金更少。未來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或將提議建立一個全球電商平台，以使中小企業接觸全球各地的顧客、並向將世界各地的供應商進行採購，無須建立單獨的供應鏈。

隨著數字技術的衝擊代表，意味著全球化第四個發展階段不同於過去幾個階段。其一，由於掌控數字技術的不是一個或幾個多個從中得利的國家，因此不會出現新的經濟極。雖然新的技術在過去幾個階段取代了老技術，但數字技術難以（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全面代替大規模低成本製造業。原因不僅是缺少諸如機器人程序師編程機器人等熟練技工，也包括政治上出於保護就業的需要而引入嚴格監管規定，從而延緩新技術的應用。

數字化雖然不會代替舊技術，但是仍將改變企業博弈規則和供應鏈，並且會影響如物流和跨國銀行等業務規模龐大、足以支持全球貿易的等行業。

全球管控走向「去中心化」，博弈規則正在改變。在過去的全球化發展模式中，領先的七國集團經濟體發揮了核心作用，制定管控一系列穩定的規則和制度，促進商品和服務在全球範圍的流動。但如今，即便七國集團內部也在質疑「開放模式」的價值，而英國退歐公投已是明顯佐證作證。

1999年成立的20國集團囊括了多個大型新興市場國家，標誌著全球經濟權力結構已發生了巨大變化。相比七國集團，這些新成員國分別處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而且在經濟結構（如：金融體系由國家管控，存在大量家族式企業）和理念（如：在政策設計上更側重國家調控，而不是發揮市場效率）方面差異很大。這表明，在經濟政策及全球金融與貿易往來的參與規則方面要達成一致，不僅有難度，也是一項頗為複雜的工作。

隨著全球治理角色從七國集團轉向20國集團，某些結構性的轉變導致金融和貿易機構出現去中心化現象，也削弱了既有的博弈規則。從貿易層面來看，隨著一些區域性及子區域貿易協定，如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和RCEP（仍處於磋商階段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的發展壯大，世界貿易組織管控的自由貿易體制正在發生變化。實際上，已生效的區域性貿易協定數量已經從1995年的50個增至如今的280個。

從金融層面來看，和某些新興市場國家成立了若干頗具實力的新興金融機構，例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新發展銀行（NDB），起始資金均在1000億美元。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每年計劃發放100億到150億美元的貸款，其金額之巨，足以令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權力格局易位。

此外，通過直接收購私人企業、向主權財富基金投資以及為國內優先產業提供發展貸款和補貼等方式，各國政府對金融流動和博弈規則的影響力越來越大。2008年至今，主權財富基金總額從3萬億增至7.2萬億美元，（雖則油價崩盤，但仍然）翻了一番以上；而《財富》500強企業中，（政府持多數股權的）國有企業佔比從2005年的9%增至2014年的23%，公有資本已經開始處於與民間資本同等重要的地位位置。

新的全球化模式

過去200年來，已將全球化定義為世界其他地區通過資金、商品、服務和人口的流動，與西方國家日趨緊密的融合。然而數字化與去中心化的雙重力量拆散了舊的全球化模式。全球化的市場及機會依然存在，但是面臨的複雜挑戰遠勝往昔。

以往一家經濟獨大、單一技術主導、單一管控體系的模式正被多極發展的多樣化世界所代替。企業必須應對多樣化經濟體、林林總總的管控組織和規則以及各種技術。全球整合不再單純依靠現實高速公路進行；相反，無形的數據高速公路成為新的道路和運輸路線，雲存儲技術也將成為新的運輸載體和倉庫。

在這一新階段，增長依賴於全球貿易的程度將進一步減弱。新興國家將更多地通過內部結構性改革（而非出口）來擴大內需和拓寬產業足跡（尤其是商品生產國），從而實現增長。印度便是明顯的例子：出口不斷下滑的同時，經濟增速仍處於高位。而發達國家和將藉助新技術和創新來提高生產力，將其作為拉動增長的主要手段。

全球化第三個階段為人熟知的特點，是全球優化后的價值鏈。日後，新的價值鏈將整合數字技術與原有的低成本技術，提高產品與服務的融合度，藉助獨立式全球平台的增長勢頭進行商品和服務的交換。

此外（或最為重要的是）隨著去中心化管控體系的出現，將會帶來複雜性更高、波動性更大的新規則；其中包括地方性與區域性的規則，以期在國家政治利益和全球經濟邏輯體系之間重塑平衡。這些規則會受到一些新機構（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新發展銀行）的影響。其決策會更多地考慮國家和區域利益，而非全球性的問題。某跨國銀行戰略負責人接受採訪時表示，他將這一趨勢稱為「遊戲規則之巴爾幹化」。

企業該如何應對？

在全球化的第四個階段要求企業跳出「全球本土化」的框條（即：將局部差異納入全球優化的商業模式內），轉而採用更注重具體國情的方法。在新的時期，要想創建可持續競爭優勢，企業須大膽轉變思維和商業模式。一開始，企業高管應當聚焦以下五大領域：

1. 戰略框架。在制定戰略選擇時，摒棄過去以全球總部為中心進行全球優化的做法，轉而採取因地制宜的辦法，實現本地利益最大化。選擇潛在國家市場時，除了評估市場規模和收入增長速度，還要對所在國政府的內部體制改革能力進行評估，三者缺一不可。

2. 企業思維。企業高管需要想出新思路點子，新方法，幫助自身及所領導的管理團隊應對組織複雜性、多樣性以及去中心化帶來的更大挑戰。在新的階段，企業還必須綜合利用多種技術手段，與政府以及負責分配國家資本的其他機構合作管理複雜供應鏈。企業必須對各類監管理念和制度保持開放的態度。所有這些，都需要企業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世界。

3. 商業模式。企業將會需要採用針對具體產業與國家、並且符合當地規章制度的不對稱式組織模式、架構與流程。全球優化和標準化能夠帶來規模和高生產力的邏輯將不再適用— 不同國家的法人實體可能存在很大差異。

4. 風險管理。風險管理部門的重要性與日俱增。除了自然災害、財務或項目風險等傳統風險要素，企業還需要考慮更為複雜的博弈規則，以及國家資本主義和國家利益的抬頭。企業必須做好準備，面對不同的市場制定不同的風險戰略和準備措施。

5. 成功指標。企業不能囿於用以追蹤貿易和外國投資額增長的計量指標，而應當推行能夠跟蹤數字流量、全球平台增長、專業技能獲取便利度、國家資本增長與覆蓋面的指標。傳統指標是針對全球優化度，而以具體國情為側重點的新指標則針對企業在不同國家的發展印跡和深入程度；企業需要在新舊兩套指標之間取得平衡。

全球化並未終結，只是表現形式與以往不同。認清現狀、採取行動，正當其時。企業只有洞悉變革背後的推動力，打造能夠適應多極世界格局的業務形態，才能在全球化第四個階段成稱為贏家。

編輯| Yibin.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