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橋樑世界第一？專家：這樣的第一，應該反思

原標題:橋樑世界第一？專家：這樣的第一，應該反思

高征銓曾無數次站在大江大河和高山峽谷的上空，用橋樑把對立千百年的兩岸連接起來。但他知道，有時「蹲下身子」或者留出空間，與人搭起橋樑更難。

橋樑上的好時光

記者| 楊海

高征銓的一生，由各種各樣的橋連接起來。

他說自己「把最好的時光都獻給了天津永和橋」，參加這個工程時他36歲，工程從啟動到竣工，用了10年。也正是這10年間，他的髮際線越來越靠後，臉上的皺紋越來越密。到了前年，在北京三元橋改造工程現場，這位75歲的老工程師目睹了這個龐然大物只用43個小時就完成了換梁，「舊橋變新橋」。

他還記得，1987年，自己參與建設的天津永和橋通車時，這座主跨260米的斜拉橋被稱為「亞洲第一跨」。到1995年，當他作為「首席技術顧問」站在銅陵長江大橋上合影留念時，腳下那座斜拉橋的主跨已經達到432米。再到後來，這個數據動輒就達千米。

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比造橋的速度更快、雄心更大了。在這片國土上，近40年來新建的橋樑比過去幾千年的總和還要多，橋樑總數早已超過了美國。「最長、最高、最大、最快」的紀錄也不斷被寫進世界橋樑史，全球超過一半的大跨度橋樑都在。作為橋樑專家，高征銓完整參與了這場「大發展」。

不少人為這樣的速度和規模歡呼雀躍，但在高征銓看來，在這樣的高速前進中，有些事情也需要「慢」下來。

在三元橋改造工程中，很多人想創造出新的紀錄。有人提出在12個小時內完成換梁，有人經過精密計算，得出了7個小時就可以完成工程的結論。

高征銓一直堅持把工程時間設定在48小時內，「在對交通造成可控影響的情況下，留出冗餘時間。」但最後工程指揮部還是對外宣布，改造工程會在24小時內完成。

施工中，每個模塊的負責人都給出了自己最精確的數據，不允許有半點差錯，「都很相信自己」。但這些數據組合到一起時，因為太過精確，忽略了實際工程中可能出現的誤差，導致了電腦「轉不過彎」，最後造成死機。

「橋樑移到一半，整個液壓系統全部停止工作了，最後手動操作硬把橋樑挪了出來。」高征銓說。

最後，因為多種沒有預料到的原因，三元橋用了43個小時完成了「舊橋變新橋」。

這依然讓全世界為「速度」震驚，在很多人眼中這幾乎是不能可能完成的任務。

「什麼事都要留出寬容度。」高征銓為這個工程捏了一把汗，「凡事都要留空間，否則最後就會頂牛。」

對高征銓來說，消耗自己10年「最好時光」的天津永和橋也造就了他最堅實的理論基礎。那時「文革」剛剛結束，為了這座橋，他每天都要跑去中關村，學習在重達兩噸的計算機上運行的計算軟體SAP5。

當時已經出現微型計算機，但是大部分工程軟體還只能在笨重的大型計算機上運行。大型計算機很少，每天都有人排隊等著使用，輪到高征銓時往往已經第二天凌晨一兩點了。

後來高征銓組織團隊，研究把SAP5移植到內存只有512Kb的微機上。為了這項技術，他每天都把自己關在房間里計算數據。

「草紙能堆滿一間20平方米的房子。」高征銓伸開胳膊，比畫出房間的大小。

移植成功后，永和橋的計算速度和精度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那時，建造永和橋沒有可供參考的案例，每一步都需要摸索。等永和橋竣工時，高征銓也掌握了一套斜拉橋的建造理論。

可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高征銓感到一切突然都「快」了起來。從1992年到2000年，他在工地的時間比在家還多。他還記得有一年，廣東省同時開建了4座特大橋。

這讓他感興奮，「趕上了一個可以充分發揮才能的時代」。

他慢慢發現，工地上的技術指揮人員越來越年輕，有些人「大學畢業兩年就去主持修橋」。再到後來，幾乎每條關於大橋的新聞標題上，都會出現「最」或者「第一」的字眼。

「現在我們敢說自己是橋樑大國，但還不是橋樑強國，就是因為我們的理論體系還是落後的。」對於橋樑創造的各種世界之「最」，高征銓認為那些個別指標的提升並不能代表技術水平的實質性進步。

根據交通運輸部的數據，到2015年年底，在已建成的近80萬座公路橋樑里，有7.96萬座危橋。這意味著，平均10座公路橋里，就有1座處於「危橋」狀態。

相關統計顯示，自2007年至2012年間，國內有37座橋樑垮塌，180多人在事故中喪生。這些垮塌橋樑中，近六成為1994年之後所建，橋齡還不到20年。

「橋樑的使用壽命，除少數重點關注的世界級特大型橋樑外，絕大多數橋樑質量沒有與工程造價的增長成正比，有些橋樑建成沒多久就出現大修，有些通車幾年就重新進行橋面鋪裝。」一位交通運輸部有關負責人曾經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事實上，最開始工作時，高征銓也被各種「趕超」「跨越」的口號感染過。為了提高工程速度，他把各種指標都控制在臨界值。他甚至為了「給國家省點鋼材」，搜索自己學習到的每一處知識，想要「抽掉任何一根還能抽掉的鋼筋」。

如今，他卻感嘆「維護橋樑的工作量太大」。常年擔任工程顧問的高征銓說，在工地上，自己「既有技術工作，也有人文工作」。

1993年，在廣東虎門大橋的施工現場，工人在清理工地上的密林時，發現了虎門的古炮台。文物部門得知這一消息后馬上要求停工，要先完成考古工作后再復工。

當時虎門大橋是廣東省的重點工程，省領導多次到現場考察，詢問工程進度。

「當時他們（工程負責人）認為自己是『頭號工程』，什麼都擋不住。」高征銓回憶，「每次文物專家來工地時，雙方都是各說各話，互不相讓。」

從小在北京長大的高征銓，曾經目睹過自己童年時經常在上面玩耍的城牆被拆除，消失得無影無蹤。他當即決定，「不能再一次對不起老祖宗。」

「文物背後是一個國家的歷史遺存，在現場，必須尊重文物專家，要耐心聽他們的意見。」高征銓後來被授權負責與文物專家接觸協調，他規定在談判現場，工程方只能由自己一個人發言，「其他人一說話老是覺得自己是重點工程，但是你必須深刻理解對文物有那麼深厚感情的專家，他們真是把那些文物當成自己的命。」

即使已經過了20多年，說起這些事高征銓還是用手指敲著桌子，擺著頭閉上眼，不自覺地提高了音量。

最後，雙方達成了「先考古，后施工」的方案，為此工程停了18個月。在回北京的飛機上，高征銓碰到了來拍《鴉片戰爭》的導演謝晉。他告訴謝晉，「那些文物專家就像『前清遺老』，但是我敬重他們。」

工地上總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矛盾，高征銓都第一時間出現在衝突現場，從中協調。他還把自己形容成工地上的「黏合劑」，任務是把工地上的每一個部分都聯繫起來，形成凝聚力。

高征銓已經記不清去過多少個造橋工地，他的足跡遍布從鴨綠江到珠江的大部分國土。在數不清的旅途里，他忘記過帶老花鏡，忘記過帶換洗衣物，但他從沒忘記過帶上那堆又大又沉的行李：一台照相機、兩台彩色印表機和整箱的相紙。

他把鏡頭對準了工地里的每一個人。不管是指揮部里的總工程師，還是被汗水浸透衣服的普通工人，這個參與許多知名工程的橋樑專家，都會給他們拍上一張照片，然後列印出來，送到他們手上。

很多次，在被鋼筋混凝土和大型機械的轟鳴聲包圍，空氣里到處都是柴油燃燒味和鋼材火星味的工地里，高征銓感到「所有人都像機器一樣冷冰冰」。他想通過照片，給用數字衡量一切的工地帶去一絲溫情。

為了拍照，他每天凌晨就到已經選好的地點等待，那是「工人們的必經之路」。他希望為每一個工人都留下一份紀念，「每個人都拍上七八張，選最好的一張給他們。」

工人流動性大，有的兩三天就離開工地。高征銓會把拍下的照片當天就列印出來，印上他們的名字、工程介紹，然後交給他們。

「蓋一座橋要把大家的心擰在一起，讓他們有參與感、榮譽感。」高征銓說，他會尊重每一個參與工程的人，「每一個工人都是一座橋樑百年壽命的關鍵點，用照片把他們的記憶留下來，讓他們感受到溫暖。」

為了給工程參與者拍照，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高征銓已經用壞了十幾台照相機。

三元橋改造工程時，他提前把所有的工程文件、施工規範規整成一份操作手冊。他「幾乎兩個晚上沒睡覺」，把數據又對了一遍。然後把這份140多頁的彩色手冊列印出來，發給了25位現場指揮人員。

這些手冊都是「定製版」，高征銓會把在手冊扉頁印上某個人的名字，「讓他覺得自己是這項工程的一部分。」

「一些年輕人很奇怪，這個老頭整天不睡覺，盯著印表機幹什麼。」高征銓笑著回憶當時的情景，為了把這些手冊及時發到指揮人員手中，日夜不停的印表機報廢了兩台。

就連在現場指揮交通的交警，工程結束后，都收到了這位精力充沛的老人送來的禮物：一本印有自己姓名的「操作手冊」。

高征銓曾無數次站在大江大河和高山峽谷的上空，用橋樑把對立千百年的兩岸連接起來。但他知道，有時「蹲下身子」或者留出空間，用這些相片和操作手冊與人搭起橋樑更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