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忘卻的紀念

這幾天看《人民的名義》，正好在516這天，看到王文革劫持兒童和老人。

回想起以前《人民日報》和《環球時報》批判516的社論，其實這種結論，不是找個他娘的背去背黑鍋，拍拍胸脯大喊幾聲「絕不」，就可以安枕無憂的。

光大聲呵斥左邊的想翻案的童鞋，或者右邊想借題發揮的童鞋，也不會有啥效用。最好的辦法，還是理解當年516發生的社會背景，如果今天有類似之處，就早點把定時炸彈給拆掉，才是該做的事情。

這裡，我也含蓄地說幾句。

在新剛剛建立的時候，絕大多數人都是文盲。比如我老爸，因為家裡親戚有錢，就算是陪堂兄弟一起讀書，在縣城讀完了高中，在當時就算是很有文化了。那個時候的大學生都是寶貝（其實建國三十年後的80年代，大學生仍然是寶貝）。民國時代偶爾出一個到美國的名校讀了個博士，就算狗屁不通、學術上毫無建樹，現在也已經被人吹捧為啥大師了。哪像今天，人在世界名校的博士像下餃子一樣，一鍋一鍋的。

那麼，當新政府開始了全面掃盲運動、花錢把基礎教育搞起來之後，就碰到了一個困境：國小得到大幅度普及，國中也增加了，但是高中、大學卻因為財政的原因，沒有得到相應的增長。

這樣出現的結果，就是每跨一個等級的升學考試，有一大批同學就會被淘汰掉。我記得我在80年上高中的時候，國中到高中的升學率好像只有5%——這樣的結果，就使得高中，尤其是重點中學的入門競爭非常殘酷。

新成立的時候，因為歷史原因，出生於官僚階層、工商資本家階層、小資產階層和知識分子階層的孩子，因為經濟狀況和政治地位的優勢，在學習成績和各種升學資源上，要比普通城市平民和工農群眾家庭的孩子佔優。

新成立之後，當然又多了革命幹部家庭的孩子。當然革命幹部也要分高級幹部和一般幹部，畢竟高級幹部的孩子，在出身背景上，其實更接近有優勢的官宦商賈家庭。

因此，新當時實行了類似於美國的Affirmative Action的平權政策，就是在各種升學的考察標準中，從之前的主要看考試成績，加入了政治表現和家庭出身的考量。

政治表現是比較容易的，因為大家的孩子，不管是真積極還是假積極，都可以在這裡拉平。和美國看種族和皮膚顏色來平權（在美國，黃種人歷史上也沒有壓制過黑種人，不知道怎麼現在就被平權把資格給平掉了），當時是看家庭出身來平權。這種平權政策，從最開始的促進社會公平，後來就變成了妨礙社會公平。

平權運動，從促進社會公平走到阻礙社會公平，是和官僚階層——所謂革命幹部的權力，以及權力增強帶來的利益增強，是密切相關的。

為了制衡這種官僚特權坐大，從內部著手，有依靠體制內組織行為的整風，也有依賴傳統儒家文化的修身養性——有「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的劉主席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從外部入手，也有號召社會人士和知識階層「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制衡。

但是事與願違，在官僚體系成功地壓制了對他們特權的挑戰之後，平權運動的標準，開始出現只講出身、不論成績的極端化。而在資源匱乏的情況下，狹窄的上升通道，造成的獨木橋效應，加上政治層面上異議階層被打壓，導致官僚權利極度膨脹——當年的「拼爹」效應，遠遠強於現在的官二代的強勢。

這個就是後來公開喊出來的「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官二代血統論的猖獗，可以想象，後來毛委員一撒火種，那種社會憤怒的洶湧澎拜。

工業化過程中的階層變遷

新當時的領導人群體，在工業化尤其是城市化的議題上，理解還是比較膚淺的。

說起城市化，歷史上，作為全球第一次工業化進程的北宋年間，就出現了大規模城市化的雛型。從北宋的汴梁，到南宋的臨安，到元代的馬可波羅眼裡的杭州，都是城市化的極好案例。

後來明朝的政策，從戶籍制度到海禁政策，導致了農村剩餘人口，無法通過城市化而集中，反而靠通過湘西和貴州等地方去擠占苗系少數民族的土地、搞南疆長城來解決。

反而的城市化，是在馬關條約之後，隨著允許日本企業在國內開設製造業、在上海閘北大規模吸收蘇北農村人口而開啟。

新出現的情況，在城市就業出現不足之後，就再次把城市人口遣返回郊縣，確實體現了領導層的傳統農業社會思維在起作用。

其實在60年代之前，遣返城市人口去農村，已經發生過兩次，並開始形成慣例。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無法順利升學、無法進入工廠成為固定工，就意味著你會被從城市趕去農村，一生從此無望。而順利升學、進工廠和進軍隊，關鍵的入門鑰匙，牢牢掌握在官僚階層的手裡。

作為官二代的孩子，基本上暢通無阻；工農子弟掛在車尾；出身不好而成績好的，基本上就升學無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