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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財政的三大改革讓清代的財政制度保持了一貫的高效和節制，並保證了政府的財政充裕。

清前期，政府獲得的財政收入每年在四千萬兩白銀上下。以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為例，這一年的財政收入為四千八百五十四餘萬兩白銀，財政支出為三千四百五十一餘萬兩白銀。由於乾隆時期的統計制度還不完善，這次統計也並不完全，各有一些項目沒有統計，但整體上的大數都應該包括在內了。

在財政收入方面，最主要的項目是地丁銀，為二千九百九十一萬兩有奇，佔了總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為給官員發養廉銀而收的耗羨也達三百萬兩有奇。清廷按照規矩，每年會向社會的富裕人家出賣一定的功名，獲得三百餘萬兩。

鹽曾經是許多王朝的收入大項，清代仍然實行一定的專賣。但是，和漢、唐、宋的鹽稅佔了總財政的一半相比，清代的鹽稅收入是適度的，只有五百七十四萬兩有奇，佔了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二不到。

除了鹽之外，另一個收入是關稅。這裡的關稅不是對外的，而是在國內的各個關卡收稅，相當於一種商業稅，這種稅有五百四十餘萬兩。關稅所代表的商稅在總財政中佔比只有百分之十一，也可以看出清前期的財政重心仍然放在了農業上。

在財政支出上，滿漢軍隊的軍餉佔去了財政開支的一半，達一千七百餘萬兩。王公百官俸九十餘萬兩，外藩王公俸十二萬兩有奇，文職養廉三百四十七萬兩有奇，武職養廉八十萬兩有奇，合計約達五百二十九萬兩。

另外，朝廷的辦公經費中，各省留支驛站、祭祀、儀憲、官俸役食、科場廩膳等銀也是一個大項，達六百餘萬兩。內務府、工部、太常寺、光祿寺、理藩院祭祀、賓客備用銀達五十六萬兩。水利費用、運河運輸費用也不低，東河、南河歲修銀三百八十餘萬兩，更定漕船一百二十萬兩。

由於每年的費用都比較固定，而每年的收入都高於開支，到最後，政府的府庫里就會堆積越來越多的財富。

清代前期的府庫盈餘已經成了人們津津樂道的常態。

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國庫存銀五千萬兩，大約相當於當時兩年的財政支出。雍正即位之初，隨著攤丁入畝改革的進行，國庫再次豐盈，存銀六千萬兩。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國庫存銀更是達到七千八百萬兩。

由於財政豐盈，政府還推行了幾次全國性的免稅措施。康熙五十年，由於國庫豐盈，皇帝宣布免天下錢糧，在未來的三年裡，分地區輪替著將農業稅完全免除。第二年又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也是一種減稅措施。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以及嘉慶元年（公元1796年），五次採取康熙五十年的政策，免天下錢糧。

除了西漢文帝時代，能夠多次減免天下錢糧的只有清代做到了。而其餘大大小小的免稅措施，更是不勝枚舉，反映了政府對農業的重視和對農民的優待。

更難得的是，清代前期需要面對的戰事並不算少，大量的軍費用於戰爭，即便在這種情況下仍然有大量的財政盈餘。

清代前期的戰爭，有經費可查的是乾隆時期。乾隆十二年的第一次金川戰爭耗費了二千多萬兩白銀；乾隆二十年開始的針對準噶爾人的一系列戰爭，花費了三千三百多萬兩；乾隆三十一年，清廷曾經因為邊界糾紛，與緬甸開戰，耗費了九百多萬兩；乾隆二十五年開始的第二次金川之役，更是耗費了七千多萬兩；乾隆五十六年，為了保衛西藏，與尼泊爾廓爾喀人進行了一場戰爭，花費一千零五十二萬兩；乾隆五十二年，台灣發生變亂，政府投入了八百多萬兩用於鎮壓。

乾隆時期的戰爭花費，總計達到了一億五千零五十二萬兩以上，大約相當於不到五年的日常財政開支，再加上五年的天下錢糧普免，耗去了政府一共十年的財政開支。即便這樣，仍然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即便到了乾隆帝死時，財政仍然足夠強壯。與財政相伴的是人口的大量繁衍和經濟的活躍。如果沒有1840年的西人叩關的話，這個皇朝仍然可以維持較長的時間。

從縱向看，清代已經是集權制的高峰，經濟的繁榮程度已經超過漢唐，社會也擁有著更加良好的穩定性。

但歷史彷彿和人開了個玩笑。就在偉大的康乾盛世時期，另一項更偉大的運動正在歐洲發生，將康乾盛世從人們頂禮膜拜的紀念碑變成了笑柄。

在清兵入關、正式建立全國性政權的那一年（公元1644年），如果放眼歐洲，會發現整個歐洲處於一片烏煙瘴氣之中。英國人正在打內戰，此刻距離國王查理一世被判處死刑還有五年。歐洲大陸也還處於三十年戰爭的凋敝之中，這場發生在三百多年前的戰爭對於當時的歐洲人來說，就和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一樣破壞力巨大，令人震驚。

西班牙人只能在美洲逞威風，歐洲人在亞洲雖然已經佔據了不少島嶼，但仍然不夠強大。哪怕他們在東南亞，也是以小偷小摸的低姿態出現，為了商業利益，不惜低三下四地祈求於南亞、東南亞的君主們。

清軍佔領了中原之後，繼續向西部擴張，建立起了龐大的帝國圈，將東南亞、朝鮮、中亞的一些國家都納入到朝貢體系，又在西藏、新疆和蒙古國建立起更加嚴密的控制。

這時候，的實力仍然較強。

隨後，進入康乾盛世，經濟步入了快車道，一百多年結束后，是否能將歐洲人甩得更遠呢？

恰恰相反，當皇帝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就之後，回頭卻發現，當年慘不忍睹的西歐國家已經彎道超車，將遠遠地甩在了後面。

在這一百多年裡，世界的政治風頭已經徹底轉變，流行了兩千年、佔據壓倒優勢的集權帝國體系被另一種新興的制度超越了。這種制度在保持相對穩定的情況下，更能夠促進經濟和技術的發展。

當然，如果深入研究，會發現實力變化並非如此突兀。公元17世紀前期，歐洲雖然進入了亂世，但制度、商業因素已經具備，而清朝卻仍然沿著老路前進。

清朝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歐洲人面前也不值一提。清政府的財政仍然圍繞著農業來安排，但歐洲的工業、金融、商業帶來的綜合實力，卻已經逐漸過渡到了強調資本、強調工業的軌道中，工業比重加大，全球性的開發也讓歐洲人擺脫了糧食短缺的威脅。政府依靠工業、金融槓桿獲得更多的稅收。

清政府的第一次財政危機是在歐洲人到來之前出現的。

乾隆死後，嘉慶帝繼任伊始，就遇到了一個大麻煩——白蓮教。嘉慶元年（公元1796年），四川、湖北、陝西一帶發生了一次規模巨大的白蓮教叛亂。

在歷史上，會道門往往是一個不能僅僅用經濟學來解釋的現象。東漢的黃巾軍、元代的紅巾軍時期，恰好處於政府財政崩潰、大肆搜刮的時刻，但清代的兩次叛亂——白蓮教和太平天國——卻並非因為經濟原因，它們更多是一種地下社會的抱團行為。

在，所有的會道門和地下社會都有著一個清晰的「天子夢」，當信徒大增時，他們首先會組織起類似於集權政府的政治組織和法律系統，並以組織和法律的名義實施內部統治，內部統治最終又會通過家庭、親戚關係擴散到外部，引起政府的注意。

而在中央集權模式下，一個社會只能有一個權力核心，當會道門試圖建立另一套權力機構時，政府必然會對這種爭權行為進行打擊。雙方的摩擦如果激化，就會造成一次會道門式的叛亂。

嘉慶年間的白蓮教之亂如同是太平天國的先聲，拖了九年，政府耗費了兩億兩白銀對其進行鎮壓。在乾隆末年，國庫還有存銀七千多萬兩，這次戰爭將國庫耗空，政府不得不徵收特別稅，通過捐納制度等獲得了三千萬兩的收入。

由於政府財政出現危機，乾隆時期積累的問題也一一出現。雖然清代的賦稅制度相對簡單，但經過多年的運行，也會出現拖欠賦稅的情況。而此刻，政府已經沒有魄力像當年辦理奏銷案一樣，下令將所有人革籍降職了。

乾隆時期，這樣的現象已經越來越多。由於政府不缺錢，清廷雖然不斷地討論欠稅問題，卻沒有辦法整治。

到了嘉慶時期，隨著財政日益緊張，欠稅問題被更加頻繁地討論。嘉慶十七年，僅安徽、山東兩省，就各自欠稅四百餘萬。江寧、江蘇的欠款也達到了二百餘萬。為了清理稅收，皇帝威脅將欠糧太多的地區的地方官員直接斬首，但依然無效。

不過，清代的財政隨後又得以恢復。隨著和平的到來，政府的財政收入仍然維持在四千萬兩左右，財政收入仍然大於財政開支，回到了穩定的軌道上。一次戰爭可以給政府造成暫時的困難，卻無法永久地使其失衡。

圖書信息

書 名：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

作 者：郭建龍

出版社：鷺江出版社

定 價：68元

ISBN：978-7-5459-1109-1

出版日期：2017-4

「國富」一定「民強」？帝國「盛極而衰」 背後的歷史邏輯到底是什麼？

以故事的方式詮釋歷代財政制度之得失， 撥開兩千餘年帝國制度的迷霧，把握王侯將相之外更深層的歷史脈絡。

林達/鄢烈山/劉軍寧/吳曉波/戴立寧/王小明/ 羽戈/唐學鵬 鼎力推薦

內容推薦

本書作者以歷代王朝為經，以現代經濟學理論為緯，上至秦漢，下至晚清，詳細梳理長達兩千餘年的中央帝國的財政制度之流變，分析歷代財政制度之得失，力圖從田賦制度、貨幣制度、官營經濟三方面說明傳統政治之興衰與帝國財政狀況密切相關。

本書分為三部分，以歷史上三次社會與財政的重建為劃分階段的標準。第一部分聚焦於秦漢到南朝時期，以漢武帝建立的國有體制，漢武帝、王莽的金融壟斷，以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土地和戶籍制度為線索，解讀這段時期的財政現象；第二部分以北魏的土地國有制改革為始，論及唐代土地國有制所引起的巨大混亂，以宋代金融改革引起的大崩潰收場；第三部分自元代政府試驗性的財政政策起，隨後論述明清時期的保守財政，以晚清財政近代化的努力和惰性為終。

作者簡介

郭建龍，獨立作家，曾任《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出版作品有：小說《告別香巴拉》；文化游「亞洲三部曲」，《印度，漂浮的次大陸》《三千佛塔煙雲下》《騎車去元朝》；人物傳記《一以貫之》；商業傳記《勢在人為》；歷史遊記《穿越百年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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