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現代化是「自由放任」典範嗎

以往對英國工業革命的研究，傾向於聚焦已成定論的幾個因素。近來讀到英國學者埃里克·霍布斯鮑姆的著作《工業與帝國》，頗有感慨。這本書突破既有解釋框架，全面分析支撐英國率先工業化的適宜條件，值得今天的學者認真思考。

霍布斯鮑姆認為，英國率先走上工業化道路，除了自然地理條件，還有經濟、社會和政治條件。工業革命前夕，英國經濟和社會已經實現了商品化，形成以倫敦為中心的全國性統一市場，鄉村工業化也相當蓬勃，土地所有權較為集中，海外市場得以開闢，王權從屬於議會的制度框架業已形成，人口開始大幅增長，社會生活自由寬容，貴族資產階級化，等等。概括來說，工業革命的生長點，如原料、市場、勞動力、金融、相關產業、輔助產業、交通運輸、人文素質、社會風氣等各種因素相繼孵化與催生。霍布斯鮑姆指出，所有這些要素彼此關聯、相互促進，至少積累了兩個世紀的發展基礎。由此，他強調：「沒有其他哪個國家像英國這樣為工業革命作好了充分準備。」

在本書中，霍布斯鮑姆還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政府在現代化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現在知道，國家和社會的關係是推動現代化進程的兩根有力槓桿。二者之間能否良性互動，是各國現代化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以往的現代化研究對代表市場和自由經濟的社會作用強調得較多，而對國家政權本身的作用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研究相對薄弱。這是以西方現代化模式為範本研究世界現代化歷史進程不可避免的弊病之一。

但是，對人們通常以為英國的現代化是「在放任自流中走向成功的典範」，霍布斯鮑姆卻明確肯定了政府的作用。他認為，英國歷史上最接近放任自流的時候僅有19世紀中期，即1873年前這一短暫片段。在此之前和之後的長期歷史中，英國執行的都是積極有為的干預政策，並集中體現於其源遠流長的重商主義傳統之中。「即使有人曾以為資本主義是個自我調節的體系，他們也同時相信，需要為該體系的運作創造並維持必要的條件。」由此推之，「真要說19世紀中期某种放任自流一度流行，那也是因為此前的政府干預早已打下了足夠的基礎，特別是因為英國相對於其他國家此時已擁有無可挑戰的競爭力」。霍布斯鮑姆確信，「只有如此幸運的工業強國才敢於放任自流，才會不相信邏輯和計劃」。

這一時期，李嘉圖思想成為英國政治經濟學主流。這不僅因為李嘉圖的演繹和模型分析邏輯嚴謹、極具說服力，更重要的是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張契合了當時正處於上升期的工業資產階級利益和英國在世界市場的霸權地位。可一旦這種美好淡出，到19世紀70年代英國不再享有工業壟斷優勢，放任自流隨即退出歷史舞台。此後的英國大舉國有化，直到上世紀80年代。

歷史經驗表明，現代化的發展，最重要的是適應新的社會發展需要，調整和完善一系列制度。因此，工業革命帶來的社會劇變，要求現代政治不僅要具有一種能產生和容納頻繁變革的持久性能力，而且更需要具備有效調控各種社會問題的能力。英國的現代化，被一些人認為是「某種有機成長的循序漸進的過程，不存在落後國現代化中尋常可見的斷裂風險」。但霍布斯鮑姆指出，革命的風險在英國同樣奇高無比。

在嶄新的工業化社會面前，新舊調適的問題層出不窮。一旦出現社會制度破舊而又未及立新之時，對社會問題的處理難免僵硬，甚至出現喪失容納新因素和處理新問題的能力。19世紀上半葉，勞工生活十分困頓，「一浪接一浪的動蕩」令勞工革命一觸即發，大有終結工業資本主義之勢。為改變現狀，英國並未墨守成規，而是進行了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多重變革。

在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上，學術界乃至輿論界存在一些爭議。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那些市場本位者如果靜下心來認真審視經濟史上發生的一切，應該可以獲取一種更為理性、中肯的思想。事實上，政府和市場、國家與社會，理應是一種動態的平衡關係。針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同情勢，採取不同的經濟政策與管理手段，才是不變的管控之道。

總之，《工業與帝國》將1750年以來的英國工業化這一歷史畫卷呈現在人們眼前，打通近代和現代歷史以作比較和連貫的研究，細緻重建了英國工業化的諸多面相，進而考察了這些複雜面相對世界歷史整體發展的影響。霍布斯鮑姆的這些分析，為我們帶來了與以往完全不同的對英國工業革命的見解和深思。（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