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霾治理也是經濟學問題

原標題:霧霾治理也是經濟學問題

在霧霾橫行的時代，「霧霾經濟學」應運而生，對此，學界的努力自然責無旁貸。

在互聯網傳播方式的作用下，霧霾治理已經不是一件「純技術活」，而已經演變為一個公共話題，一個人人可以發表「專業意見」的公共話題。幾乎在每次霧霾來襲的時刻，都會產生新的「霧霾治理理論」，甚至「治霾國策」，並且以極快的速度傳播。受此影響，自下而上都開始變得極為敏感，也變得疲於應付，並波及霧霾治理的步伐。

霧霾治理的趨勢

在當下這波霧霾治理對策的討論中，呈現出幾個趨勢。

第一，霧霾治理「應急化」；在霧霾頻發的階段，發生霧霾其實並不奇怪，制定相應的霧霾應急和緩解措施也情有可原，但自從2014年左右全國各地開始制定霧霾應急預案以來，霧霾應急的等級一浪高過一浪，力度也越來越大，部分地方政府恨不得在有霧霾的時候關掉所有的企業、學校、道路等等，但事實上，對應急措施的重視對於霧霾治理適得其反，這是因為，霧霾的根源不是我們的生產和消費本身，而是不健康的生產與消費結構，也就是生產和消費中不科學的、低效率的那部分，一刀切的霧霾應急可能可以滿足公眾的「感官刺激」，但在霧霾長期化存在的事實面前，如此短期化、情緒化的治理方式最終只會抹殺企業和消費者的熱情；

第二，霧霾治理「行政化」；儘管環保法和大氣污染防治法都明確規定了霧霾治理的諸多法律保障，尤其是通過訴訟的方式，將違法排污的企業放到被告席上，將霧霾應對和治理真正地納入法治的框架。但當下見諸報端最多的治理方式，卻是行政性的治理措施，也鮮有真正的排污大戶受到法律制裁，環保法治的能力和水平亟須提高；

第三，霧霾治理「民科化」；在當下這波霧霾治理的思潮中，各種有關霧霾成因和治理的「民科」甚囂塵上，或是某些局部的成因被無限放大，或是出現一些無中生有但又似是而非的成因，這些帶有民科性質的解釋混淆視聽，影響公眾認知，並受到利益集團的利用和放大，干擾了既定的治霾戰略；

第四，霧霾治理「部門化」；這是一個老問題，儘管在環保法和大氣污染防治法中，都對不同部門和地方政府的環境治理職責分工做了規定，但霧霾告急后，從上到下最著急的、最手忙腳亂顯然還是只有環保部門，這說明，即便是在生態文明建設的政治高壓之下，各部門的霧霾治理責任界定仍然存在模糊之處，每個部門對於霧霾成因的解釋也不盡相同。霧霾治理「部門化」背後所折射的其實是霧霾治理的體制機制問題，尤其是環保事權、財權和財力劃分問題，但生態環境保護改革至今，並沒有在「嚴重部門化」這一體制機制問題的改革上取得真正的突破。

「霧霾經濟學」的治理解釋

前述幾個問題，「霧霾經濟學」都有非常清晰的解釋。

其一，霧霾是一個與經濟發展階段有關的周期性問題，離開經濟發展的轉型升級，霧霾治理無法取得最後的勝利。環保部長陳吉寧有過同類表述，「發達國家解決PM2.5的階段比我們要后一些，工業化過程快完了才開始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是在偏重的產業結構、偏化石原料能源結構條件下，同時生活方式也發生很大變化的過程中來完成，是在單位面積排放強度和人類活動遠遠比已經解決這個問題的國家高得多的情況下來實現改善的，面臨的難度當然更大一些。」也就是說，根據西方的經驗，只有完成工業化過程，才能治好霧霾。

其二，霧霾是一個與經濟集聚有關的環境問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各國往往容易採取集聚發展的方式，也就是將大量的生產和人口集中在某個區域範圍內，這一方式的好處是可以取得一定程度上的規模效應，但最大的不利之處在於，所有的污染排放也都積聚在一地，很快突破區域的環境承載力，進而引發高強度的環境問題，比如霧霾。以京津冀地區為例，京津冀周邊地區六個省市，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東、河南，國土面積佔全國7.2%，消耗了全國33%的煤炭，單位面積排放強度是全國平均水平的4倍左右，6省市涉氣排放主要產品產量基本上佔全國的30%到40%。比如，鋼鐵產量3.4億噸，佔全國43%；焦炭產量2.1億噸，佔全國47%；電解鋁佔全國38%；平板玻璃產量1200萬噸，佔全國33%；水泥產量4.6億噸，佔全國19%。還有排放氮氧化物的一些化工產業，比如原料葯產量佔全國60%，農藥產業佔40%左右。此外，煤電佔27%，原油加工佔26%，機動車保有量佔28%。高污染、高能耗產業大量聚集，燃煤、燃油集中排放，快速增長的機動車，是這個地區大氣污染的直接原因。可見，京津冀霧霾問題的核心是經濟結構不健康，經濟產出太「重」。在此高度集聚的情況下，即便是經濟得到了轉型升級，也無法真正緩解霧霾，唯一的出路在於「疏散」，事實證明，在的國情下，過於集中的人口、產業和經濟並不是未來的發展方向。

其三，霧霾是一個與經濟制度有關的政治經濟學問題，其中，最為重要的政治經濟制度就是資源的配置制度，也就是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和結構問題，在這個政治經濟制度結構中，既有央地之間的關係結構，也有不同政府層級和部門層級的關係結構，而當下非常重視的區域協作問題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如果不能在頂層制度結構進行真正的大刀闊斧變革，霧霾的治理恐怕並不容易。

（作者系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

□ 李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