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誌：蘇三

2014年載《整體論科學拓荒者——天地生人學術講座人物誌》

女，籍貫河南省洛陽市嵩縣，出身於農民家庭。

由於從小體弱多病，養成了獨自安靜看書的習慣，由於父親曾經做過教師與縣圖書館館長等文化工作，無意中給我提供了一個精神的港灣，圖書館應是少兒時期最多的記憶。改革開放后趕上聯考浪潮，幸運地成為躍出龍門的大學生，進入河南師範大學外語系（新鄉）學習，期間不僅掌握了兩門外語（英語和日語），而且直接在來自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的外教指導下度過了充滿困惑與文化衝擊的四年——這段生活奠定了我一生的思想與精神基礎，形成了習慣於站在國際視野下觀察反思社會與文化的獨特話語。

大學畢業后先是回到家鄉一中教書四年；之後移居到地處湖北武漢市的中南政法學院（現中南財大）任教四年；1993年初北上定居首都，在人民大學研究所部任教兩年；1995年離開人民大學到外企工作；2002年主動辭職回家讀書至今。

既是為了工作實際需要，也是為了生活方便，1997年在外企工作期間在人民大學獲得宏觀經濟學研究所學歷，2009-2010年又在人民大學徐悲鴻藝術學院獲得色彩學研究所學歷。連同大學部的外語學習，這些教育皆與後來從事的文明研究無關，或關係不大不直接，但個人覺得，所有這些，甚至包括之前的農民經歷，乃至後來稍嫌複雜曲折的職業經歷，都是本人教育當中不可或缺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他們不僅僅豐富了我的人生，而且讓我從多角度認識了社會。至於研究「文明西來說」的「專業修養」，我看在體制內是並不存在的，尤其不可能是歷史考古專業，可能外語系倒是必修課。事實已是如此，至於為何大家可以自己想。

從成長的地理跨度上，本人從黃河中原出生，到典型的江南楚地工作，最後長期定居於燕京之地的首都，又加上90年代末開始經常性的國際旅遊，給筆者從到國際的社會認知提供了一個有效的複雜空間，完滿實現了「走萬里路」的地理人文教育。

從身份的轉換上，我從一個封閉山鄉15歲才第一次有坐車經歷的農民，到當時的「天子驕子」大學生，然後到中學老師、大學老師，再到外企職員，再到近乎隱居狀態的書齋生涯，這些身份的急劇轉換，對於日後我理性看待複雜的社會提供了一個豐滿的維度。

所有的這些閱歷，既是我認識社會的開始，也是我理解社會的一個動力，最終他們還是我可以沉下心來研究社會的堅定基礎所在。所以，我的「大學」不僅僅在圍牆之內，而我的研究也絕非在圍牆之內。我是一個典型的社會培養的學人，我也是一個典型的時代產物。

整個20世紀對於是一個千年罕見的大轉型期，所遭遇的動蕩不安與變革前所未見。作為身處其中的一個歷史研究者應該深感榮幸，但同時不可避免地也感受到了這種轉型的痛苦與無奈。歷史上這是唯一一次明確在遭受到來自無限遠方的外部壓力之後的被迫內大轉變，所以有連根拔起的決絕。所有的知識分子在每個時期儘管面臨著各自不同的嚴峻考研，但卻同時也都經歷著同樣的精神與思想困惑。如何變，為何變，要變為何，這些問題長期以來困擾著近現代的學者。我也不時受到這些陣痛的影響，最終在2002年我決心回家讀書，最終專心研究的文化問題可以說都不是偶然的現象。

的問題有許多，有科學落後問題，有政治落後問題，有國民性問題，但這些都是分支問題，我認為總的問題應該是文明問題。這就首先要回答一個根本的問題：的文明從哪裡來？這個研究應該最終解答文明性質這個大問題。

2003年我偶然在書店碰到一本有關三星堆的書籍，從此打開了我研究文明起源問題的一個缺口，從三星堆開始具體發問：文明與人從哪裡來？

從2004年開始，我以平均每年一本研究札記的形式展開了有關「文明西來說」的研究，截止2010年以「破譯颶風系列」出版了《三星堆文化大猜想》（2004年）、《向東向東，再向東》（2004年）、《歷史也瘋狂》（2005年）、《鎖定紅海》（2005年）、《難以置信》（2006年）、《羅馬有多遠》（2006年）、《談天說地》（2008年）以及《漢字起源新解》（2010年）等8本札記。（此後的一些著作則轉入文明發展規律的研究，如《文明大趨勢》（即《落後》）、《新文明簡史》《蘇三大歷史：忽然》。）

從第一本書開始我的研究即引起社會廣泛注意，甚至可以說是具有了國際影響，外媒有許多報道。2005年接受香港媒體邀請到香港演講與討論，被港媒稱為「21世紀最具顛覆性的考古學者」。2004年入選「新浪年度文化人物」，2006年獲得《商報》年度人物。 2005年中央電視台9頻道受邀與考古研究所專家對談辯論文明起源問題。《向東向東，再向東》與《漢字起源新解》兩書分別在出版的當年受到香港鳳凰衛視的特別專題推薦，新聞主持人何亮亮在新聞中說：假如《漢字起源新解》一旦得到證實，則歷史必將重新改寫。

事實上，的歷史必須重新改寫，而且部分正在改寫之中。即便不能極端地說「歷史就是當代史」，但事實是，隨著科學的進步人類的歷史理應不斷被改寫，因為我們的認知方式與認知範圍發生了巨大改變，只是有些時候改寫的嚴重，有些時候被改寫的輕微。在20-21世紀這麼一個大的轉型時期，假如歷史不被改寫是不可能的，問題只是讓不讓改寫，由誰來改寫，以及從哪裡改寫的問題。

縱觀20世紀100年，從發現研究甲骨文到西方考古學進入本身 就已經改寫了史。1949年之後，歷史被再次改寫也是順理成章的。1980年之後，隨著改革開放，假如歷史沒有發生改寫就是不合乎歷史邏輯的，它必然要發生，而且這一次看來幾乎要山崩地裂，因為，不僅僅是歷史本身發生了巨變，由於基因技術的誕生，連人的起源也被徹底顛覆了：原來人是幾萬年前才從非洲而來。

人的起源問題與文明起源問題是兩個同構不同質的配套理論體系，自從人類學在落腳，人的起源問題就是一門顯學。在20世紀人是本土起源的理論毫無疑問是主流學派，但是隨著分子人類學在20世紀末的興起，這一舊的學說遭到了毀滅性打擊。到21世紀，學界內從反對全球人類皆出東非一支，到最後這個學說的被迫接受，直至今天分子人類學成為顯學，這一學說的領軍人物金力教授如今已經榮任復旦大學副校長然後晉陞院士，充分說明了這一學說在今天的穩定地位。當然很多傳統舊勢力還在反撲，不過都是螳螂擋道之舉。

既然陳舊的人類起源支撐體系坍塌了，重新解釋文明起源的問題就擺在了人們面前。不過，我需要聲明的是，我開始研究西來說時尚未看到充分的分子人類學研究結果，是純粹從文化角度出發的思考。我真正深入接觸分子人類學可能是2006年之後的事情。

從現象上看，東亞歷來是一個相對保守的土壤，所以牽涉到複雜的內部歷史的改寫，這在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魯迅說過，在搬張桌子都要流血，所以，改寫歷史不會悄無聲息地演進。我在整個研究的過程中所遭遇的艱辛與外部打擊，至今甚至因為敏感都不方便在此提起。不過，改革開放在各個領域的成果確實也有目共睹，我作為一個業餘研究者的成果大多能夠順利在出版並得到廣泛傳播，也是社會開放進步的一個體現，當然這也得力於新型科技互聯網技術的支持。從宏觀研究者的視野出發，我認為科學技術是比制度更可靠更有力的「革命工具」。實際上，互聯網與基因都正在改寫的歷史。

至今我都認為我的研究沒有一個真正的結論，而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是一個喚醒人探索自我文明之路的一場呼籲，但總體這個研究經過十幾年的艱苦探索還是有了一個相對穩定清晰的思路。

第一本拙著《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孔夫子舊書網）從大批青銅產品所處的位置提出了這樣一個假設：當時一些國際商人經由西南與西北匯合於長江上游，而且這些商人可能為西亞的猶太人與腓尼基人，但所傳文化卻來自古埃及帝國，中間可能輾轉經過印度洋與紅海乃至希臘等地。在修改該書的過程中我不斷尋找有關猶太人的歷史資料，最終資料太多而且集中於《聖經》，所以乾脆嘗試直接以《舊約》作為新的史料來探索猶太人與「三代」之間的可能聯繫，最終提出了夏商周與《舊約》的對應假設，尤其是周朝對應Jew，周朝早期先祖中存在的多個dan音的祖先與猶太人失蹤的Dan家族的對應聯繫也被特別加以注意。在之後的《歷史也瘋狂》（孔夫子舊書網）與《鎖定紅海》（噹噹網）繼續了之前的命題。這一探索從一開始就與以往的學說不同，旗幟鮮明地提出了人類文明相對單點起源的問題，並且具體為「中東文明子宮」，印度、希臘等屬於外圍文明，為第三梯隊文明。

在第五本的《難以置信》（噹噹網）中視野開始進行微調，這意味著我的研究可能進入了另外一個階段，從此將西亞、近東、希臘等其他地區放入重點西來源頭的考察範圍，意識到在文明西來說的模型中，應該是總體西邊，但卻是在不同時期隨著西邊的歷史變化有相對的多點向東傳播文明。多地神話與地區的神話比較是該書的主要議題。第六本的《羅馬有多遠》繼續了這一話題與視野。

經過6年的探索，走過了天馬行空的猜想階段，2008年出版的《談天說地》（噹噹網）應該是一本相對靠近學術傳統的一本書。在這本書中重新回顧了三星堆的起源問題，有了更為具體的定位，同時為後面一本重要的書籍做好了準備。

第八本的《漢字起源新解》（多看網）儘管以漢字為核心，但其實該書中很少有直接與漢字相關的內容，因為這是一本講述漢字「起源」的書籍，也就是研究「前漢字」時代的，該書重點探討了一般文字產生的規律以及文字相對於文明社會的作用，從而最終推斷出文字包括漢字為全世界青銅時代的必然產物，由於不同地區的青銅時代所處時間點的不同，所以的文字出現也與西邊不同；由於文字最初的作用就是商貿的必要工具，所以斷定文字的出現就是地區大規模水上國際貿易的開端，同時也是文明西來的一個證據。這本書同時也從微觀層面分析了甲骨文可能模仿或受到影響的幾個重點地區，比如印度與地中海東部沿岸地區，但古埃及的影響依然是明確的。

從2010年開始，本人從「近現代落後」的命題進入對於文明發展的整體觀察與思考，最終提出了文明地緣傳播論，認為在農業時代的「落後」不過是一種地緣地理上的長時段影響的必然；但同時也提出，由於電子時代的到來，傳統的地緣傳播規律必將被打破，所以的命運一定會在21世紀重新改寫。

2012年 於北京

2016年 補充：

自2010年之後，我從文明起源轉入文明發展規律的研究，如《文明大趨勢》（即《落後》）、《新文明簡史》以及紀錄片腳本《蘇三大歷史：忽然》（多看網有）就屬於這個系列。至今，後者的研究甚至已經成為我的新標籤，其中主要是研究東亞為何落後。在今天這個飛速發展的時代，甚至研究文明的意義超越了「以史為鑒」，我們不僅是為了研究解決現實，更是為了未來。

從「西來」到「落後」，其中沒有情緒，也不存在什麼「崇洋媚外」，更無關傳道，因為我無任何「宗教信仰」。「西」，既有很大份量北非的西，也有西亞的西，歐洲只是舊石器時代的一個很小的區間。

這個研究不知道未來對於社會有何影響，對於我個人真是獲益匪淺：我彷彿從此獲得了力量與安寧。我的研究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成為我的哲學與我的「宗教」，當然我本人既是「教主」也是信徒。其實，這種研究本身就是「哲學的」，因為它是研究「我們從哪裡來，我們是誰，到哪裡去」的。我相信很多人與我有一樣的感覺，我也希望更多讀者「得道」。 當然，「宗教自由」，也祝願其他人以其他方式「得道」。所有的學術，殊途同歸，做到最後應該都是「（得）道」，更何況這碰巧是個既關乎社會也關乎個人生命終極的學科。我真幸運走上這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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