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綠化北京的「人民戰爭」

原標題:一場綠化北京的「人民戰爭」

1955年，北京五十二中的同學在永定河畔植樹。

馮文岡/攝

1953年4月1日，《北京日報》3版

1955年4月2日，《北京日報》1版

1958年3月21日，《北京日報》1版

1964年5月12日，《北京日報》1版

1963年，新開路國小護林隊員勸說破壞樹木的孩子。高宏/攝

1961年，虎坊路居民給樹苗澆水鬆土。馮文岡/攝

1984年9月26日，《北京日報》1版

1981年，寬街國小學生春季植樹。葉用才/攝

1996年11月21日，《北京日報》1版

2006年12月13日，《北京日報》1版

2013年4月5日，300多位市民到金山嶺植樹。龐錚錚/攝

暮春三月，草長鶯飛，又到了北京最適宜植樹的時候。今天，「綠色」似乎是全民認同度最高的發展關鍵詞，而回望荏苒時光，「北京在變綠」，也正是幾十年來北京上上下下、男女老少齊上陣的勞動成果。

1950年代

迎接「義務勞動星期日」

早在新成立之初，北京就明確了「大搞綠化」的方向：一、北京氣候乾燥，冬春季節常有大風，要調節濕度、保持水土、抵禦風沙，必須多種樹。二、儘管設立了園林事務所，不斷擴充綠化工程隊和保養隊，但僅靠專業力量遠遠不夠，必須打一場植樹造林的「人民戰爭」。

「植樹，對祖國有益的勞動！」1955年4月，北京市委發出「綠化首都」的號召，動員全市各機關、廠礦、學校、部隊和郊區廣大農民積极參加植樹造林運動。目標是：三年內，全部綠化西山，在城內每個區陸續建設公園，迅速改變京城裡裡外外，特別是那些新建單位和居民區連片荒山空地以及馬路幹線、河湖堤岸旁缺少樹木林蔭的狀況。綠化養護與市政建設一起，成為當時全市大規模群眾性義務勞動的重要內容。

1950年代中期，參加「義務勞動星期日」在北京蔚然成風，每到星期天，成百上千的工人、幹部、戰士、學生扛著紅旗、自帶乾糧湧向各個工地。梳理本報報道，可以看到這樣的記錄：1955年，綠化西山工程開始，解放軍戰士從碧雲寺塔後面往山上挑帶著土坨的樹苗，每人挑三十棵，重達一百五十斤；1956年3月18日，全市三萬多人參加了義務勞動，僅在八寶山、東北旺、陶然亭等處，人們就刨了三萬五千多個樹坑，進行了整地等工作；1957年春，各單位採取分片包干、就近栽植的辦法，如清華、北大、北京體育學院三校學生負責栽好從清華到北體大路兩旁的行道樹。

「動員廣、幹勁足、情緒高」，是那會兒春季植樹造林運動的特點。一時間，北京出現了不少由群眾命名的新林和公園。如東郊少年兒童們在十里堡北邊空地植樹一萬六千多棵，命名為「紅領巾公園」。德勝門外新挖的人定湖畔，青年們種上大量樹木，命名為「青年公園」。總面積十二萬六千畝的西山地區，也在三年時間裡栽了兩千一百萬株樹，再經封山管護，到1962年秋，北京人民總共在這裡花費了43萬個勞動日，終於把解放前岩石裸露、山洪頻發、活像個癩痢頭的西山建設成了一片新綠的風景區。

1960-70年代

堅決不搞形式主義

群眾植樹轟轟烈烈，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最突出的就是植樹成活率不高。經市園林局檢查，1955年北京春季植樹平均成活率88%，其中群眾植樹的成活率一般只到70%，個別單位植樹的成活率甚至低到50%左右。

為何會種樹不見樹？本報曾這樣總結：有些單位喜歡「人多勢眾」，只圖「場面大」，不問實際效果，在一塊不大的地方，擠上成百上千的人，結果大家都使不上勁；有些單位在外地爭購珍貴品種的苗木，遠道運來，不能及時種植，再加上操作流程不規範，以致成活率很低；還有些單位以為種樹只要隨便挖個坑、把樹苗插進去就完事了，不注意後期澆水、養護，結果他們種的樹有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死掉了。

針對各地植樹狀況，中央對於造林工作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不但要快造，而且要造好；不但要多栽，而且要栽活；不但要植樹，而且要育苗；不但要造林，而且要護林。」

1964年5月12日，本報頭版評論員文章這樣論述「栽好還要管好」：造林同種莊稼一樣，栽上苗，撒下籽，還必須及時管理、撫育，才能指望它成活多、早成林。力爭造一片成一片，栽一棵活一棵，動員廣大群眾，人人愛惜樹木。

1964年5月，周恩來總理在聽取林業部彙報時指示：從中央到地方，每個負責同志，除年老有病的外，每年都要帶頭種樹，為群眾做出好樣子。1979年2月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國務院提議，決定3月12日為植樹節。從這年3月開始，每年春季，各級領導都會和群眾一起參加植樹造林，並逐漸形成慣例。

1979年4月9日，本報3版刊發林學會《關於首都綠化的問題和建議》。其中數據顯示：1949年以前北京市街範圍的行道樹長度僅80公里。經過三十年，市、縣兩級公路共計3400公里長，除局部地段外，都已綠樹成蔭。文章同時尖銳指出，北京綠化雖然確有成績，但還是趕不上城市人口增長面積擴大的幅度，且存在相當多綠地被蠶食侵佔的情況。

1980年代

每人每年義務植樹三五棵

1981年，四川發生罕見水災，鄧小平同志指出洪澇災害涉及到林業，涉及到木材的過量採伐。他指出：「看來，的林業要上去，不採取一些有力措施還不行。可以規定每人每年都要種幾棵樹，比如種3棵或5棵樹，要包種包活，多種者受獎，無故不履行此項義務者受罰。」

1981年12月1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開展全民義務植樹運動的決議》，隨後，國務院頒布《關於開展全民義務植樹運動的實施辦法》，要求各省（區、市）人民政府結合實際，制定細則。

由於北京地處北方，氣候偏寒，為了適時植樹，提高成活率，便於更多市民都來植樹、種草、種花，1985年3月18日，北京市人大常委會通過市政府建議，規定每年四月第一個星期日為首都全民義務植樹日。

1984年9月，本報報道《北京在變綠》寫道：布滿京城的大小街道正在變成一條條綠色的「河」。從首都機場到釣魚台這條橫貫東西的大幹道，就是這「綠河」中最長最寬的一條。解放以來，全市工廠、機關、部隊、學校在本單位植樹共達440萬株，綠化總面積已達7000多公頃。

劉恆和《老衛種樹》

劉恆，著名作家；衛桂英，延慶一位在大山上種樹的農婦。

1996年11月21日，本報一版「作家寫真」專欄，以近乎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特約撰稿人劉恆采寫的長篇人物通訊——《老衛種樹》。

上世紀80年代初，衛桂英所在的三司村是個有名的窮村，僅有的荒山也是土質差、石頭多，還缺水。1984年，村裡想通過綠化造林改變家鄉面貌，動員大家包山種樹，包期四十年，收入與集體分成，每畝補助八塊。村民會上，漢子們縮著腦袋、一片沉默，快奔五十的老衛站出來：「我是黨員，我包了！」你是黨員又怎麼樣？大家對老衛的老伴兒老李說：「你媳婦兒上了賊船！」

為種樹，老衛不吭不哈，把全家人連窩端上了村后的荒山，種下了100多萬棵樹。承包合同上除了補助費，看山費一分沒有，撫育費也一分沒有。沒有看山費就不看山了？沒有撫育費就不撫育了？種完拉倒，死了活該？老衛不管這茬，天天和老伴兒踏踏地往山的深處走去。在許多人看來，老衛的「賊船」簡直就奔了太平洋再也回不來了。她對劉恆說，這些樹，長在山上，也長在她的心裡。「一棵樹就是俺一個兒！」

結束採訪后，為寫這篇通訊，劉恆用了足足兩個多月。作家的筆，寫出了種樹的艱辛：「種樹的人不怕雨。雨越大越活苗兒，沒把人淋死就得撅著屁股挖坑栽樹，不下雹子就別想躲。山上光溜溜的，真下了雹子往哪兒躲呢？只能就近湊一個石茬子貼著。種樹的人怕曬。沒有蔭涼，沒有風，人就慘了，弄不好就暈在樹坑裡了。」

作家的筆，更寫出了種樹人有多愛樹：「冬天下了大雪。本無須進山了，老衛卻依舊往山裡跑，來回十幾里，一天不落。」「出門在外，不論走著還是乘車，她的眼裡沒別的，全是樹。看見長得差的，就想還不如我種的呢！看見長得帥的，就暗自發誓我的樹早晚有一天得超過它！」「買樹苗費錢。老衛就摸索著自己育苗，拉沙子、脫坯、挑水、做營養基。她累了一天，依舊長時間蹲在月亮底下，看著她的小苗兒出神兒。用老李的話說，人都魔怔了，像棵羅鍋樹長在地里了。」

黨報以這樣的規格和體量報道一位普通勞動婦女是罕見的，而飽含深情的《老衛種樹》見報后也引發強烈反響，許多讀者邊看邊感動得流淚，紛紛聯繫編輯部要求幫助老衛種樹。有市民感慨，正像劉恆寫的那樣，咱們得尊敬和記住這個老太太！記住這些不吭不哈幹事的普通人。

30多個年頭過去了，老衛前後承包的5500畝荒山全種上了樹，附近的荒山也都被鄉親們承包了，再加上退耕還林的好政策，三司村人過上了好日子，「光棍村」的窮名也一去不復返了。

新世紀

預約義務植樹點得趕早

2003年6月，北京永定河、潮白河、大沙河、延慶康莊、昌平南口五大風沙危害區完成最後治理，全部披上綠裝。2006年，全民義務植樹進入第25個年頭，25年間，北京人共義務植樹1.62億株，成活率88%，保存面積70多萬畝，相當於種出了160多個頤和園。2012年後，隨著北京平原造林工程啟動，造紀念林、植紀念樹、包門前綠化、認建認養綠地等形式異常火熱，每到植樹季，全市各義務植樹點總是早早預約滿員，稍微去晚點，准就沒地兒了。

(文字：簡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