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開封的園林貢獻及「綠政」創舉

皇家園林平民化的主要標誌，就是面向民眾開放，這成為宋朝的一項德政。

宋神宗時，周邦彥在名作《汴都賦》中贊道：「而此汴都，高顯宏麗，百美所具，億萬千世，承學之臣弗能究宣，無以為稱伊……上方欲與百姓同樂，大開苑圃。凡黃屋之所息，鸞輅之所駐，皆得窮觀而極賞，命有司無得彈劾也。於時則有絕世之巧，凝神之技，悅人耳目，使人忘疲。」高度概括了皇家園林開放的緣由、情景以及影響。緣由是因為汴都「高顯宏麗，百美所具」，是一個富麗堂皇的大花園，皇帝要與民同樂，與民共享；實施情景是「大開苑圃，凡黃屋之所息，鸞輅之所駐，皆得窮觀而極賞，命有司無得彈劾也」，聽任百姓到處遊玩，有關部門不得責怪阻撓；影響是廣大百姓欣賞到了「絕世之巧，凝神之技」，從而「悅人耳目，使人忘疲」，得到身心愉悅和休息。作者所用雖是極盡美化的言語，但所揭示的確屬歷史事實。

所謂「大開苑圃」，並不是開放所有官方園囿，也不是四時都開放。實際上開放的是主要園林，時間主要在春季。大體可分為定期開放的皇家園林、不定期開放的官方園林兩類。

最關鍵也最具代表性的，是定期開放的皇家園林，主要有以下8處，多集中在春季。

一為金明池。金明池是位於城西的大型水上皇家園林，建築瑰麗，風景旖旎，有「人間春色多三月，池上風光直萬金」之譽。自宋初以後，金明池素有每年春季開池的傳統，開放之日有專詞叫「開池」，舉行有朝廷主持的隆重儀式。「當二月末，宜秋門下揭黃榜云：三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開金明池，許士庶遊行，御史台不得彈奏。」開放長達39天：「自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閉池，雖風雨亦有遊人，略無虛日矣。」 作為全國最大的城市遊樂園林，民眾遊園活動極為豐富，包括以下特點。一是君民同樂。城鄉平民百姓可以和皇帝一同遊園，「瞻天表」。金明池「每歲為競船之戲，縱民游觀者一月，車駕必臨視之」，而「每遇大龍船出，及御馬上池，則遊人增倍矣」 。不僅城市中的居民，連附近農民也蜂擁而入：「里諺云：『三月十八，村裡老婆風發。』蓋是日村姑無老幼皆入城也。」似乎成了農民專場。二是節目豐富。金明池的自然風光之美自不用說，各類表演的節目更是「高精尖」。如有水兵表演的龍舟奪標競賽，有「諸軍百戲」演出，還有「隨駕藝人，池上作場者，宣政間，張藝多、渾身眼、宋壽香、尹士安小樂器，李外寧水傀儡，其餘莫知其數」。甚至專設有球場，在主建築寶律樓附近的射殿之南「有橫街，牙道柳徑，乃都人擊球之所」。水面也是開放的，可租船遊玩：「池上水教罷，貴家以雙纜黑漆平船，紫帷帳，設列家樂游池。宣政間，亦有假賃大小船子，許士庶游賞，其價有差。」三是環境寬鬆。除了「許群官游賞，御史台、皇城司不得察舉」以外， 甚至特許法令禁止的賭博：「自元豐初，每開一池日，許士庶蒱博其中，自后遊人益盛。」由於遊人如織，難免發生肢體接觸和口角糾紛，宋真宗時專門下召：「金明池、瓊林苑先許士庶行樂，或小有紛競，不至毆傷者，官司勿得擒捕。」一般的打架鬥毆只要沒有人受傷，則免於刑事追究，以保持歡樂和諧的氣氛。四是商業興盛。苑內凡是人多之處，商家也多，而且無孔不入。如池心島主建築五殿，「殿上下迴廊，皆關撲錢物、飲食、伎藝人作場，勾肆羅列左右。橋上兩邊，用瓦盆內擲頭錢，關撲錢物、衣服、動使、遊人還往，荷蓋相望……街東皆酒食店舍，博易場戶，藝人勾肆質庫，不以幾日解下，只至閉池，便典沒出賣」。除飲食、賭博之外，甚至還有臨時短期典當借貸。自然少不了出售兒童玩具：「開金明池，細民作小兒戲弄之具，而街賣者甚眾，而龍船為最多。」金明池成了集市般的大賣場。

二為瓊林苑。建於宋初，有假山、池塘、南方名貴花木等，習慣上在每次科舉殿試后皇帝常賜宴於瓊林苑。僅此，就是天下士子和百姓神往的禁地。此苑緊臨金明池，兩苑同時開放。「準例春季金明池習水戲，開瓊林苑，縱都人游賞」；「三月一日，州西順天門外，開金明池、瓊林苑」。所有政策均同。其「大門牙道皆古松怪柏，兩傍有石榴園，櫻桃園之類，各有亭榭，多是酒家所佔」。可見也是觀者如潮，故而有眾多臨時的飯店為其服務。

三為宜春園。宜春園位於城西北，俗稱庶人園，原為宋初秦王趙廷美的園林。后改為宜春園，因秦王曾被廢為庶人，所以俗稱庶人園，為皇家四大園林之一。內「有創台、流杯亭榭數處，放人春賞」。雖不詳具體開放天數，但至少包括春花開放的最好時間。

四為玉津園。其又稱南御園，始建於後周。宋代官方文獻不見有開放玉津園的記載，周寶珠先生言「不常開放」，未加論證。但在筆記小說中，筆者發現有開放的事實：「大觀中，宿州士人錢君兄弟游上庠。方春月，待試，因休暇出遊玉津園，遇道士三輩來揖談，眉宇修聳，語論清婉可聽，頃之，辭去曰：『某有少名醞，欲飲二公，日雲莫矣。明日正午，復會於茲，尚可款，稍緩恐相失。』錢許諾。獨小道士笑曰：『公若愆期，可掘地覓我。』皆以為戲，大笑而別。翌日，錢以他故滯留，至晚，方抵所會處，則餚核狼藉，不復見人，悵然久之。弟曰：『得非仙乎？』試假畚鍤鑿地，才尺許，得石函。」錢氏兄弟連續兩天進園，第二次還是晚間，並隨意掘地取物也沒有被制止。足見至少在宋徽宗時期的春季，玉津園也是聽任百姓遊玩的。北宋開封皇家四大園林（瓊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園）， 均定期開放，具有代表性。

五與六分別是集禧殿、太一宮。兩者都是朝廷所建道教大型園林式宮觀，極盡豪華，於每年清明節開放3天：「國朝故事：唯自清明日開集禧殿、太一宮三日。宮殿池沼，園林花卉，諸事備具。」官方提前為開放作有準備，以迎接清明節3天的大眾遊園。

七為迎祥池（一作凝祥池）。宋真宗時建，是城南道教宮觀會靈觀的一部分，也是著名遊覽勝地，每年清明節開放1天：「夾岸垂楊，菰蒲蓮荷，鳧雁游泳其間，橋亭台榭，棋布相峙，唯每歲清明日，放萬姓燒香游觀一日。」具有宗教祭祀性質。

八為青城。位於南郊的青城，是每隔3年皇帝祭天大禮的神聖之處，原為典禮前以青布、木材臨時搭建的建築，宋仁宗以後逐漸改為固定建築，日益美化，「所須數十萬緡，勞費至廣……虛設梁棟，純被繒彩，規摹宸居，極其華麗。甚者，山亭水池，蟲魚之戲，彩花交映，禽物萬狀，游觀之勝，無不具焉」。具有園林規模和形式的青城，在農曆十一月祭天前的10天里，首先面向市民開放，聽任嬉遊。

不定期開放的官方園林，是指新建或有新名堂的官方園林的慶祝性、紀念性開放，都是一次性的，有以下4處，都在宋真宗時期。一為開封府繼照堂。宋太宗在其子趙恆出任開封府尹時，專門為其建造一處射堂，宋真宗趙恆大中祥符三年閏二月改為繼照堂，詔令云：「其開封府舊射堂名曰繼照堂，令設帟張樂，許士庶游觀三日。」二為集禧觀。大中祥符七年建於南熏門內，供奉五嶽帝，上樑之日，宋真宗「命宗室、宰臣觀之，許士庶觀看三日。」三為景靈宮。大中祥符九年，宋真宗在開封建造供奉黃帝的景靈宮，二月落成時頒布《在京景靈宮成放士庶游看詔》：「遐邇諒同於慶悅，小大宜罄於夤恭。」不詳開放天數。四為醴泉觀。天禧元年，開封一兵營（拱聖營）發現龜蛇，遂建真武堂。次年有泉水湧出，相傳可治百病，因詔令擴建為祥源觀，后改醴泉觀。天禧二年閏四月建成后，詔令「放士庶游觀五日」。此外，不時還有一些具有觀賞價值的地方臨時開放。如宋徽宗曾賜第給寵宦、有「隱相」之稱的梁師成，「梁師成賜第初成，極天下之華麗，許士庶入觀」。既是賜第，財產權當屬皇家，既是極盡豪華，又是園林式的住宅，故而開放讓百姓觀賞。這些情況，就每一處而言，都具有偶然性，但整體顯示出朝廷具有開放園林禁地的經常意識。

朝廷把園林景區建設當作本分，對民眾遊樂有固定的財政投入，可以視為另一形式的部分繼承。開封皇家園林的開放同樣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維護，無疑也應有固定支出。換言之，至少開封民眾的遊園費用，列入了宋政府的預算，共享園林成為廣大民眾一項長久的福利。

四

宋代朝廷為什麼要大力發展開封園林綠化和開放官方園林？原因固然很多，但其思想基礎即理念最為重要，即「與民同樂」與「從民欲」。

與民同樂是孟子正式提出的理念。巧的是最早也出自開封，即孟子在大梁對梁惠王所倡導。梁惠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周）文王以民力為台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台為靈台，謂其沼為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皆樂，故能樂也。」意思是君主與民同樂才可以稱王擁有天下，因為君民關係和諧，得到擁戴。宋代君主繼承並強化了這一治國理民理念，並體現在遊樂活動中：「本朝諸聖，特徇民心與人同樂耳，故於舊制不廢，亦未嘗加新焉，非有意於自逸。」宋徽宗時李長民《廣汴都賦》也云：「當青鳥之司開扉，條風之正暄妍。命嗇夫而啟禁，縱都人而遊覽。我皇踐祚五載，六飛始制，千苑宏開，蓋將順民心之所樂。達余陽於暮春，指金明而駐蹕，觀曼衍之星陳。蘭撓飛動，彩仗繽紛。帝曰斯樂，予何敢專。遂踐瓊林，宴寶津。零湛露於九重，均禊飲於群臣，修先朝之故事。張大侯以示民，於以戒不虞，於平世勵武志，而彌勤。」貫徹的也是「千苑宏開，順民心之所樂」「帝曰斯樂，予何敢專」思想。北宋後期的皇子們也是打著與民同樂的招牌修建花園：「御路丹花映綠槐，曈曈日照五門開。五王欲與民同樂，不惜千金築露台。」與皇家園林一樣，這些園林也是定期開放的。

與此相適應的是另一理念：從民欲，即順從人民合理的慾望。宋太宗有詔書說道：「朕昨者興師動眾，伐罪弔民，上順天心，下從民欲。」宋仁宗將此列入祖宗家法，其御書的三十五條治國方略中就有「從民欲」。 可知從民欲是聖明皇帝的主要標誌。在具體實踐中，大開苑圃與民同樂，作為一項長期實施的惠民政策，就是從民欲的一種表現。

宋人李格非以園圃興廢為天下治亂之癥候，只提示了問題的表面現象，且有片面性。如他故去以後不久宋徽宗大興艮岳等園林造成東南民變，就是問題的另一面。北宋開封園林有著更深層的內容，更深刻的價值在於：皇家園林的平民化與城市園林的公共性、皇家園林的定期開放，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意味著數千年來的皇家園林不再是皇家專享的禁臠，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其短期的歡樂、長效的和諧以及德育、美育的潛移默化作用，不可忽視。

第一，反映了皇家不再追求隔絕式的高高在上，不再故作深沉、自我封閉。正如開封新宮建成時，宋太祖「令洞開諸門。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顯示著朝廷的自信坦蕩與包容親民。在此基礎上，加以坦蕩平原無高低差別的環境影響、市民階層崛起對等級的銷蝕等共同作用，宋代皇帝走下神壇，放下身段，把天上園林變成了人間公園，使強權暴力變成懷柔感化。像宋代佛教世俗化一樣，皇帝去神聖化，園林去神秘化，都向世俗化發展。朝廷沒有高調炫耀這一德政，除了兩篇專門讚頌開封的賦以外，宋人也未有受寵若驚、喋喋不休的讚頌，顯然認為是理所當然的。開放皇家園林，應當是政治景氣的一種表現。

第二，北宋朝廷以園林為與民間交流溝通的平台，以遊樂營造和諧氛圍。正如德國哲學家阿多諾所說：「越是政治看似缺席的地方，越是它有效發揮作用的地方。」這些歡樂、舒暢、奇妙的空間，把一年中最好的時光給了民眾，使之變成了集觀賞、遊樂、運動、貿易、演出的大遊樂場、大公園、大瓦子，變成了一個狂歡節。以往的禁苑，除了經過恩準的官員、外賓之外，平民百姓是想也不敢想的。當市井小民、鄉野農民倘徉皇家園林、飽覽旖旎春光成為尋常事時，人們融進的不僅是仙境瑤池般的美景，還沐浴了皇恩浩蕩，嗟賞欽慕之際，未嘗不是一種熏陶、洗禮，充滿了獲得感和幸福感，從而有利於拉近君民距離，消融官民對立，化解怨憤戾氣。明媚溫暖的春光不僅使冰消泥酥，還融匯了官民理念和價值觀，可謂「園林綠色政治」的創舉，是一場政治文化的春風，展示著北宋政治的生態。上升到現代理念，就是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增強了。美國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的人類激勵理論認為，人類需求從低到高的5個層次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社交）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這種人本主義科學的提示可以使我們看到，北宋朝廷的「園林綠色政治」，平民也可以沾染高貴，不同程度地適應、滿足了遊玩大眾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以及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自會起到激勵作用。市民文化的特質是注重感官體驗和尋求熱烈氛圍，開放的皇家園林正滿足了這種願望。

第三，常規的精神享受、視覺盛宴，不僅是怡情悅性的消遣，對於提高士庶的審美素質、開闊眼界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韓維遊覽過皇家園林後有詩云：「綉鞅金羈十里塵，共傳恩詔樂芳辰。千重翠木開珍圃，百尺朱樓壓寶津。御麥初長遮雊雉，官花未識駭遊人。自憐窮僻看山眼，來對天池禁籞春。」自幼生長於開封高官世家的韓維也驚艷於皇家園林的「絕世之巧，凝神之技」，只好自慚自嘲，對於廣大市井貧民、鄉野農婦來說，更是多大的震撼！孟元老所謂「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此正可為實例。

五

園林史上有兩大超新星一樣驚艷閃過的事物，在古代史上有著空前絕後的光彩：一是艮岳，一是皇家園林定期開放制度的「園林綠政」。園林歷2000餘年發展，在北宋進入成熟時期，達到第一個高潮，「以皇家園林、私家園林、寺觀園林為主體的兩宋園林，其所顯示的蓬勃進取的藝術生命力和創造力，達到了古典園林史中登峰造極的境地」。人口密度越大，居民越渴望再造自然。作為唯一沒有山川的平原都城，開封用人工的力量模仿自然，凸顯了古典園林的精髓特色，併發揮到極致。其歷史影響十分深遠，「元、明、清時的皇家園林是兩宋的一脈相承」。開封園林取得巨大的栽培成就、造園成就、美學成就，影響深遠。

更值得關注的是其社會歷史成就，那就是宋政府把綠色注入政治文明。政治有多種表達方式，用園林表達的政治是滿足人性的，是生機勃勃的，符合人文生態文明。在特殊的空間，用特殊的方式，洗肺清目，模糊等級，暖心溫情。朝廷園林由以往的專為王公貴族服務，轉變為兼顧服務於廣大民眾，關注並向民眾提供精神享受，是一項重要創舉，將園林的多功能作用發揮到極致。這些定期開放的皇家園林所發揮的功能覆蓋面廣、穿透性強，早已不限於園林綠化的物質文明層面，無論是經濟文化層面，還是體育、美育、德育的政治文化、精神文明層面，都有了更多形而上的價值，升華到意識形態領域和政治領域，是治國理念優化、統治術升級的一個進步。北宋朝廷由此佔據了一個歷史制高點。至於是人道的、政治的、人文的，那就任人評說了。一味貶斥古代政治，既無益於繼承發揚優秀傳統文明，也非史實。

這扇禁閉了幾千年在宋代開封打開了100餘年後的堅固大門，至元明清三代再也沒有重新敞開過。除了傳說中的周文王允許百姓入苑樵採外，有信史可證的園林從殷紂王時代算起至清末，大約3000年間的帝王園林僅開放了160餘年，約佔其全部歷史的5.6%。這不能說是北宋開封的超前，只能說是後代的倒退，是其絕對的專制皇權強化要求極其嚴格的禮法、森嚴的等級的一個必然結果。金代在宋代開封園林原址上的開放不過是其片刻的迴光返照。開封「園林綠政」兀然戛戛獨造、卓爾不群遂成絕唱，恰似金明一池，未能成為流向遠方的河流。無疑於專制沙漠里的一片綠洲，瀲灧的人文之光彌足珍貴，彷彿傳統政治文化的「基因突變」——或許，這才是接續先秦儒家元典基本精神的真正奧妙抑或最柔軟的隱秘所在。更顯得北宋政治、文化、園林的特殊和可貴，實屬中華文明史上的一個亮點。這一現象的揭示，有利於重新審視宋代政治文化的特點和地位，透過千年歷史包漿，宋代政治石頭上的這一抹稀世之翠，不僅驚艷，或許能提升其歷史價值。在建設生態城市、和諧社會的當代，這也不無借鑒意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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