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富九憶55年授銜：妻子格外高興 家裡出了兩個將軍

核心提示：當晚，我穿著將軍禮服，偕妻子周博雅參加了在懷仁堂院子里舉行的雞尾酒宴會，大家都興高采烈，互相握手慶賀。那天我的妻子格外高興，因為家裡出了兩個將軍——她的父親周士第被授予上將軍銜，丈夫被授予少將軍銜。

彭富九 資料圖

本文摘自：人民網，作者：彭富九，原題：授銜的回憶

1955年9月初，我到中央黨校帶職學習。國慶節前接到通知，要求我在9月29日(或28日)到中南海參加授銜儀式。

授銜儀式在懷仁堂舉行。我們那批是少將專場，約一二百人，上午9時前進場，對號入座。授銜儀式由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主持並點名，他叫到誰，誰就上台領取證書和勳章。第一位被叫到的是汪東興。我正隨大家一起鼓掌時，沒想到第二個就叫到我。我走到主席台上，周恩來總理親手向我頒發了授銜證書和三枚勳章。

返回座位的時候，我看到鄧穎超在觀眾席指著我對身邊的人說：你們看，彭富九這個小鬼也成將軍了！那年我37歲，在老一輩革命家眼裡還是年輕後生。以後查資料得知，在1955年的少將當中與我同歲或略小一點的共有三十幾位。

授銜的同時，我們都領到一個寫有號碼的字條，是到禮堂內的一側領取將軍禮服的憑證。禮服裝在一個紙盒裡，已經別上了肩章。當晚，我穿著將軍禮服，偕妻子周博雅參加了在懷仁堂院子里舉行的雞尾酒宴會，大家都興高采烈，互相握手慶賀。那天我的妻子格外高興，因為家裡出了兩個將軍——她的父親周士第被授予上將軍銜，丈夫被授予少將軍銜。

軍隊首次授銜時，有不少主動讓賢的事例。比如我的直接上級李濤就認為自己授上將銜高了，主動向總幹部部提出要降下來。在戰爭年代，幹部會因為部隊建制變化而出現級別升降，那時保存自己和消滅敵人是第一位的，大部分人都沒有怨言。1955年大家扛上了肩章，級別差距一下子都顯露出來，開始還有些不適應，個別同志認為自己評低了，許多年之後心情還不愉快。

國慶節后，李濤向單位的校官授銜，我從中央黨校回到部隊，主持了直屬機關的尉官授銜儀式。

有一位叫鍾其漢的老紅軍被授予了尉官軍銜。鍾其漢是江西人，長征路上冒著槍林彈雨把充電機一直抬到陝北，那部充電機現陳列在軍事博物館供人參觀。鍾其漢能吃苦，工作認真，到延安后積極投入大生產，為改善部隊生活作出不少貢獻，榮獲特等模範稱號。進城以後，他自知沒有文化，難以適應部隊的要求，主動提出轉業。後來因他生活困難，我們又重新在部隊為他安排了工作，任後勤部門的一個副科長。雖然軍銜不高，鍾其漢依然忠於職守，認真完成倉庫保管工作，既沒有怨言也沒有什麼豪言壯語。大家都很尊重和信任這位「鍾科長」，因他種莊稼是把好手，所以又親切地稱他為「鍾老漢」。我們兩家相距不遠，他把自己種的果蔬拿來給我嘗鮮，我家省下的票證也常給他使用。兩家孩子是要好的朋友，經常一起玩耍。

授銜之後，自己感到光榮，但沒有任何功成名就的感覺，原因之一是想起了戰爭年代已經犧牲的同志和已經離開部隊的老領導。比如曾希聖和曹祥仁他們長期擔任軍委二局的領導，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還在軍隊任職軍銜肯定會比我高。還有一個原因是我長期在總部機關工作，在那些戰功顯赫的將領面前，我還屬於小字輩，沒有任何驕傲的資本。所以，榮獲將軍稱號對我來說除了感到光榮之外，更重要的是一種鞭策，唯盡心儘力把工作做好，不辜負黨和人民給予的信任和榮譽。

岳丈周士第是黃埔一期的，作風嚴謹，注重紀律，恪守「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原則，因同為高級幹部，所以我們之間也不例外。1955年授銜以後，我們成了一對「翁婿將軍」，而關係依然如故。新成立后，戰備、科研始終貫穿於我的日常工作之中，比戰爭年代頭緒更多，一年到頭也難得與他見上一面。我們級別雖有高低，但無隸屬關係，偶爾拜訪或相遇，雙方只談家事，托對方向熟人問好。周士第知道我單位的性質，所以從來不問我的工作。個別時候部門之間的工作聯繫需要他出面，周士第也是從辦公室給我打電話。回想起來，我們之間唯一的娛樂活動也就是陪妻子回娘家時與他下盤象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