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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 烽火歲月與血脈傳承——關於建軍90周年的文化思考

文化 | 烽火歲月與血脈傳承——關於建軍90周年的文化思考

歷史從不等待一切猶豫者、觀望者、懈怠者、軟弱者。磨練官兵的血性,不能只是軍事文化建設的一句口號,更應該從現在開始就扎紮實實地付諸行動。

今年是人民軍隊90周年華誕。但此時我的心情卻是喜憂參半,喜的是,屆時會有花團錦簇裝扮這個日子,會有弦歌勁舞頌揚這個日子,還會有盛大閱兵慶祝這個日子。憂的是,一段時間來耳聞目睹了一些與我們這支軍隊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相關聯的事情,儘管這些事情發生在遠離軍營的地方,但與我們軍事文化的繼承與發展卻有著緊密的內在聯繫,並且深刻啟示我們,當前軍事文化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最大憂患是什麼、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麼?或許就這幾件看似平常又不平常的事情做一些思考,對於在新的形勢下傳承軍事文化血脈,建設具有新的時代內涵的強軍文化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座山峰——上午與下午的角色逆轉。1947年的5月16日,我華東野戰軍在孟良崮全殲國民黨「王牌軍」整編第74師,開創了我軍在敵重兵密集並進的態勢下,從敵陣線中央割殲其進攻主力的範例。陳毅元帥用「刀叢撲去爭山頂,血雨飄來濕戰袍」的豪氣和悲壯,概括了這場被稱之為解放戰爭轉變華東戰局關鍵一戰的激烈程度。10年過後,當年華東軍區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吳強,以宏大的敘事結構和細膩的紀實風格創作了長篇小說《紅日》,再現了孟良崮戰役波瀾壯闊的英雄史實,成為革命戰爭的輝煌記憶。70年後的5月16日上午,當年親歷了攻克孟良崮的老兵和他們的後代再聚蒙陰,重溫歷史,緬懷先烈。現場群情激昂,紅領巾與紅旗相映,作為參戰老兵代表遲浩田即席賦詩,「勝利難忘我戰友,英雄十萬戰困獸,衝鋒陷陣敵喪膽,捨生忘死鬼見愁。勝利難忘我鄉親,生死相依沂蒙人,多少撼天動地事,幾多壯舉牽夢魂。」同樣在這一天的下午,另一場「活動」也在孟良崮悄然進行,但活動的主題不再是紀念我軍70年前「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的偉大勝利,相反是在為頑固與人民為敵、雙手沾滿了革命者鮮血的劊子手招魂。在當年敵74師指揮所的山洞里,有人擺了花圈、祭品,有人在此哀慟,有人駐足疑惑,直至夜色深沉,還有人在山洞、崮頂逗留⋯⋯同一個地點,同一天時間,紀念同一個戰役,卻是不同的內容、不同的對象,完全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實現角色逆轉,為死人翻案,意在改寫歷史,變「紅日」為「落日」,或許這只是一起罕見的個例,但想到近年來出現的歷史虛無主義的怪論,又不免讓人感到事情並非那麼簡單和偶然,我們的軍事文化面臨著新的挑戰。

一封家書——「遠點」與走近的隔空喊話。同樣是在1947年元月,山西省文水縣雲周西村年僅15歲的共產黨員劉胡蘭,面對敵人的鍘刀慷慨就義,毛澤東主席為她題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從此成為共產黨人和革命軍人忠貞信仰、獻身革命的楷模。70年後的今天,網上流傳一封「家長來信」,以極鮮明的標題要求老師,「請劉胡蘭離我的孩子遠點」。公然否定劉胡蘭的英雄壯舉和領袖題詞,「從這裡面我看不到有任何值得稱讚的品質和任何值得堅守的理想。相反,包括後來那些心智和謀略非凡的大人物對她的嘉獎和稱讚都將是恥辱的記憶。」並且聲稱「任何一個有理智的家長都不會想讓自己的孩子像劉胡蘭一樣,在上國小和國中這個年齡的時候就參與這些殘酷的政治鬥爭,更不想讓自己的孩子那麼小就被一些大人教導著去殺人,而後又被別人殘酷的殺害。所以想到我的孩子被教導去學劉胡蘭,我心如刀絞。出於一個父親的責任,我本能的想為孩子去抵擋可能對她心靈帶來的戕害。望老師理解,以後這個活動請允許我們放棄。」雖然這些都以「父親」的口吻貌似對子女的疼愛,但明眼人都能看出其中的奧妙,正如老師在「回信」中所指,「你覺得劉胡蘭不該是她學習的英雄,不知道該會是誰家英雄,在填充著她的精神世界。」還一語道破「你有這樣的思維,大概跟最近『污化英雄』的社會環境有關。」這讓我想起了解放軍藝術學院的老政委魏風同志,他曾告訴我,在劉胡蘭英勇就義18天後趕到了雲周西村,親眼目睹了敵軍行刑的鍘刀座上還有厚厚的血漬,刀刃卻已經彎卷了,遍地是沾滿血跡的柴草和繩索,鮮血染紅的雪花融化在土地上,結成了一灘又一灘殷紅的冰凌。當時他在戰鬥文工團年僅22歲,用了三天三夜寫就了話劇《劉胡蘭》,接著在行軍路上改為歌劇。當為部隊演出時,官兵們高喊著「為劉胡蘭報仇」的口號衝上舞台,這充滿悲憤的怒吼,在晉中平川的大地上滾動,也一直在這位老藝術家的心中回蕩。如果陰陽兩界也能傳書,不知道魏老爺子在九泉之下會作何感想?

一篇文章——先生與後生的視覺錯位。還是在1947年6月,位於冀魯豫三省交界處的朝城,由根據地政府創辦的冀魯豫書店,出版發行了蘇聯作家卡達耶夫創作的中篇小說《團的兒子》。這位參加過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的著名作家,在衛國戰爭中又和許許多多的作家藝術家一起走上戰場,收穫了《團的兒子》並贏得斯大林獎金。這部被稱之為「在生氣勃勃的蘇維埃愛國主義的精神上教育蘇維埃人民,把蘇維埃人民的民族光榮與驕傲提得更高」的作品,經茅盾先生1946年翻譯介紹給了廣大讀者,尤其在冀魯豫書店的出版發行,極大地鼓舞了根據地軍民在決定命運的大決戰中奮勇前進的政治熱情,後來又成為20世紀50年代的紅色經典,對「40后」「50后」兩代人的成長產生了重要影響。又是在70年後,國內竟有學者批評由作家翻譯或縮寫或改寫的蘇聯經典,其中包括《團的兒子》,主要意見是「父母教育和家庭成長在改寫本中徹底消失,小英雄一出場就是成熟而有覺悟的小戰士」,這種「改寫正可看作是建國后兒童文學對人道主義的集中清理」。其中有一位譯者兼改寫者當時年僅21歲,正在蘇聯列寧格勒大學心理學系留學,或許翻譯改寫確有不夠準確和完美的問題,但在抗美援朝、國難當頭的大背景下,我們又何必去苛求一位剛上大學一年級的作者呢?作為最早版本《團的兒子》的譯者茅盾先生,早在70年前的「譯後記」中就反駁了這種論調,「向來有一種『理論』,以為兒童文學是應當遠離政治的,但在蘇聯,這種『理論』早已破產了,而《團的兒子》則是最新的又一例證。」「現在還有抵死不得拋棄成見的人們對於蘇聯的一切輕輕以『宣傳』二字來一概抹煞。在這種人看來,《團的兒子》當然又是不真實的『宣傳』了。可是,如果懷此成見而又不願睜眼看看事實的,是英國美國人,那倒尚可原諒,因為像《團的兒子》那樣的現實,還沒聽說過在英美之國發生過。然而我們人如果也跟在人家尾巴後邊做應聲蟲,那就是愚不可及而其『盲』亦殊堪驚人了。」估計茅盾先生不曾想到,當年少數國人潑在他翻譯的《團的兒子》身上的髒水,如今又灑在另一些譯者改寫的《團的兒子》身上,歷史如此的相似,豈不令我們深思。

上面講到的幾件事情,雖說都是偶然聽到或看到的,但把這幾件本不相干的事情聯繫起來,就覺出其間有那麼一點必然的意味了。他們為屠殺革命的劊子手揚幡招魂,扭曲捐軀革命的英雄志士,並對曾影響了幾代人成長的「版」紅色經典頗多微詞,實為要否定革命的歷史和在血與火中培育形成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否定我們黨始終注重用紅色文化對孩子們進行思想啟蒙,就此打牢青少年理想信念根基的做法。正如有的學者分析的那樣,少數人對歷史刻意篡改和片面理解,並不是什麼新鮮事,還是近年來試圖否定革命合法性的思潮的一種延伸。對此我們並不感到偶然,但更讓人欣慰的是,在沂蒙山的群峰之中,冉冉升起的是照亮了軍事文學的一輪《紅日》;在呂梁山下、汾水河畔,至今還回蕩著歌劇《劉胡蘭》的英雄旋律;從冀魯豫書店到全球兒童文學典藏書系,《團的兒子》沒有隨著那場戰爭的遠去而離去,相反成為滋潤了一代又一代孩子精神生命的甘露。由此可見,我們的軍事文化是在革命鬥爭的歷史風雲中應運而生,紮根在廣袤的民族文化的原野之上,始終與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們結伴而行,並不斷汲取外來的經典藝術的營養,成長為具有氣派、風格、精神的參天大樹。這為我們在新形勢下推進軍事文化建設,實現改革強軍的宏偉目標,提供了新的時代參照和歷史坐標。

要把弘揚革命傳統作為軍事文化建設的內核與精髓。文化傳承著歷史,也連接著未來。從一定意義上說,一部軍事文化史,就是一部革命史。這是黨和軍隊與人民用鮮血、汗水、淚水寫就的,是永遠不能忘卻、不容否定的壯麗篇章,也是軍事文化繼往開來、繁榮發展的現實基礎,更是激勵當代軍人沿著先輩足跡奮勇前進的動力之源。歷史往往在經過時間沉澱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那些歷史虛無主義的言論或侮辱醜化英雄的行徑,既是對我黨我軍光輝歷程的妖魔化鼓噪,又是對享有崇高榮譽的軍事文化的釜底抽薪,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繼承和發揚光榮的革命傳統,是當下擺在軍事文化面前的緊迫課題。通過深入思考我們當初是從哪裡出發的、為什麼出發,就能夠幫助我們進一步認清軍事文化的來路,始終堅持黨的絕對領導,自覺以黨的旗幟為引領,緊緊圍繞和服務黨的工作大局,在忠實完成黨所賦予的使命任務的偉大鬥爭實踐中不斷取得進步。這不僅可以把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潑在軍事文化身上的髒水擦洗乾淨,還能夠把過去一段時間在軍事文化建設指導上的失誤端正過來,特別是讓新一代軍事文化的繼承者們認識到,這種回望不是為了從昔日的輝煌中尋求慰藉,更不是可以躺在前輩創建的功勞簿上、為迴避今天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尋找借口,對於戰鬥過來的人,這歷史是百鍊成鋼的熔爐,也是文化自信的源頭活水;而對於像我們和我們的兒女子孫這些生在新、長在紅旗下的幾代人,這歷史又是最好的營養劑和最生動的教科書,承載著深刻的政治智慧、寶貴的人文價值和豐厚的道德滋養,可以給人以思想和靈魂多方位的熏陶,從中認識和總結軍事文化的歷史經驗、探索和把握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設發展軍事文化的特點規律。尤其是對今天正走在從軍長路上的年輕人,他們總是懷著不可抑止的熱情探索革命的歷史生活,特別是喜歡探索那些開拓歷史道路的先烈和英雄們的靈魂世界,在這裡,以革命歷史題材創作見長的軍事文化,就成了點燃青年一代探索熱情的火把。歷史是不允許「倒行逆駛」的而總要前進的,我們的軍事文化必須大力描繪已經飄散了硝煙卻還包裹著無數血雨腥風的鬥爭,通過英烈們的豐滿形象、堅強性格和精神世界,把先輩用鮮血和生命鑄造的優良傳統一代一代傳下去,從而把歷史的真理深深地嵌入新一代軍人的心靈。

要把崇尚英雄作為軍事文化建設永遠不變的主題。九十載歲月,生長出萬千英雄。或許誕生在戰火中的軍事文化有些簡陋粗糙,但是,那些踏著硝煙的男兒女兒依然是血肉豐滿,英雄的旋律還是那麼感天動地,其強大的生命力就在於精神的永恆,才賦予軍事文化之樹常青。38年前,我在邊防採訪時聽一位師長說過,年輕的娃娃,由於入伍前後受到過許多軍事文藝作品潛移默化的影響,臨戰前還看了一些像《董存瑞》《上甘嶺》《英雄兒女》的好電影,人人腦子裡都裝著幾個英雄形象。這些活生生的形象,鼓舞著他們奔赴疆場勇猛殺敵。「人人腦子裡都裝著幾個英雄形象」,這話說得多好呀!但最近十年來,不知道從哪裡颳起一股污化英雄的歪風,首先拿像董存瑞、黃繼光、邱少雲、劉胡蘭和狼牙山五壯士這些最具影響力的人物開刀,妄圖一舉砍掉人民軍隊乃至革命的英雄大旗。與此同時,在文化領域也有人提出,「從保爾·柯察金到朱老忠、江華、林道靜、許雲峰、江姐,再到梁生寶、肖長春、高大泉,我們文學中的英雄人物形象越來越高大,越來越不可企及。」「已然是通體光明的『全神』形象了。」除后兩位出自「文革」前期和中期的作品,其他均為紅色經典中的經典人物,這種不加區別一概而論的觀點,既不符合新文學藝術的實際,又是對革命英雄主義的變相消解。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這些優秀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依舊是那樣鮮明、豐富而又憾動人心,其原因就是把不可摧毀的革命理想主義和壓倒一切敵人的磅礴氣概,都交融在極其殘酷的鬥爭生活的真實描繪里,縱貫天地英雄氣,萬代千秋尚凜然。如果讓那些曲解經典的奇談怪論大行其道,試想今後青年官兵的腦子裡還能裝著英雄嗎?軍事文化建設不能袖手旁觀而必須積極應對,一方面要高擎傳統的旗幟,堅守英雄的陣地,阻擊那些形形色色的攻擊,讓已經裝在官兵腦子裡的英雄形象永遠屹立;另一方面要傳承紅色基因,延續英雄的血脈,在改革強軍的典型環境中塑造出屬於這個時代的英雄典型,為新一代官兵的腦子裡再裝上幾個新的英雄形象。這既是我們無愧前輩的歷史責任,也是立足當下面對未來的現實要求。

要把磨礪血性作為軍事文化建設獨有的寶貴品質。敢於刺刀見紅,是我軍大無畏犧性精神的真實寫照,也鑄造了軍事文化獨有的血性品質。沒有人天生下來就勇敢的,天生就不怕死的。前幾年我去「硬骨頭六連」,自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參加邊境作戰之後就再也沒有打過仗,轉眼已是新一輩人。這個連隊大力開展學習老前輩、爭當「小老虎」的活動,歷練官兵生命不息戰鬥不止的「敢死精神」,反覆強調我們培養的「小老虎」,不是關在動物園裡供人觀賞的,更不是養在馬戲團上台表演的,而是要具備老虎的野性、血性和王者之氣,具有老前輩那種「壓倒一切敵人的狠勁,百折不撓的韌勁,堅持到底的後勁」。這固然可喜,但也不無憂慮,這些年不少取材戰爭的作品,腥風血雨少了,酒綠燈紅多了;浴血拚殺少了,鬧劇神劇多了;悲歌壯歌少了,輕歌戀歌多了。從未上過戰場的官兵接觸這樣的作品多了,一旦當血腥和死亡來臨的時候,他們還會挺身而出捨生取義嗎?這使我想起根據美軍上等兵軍醫戴斯蒙德·道斯的真實經歷改編的電影《血戰鋼鋸嶺》,對於戰爭如何血腥與殘酷的展現在同類題材影片中是少見的,既極度寫實更飽含詩化的美學風格,在慘烈中描繪出一個兇殘殺戮和至善拯救並存的現實圖景,由此營造出一份震撼人心的視覺衝擊和靈魂滌盪。二戰的硝煙早已飄散,但美國對那場戰爭的表現從未間斷,根據美國101陸軍空降師部隊E連的真實事迹改編的《兄弟連》和《拯救大兵瑞恩》也是這方面的傑作。可以說,像美軍這樣的戰役、這樣的連隊和這樣的人物,在我軍不計其數,但在如今的銀幕上,我軍的「鋼鋸嶺」「兄弟連」和「瑞恩」又在哪裡呢?尤其要警覺的是,一些以「小鮮肉」為招牌的文藝作品正在影響青年官兵的鑒賞口味,久而久之,這些作品所追捧的「人性」有可能消解官兵的「血性」,充斥在俊男靚女身上的「奶氣」也可能蛻化軍隊的「殺氣」,坦率的說,現在已經很少能看到對革命鬥爭中的悲劇矛盾做完整的悲劇概括的作品,或許這與對悲劇內容的狹隘理解,對悲劇的教育激勵作用的估計不足有一定的關係。其實,在跟相對強大的醜惡力量鬥爭中遭致毀滅和失敗,就如電影《狼牙山五壯士》《八女投江》《祁連山的回聲》,不僅不會給官兵們造成悲觀絕望的印象,相反通過歷史條件所決定的悲劇毀滅或失敗的規律,還能夠啟示現在的官兵更深入的了解過去失敗的環境並吸取失敗的教訓,培養出他們能夠經得住這種生死考驗的革命性格。等到那一天真的來臨,年輕的將士們就能夠渾身是膽義無反顧,甘灑一腔血,澆灌勝利花。歷史從不等待一切猶豫者、觀望者、懈怠者、軟弱者。磨練官兵的血性,不能只是軍事文化建設的一句口號,更應該從現在開始就扎紮實實地付諸行動。

作者:張西南

全國政協委員

原第二炮兵政治部副主任

文聯原副主席

本文刊登於《政協》2017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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