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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考古】 2016年度初評候選 · 四川大邑高山古城遺址

高山古城遺址位於四川省成都市西南部大邑縣三岔鎮高山社區趙庵村,城牆東南角地理坐標為北緯30°27′09.5″,東經103°34′46.3″,海拔高度494.5米,於2003年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調查發現。

為了編製成都大遺址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保護規劃和配合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自2012年11月至2014年12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開始以高山古城遺址為中心進行區域系統調查,鑽探面積達兩百萬平方米。調查方法以區域系統鑽探為主,傳統地面踏查為輔,在調查基礎上選點試掘以了解各點文化面貌和獲取相關測年數據。經過三年的工作,基本弄清了城址的範圍和保存現狀,該城址平面形狀呈長方形,東西平均長632米,南北平均長544.5米,面積約34.4萬平方米;初步掌握了城址內外自新石器(寶墩文化)、商周、漢代聚落的分佈特點和城牆的建築形式等信息。

為了進一步釐清高山古城的文化內涵與時代特徵以及聚落結構等信息,在國家文物局和四川省文物局的批准下,2015年11月至2016年3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對高山古城進行第一次正式發掘。為了方便今後發掘區定位與命名需要,利用現有高解析度衛星地圖,用RTK測繪,以高山古城中心為原點,將整個高山古城分為四個象限,進行網格化分區布方。本年度發掘區位置位於第Ⅱ象限(SE東南)西北部,按正南北方向共布5米×5米探方32個,發掘面積800平方米。本次發掘收穫豐富,發現了大量的遺迹現象,計有新石器時代(寶墩文化)墓葬89座,人祭坑1座,灰坑86座,灰溝12條,同時出土了豐富的遺物。

發掘區內堆積可分七層,第一層為耕土層,第二層為明清堆積,第三層為漢代堆積,自第三層下為新石器時期堆積,其中第四、五層為寶墩文化一期堆積;第六、七層出土陶器標本與寶墩一期相比略有差異,從層位關係和文化面貌觀察,略早於目前所認識的寶墩文化第一期遺存。據此,可將高山遺址新石器時代堆積分為兩個時期遺存,第一期遺存以第六、七層及開口於其下的灰溝為代表;第二期遺存即以第四、五層及開口於其下的遺迹為代表。

第二期遺存是高山遺址發掘區內新石器時代堆積的主體,遺迹和遺物非常豐富。墓葬是發掘區內發現最為豐富的遺迹現象,開口於第四層和第五層下,時代推測為寶墩文化一期。這些墓葬均為豎穴土坑墓,墓壙平面形狀大部分呈圓角窄條形,墓主多為未成年人;少量為長方形,墓主多為成年人,部分此類墓葬墓室體量較大,達10平方米以上,同圓角窄條形墓室形成明顯的差異。墓室普遍開挖較深,墓室窄小,清理非常困難,許多墓葬直接打破生土下的河沙層,四壁相對較為規整。頭向以西北東南向多見,其次為西南東北向,東西和南北向非常少見。墓室中人骨保存良好,但扭曲變形嚴重,未見葬具痕迹。葬式以仰身直肢為多,另有少量屈肢葬和俯身葬。根據現場體質類學觀察,墓主以未成年人居多,成年人較少,反映出當時孩子的成活率較低,生存壓力較大;而許多人骨上牙齒發育不全狀況的出現,可能是營養不良導致;不同的顱骨體質特徵差異的存在,可能反映出當時居民中有著不同的來源。這批墓葬另有一些特殊的葬俗,如成年個體上發現有拔除上頜側門齒的習俗,如M51、M66、M67等均發現拔牙現象;墓室內幾乎不見隨葬品,目前僅見4座,M13隨葬象牙手鐲(釧)一對,M60、M63、M88各隨葬胡桃楸果實一枚,而隨葬核桃楸的習俗也是目前寶墩文化中首見,其意義尚有待於進一步研究。另外,在墓地中還發現1個圓形人祭坑,結合此前在城牆西南轉角處城牆下發現的小孩奠基坑以及象牙鐲的出土,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結構中已經呈現複雜化和分層跡象。

灰坑、灰溝大部分開口於第四層和第五層下,時代推測為寶墩文化一期。灰坑平面形狀有圓形和橢圓形,以圓形居多,多數灰坑形制規整,出土遺物豐富。灰溝多為長條狀,少量灰溝較寬,如G10。這些灰坑、灰溝中的出土遺物豐富,計有陶片、石器、骨器等,以陶片最多,保存狀況較好。陶器常見有繩紋花邊口瓮、翻卷沿罐、盤口罐、窄平沿侈口罐、喇叭口高領罐、寬沿平底尊、盤口圈足尊、敞口圈足尊、壺、豆等。該期遺存出土陶片保存良好,可復原陶器較多,復原了一些新器形,如豆、翻卷沿罐、窄平沿侈口罐等器形均為首次復原。石器以半成品和廢品及崩片多見,成品少見,器形主要有錛、斧、鑿、礪石等;另有少量玉器,器形有錛、鑿等,部分玉器邊緣遺留有明顯的切割和穿孔痕迹,此外還出土了少量的骨、角器,以錐形器常見。另外在發掘與浮選工作中發現大量保存良好的動、植物遺存,植物遺存以水稻、薏苡、蒼耳、黍、粟、豇豆、樹葉、木頭等多見,其中水稻出土最多。動物遺存相對出土較少,常見的動物骨骼有豬、狗、鹿、魚等,以豬為主,動物遺存在成都平原以往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甚少發現,尤其是魚鰓骨的發現更是目前所發現第一例。這些動、植物遺存對復原當時的生態環境和生業狀況提供了珍貴的考古資料。

第一期遺存主要包括第六、七層和開口於第六、七層下遺迹(主要是灰溝,如G3、G13、G14),該期遺迹發現較少和遺物也出土不多,出土的遺物仍然以陶片為主,但較為殘碎,多數器形不可辨識。陶器器形相對單一,主要是窄沿侈口罐、矮領罐、盆、缽等,以罐類多見。陶片紋飾風格有著明顯差異,如泥質陶普遍盛行裝飾細線紋;夾砂陶罐器身與沿部交界處多飾寬附加堆紋或刻劃、壓印紋飾帶,明顯與目前寶墩文化一期陶器的裝飾風格不同。罐類器多作窄仰折沿、斜弧腹,與寶墩文化罐類器多寬沿鼓腹情況不同。由於目前該遺存出土的陶片相對殘碎,可復原器物較少,加上當前材料尚未進行系統整理,其文化面貌和內涵尚有待於進一步的整理與分析研究。

本次發掘發現並確認了目前成都平原年代最早和最為完整的史前墓地,延續時間長,分佈密集,葬式豐富,人骨遺骸保存完好,為開展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古人口學、古人種學、古病理學等研究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考古資料,它有助於探索成都平原新石器時期古代居民的生長發育、營養情況、口腔疾患、食譜結構等問題,深入了解他們的生存狀態和遺傳結構的構成和差異,為復原古代社會生活提供了參考資料,對古代居民的種系遺傳構成及淵源流向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此外,人祭坑和珍貴質料遺物(如象牙手鐲及製作精美泥質黑皮陶器的出土)的出土以及不同體量墓室的存在和大型聚落的發現,表明了當時社會已經出現分層的現象,社會結構已趨於複雜化,這有助於推進成都平原史前社會複雜化進程的研究,提升其在早期文明進程中的地位。其次,數量豐富,種類繁多的陶器群以及許多新器形的出土,豐富了寶墩文化一期遺存的內涵與外延的歷史維度。而早於目前所認識的寶墩文化一期遺存的確認,即高山第一期遺存的發現,將進一步完善成都平原新石器晚期文化的分期,為研究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淵源與發展演變規律提供了難得的實物資料。隨著後續資料整理和發掘及研究的深入,將會進一步深化寶墩文化內涵的認識。

發掘單位: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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