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在日本打黑工 感冒都不敢出門買葯

在日本的研修生低薪、高壓、受虐待、被性騷擾，但他（她）們更恐懼的，是賺不到錢。

研修生劉曉東打工的工地。受訪者供圖

文｜新京報記者李興麗 實習生張世超王雙興 羅仙仙

編輯｜蘇曉明 校對｜郭利琴

►「研修生低薪、高壓、受虐待、被性騷擾」，「失蹤研修生達萬人」……不少人分不清「研究所」和「研修生」的時候，在近期日本的新聞報道里，研修生以悲慘的境遇，刺痛了國人的心。

所謂「研修」，日本入境管理局的定義是「為日本政府或民間機構接受的以學習技術、技能和知識為目的的活動」。

根據日本法務省公布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12月，日本國內共有192655名外國技能研修生，其中研修生總計89086人，佔比46.2%。

2017年2月26日，駐日大使館通過媒體發聲，介紹對技能實習生（研修生）的保護措施。《讀賣新聞》報道，日本政府也於近日決定，將重新調整外國人技能實習生制度，引進評分體系排查黑心企業。

日本研修項目從1981年實行至今，幾經調整。在日本做研修生是一種怎樣的體驗？剝洋蔥（微信ID：boyangcongpeople）採訪了近十位日本研修生，呈現其中3位的故事。他們中有早期的掘金者，也有仍掙扎於當下的求生者。有人任勞任怨，有人遁入黑市，鋌而走險。

選擇做研修生，是他們對生活發起的一次反擊。「反擊」的期限是3年。他們孤身一人，希望從毗鄰的島國賺回雙倍甚至更多的收入，以快速改善生活。

但命運不全掌握在他們手中。

你們是來打工的，我是來生活的

郭偉 研修生經歷3年（2009—2012年）

山東肥城——日本岡崎市

我們山東肥城去日本研修的人很多，我是職業技術學校畢業，正趕上2008年的金融危機，工作不好找。父親想讓我出國，我在中介報名，花了五六萬，中介公司安排我們學了半年日語，2009年5月，我們12個人坐飛機到了日本。

技能實習制度名義上說，是將在日本學習的先進技術傳授給本國，但實際上沒有高精尖技術，只是很普通的技能，例如電路、電焊，也有一些純粹是賣體力的，像建築工、洗衣工等。我們當時是以電焊技能研修的名義去的，還考了電焊等級證，但實際工作中根本用不到。

我被分在豐田汽車在愛知縣的岡崎市的一個下屬公司，主要從事汽車零部件製造。工作是操作機器手臂。公司也有其他國家的研修生，越南人、巴西人，研修生在那邊是公認的幹活快。

公司的人很友善，同事還帶我去參加聯誼。在日本，社會上有人聽說我是研修生，還來感謝我為日本做貢獻。我去的時候趕上釣魚島中日撞船事件，周圍的日本人都比較友好，只有一個日本同事來問我那事兒誰對誰錯。

在那裡吃住由公司提供，吃飯是在公司食堂，有餐補，住宿是在公司宿舍，都是單人間，空調、電視一應俱全，每月交一萬日元。我去的時候，按照研修生政策，前十個月是研修期，不允許加班，周一到周五工作，每天八小時，有雙休，每月工資固定是7萬日元，十個月以後研修結束轉為技能實習生，時薪是840日元。技能實習生可以加班，公司不會強制。但去日本研修的人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為了掙錢，大多數人都想加班。

日本人事科科長面試我們的時候都問，回國時想拿多少錢，如果想掙得多就會分配到比較累、比較髒的工廠。我知道有些女研修生在日本的鹿兒島曬魚乾，那邊天氣炎熱，拔魚刺時還常常扎得手鮮血淋漓。

在研修生里我算是少數的，我想得開，對錢的要求沒那麼高。我面試時說的錢比較少，所以我分配到的工廠比較乾淨，活兒也清閑。

一到雙休我就到市裡閑逛，那邊靠近名古屋有很多人，市裡圖書館有免費的日語教室也有人，我結交了很多朋友，還談了一個女朋友。那三年真是玩兒嗨了，三年研修除去花銷我一共掙了30萬人民幣，是研修生裡面最少的。我常常調侃他們，你們是來日本純粹就是打工的，我是來日本生活的。

技能實習結束以後要求必須回國，但也有很多逃跑的人，這些逃跑的人大部分不是因為工作環境惡劣，而是為了繼續留在日本打工掙錢。錢掙夠了就去警察局自首，被遣送回國。當然，跑路的不只有人，也有很多其他國家的人。

13個人一間木房裡同吃同睡

潘金秋（化名），33歲，從事研修生一年半。

江蘇鹽城——日本福島

我工作的地方在福島，一面有山，一面是大馬路，人很少，相當於的小城鎮。我加工的衣服非常雜，有圍裙、帽子、棉大衣、裙子、褲衩……和另外兩個同事3個人算一個流水線組合，完成縫紉、熨燙、包裝在內的每套工序，做出成衣。前幾年據說是6人一組，這兩年去日本不賺錢，人不好招，就變成了3人一組。鄰居把我推薦過去，獲得了四千塊提成。

公司是計件工資，所以能不能掙錢全靠加班加點。第一年研修期，按規定不允許加班。但我們每天早晨8點30分上班，一直干到半夜12點，更能吃苦的，干到一兩點的也有。

潘金秋在日本工作的工廠。

第一年還帶有基礎職業培訓的意思，工資很低，最低時月薪只有11萬日元，相當於人民幣六七千。按照中介之前的介紹，3年可以掙六七百萬日元，平均每月可以掙 18萬日元左右。

第二年，通過技能考試后，就轉為「技能實習生」，簽證也順延2年。收入也有所改善，每個月平均收入1萬人民幣。但非常累，訂單的價格很低，經常干半天掙不上什麼錢，只能不停加班。我睡眠不好，（凌晨）一點躺下，到兩三點才能睡著。好幾次白天做工時，機針都扎進指頭裡，鑽心疼。

公司會為每個研修生購買醫療保險和厚生年金（相當於養老保險）。如果受傷或生病，會由廠長或會計帶著我們去醫院看病。我傷過幾次手，為了不影響工作，都是吃點葯扛過去。

我們剛去的時候，女工被要求打掃男女廁所，後來大家抗議，最後男廁所就不歸我們管了。感覺日本還是有些重男輕女的習慣。

我們住的地方簡陋、擁擠。室友來自江蘇、浙江、江西，13個人住了一大間房，木質的房子，做飯、洗澡、睡覺都在一起。洗澡只有兩個龍頭，每天都要排長隊。房子從我們來的時候就漏水，反映了很久，一直沒人來修。

我們十幾個女人擠在一間屋裡，摩擦是常有的事。因為一件生活瑣事，一個舍友跟我大吵一架，我幾個月沒跟她講話，後來她就回國了。人在國外的時候都比較敏感和脆弱吧。

我希望工作忙起來，那樣沒時間想家。兒子今年上四年級了，我離家的這兩年，他的成績往下滑了四五名。晚上躺下的時候經常想他們，但是又捨不得回家。來回一趟光機票就1萬塊。

日本的蔬菜非常貴，我們自己在門前開闢了一塊地，種了豆角、茄子、青椒。我通常一周或半月才逛一趟超市，買點洗衣粉等日常用品。目前去過最遠的地方是七八里地外的市場，買了一件衣服。

實在想家，就在手機上看《快樂大本營》、《王牌對王牌》，或者塞上耳機聽歌。去年，公司又來了幾個四十多歲的阿姨。現在年輕人來的少了，反而是她們那個年齡的人，吃過很多苦，都非常賣力。她們能幹的活，我也能幹。我能堅持，都是為了孩子和家庭。

我希望辛苦掙的錢，將來能讓孩子在縣城買房、上學。

潘金秋的宿舍。

黑工，感冒都不敢出門買葯

劉曉冬（化名），23歲，做研修生一年半后「跑黑」。

山東臨沂——日本北海道、橫濱、東京等

高中畢業，十八九歲的農村青年，沒什麼好前途。

在老家山東臨沂，去日本打工的特別多，這是我所知道的掙錢最快的一條路。

2014年，在縣城跟我一起上日語學校的有七八十人，都是想去日本淘金的。在那邊有建築工、服裝工、酒店服務生、鑄工、焊工，還有專門過去收垃圾的。

當時勞務中介介紹我到北海道種蘑菇，保證每個月不少於1萬，3年不少於30萬。中介還特意強調，種蘑菇的都是女孩子，「不耽誤找對象」。

到日本才發現，30萬的保證是帶著欺騙的，按第一年的收入，三年掙30萬的一半就算很不錯了。找對象的「保底目標」在到的第一天就破滅了，我們三個是那幾百畝土地上為數不多的男人，剩下的都是清一色五六十歲的日本老太太。

當時我拿的是北海道的最低時薪，大概760日元。因為工資收入不會被作為保證寫進勞動合同，又沒有中立的機構管理，維權，對我們這些打工仔來說，幾乎不可能。

這是最難熬的時候。熬不住的半路跑回國了，有點門路和膽量的就跑去打黑工，我們叫「跑黑」。

最近幾年匯率走低，研修生跑黑的情況也更加常見。過完北海道第二個漫長的冬天，我更新的簽證下來后，就跑黑了。

打黑工就成了新聞里提到的那種「失蹤人口」。不但之前交給中介的保證金成為泡影，還存在隨時被遣送回國的風險。

建築業是黑工比較多的行業，我在日本遇到的建築工，10人中有五六人是黑工。很多時候，即使對方知道你沒有合法身份，但因為急於用工，也會默認用你，只要你能提供一張假的「在留卡」（相當於日本的臨時身份證）。我花了一千塊錢辦了一張假證，只有在找工作登記的時候用。

除了工作，第二重要的就是房子。因為沒有身份，大多數時候只能從人手裡轉租，不需要在留卡。我現在租房的房東是一個台灣同胞，和我同住的也是一個黑工。

工廠位於山區附近。

我倆目前在橫濱的建築工地做塗料工。除了工作幾乎不出門，因為沒醫療保險，感冒了也很少出門買葯，大多時候是怕被警察盯上。

有非常多便衣警察，尤其是人員密集的車站附近。在東京，走五分鐘就有車站，一出門就戰戰兢兢。遇上嚴打的時候，我們qq群里就會頻繁傳出黑工被抓的消息。

在日本打黑工，首先不能犯錯誤。日本人特別注重細節，比如我們刷牆，收工時把撤下來的布隨便扔在地上。第二天一早，工地負責人給我打電話問，為什麼布被隨便扔在地上？

當時特別緊張，很害怕他接下來說「你不要來了」。沒有工作干，對我來說才是最焦慮的。

以前對研修生的很多報道都是說研修生總是加班、被壓榨。實際的情況是，我認識的那些早晨六點起床，一直干到晚上十一二點的人，他們都很高興，因為感覺掙到錢了。最悲慘的是，拋家棄口跑這麼遠，掙不到錢。

我遇見的大多數日本人都挺友好。不過也不全是好人。我們一個老鄉，一個大男人，經常被他公司的日本人調戲、欺負。還有幾個在農場種地的女同事，被日本同事騷擾。對方送食物給她們，然後就纏著要帶她們出去玩。

工地的活兒不算很累，但每天心很累，離開工地又怕被警察抓去。有一次，工地上一個同事的東西丟了，要報警。我們幾個黑工都緊張死了。我跟同住的哥們兒常說的一句話是，要是再呆兩三年我就瘋了。在日本，無論是研修生還是黑工，都是沒前途的，也就是想掙點錢，回家好好過日子。

►對話：

「有的研修生工資的一半被扣去」

對話人物：甄凱，日本前「全統一工會」員工，現任岐阜一般工會外國人支部支部長，從事研修生維權13年。

他從日本用工企業的視角看，新的問題浮出水面：有病不給治、工傷之後不讓休養、工資上剋扣擠兌，「（部分）日本企業在變相強制你回國。」日本政府部門的不作為，給一些企業留下了縫隙。

剝洋蔥：你是什麼時候開始接觸研修生的，那時研修生的形態是什麼樣的？

甄凱：我1991年在日本讀完大學后，到一家企業做研修生生活指導員。那時候，到日本來做研修生的都是政府部門經過選拔，到日本來學技術的人員。

剝洋蔥（微信ID：boyangcongpeople）：那時候待遇比較好？

甄凱：對。那時研修期只有1年，每個人有6萬日元的研修津貼，水電房費企業都包，是正經學技術的。後來日本研修制度從1年改為2年，后又改為3年，去年立法通過可以延長為5年，目前還沒有正式實施。研修制度慢慢發展成一種勞務輸出制度，因為制度本身的原因，產生的問題非常多。

剝洋蔥：你為研修生維權的初衷是什麼？

甄凱：我從2004年開始為一些研修生維權。我大學是學法律的，那時候自己開飯店，也在日中友好協會做理事，遇見很多研修生被欺負，心裡很氣憤。有的工資低於最低工資標準，存摺、護照被扣留，有的在建築工地挨打，還有的工傷之後，企業不但不報勞災（職業病和工傷），還解僱研修生。覺得自己除了能為他們翻譯，還應該做更多。

剝洋蔥：維權的數據和成功率是怎樣的？

甄凱：以去年為例，我收到研修生商談的信件136例，有99人在我所工作的維權中心避難並離開（得到解決）。

剝洋蔥：目前研修生面臨的問題主要有哪些？

甄凱：一些老問題依然存在，比如不按合同給付工資、工資低於日本最低工資標準、扣押存摺、護照、登錄卡限制人身自由等。前幾年日本的一些企業覺得不按合同或最低工資標準給工資是理所應當的，他們覺得你研修生就是廉價勞動力。

剝洋蔥：這幾年會有變化嗎？出現了什麼新問題？

甄凱：這幾年有一點進步，我們去交涉，日本企業知道不按規定給工資是違法的。2010年研修生制度改革后，這些問題有一些改觀，但依然存在，並沒有杜絕。前天佐賀縣的幾名研修生給我寫信，反映護照被扣留，我今天打電話給他們社長，才剛剛把護照還給他們。

從目前接觸的案例來看，最新型也最棘手的一個問題是，日本企業變相強制你回國。比如有病不給治、工傷之後不讓你休養，他們希望你回國治療，他們再請新人。還有一個問題是，在工資上擠兌、多扣房屋、水電費，最厲害的，工資的一半被扣去，被扣去工資的三分之一也很常見。從我們實際調查的情況看，這些費用遠遠高於他們實際享受到的房屋、水電水平。

剝洋蔥：這是制度本身的壁壘還是人為的因素較多？

甄凱：這其中有很多人為的因素。比如變相強制回國。如果研修生病了或被機器傷到了，有的企業就會以脫崗為由，中斷你的醫療保險，向入管局報告。研修生赴日時拿的是特定活動簽證，一旦你脫崗，官方就可以按照脫離在留資格，停發你的簽證，你就沒有合法身份了，逼著你回國。

比如去年有一個女孩，得了敗血病，用工方讓她回國治療。我們花費了很多努力才爭取到企業支付60%的生活費，醫院提供一些援助。按照日本勞動法，員工傷病期間是不能解僱的，但因為政府不作為，就給一些企業留下了空間。

剝洋蔥（微信ID：boyangcongpeople）：工資被剋扣沒有相應的監管嗎？

甄凱：用工方永遠是強勢的地位，工人的選擇權非常有限。除了多扣錢，超常規加班，或者到日本后，讓你幹什麼就得幹什麼，完全不是合同上寫的情況，不干你就回去。但是回國，沒有如期完成合同，那些押金全都拿不到。

政府如果派出單位和接收單位上都能加強監管，這些問題才有可能得到糾正。否則現在維權就像打牌一樣，打來打去，都是一樣的套路，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