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股13家全國性銀行排名 交通銀行凈資產收益率連續四年倒數第一

每經記者 王小璟 李晃 每經編輯 姚茂敦

金融監管正在升級，近期包含銀監會在內的一行三會頻頻出手。4月21日，銀監會主席郭樹清在一季度經濟金融形勢分析會上直言，「不出成效，絕不罷手」。

2017年4月30日，A股年報披露完畢。《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研究了A股上市的13家全國性銀行財報，包括工、農、中、建、交國有五大行，加上招商、民生、興業、浦發、光大、平安、華夏、中信八家全國性股份制銀行，對這些銀行近十年的經營數據進行了深入對比之後，發現頗多玄機，《每日經濟新聞》將陸續推出系列深度報道，今天，我們首先聚焦五大行之一的交通銀行。

交行，作為一家國有大型商業銀行，2016年年報有兩大亮點：去年，該行資產規模首次突破8萬億元，達到8.4萬億元，同比增加17.44%，增速位居五大行之首，13家全國性銀行第四位；同時，2016年其凈資產高達6291.42億元，同比增長17.62%，增速位居五大行第一位，13家全國性銀行第四位。

不過，交行也存在著諸多不足。

盈利能力：在13家全國性銀行中，交行凈資產收益率連續四年排名倒數第一，總資產收益率連續四年排名五大行倒數第一……

管理效率：成本收入比位列13家全國性銀行中最差排名的第三位，在銀行業普遍減員增效的大環境下，其2016年員工增速排名五大行第一，人均營業收入、人均凈利潤卻出現十年來的首次降低……

壞賬撥備：撥備覆蓋率為150.5%，逼近150%的監管紅線，近十年的撥備覆蓋率長期排在倒數前三名，「不良貸款/90天以上逾期貸款」排名五大行倒數第一……

薪酬成本：職工平均薪酬連續三年排名五大行第一，高管薪酬總額去年增長20.22%，連續兩年排名五大行第一……

交行，這家擁有百年輝煌歷史的的超級藍籌股，到底怎麼了？

「招行市值已穩超交行長達一年時間，五大行理應改名為工建農中招！」某論壇上投資者的留言，猶如一道驚雷劃破天際，關於交行的爭論正在發酵……

●盈利能力：ROE連續四年排名倒數第一

通過對比，記者發現，交行2016年的凈資產收益率（ROE）為12.22%，同比下降了1.24個百分點。然而，這並不是交行凈資產收益率的首次下降。此前連續五年，交行的凈資產收益率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數據顯示，交行2012~2016年的凈資產收益率分別為18.43%、15.49%、14.87%、13.46%和12.22%，分別下降2.06個百分點、2.94個百分點、0.62個百分點、1.41個百分點和1.24個百分點（見表一）。

從自身縱向比較來看，交行的凈資產收益率近五年呈連續下降趨勢。那麼，與13家全國性銀行橫向對比，其居於何種水平呢？《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對13家全國性銀行近十年的凈資產收益率進行了一個排名，結果讓人大跌眼鏡。

數據顯示，交行凈資產收益率連續四年排名倒數第一，即2013~2016年ROE排名均為倒數第一。與此同時，與交行市值規模較為接近的浦發銀行、興業銀行等，連續四年佔據了凈資產收益率榜單的前5名（見表二）。

除了ROE，總資產收益率也是衡量企業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標之一。數據顯示，2013~2016年，交行的總資產收益率分別為1.11%、1.08%、1.00%和0.87%。

在ROE連續四年排名倒數第一的同時，交行的總資產收益率也連續四年排名五大行倒數第一；從13家全國性銀行來看，交行近四年的總資產收益率排名也靠後。其中，2013年交行總資產收益率排名為倒數第三，此後2014、2015、2016年均處於倒數第四名（見表三）。

那麼，凈資產收益率位於同類企業最差水平，對於企業，特別是對銀行來說意味著什麼呢？

一位券商資深研究員表示，「ROE是衡量企業盈利能力最主要的一個指標。我們說盈利能力一般就看ROE，或者總資產收益率。」

北京中會仁會計師事務所主任丁會仁博士表示，凈資產收益率是表示凈資產創造的利潤，在13家全國性上市銀行排名中倒數第一，表明交行總資產扣除總負債后的凈資產創造的凈利潤排名最後，表明股東投入創造的凈收益最小，銀行的股東投入實現的利潤最差，排名倒數第一。

同時，某知名會計師事務所註冊會計師對記者表示，凈資產收益率是衡量股東資金使用效率的重要財務指標。在同一行業條件下，ROE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比性，交行連續四年排名最差，說明在銀行業中交行資本利用率低下。該註冊會計師進一步解釋說，「影響凈資產收益率的因素主要有總資產收益率、負債利息率、企業資本結構和所得稅率等，分別反映了企業的盈利能力、經營效率槓桿利用能力以及資本結構的合理性等。如果其他因素不變，其中某一個因素的變化造成ROE的降低，可以體現出企業在經營管理方面發生的變化以及趨勢。」

雲蒙投資則認為，盈利能力，核心就是凈資產收益率。不管什麼企業，經營效果好不好，最有檢驗意義的還是凈資產收益率。交行總資產收益率和凈資產收益率還是比較弱。雖然調整資產減值損失可以影響當季的凈利潤，進而影響當期ROE和總資產收益率，但不管看長期或是統一標尺看短期，交行的盈利能力一直比較弱，一直處於銀行業中較差的地位。

禿鷲一期基金經理王代新也持相同觀點，其表示，對大多數企業來說，長期的ROE水平（排除不合理負債）是衡量盈利能力最重要的指標，體現了公司運用股東資產創造收益的能力，銀行業同樣如此。

此外，王代新還坦言，「交行的ROE排名連續幾年最低，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交行相對同業較弱的盈利能力及相對低下的經營效率，這一點，也可以從交行這些年的各項業務收入、利潤等經營數據，都有所體現。」

年報數據顯示，除凈資產收益率連續四年排名倒數第一外，交行的營業收入、營業利潤和利息凈收入2016年都出現了十年來的首次降低（見表四）。

具體看，交行2016年營業收入、營業利潤分別為1931.29億元和853.5億元，同比降幅分別為0.36%和0.42%，為十年來的首次下降。2007~2015年，交行的營業收入、營業利潤均保持了較高幅度的增長，但增長趨勢整體在減弱。

同時，交行的利息凈收入也出現了十年來的首次降低。數據顯示，該行2016年的利息凈收入為1348.71億元，同比降幅達6.45%。

●經營效率：成本收入比行業落後

經營效率不僅影響著企業的經營成果，同時，也對企業盈利能力有著重大影響。而《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發現，交行除盈利能力差外，其經營效率在行業中也處於落後位置。

數據顯示，交行2016年的成本收入比位列13家全國性銀行中最差排名的第三位，為31.6%。其中，13家銀行的平均成本收入比為28.46%，5家國有大行平均成本收入比為29.53%（見表五）。

同時，這已是交行成本收入比連續第三年增長。2014~2016年，該指標依次為30.29%、30.36%和31.6%，分別增長0.94個百分點、0.07個百分點和1.24個百分點（見表六）。

對此，丁會仁對記者表示，交行成本收入比高居五大行第二位，說明其成本高，運營費用大，企業控制成本能力不強，同時說明企業經營能力可以進一步提高。

成本收入比是銀行「業務及管理費用」與「營業收入」的比值，它可以反映商業銀行每單位收入需要支出多少成本，是衡量銀行經營效率的重要指標。通常情況下，成本收入比越高，說明銀行每單位營業收入對應的營業成本越高，企業控制營業成本支出的能力越差，經營效率就越低，這也從成本控制的角度反映了企業管理水平的高低。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對比13家全國性銀行年報數據發現，在該指標的計算過程中，少數銀行分母是「營業收入-其他業務成本」，即扣除了其他業務成本。如果採用這一計算口徑的話，其計算出來的值會偏高。為了使不同銀行披露的成本收入比數據更具可比性，記者統一將「營業收入」作為口徑計算，將不同口徑的數值進行了調整。調整之後，交行成本收入比為31.22%，仍然排名13家銀行第三位，說明交行每單位收入需要付出高成本，進而反映出其經營效率較低。

那麼，具體是什麼原因，導致交通銀行成本收入比高企、經營效率較低的呢？

從成本收入比計算的分子「業務及管理費用」看，交行同比增長3.93%，高於13家全國性銀行增長率平均值3.34%。在五大行中，「分子」增長率排名第一，其中工行、建行、農行均同比下降，凸顯交行的「業務及管理費用」波動方向與眾不同（見表七）。

對此，西南財經大學張橋雲教授表示，具體來看，交行的「業務費用」占「業務及管理費用」的比例達到43.6%，遠高於工行的25.7%。

從成本收入比計算的分母「營業收入」來看，交行2016年的營業收入出現了10年來的首次降低。

具體看來，銀行的營業收入主要包括「利息凈收入」、「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投資收益」、「其他業務收入」等。交行2016年上述各項收入分別為1348.71億元、367.95億元、14.68億元和81.02億元。與2015年對比，最大頭的「利息凈收入」出現下降，從1441.72億元下降為1348.71億元，下降6.45%。也就是說，交通銀行營業收入十年首次下降的原因就是由「利息凈收入」下降引起的。

在「分子」保持較高增長，「分母」出現十年來首次降低的情況下，交行成本收入比高企，高居13家銀行中的第三位。

對此，前述註冊會計師也對記者表示，營業收入減少，應該考慮業務收入結構中，佔比較高的收入板塊業務是否發生縮減。具體到交行，受息差縮窄影響，導致主營業務受影響較大，即使其他板塊業務有所增長，也無法彌補整體收入的下降。

該註冊會計師還強調，在大環境相同的情況下，這就說明交行業務收入板塊比較集中，收入來源過度依賴傳統業務板塊，利率市場風險較高，在收入下降，而成本未得到明顯控制的情況下，成本收入比必將上升。

王代新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他認為，同一家銀行成本收入比的縱向變化，能夠說明一些問題。

「交行在2016年資產規模有兩位數增長的情況下，營收和營業利潤卻較2015年有所下滑，主要原因是2016年整體息差的收窄，生息資產規模的增長、非息收入約5%左右的增長都沒能彌補息差縮窄所帶來的影響，所以收入和營業利潤均有所下滑。」對於營業收入下滑原因，王代新解釋道。

●負債成本：凈息差排名五大行倒數第二

從上述數據分析不難看出，在成本收入比的分母「營業收入」中，「利息凈收入」下降對交行影響最大。

不過，記者注意到，「息差收窄」是銀行業客觀存在的現象，但許多銀行並未因此導致營收下滑。對此，張橋雲表示，這與交行的總營業收入結構有關，與工行和建行相比，交行的非利息收入處於較低水平。因此，交行受存貸利差收窄的衝擊明顯要比其他大型銀行更大。

記者發現，交通銀行2016年非利息收入佔比為30.17%，低於13家全國性銀行平均水平，處於第九位，排名靠後。

另外，交行獲取利息收入的能力也較差，凈息差排名五大行倒數第二。

2016年，交行凈息差為1.88%，低於13家全國性銀行的平均值，排名五大行倒數第二，13家銀行倒數第四（見表八）。同時，交行的凈利差排名五大行倒數第一，13家銀行排名倒數第三，僅為1.75%。

對此，王代新認為，目前對於大多數的銀行來說，息差收入還是主要的收入來源，因此息差水平也是衡量銀行競爭力的一個核心指標。

「交行凈息差在五大行中排倒數第二，一方面相對於其他四大行，其在網點數量和分佈上有一定的劣勢，同時隨著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各家銀行對存款的競爭日趨激烈，在這種競爭中，交行並沒有體現出優勢；另一方面，交行與其他國有行在資產端的配置上也沒有體現出足夠的差異性，因此導致凈息差2016年下降較多。」王代新分析表示。

凈息差較低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付息負債的成本較高。張橋雲告訴記者，交行的負債管理差距明顯，付息負債成本偏高。

「2016年，交行年存款平均付息率1.86%，同業負債平均成本2.80%，總計息負債平均成本2.17%，其中公司存款平均成本1.78%，個人存款平均成本2.04%。而工行年存款平均付息率1.53%，同業負債平均成本1.71%。其中交行年存款平均付息率比工行高出0.33個百分點，交行同業負債成本比工行高出1個多百分點。」張橋雲解釋道。

同時，張橋雲建議，「在這樣的狀況下，就要求商業銀行在穩定利息凈收入的同時，重點控制負債成本，同時，必須擴大服務項目，增加非利息收入。」

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教授也認為，利率越低，息差越小，存貸利差就會越小，這是一個通行的規律。通常情況下，利率水平越低的話，存貸利差就會越小，利息凈收入就會減少。但是這並不影響銀行主營收入規模的擴大。

董登新解釋道，從銀行的凈利潤結構來看，銀行也在逐漸轉型，因為傳統的銀行業，主要是依賴GDP的高速增長、貸款的快速膨脹來獲取存貸利差。隨著銀行的規模擴張放緩，銀行必須要轉型升級，收入來源必須要從過去單一的存貸利差，逐漸地轉向多樣化，尤其是非利差收益所佔比重會越來越高。

由此可見，銀行業轉型升級，非利息收入佔比逐步提高，已是大勢所趨。不過，交行已經落後一步，營業收入對利息凈收入依賴程度仍較高。同時，獲取利息收入效率又不高，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交行上述各項指標的落後。

●成本控制：員工增長數排名五大行第一

此外，交行之所以盈利能力差，經營效率低，與其較弱的成本控制能力密切相關。

數據顯示，交行2016年的人均營業收入、人均凈利潤均出現了十年來的首次降低。其中，交行去年人均營業收入為208.66萬元，同比下降了1.53%；人均凈利潤為72.62萬元，同比下降了0.15%（見表九）。

不難發現，這兩大指標的首次降低，與前文所述的營業收入、營業凈利潤出現十年來的首次降低，有著直接的關係。然而，除營業規模的縮減以外，人員的增加對該指標也存在一定的影響。

數據顯示，2016年交行的員工總數達92556人，比2015年同期增加了1088人，增幅達1.19%。而此前兩年，該行都在減少員工數量。2014年、2015年，交通銀行員工總數分別為93658和91468人，同比分別下降6.27%和2.34%。

值得注意的是，交行還是去年五大行里唯一一家員工數增加的銀行。其中，工行去年的員工總數下降了0.99%，建行員工總數下降了1.82%，農行員工總數下降了1.27%，中行員工數下降了0.37%（見表十）。

對此，上述券商資深研究員對記者表示，交行的成本控制也處於一個比較「尷尬」的位置。「通常而言，市場化的、股份制的銀行成本控制相對更好，而國有銀行就會相對寬鬆一些，成本上會有劣勢。」

前述註冊會計師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坦言，交行此舉反映了其較弱的成本控制能力和管理效率。她進一步解釋道，「由於市場競爭愈加激烈，信息化、自動化不斷地在金融行業深入應用，目前商業銀行的趨勢是不斷精簡員工，以人工智慧取代一些基本業務，來達到節約人工成本的目的。對於出現員工增加的情況，如果不考慮公司新增業務線或者開拓新市場等戰略布局因素，與大趨勢不太符合。」

王代新也認為，在目前整個銀行業監管趨嚴和去槓桿的大背景下，過往單純依靠資產規模擴張的經營模式，越來越難以為繼，所以自去年以來，也有不少股份行精簡人員，重回降本增效的節約化經營之路。

張橋雲教授則表示，就目前和未來看，隨著信息技術在銀行更廣泛的運用，繼續擴充員工的確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當然，銀行是否增加員工，與銀行員工基數有關，也與銀行戰略有關，如擴充分支結構。

可見，在銀行業紛紛減員增效的環境下，交行不顧凈資產收益率連續四年排名倒數第一、多項指標出現下降的客觀情況，反而在去年增加了1088名員工，其較差的成本控制能力可見一斑。

除了員工的增加以外，前述券商研究員對記者表示，銀行網點、房租等，這些都會形成經營成本。

數據顯示，交行去年新增網點數達153個，增加數量居於五大行之首。具體而言，交行去年網點數量為3285個，同比上升了4.58%。同期，工行減少了298個網點，中行減少了77個網點，而其餘兩家，建行增加了40個網點，農行增加了13個網點。

「如果企業真的很賺錢也無可厚非，關鍵是『攤子』都鋪下了，賺錢還不夠多。比如，我記得有一個數據，交行的網點數量比招行多很多，而招行更多的是電話銀行和網上銀行，這樣成本一下就拉開了差距。」前述券商研究員解釋道。

針對以上年報數據暴露的相關問題，《每日經濟新聞》記者5月4日致電交行，並將採訪提綱發送至對方郵箱，但截至發稿時，交行方面未有回應。

交通銀行撥備覆蓋率逼近監管紅線 不良貸款認定為五大行中最寬鬆

每經記者 王小璟 李晃 每經編輯 姚茂敦

撥備覆蓋率，經常被形象地比喻為銀行利潤調節的蓄水池。

通過撥備計提的增減，銀行一定程度上可以實現利潤的調節。在不良貸款額一定的情況下，撥備計提與當期利潤成負相關，也就是說，撥備計提越多，對當期利潤的沖減就越多。

交行的凈資產收益率在A股上市的13家全國性銀行中連續四年排名倒數第一，這會不會是因為提高撥備覆蓋率而多增加計提的結果？然而，《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梳理髮現，近五年來交行撥備覆蓋率持續大幅下降，而在13家全國性銀行中，交行近十年的撥備覆蓋率排名都靠後，除2015年排倒數第四名外，其餘各年份都排在倒數前三名。

2016年，交通銀行撥備覆蓋率為150.5%，同比下降5.07個百分點，已逼近150%的監管紅線。在某知名會計師事務所註冊會計師看來，這意味著一定程度上交行面臨著增加計提撥備的壓力。

顯然，交行凈資產收益率過低，並非因為高撥備導致，而在研究不良貸款撥備之後，更暴露出交行不良貸款認定標準是五大行中最寬鬆的。不過，從不良率來看，交行一直保持在較低水平。2016年，交行的不良率微增0.01個百分點，為1.52%，低於13家全國性銀行不良率的平均值1.71%，位居13家全國性銀行第三。

●撥備覆蓋率連續十年排名落後

銀行的撥備覆蓋率，正在被越來越多的投資者所關注，因其更多地反映了企業經營對風險的準備情況，是反映銀行抗風險能力的核心指標之一。

撥備覆蓋率，是指銀行實際上貸款可能發生的呆、壞賬準備金的使用比率，是衡量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金計提是否充足的一個重要指標，它的計算公式是貸款損失準備與不良貸款餘額之比。

根據2011年頒布的《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管理辦法》規定，貸款撥備率基本標準為2.5%，撥備覆蓋率基本標準為150%。該兩項標準中的較高者為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的監管標準。

銀行業將150%的撥備覆蓋率視為監管紅線。

那麼，交行撥備覆蓋率的狀況如何？與同業相比，其發展水平是高還是低呢？

年報數據顯示，交行2016年撥備覆蓋率為150.5%，同比下降5.07個百分點，逼近150%的監管紅線。而該指標的下降並不是首次，其撥備覆蓋率已經連續五年出現下降，2012~2016年，交行撥備覆蓋率依次下降5.69個百分點、37.03個百分點、34.77個百分點、23.31個百分點和5.07個百分點（見表一）。

與商業銀行平均值及13家銀行相比，交行的撥備覆蓋率又屬於什麼水平呢？

根據銀監會官網披露的年報數據，交行連續八年的撥備覆蓋率都低於商業銀行平均水平。銀監會數據顯示，2009~ 2016 年，交行撥備覆蓋率依次為151.05%、185.84%、256.37%、250.68%、213.65%、178.88%、155.57%和150.50%，而同期商業銀行平均值依次為155%、217.7%、278.1%、295.5%、282.7%、232.1%、181.18%和176.4%（見表二）。

記者通過對比13家全國性銀行近十年撥備覆蓋率還發現，交行近十年的撥備覆蓋率排名都靠後。資料顯示，交行撥備覆蓋率除了2015年排倒數第四名外，其餘各年份都排在倒數前三名。其中，2014年，交行以178.88%撥備覆蓋率排名倒數第一，與當年排名第一的農行（286.54%）相比，相差了超過100個百分點（見表三）。

●交通銀行撥貸比去年排名倒數第三

除了撥備覆蓋率，撥貸比也可以用來衡量銀行撥備計提是否充足。撥貸比又叫貸款撥備率，是指貸款損失準備計提餘額與貸款餘額的比率，是反映商業銀行撥備計提水平的重要監管指標之一。

撥貸比的計算公式是「貸款損失準備金餘額/各項貸款餘額*100%」，同時也等於「不良貸款率*撥備覆蓋率」。監管要求，撥貸比的基本標準為2.5%。

那麼交行的撥貸比表現如何？與同業相比，水平是高還是低？

記者查詢年報數據發現，2016年，交通銀行撥貸比為2.29%，同比下降0.06個百分點。

同時，記者發現，監管層要求銀行達到2.5%標準的時限是2018年底前，但交行的撥貸比十年來均處於2.5%之下，還剩下不到兩年時間。同其他A股上市的全國性銀行相比，交行撥貸比數據表現不佳，排名倒數第三。2016年，13家全國性銀行撥貸比平均值為2.83%，交行低於該平均值0.54個百分點。其中，農行的撥貸比高達4.11%，位居第一，緊跟其後是興業、招商、浦發等銀行，均高於3%，低於2.5%的只有4家銀行，分別是工行、建行、交行和光大（見表四）。

由此可見，交行除了撥備覆蓋率接近監管紅線，撥貸比也處於行業偏低水平。這兩個指標都表明，該行面臨增加撥備計提的壓力。

●交通銀行撥備計提遠低於行業平均水平

資料顯示，撥備覆蓋率的計算公式為：撥備覆蓋率=（一般準備+專項準備+特種準備）/（次級類貸款+可疑類貸款+損失類貸款）×100%。其中，「分母」部分實際就是「不良貸款餘額」。

為了更好地理解交行撥備覆蓋率與凈利潤之間的關係，記者做了一個簡單的測算：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假設交行將150.5%的撥備覆蓋率提高到當年商業銀行平均水平176.4%，那麼需要多減少多少利潤呢？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查閱年報數據發現，交行2016年的不良貸款餘額為624億元（分母部分），根據其當期撥備覆蓋率為150.5%，貸款減值準備餘額為939.13億元；如果需要達到銀監會公布的撥備覆蓋率行業平均水平176.4%，則分子部分（三項計提準備總額）需要達到1100.74億元。這樣就意味著，交行需要多計提161.62億元的撥備。

值得注意的是，交行2016年利潤總額為861.1億元，而如果交行要將撥備覆蓋率提高到商業銀行平均水平，就需要扣除多計提的161.62億元，那麼交行的利潤總額將會變為699.48億元，縮水18.77%。

對此，《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採訪了多位業內人士。某知名會計師事務所註冊會計師告訴記者，撥備覆蓋率的分母是五級分類的后三類貸款，而分子是對所有貸款（包括正常類和關注類貸款）計提的減值準備。交行撥備覆蓋率逼近監管紅線，意味著一定程度上撥備計提是不太充分的，交行面臨著增加計提撥備的壓力。

「由於撥備計提是減少利潤的，如果撥備計提不充分，會直接增高當期利潤。」前述註冊會計師進一步解釋道。

禿鷲一期基金經理王代新也認為，目前交行撥備覆蓋率逼近150%的監管紅線，意味著該行未來有增加計提撥備的壓力。由於撥備計提會直接計入損益表沖減利潤，因此撥備成為影響銀行業績非常顯著的一項因素。

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董希淼表示，監管部門將撥備覆蓋率150%作為監管指標，如果接近150%，銀行肯定面臨較大的撥備計提壓力。

一位不願具名的資深財務專家向記者分析稱，交行撥備覆蓋率逼近監管紅線，結合其年報披露的利潤數據，進一步說明了交行盈利能力弱。

此外，王代新也闡述了不良率和撥備覆蓋率的關係，「在撥備覆蓋率不變的情況下，當不良率上升時，計提的撥備也會上升，銀行利潤就會下降。相反，不良率下降會導致銀行減少撥備的計提，利潤會因此而上升。交行的不良率從2015年1.51%上升到2016年1.52%的情況下，通過撥備覆蓋率的小幅下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撥備計提對利潤的沖減。」

某券商資深研究員有自己的擔憂。他認為，撥備覆蓋率接近150%，已經逼近監管紅線，交行下一步肯定得考慮提高。目前，銀行經營壓力很大，之前一些貸款的不良、壞賬會慢慢地浮現出來，就有可能跌破150%，所以必須要增加撥備覆蓋率。

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教授則向記者解釋了銀行業撥備覆蓋率下降的原因，「銀行在金融危機前後，撥備覆蓋率基本都在200%以上，近年來開始降低。我認為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由於銀行凈利潤的增長放緩，而撥備本身是來自於利潤的。二是由於不良貸款核銷壓力增加，很多銀行為了緩解不良貸款的壓力，可能會加大核銷的力度。」

●「不良貸款/90天以上逾期貸款」指標五大行中最差

銀行不良貸款率是衡量其資產質量的核心指標，而通過對不良貸款認定標準的調整，也會對撥備覆蓋率產生影響。

不良貸款率通常是指金融機構不良貸款占貸款總額的比重。其中，不良貸款是指在評估銀行貸款質量時，把貸款按風險基礎分為正常、關注、次級、可疑和損失五類，其中后三類合稱為不良貸款。

記者發現，交通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一直保持在較低水平。數據顯示，2016年，交行的不良貸款率微增0.01個百分點，達1.52%（見表五），不良趨勢整體趨穩，且低於13家全國性銀行不良貸款率的平均值1.71%，位居13家銀行第三。

然而，較低的不良率是否能真實，全面反映各家銀行的資產質量狀況呢？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翻閱大量銀行業研報，並諮詢相關業內專家后，發現除了不良貸款率這個監管指標外，「不良貸款/90天以上逾期貸款」這一指標也被業內分析師廣泛使用，並作為衡量銀行不良貸款認定是否嚴格的一個重要參考指標（也有部分機構和分析師使用的這一指標的倒數，即「90天以上逾期貸款/不良貸款」）。

據了解，通常情況下，「不良貸款/ 90天以上逾期貸款」反映了銀行不良貸款認定標準是否嚴格。一般來說，該比值越大，表明90天以上逾期貸款已經全額或大比例計入不良貸款，則銀行的不良認定標準相對越嚴格。當該比值大於等於1時，則說明銀行不良貸款口徑已將90天以上逾期貸款全部覆蓋；同理，該比值越小，表明90天以上逾期貸款計入不良貸款的部分越少，則說明銀行不良認定標準相對寬鬆。當該比值小於1時，則說明銀行已經確認的不良貸款不足以將90天以上逾期貸款全部覆蓋。

為了更充分地了解交通銀行的資產質量狀況，進而分析其對交行經營業績的影響，記者也對「不良貸款/90天以上逾期貸款」這一指標進行了統計比較。

記者計算髮現，交行2016年的「不良貸款/90天以上逾期貸款」為0.72，該指標遠低於1，說明交行確認的不良貸款不足以將90天以上逾期貸款全部覆蓋。

而從五大行同期看，交行該指標為0.72；工行為1.09；建行為1.47；農行為1.18；中行為1.3。其中，除交行外的四大行「不良貸款/90天以上逾期貸款」平均值為1.26，交行低於平均值達54個百分點。

統計結果顯示，交行該指標在13家全國性銀行中排名倒數第四（見表六）。

●交通銀行不良貸款認定相對寬鬆

董希淼表示，90天以上逾期貸款與不良貸款比例是銀行信貸資產在兩種不同分類方法之間的一個交叉比例，反映90天以上逾期貸款和不良貸款之間的對應關係。這一指標是以間接的方法來反映五級分類的合理性。

「一般來說，90天以上逾期貸款應列入不良貸款，因此一般情況下該指標應小於100%。指標越低，說明不良貸款的認定標準更趨於謹慎和嚴格，不僅包含了風險已經暴露的90天以上逾期貸款，還包含了部分期限雖未到期，但定性風險特徵已經符合不良的貸款。」董希淼進一步解釋道。

董希淼坦言，理論上講，各家銀行不良貸款認定標準應該是一樣的，但實際操作中，會略有區別，執行尺度上有嚴有松，90天以上逾期貸款理論上應該納入不良貸款。

前述註冊審計師也對記者表示，「不良貸款/90天以上逾期貸款」是具有行業參考意義的。同自身相比，交行的該指標2016年為0.72，較上年的0.61有所增長，但是從2010年最高點1.53開始，僅在2016年有所增長，其餘時間都在下降，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明交行對不良貸款的認定標準有所放鬆。

王代新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不良貸款/90天以上逾期貸款』這個指標，對於比較不同銀行之間不良貸款的認定標準的鬆緊，有一定的參考意義。交通銀行該指標和其他四大銀行差距較大，也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交通銀行對不良認定標準較其他四大行更為寬鬆。」

雲蒙投資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交通銀行的不良貸款認定和其他銀行比還是比較寬鬆的。我們看到，不良貸款是90天以上逾期貸款的0.72，招商銀行這個值是1.28，建設銀行這個值是1.47，這個差距還是很大的。

此外，上述資深財務專家也向記者坦言，整個銀行業的壞賬都在增加，但是在數值上表現就各有差異，是因為銀行可以通過技術手段將過高的不良數據壓下來。但是，如果通過技術手段都無法壓下來，就說明這家銀行的資產質量狀況更差了。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撥備覆蓋率還偏低，這就說明其業績水分比較大了。

●專家：銀行業內確實存在人為降低不良貸款的現象

那麼，在標準既定、監管趨嚴的情況下，銀行是如何實現不良貸款認定標準的「鬆緊調整」呢？對此，許多業內專家也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進行了解釋，他們表示，銀行業內確實存在人為降低不良貸款的現象。

張橋雲教授表示，部分銀行存在通過「借新還舊」或將不良貸款轉表外等操作，來人為降低不良貸款的現象。從這個意義來看，部分銀行的確存在通過盈餘管理增加利潤的問題，需要監管部門加強監管，擠壓水分。另外，短期內銀行風險暴露和不良貸款上升趨勢明顯，需要銀行加大計提撥備，防患於未然。

某券商資深研究員直言，「雖然銀行業對不良認定標準是統一的，但不排除各個銀行執行的嚴格情況會有差異。要提高撥備覆蓋率，一方面是增加撥備計提，另一方面是減少不良貸款。說徹底一些，銀行可以對壞賬認定寬鬆一些，也可以認定嚴格一些。如果將壞賬剝離的話，那不良貸款就少了，也就不用那麼多撥備計提預備著，通過這樣也能實現緩解撥備壓力，所以財務報表可調整的空間還是挺多的。」

參考「不良貸款/90天以上逾期貸款」的對比情況不難發現，交通銀行連續五年下滑、逼近監管紅線的撥備覆蓋率，是在不良認定標準處於13家銀行中第四寬鬆、五大行里最寬鬆的條件下形成的。

那麼，如果交通銀行上述指標達到同業平均水平的情況下，對其利潤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記者也進行了一個簡單的測算：

假設交通銀行的「不良貸款/90天以上逾期貸款」需要達到工農中建四大行平均水平1.26，如果保持150.5%的撥備覆蓋率不變，需要多計提多少利潤來維持撥備覆蓋率？

記者查閱年報數據發現，交通銀行2016年「90天以上逾期貸款」為867.82億元，「不良貸款」為624億元。若該比值要達到1.26，且保持撥備覆蓋率150.5%不變，則需要多計提706.52億元的撥備。

如若如此，交通銀行的2016年利潤總額將變為154.57億元，與年報披露的利潤總額相比，將縮水82.05%。

交通銀行多項指標排名墊底：高管薪酬不降反升 落馬高管名列其中

每經記者 王小璟 李晃 每經編輯 姚茂敦

在A股上市的13家全國性銀行中，交行連續三年位列國有大行平均薪酬榜第一名。

此外，交行在2016年多項指標名列行業倒數第一或前三的情況下，員工平均薪酬、高管薪酬總額不降反升。其中，2016年員工平均薪酬為28.19萬元，同比上漲1.39%；高管薪酬總額達1657.77萬元，同比上漲20.22%，值得注意的是，因貪腐已經落馬的高管也名列其中。

在盈利能力不佳，經營效率落後，撥備覆蓋率逼近監管紅線的情況下，交行如此「不吝揮金」，究竟是出於何種考慮呢？

●平均薪酬連漲九年

交行的員工平均薪酬究竟處於何種發展狀態呢？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對交行近九年員工平均薪酬進行了統計，數據顯示，該行的員工平均薪酬連續九年增長（見表一）。

具體來說，2008~2016年，交行員工平均薪酬分別為15.11萬元、15.66萬元、18.47萬元、20.58萬元、21.66萬元、22.51萬元、26.35萬元、27.8萬元和28.19萬元，同比增幅分別為8.78%、3.63%、17.91%、11.47%、5.23%、3.91%、17.08%、5.49%和1.39%。

從自身來看，交行的員工平均薪酬一直保持較快的增長態勢，那麼與同行業相比，其員工平均薪酬居於何種水平呢？記者統計發現，交行已連續三年位列國有大行平均薪酬第一名。

其中，在最新出爐的13家全國性銀行平均薪酬排行榜中，排名順序依次為招商銀行（46.57萬元）、民生銀行（44.66萬元）、中信銀行（42.19萬元）、浦發銀行（41.36萬元）、興業銀行（40.16）、平安銀行（34.43萬元）、華夏銀行（33.91）、交通銀行（28.19萬元）、銀行（26.16萬元）、建設銀行（25.86萬元）、光大銀行（25.45萬元）、工商銀行（24.55萬元）、農業銀行（22.45萬元）（見表二）。

眾所周知，國有大行和股份行在員工薪酬上存在較大差距，通常來說，股份行的員工平均薪酬高於國大銀行，且在數值上差距較大。然而，交行2016年員工平均薪酬還超過了一家股份行——光大銀行。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光大銀行的去年多項經營指標均優於交行。數據顯示，光大銀行2016年凈資產收益率為13.8%，而交行這一數據為12.22%；光大的凈利潤增長率為2.71%，比交行高出1.7個百分點；光大的人均營業收入為222.57萬元，超交行13.91萬元；光大的人均營業利潤為94.53萬元，超交行2.32萬元；光大的成本收入比為28.77%，比交行低2.45個百分點，也優於交行。

可見，交行的員工平均薪酬，不論是從自身增長狀況，還是與其他同類型銀行相比，不僅保持著持續增長的態勢，而且還保持著相對較高的水平。在其經營效率落後於同業，盈利能力墊底，成本控制能力弱的情況下，這樣的高薪酬水平無疑給企業增加負擔。

●高管薪酬總額去年增長20.22%

除員工平均薪酬以外，高管薪酬也是企業薪酬管理的重要方面。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翻閱近十年年報數據發現，交行2016年高管薪酬總額達1657.77萬元，同比增長20.22%，達到近五年來最高漲幅。

其中，2016年董事類高管薪酬總額為635.81萬元，2015年同期為586.49萬元，增幅達8.4%；監事類高管薪酬總額為535.22萬元，2015年同期為387.9萬元，同比增幅達37.98%；高級管理人員類薪酬為486.74萬元，2015年同期為404.51萬元，同比增長20.33%。由此看來，對交行高管薪酬總額增加貢獻率最大的是監事類管理人員和高級管理人員。

同時，記者翻閱最新年報數據發現，交行高管薪酬增幅較大的包括但不限於：董事長牛錫明，去年薪酬達64.62萬元，同比增幅達22.92%；行長彭純，去年薪酬達64.62萬元，同比增幅達22.92%；副行長於亞利，去年薪酬為59.34萬元，同比增幅達24.48%；副行長候維棟，去年薪酬為59.34萬元，同比增幅達24.48%；紀委書記壽梅生，去年薪酬為59.34萬元，同比增幅達24.48%；首席財務官吳偉，去年薪酬為87.45萬元，同比增幅達56.08%；原首席風險官楊東平，去年薪酬為52.66萬元，同比增幅達10%等。

與自身相比，交行去年的高管薪酬總額也呈上升趨勢，那麼，交行的高管薪酬總額在行業里屬於什麼水平呢？

數據顯示，交行的高管薪酬總額已連續兩年位列五大行第一名（見表三）。其中，2015年，交行高管薪酬總額為1378萬元，排名五大行第一。2016年，交行高管薪酬總額達1657.77萬元，繼續排名五大行第一，不僅領跑國有大行，更是超過了兩家股份行，排名13家銀行里的第七位，另外兩家被交行超越的股份行分別為，興業銀行（1543.91萬元）和華夏銀行（1148.44萬元）。

可見，交行在企業盈利能力差、經營成果欠佳、成本控制能力較弱等情況下，其去年的高管薪酬不降反升，且連續保持國有大行第一的水平。

●管理人員近兩年頻爆貪腐案

值得注意的是，交行最近兩年還頻頻曝出管理人員因貪腐涉案被查的消息。

交行原首席風險官楊東平，這位有著28年工齡的「老交行人」，已於今年2月24日被「雙開」。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顯示：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紀委對交通銀行黨委委員、首席風險官楊東平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

楊東平最後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面的時間為去年12月19日，交行召開的黨委擴大會議。然而，12月23日，在交行每年例行召開的年度風險工作會議上，楊東平卻意外缺席了。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指出，經查，楊東平身為黨員領導幹部，理想信念動搖，紀律意識淡薄，違反政治紀律，對抗組織審查；違反廉潔紀律，利用職權和職務上的影響為私營企業主獲取貸款提供幫助，本人和親屬從中謀取私利。依據《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有關規定，經中央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並報中共中央批准，決定給予楊東平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收繳其違紀所得。

值得注意的是，已經落馬的楊東平也出現在交行年報中，其去年薪酬為52.66萬元，同比增幅高達10%。

然而，楊東平的落馬並非孤例。自2015年下半年以來，交行高層或管理人員涉嫌受賄、違規放貸、造假詐騙、捲款潛逃等情況時有發生。

2016年4月6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消息稱，依法對交通銀行企業文化部原總經理胡晏斌涉嫌受賄犯罪立案偵查。而早在2015年12月，胡晏斌下屬企業文化部品牌管理處處長宋峰已移交檢察院。

2015年4月，中紀委公布的涉嫌犯罪的外逃國家工作人員、重要腐敗案件涉案人等的紅色通緝令中，涉案金額最大的為交通銀行廣州分行原黨委書記、行長劉昌明。

2015年6月，交行義烏支行原副行長陳望峰因涉嫌受賄罪被移送審查起訴；同月，交行甘肅省分行原行長胥小彪因涉嫌貪污罪、受賄罪、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被立案偵查並被採取強制措施。

●「可能存在寅吃卯糧的情況」

那麼，交通銀行為何在其盈利能力差，經營成果欠佳的情況下，採用上述薪酬分配方案呢？各界對這樣的薪酬分配方案又作何評價？對此，《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採訪了相關專業人士。

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教授對記者表示，任何行業，企業的薪酬都會是穩定增長的，基本上出現薪酬負增長的可能性比較小，尤其是上市公司，因為薪酬是剛性的，基本上不會出現太大的回落，還有一種情況就是滯漲。當然也不排除有個別的金融企業、證券公司等，有時利潤非常豐厚，可能會「任性」地分獎金，但是牛市過後日子就會過得稍緊一些，此時獎金就會大幅地減少，像這種情況證券公司的薪酬波動就會比較大，但一般來講，銀行薪酬大體應該算是穩定的，但也不排除某些銀行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或增加獎金。

他進一步解釋道，「像交行增加薪酬這種情況呢，寅吃卯糧的情況也可能存在，對一個企業而言，如果認為還在支付能力範圍之內的話，不會明顯地給員工降薪；但是如果交行的情況繼續惡化下去，也可能難以支撐這樣一個高水平的薪酬。」

禿鷲一期基金經理王代新也坦言，銀行本身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人工成本也是銀行經營成本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員工薪酬絕對額的比較意義不大，關鍵是人力資源使用效率的優化，不同的銀行之間單位人工成本之下產生的經營結果也有巨大的區別。一般來說很少有銀行會在經營業績不好的時候增加薪酬成本。

那麼，通常在什麼情況下，企業才會考慮增加薪酬呢？

西南財經大學張橋雲教授對記者表示，薪酬與績效掛鉤是銀行薪酬制度的顯著特點，通常來講，業績好才會加薪，業績不好就會減薪。但銀行是否增加薪酬取決於董事會（薪酬委員會）的決策。在總量不變的情況下，員工薪酬（含高管）與股東利益是此消彼長的，因此兼顧各方利益既是一個管理問題，更是一個「平衡」的藝術。

同時，某知名會計師事務所註冊會計師表明，職工薪酬的水平受多方面影響，包括通貨膨脹、行業內整體水平以及員工激勵機制等因素。一般來說，經營業績現狀較好和預期上升的企業，職工平均薪酬水平是上升的趨勢。體現了企業業務量的增加以及有業績提升帶來的職工激勵獎金的增加，是一種對企業經營良好的預期。

「如果交行在經營業績不好的情況下增加薪酬成本，應該考慮銀行在人員方面的資源配置是否合理，人力資源利用效率是否合理。」該註冊會計師補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