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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回顧】重慶的陪都時期:舊貌換新顏

【往事回顧】重慶的陪都時期:舊貌換新顏

1937年11月20日,隨著國民政府發表移駐重慶宣言,重慶成為戰時首都。重慶的陪都時期,是城市化突飛猛進的時期,是城市發展納入整個與國際視野的關鍵時期,也是城市文化的轉型時期。重慶作為戰時首都,國民政府需要將其作為首都來建設,重慶就這樣被動地納入了國家視野。

一、舊城印象

重慶作為內陸城市,開埠較晚,直到1929年2月15日重慶市政府成立,重慶才正式建市。1937年重慶成為抗戰時期的陪都,開始扮演全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的角色。但是,重慶作為現代城市的建設發展時間短,隨著人口大量內遷更加凸顯的衛生、交通等多方面的問題,與戰時首都的形象格格不入。

▲排隊等候公車的市民

首先,是糟糕的公共衛生狀況。重慶城市舊有的老式排水設施始建於明初洪武年間,歷經幾個世紀僅是修修補補,從未進行過全面改造。此外,重慶城內所有的糞便都是使用開放式的溝槽排污,或是以人挑糞桶的方式運出去作為肥料,垃圾也常常集中堆放在城內小巷或沿江等地方。一般市民更是缺乏環境意識,常常隨意傾倒垃圾。散落在城裡的垃圾堆和遍地未收拾的垃圾,讓重慶瀰漫在惡臭之中。一到下雨天,街面更是排水不暢、污水長流,以致臭氣熏天。即使是市區中的公園,四周也都是垃圾堆、死老鼠。這樣的衛生環境成了老鼠的天堂,城內鼠滿為患。在重慶大學任教的外教常能在房間抽屜里發現碩鼠,有人甚至戲稱重慶的老鼠比人還要多得多。

其次,是落後的交通和混亂的交通秩序。重慶因為地處山地,地勢崎嶇,馬車行駛多有困難,因此,本地人多以轎子、滑竿、黃包車(人力車)等代步。因此,在當時重慶為數不多的馬路上,街面上就呈現出了大小汽車、人力車轎同時并行的狀況。加上抗戰大內遷帶來的人口激增,重慶的交通更為擁擠,秩序更為混亂。當時,重慶市區上、下半城的馬路只有兩條,一條由過街樓至南紀門,一條自兩路口經南區馬路至菜園壩,交通非常不便。1938年,國民政府行政院參事陳克文在體驗到重慶交通之苦后寫道:「從上清花園到城裡去,要一個小時左右的人力車或轎子。」開辦於1934年的市內公共汽車,至1938年僅有10餘輛,且運營線路較長,致使乘車相當擁擠。公共汽車行駛於朝天門、過街樓及曾家岩一帶。而每一站,候車者都有數十百人。等車子行駛到站時,車內已經是人頭簇擁了,站上乘客想要坐上公共汽車,只能拚命地擠。據《重慶指南》介紹,1938年底,重慶市內有:營業汽車54輛,人力車2091部,腳踏車193部,轎夫4000餘人。如此交通狀況,實在是難以滿足戰時重慶市民的出行需要。

惡劣的公共衛生與混亂的交通秩序與重慶市民有直接關聯,重慶較差的市民素質是重慶舊城負面印象中濃墨重彩的一筆。陳公博內遷重慶后認為,重慶市民全無修養,不懂禮貌。從前,四川人稱呼外省人為下江人或腳底下人,與人談話,又多自稱「老子」,而外省人乍聽此稱謂,以為帶有人身侮辱之意,隔閡、誤會由此產生,引起不少無謂糾紛,重慶市警察局曾為此特令查禁「下江人」之稱謂。除了語言上的粗俗外,重慶市民也不注意環境衛生。除了隨意傾倒垃圾外,隨地吐痰等不文明行為也屢見不鮮。陳公博就感嘆:「重慶的馬路、大街、小巷,無處不發現人家拋擲棄物,我在早晨和黃昏的街上散步時,無處不發現涕痰。」此外,重慶的社會風氣也不甚嚴肅。不正當的娛樂、不必要的消費很多,大量苦力和遊民的鴉片煙癮很大,城市的社會隱患頗重。在城內比較陰涼的街頭巷尾,「擲色子」、「人人寶」、「紅綠寶」等小賭,到處皆是。市內郊外,乞丐很多。很多乞丐正是從鴉片癮民而來,他們蓬首垢面、皮包骨頭,糾纏不休地追隨行人乞討。

二、新都景象

重慶既然已經成為了戰時的首都,國民政府就必需將其當作首都來建設。隨著重慶進一步地成為抗戰大後方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國民政府對重慶的城市建設步伐不斷加快。1939年至1943年間,蔣介石頻繁地發布了各種手令,內容涉及重慶的市政建設、城市景觀、公共衛生等諸多細節。重慶城市逐漸從硬體、軟體上呈現出了新的面貌與景象。

國民政府首先加強了城市的公共交通建設。1938年7月,國民政府重慶行營要求重慶市政府對市內各街巷「切實籌劃,徹底改善」。在嚴厲督率下,市政府設立工務局,專門增加了道路工程規劃、測量、驗收的技術部門,成立了三個測量隊。經過一年多工作,市政府對20世紀30年代初期重慶道路規劃進行了大幅調整和修改,提出了城市發展的「道路網計劃」。蔣介石以行政院院長名義親自審批,並下令在報刊上公布施行。1938年初,市政府開始修建自兩路口至浮圖關的兩浮公路。同時修築的還有市區的三大馬路,即由臨江門經定遠門達勸工局段;由段牌坊經玉帶街、雷公咀、三聖殿達磁器街段;由臨江門沿嘉陵江而上達大溪溝段。8月,市政府又令工務科會同馬路工程處翻修城區都郵街、關廟街、較場口、大梁子、小梁子等支馬路。至此,重慶城區馬路干、支線基本形成。

抗戰時期,重慶市區的新辟道路主要有民生路、和平路、五四路、大同路、中華路、臨江路、中一支路、凱旋路、健康路、兩浮路等,還有重建的滄白路。1941年底,市區都郵街廣場建成通車,環繞廣場,新建成的道路向西直到上清寺、曾家岩,向北連接臨江門等嘉陵江沿岸地區,向南經凱旋路(正在修建中)和中興路連通下半城至長江沿岸。新修道路如民生路、和平路、五四路、大同路、中華路、臨江路、中興路、凱旋路等都與都郵街廣場相連。該廣場從此成為市區道路樞紐,重慶重要的商行、金融部門集中在這裡及附近,形成城市最繁華的商業地帶。城市中心向都郵街廣場街域轉移,逐漸發展成為如今中外聞名的解放碑街區,市區新格局基本奠定。

▲重慶大轟炸后在廢墟上重建的滄白路

改善公共衛生條件是改善城市面貌的重要環節,也是當時重慶市政府的重點工作之一。抗戰伊始,市政府改公安局為警察局,由其組建市清潔大隊,負責城區清理道路工作。1938年11月,成立重慶市衛生局,具體管理醫療和環衛工作,重慶環衛治理步入一個新階段。重慶衛生局成立衛生局清潔總隊,在市區劃定6個工作區,其職責包括清掃道路、免費挨家挨戶收取垃圾、清除市內外舊垃圾堆、道路洒水、設置廢物箱等。市健康委員會組建了衛生稽查隊、滅鼠工程隊、糞便管理所、垃圾處理站等機構。同時,重慶市政府也開始了整治維修市區排水渠道、增修城區公廁、推行飲水消毒等工作。

隨著城市的發展和人口增加,重慶街道的公廁、垃圾箱、果皮箱、痰盂和功能簡易的垃圾處理場等設施由少到多,逐步發展起來。1939年市政府決定對公廁實行公建和民建并行,到1942年,除修復了日機炸毀的廁所外,還在市區馬路旁新修廁所20個。從1940年開始,市衛生局監製防空洞專用木質廁所162個。為了確保公廁的清理、完好,1943年後,根據行政院方案規定,市區每保都要修建廁所,並依照行政院所頒布之全國公廁標準圖建造。此外,1942年至1943年,市警察局還在人煙密集的街道上新制了木質廢物箱和木質石灰痰盂各1000多個,製作木質廢物箱懸挂在交叉路口的電線杆上,供過往行人使用。戰時,重慶市沒有垃圾站,各保自設垃圾箱、鑿制垃圾坑供住戶商店傾倒垃圾。1939年,市衛生局還專門購置垃圾運輸船23艘,停靠在南紀門、金紫門、望龍門、朝天門、嘉陵碼頭、千廝門、儲奇門、臨江門等碼頭,負責市區垃圾運輸。

▲整潔的街道和秩序井然的人力車隊

除了加強重慶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外,國民政府也注重加強移風易俗工作。重慶作為戰時首都所在地,「中外人士矚目之區,一舉一動不僅能移風易俗,且為全國楷模」。由是,移風易俗的新生活運動在重慶大力推行,並覆蓋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極大改變了重慶的城市形象和市民的生活面貌。1938年冬,鴉片就被查禁了;1939年,重慶發布《禁止出售賭具案》,進一步查禁賭博行為。在節約抗戰的倡導下,厲行節約的理念貫穿到重慶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吃飯等已經被要求節約,飯店吃飯不準浪費,吃不完的允許客人打包帶走。市民的服裝異常樸素。婦女服裝,黑布最多,雜色很少,且都是國貨,尤其多為土產。街上的商店之門,均有「購買舶來品是莫大的恥辱」等標語。同時,都市餐飲衛生也大為改進,飲食店中有專門查究衛生的人員,魚肉鮮貨擺攤也有時間上的規定。市民們也積極鍛煉身體,重慶市黨部國術訓練處甚至專門指導,不收取學費。城市秩序也大為改善。在一些集會場所,牆壁上張貼著「禁止大聲喧嘩」、「禁止衣冠不整」等宣傳標語。街上的行人大都能遵守靠左邊走的規則;即使是集會的時候,成群的人也能魚貫而入,鮮有衝突。

新生活運動的推行給重慶帶來新氣象,奢華的傳統結婚典禮逐漸被更為經濟節約的集體婚禮所取代。從1939年開始,重慶新生活運動促進會開始組織集體婚禮。這種中西合璧的新式婚禮省去了傳統婚俗的繁文縟節,儀式上設主持人、主婚人、證婚人,新郎穿中山裝、新娘著旗袍,或男方穿西裝、女方披婚紗,在禮堂舉行儀式;儀式結束后,攝影師為新人拍照作為永久的紀念。這種中西合璧的結婚儀式時尚而又不鋪張浪費,在戰時首都重慶逐漸推廣流行起來。

▲戰時首都重慶舉辦集體婚禮時的盛況

1939年2月19日,抗戰期間重慶的第一次集體婚禮在市商會大禮堂舉行。集體婚禮當天,市商會大禮堂布置得非常喜慶,台上高懸霓虹燈裝飾的大紅「喜」字,桌上鄭重擺放著一本本婚書。16對新人入場后,排列在台前。新郎身穿藏青色中山服;新娘穿統一定做的藍底印花長旗袍,戴白色手套,捧著鮮花。婚禮開始,樂隊奏樂,證婚人證婚、發婚書,夫妻相互行禮。最後,一對對新人在禮堂外集合,照相留念。這樣的婚禮,既時尚隆重又經濟節約,受到當時許多年輕人的歡迎。1939年,重慶新生活運動促進會主辦了9次集體婚禮。從1936年3月至1949年9月,前後共舉行了52次。1942年11月1日,國民政府內政部還特別發布《集體結婚辦法》,表明對推行此項工作的重視。起初市民對此持觀望態度,1936年時的第一、第二次時分別只有9對、5對參加,之後不斷增多,到1949年元旦第49次,參加者竟達91對。連與漢族習俗不同的回民對此種形式也表現出極大的興趣。

重慶的戰時首都時期,是重慶城市發展史上非常重要的時期。伴隨著抗戰內遷,重慶的城市化進入了「超常規」發展期,城市規模空前擴大,城市人口急劇增長,城市經濟及產業規模也因沿海工業的內遷而迅速膨脹。為了適應城市發展,建設與陪都地位相吻合的城市形象,國民政府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市民移風易俗方面作出了一定的努力,逐步改變了重慶的城市面貌和城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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