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你曬軍裝照了嗎？（內含贈書）

今天是八一建軍節。為慶祝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前天，也就是7月30日，駐訓朱日和訓練基地的部隊接受了習近平主席的檢閱。據說「朱日和」在蒙古語中意為「心臟」，朱日和基地是亞洲最大、最先進的陸海空軍訓練基地。閱兵場上精良的武器和整齊的方陣真的是振奮人心，閱兵之後，小編感覺朋友圈都被軍裝照刷屏了，所以控制不住今天也來放一張。

興奮之餘，小編不免感嘆能夠生活在和平年代是多麼幸運。人類歷史上的戰爭如此之多，恐怕沒人能統計清楚這些戰爭帶來了多少損失和傷害。不過不可否認的是，人類軍事能力的發展影響了今天世界的面貌與格局，而未來，更有可能輕而易舉改變世界上絕大部分人口的命運。今天微信就帶大家回顧一場發生在15-16世紀的影響波及全球的軍事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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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各地，軍事革命組成部分的發展和傳播是極其不均衡的。各種軍事機器和各類財政制度是在現存的（和逐漸形成的）各種社會和生態的前提基礎上形成的。激勵或阻礙採用軍事革命部分內容的狀況也是因地而異。由於沒有木材，埃及幾乎無法建造一支航行於大洋之上的海軍。那些沒有文化的社會根本無法創建任何規模的後勤供給官僚制度。游牧民族的那些牧人們無力建造什麼防禦要塞。而在那些騎兵傳統尤為強大的社會，一般來說是不會創建步兵和炮兵部隊的，更不會去從事修築要塞這種「鼴鼠掘洞的勞作」——正如一位波蘭貴族所說的那樣。而信奉《古蘭經》的各個穆斯林社會，嚴禁有息貸款，故而銀行體系的創建絕非易事。這些源自生態的、社會的和文化的種種限制，對於我們認識軍事革命不均衡的傳播狀態非常有益。

紅衣大炮

古城牆上的火炮

統治者的個人愛好和才能也同軍事革命的傳播有著密切的關係。請回顧一下航海家亨利王子的所作所為。征服者穆罕默德十分急切地渴望擁有炮兵。通過對步兵和野戰炮兵的協同操練，古斯塔夫·阿道夫（1594—1632年）使瑞典在1611年一舉成為地區性的霸主。在日本，織田信長（1534—1582年）在16世紀60年代就採用滑膛槍，而其繼承者豐臣秀吉（1536—1598年）也在16世紀80年代將野戰炮和可抵禦炮火的要塞技術統統吸收到日本的軍事體系之中。滿人領袖皇太極（1592—1643年）大力發展炮兵，於1626年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從而推動了清王朝佔領整個的進程。此後，這些帝王的所作所為或許有所不同，但當時，他們所採取的措施卻毫無二致：故而這些帝王本身也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古斯塔夫·阿道夫

織田信長

軍事革命的絕大多數內容首先是在歐洲和奧斯曼逐漸形成的，如野戰炮、火炮要塞、裝備火器的步兵等等。歐洲人發明了密集隊形操練並發展出裝備火炮的海軍。這些革新在歐洲傳播十分迅速，例如荷蘭軍隊手冊就被譯成12種語言出版。信息費用低廉但對學習新方法的刺激卻很高。在歐亞大陸西部，有關軍事革命的軟體的傳播相當廣泛，但並不普遍。軍事革命的硬體是如此昂貴，只有少數統治者能夠承受，而其他的統治者則被摧毀或成為屬臣。最為成功者是哈布斯堡王朝、法國、荷蘭（它雖缺乏大量戰爭必需的原料，然而卻利用其海上力量和商業予以彌補）、瑞典，以及後來的（1690年）英國和俄國。

在這場軍事革命中，奧斯曼帝國充分地參與眾多領域的革新，雖然不是全部。他們運用了炮兵，修築火炮要塞，並可能創建了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後勤補給組織系統。著名的土耳其近衛軍團對火器的使用十分有效，只是他們並未加以定期操練。奧斯曼帝國的海軍仍舊還是一支有槳木船艦隊。該帝國的財政制度主要依賴於戰利品（罰沒）和稅收，從不允許銀行業走向繁榮，雖然他們經常從其臣民身上勒索各種強制性的貸款。從戰爭經驗、叛教者和歐洲的書籍中，他們擁有各種機遇去獲取有關歐洲軍事革命每一個組成部分的信息。然而在深思熟慮之後，他們決定不建造海軍艦隊，不對陸軍進行操練。

滑膛槍

莫卧兒帝國至少從16世紀20年代起也對野戰炮和滑膛槍加以充分利用。他們更仰仗自己的騎兵武裝，尤其在早期不遺餘力地控制著南亞的馬匹供應。他們的軍事組織從未達到奧斯曼帝國那種官僚化的程度，具有較強的宗派性特徵，士兵只聽命於其將領的指揮，而不服從皇帝的調遣。當那些軍隊統帥做出追隨皇帝的選擇之時，莫卧兒軍隊便是一架擁有數十萬之眾的令人畏懼的戰爭機器，並且在從波斯到孟加拉的濃密森林區域沒有任何可以阻擋莫卧兒大軍前進的勢力。然而，當軍隊統帥們所做出的選擇不是服從皇帝的時候，那麼莫卧兒帝國的權勢便幾乎蕩然無存，各種內戰與反叛會肆虐整個印度大地。莫卧兒帝國既沒有海軍，也沒有銀行體系。這一切都有助於我們對統一時期莫卧兒帝國為何能夠迅速地崛起，它的力量為何是那般不可抗拒，以及當它處在那些昏弱帝王統治時期或皇位繼承內亂時間為何會迅速崩潰瓦解的趨勢進行認知和解釋：概言之，在1526—1707年期間，莫卧兒帝國的實力始終處於一種劇烈的波動狀態之中。

清帝國的狀況則要穩定很多，雖然該王朝統治時期也不乏騷亂和反叛。在1644年掌權之前，清王朝就已採用了火炮。的確，倘若在17世紀30年代沒有掌握攻陷城池的戰爭藝術並將這種藝術同他們所熟知的草原作戰經驗結合為一體，從而創建起一支可以承擔任何陸地作戰任務的機動軍隊的話，那麼，清王朝就不可能戰勝明王朝的大軍。在佔據整個之後，他們認真地學習炮術，充分利用了在冶金和數學上的各種技術。清王朝從耶穌會傳教士處得到了一些幫助，這些傳教士為清朝負責鑄造大炮（實際上，他們也曾為明朝負責此事），而且在使清朝了解歐洲最新的各種軍事改革上也發揮了很大作用。清王朝繼承了明王朝以往在北部邊疆及主要城市周圍構築的防禦要塞體系，憑藉足夠的厚度，這些要塞工事足以承受大炮的轟擊（如北京城的城牆厚度就達50英寸左右）。清王朝軍隊對數量的依賴要勝過操練和火器裝備，雖然在一定條件下，他們也進行操練和採用某些火器。數量上的相對優勢卻令後勤補給尤為艱難，但清王朝同奧斯曼帝國一樣，在這一方面的表現極為傑出。清王朝的敵人主要是草原，各個游牧民族無法從軍事革命中汲取多少先進的技術，故而，清王朝也無須將軍事革命的全部成果統統採納，只需採用其中一部分，即可佔據優勢。

已經不復存在的古城牆

這一時期軍事革命的根本影響體現在三個方面：權力集中，締造國家和帝國，並為現代國家體系奠定了基礎；為世界上最令人畏懼的西歐國家的嶄露頭角開闢了道路；對游牧民族力量加以永久性的摧毀。

首先，它加強了中央權力並促進了現代國家的興起。各個國家君主運用野戰火炮摧毀城堡，並對地方貴族形成強大的威懾。16世紀80年代之前，日本分裂成幾十個封國，它們之間時分時合，彼此戰火不斷。在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運用野戰火炮一一擊敗敵手、摧毀其城堡，並建立了一個對火器壟斷的統一國家之後，一個中央權威在日本形成了。在法國，瓦盧瓦王朝歷代國王們所進行的事業也是如此，他們將那些反叛公爵和反叛城市一一制服，而後徹底拆毀其防禦工事。代之而起的是環繞整個國家邊境的要塞防禦體系。波斯的薩非王朝，儘管對槍炮火器持一種厭惡鄙視的態度，視之為有損真正武士的尊嚴，但在統一國家的進程中，仍舊應用了相同的軍事創新方式，只不過速度較為緩慢。如同莫卧兒帝國一樣，創建之初的薩非王朝主要還是以騎兵武裝為基礎，但也使用火炮去摧毀各個抵抗中心。在更大的規模層面之上，哈布斯堡、奧斯曼、莫卧兒和清朝等各大帝國之所以能夠在制服地方勢力和統一領土上取得成功，皆主要歸因於它們完全地或部分地採用了軍事（和財政）革命的成果。這一國家、帝國的建構過程是一項充滿暴力的事業，雖曾遇到強烈抵抗，但最終還是贏得了勝利。它非常顯著地減少了政權實體的數量，將更多的權力集中到數量更少的政權手中。它引發了一場地緣政治上的大淘汰：使數量極多且遵循著彼此千差萬別的軍事、政治和財政習俗的競爭實體逐步減少，成為數量很少且遵循彼此差異很小的一套有效方法的競爭實體。

莫卧兒帝國的匕首

其次，軍事革命為1750年後西歐各國一躍成為全球性力量奠定了基礎。這種力量的飛躍，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僅僅取決於1750年之後所出現的幾種事物。但是，這一飛躍所依憑的軍事力量卻是從1420年以後逐漸發展起來的。其中最為關鍵的就在於沒有哪個歐洲國家君主能夠獨自將軍事革命所產生的力量加以壟斷並建立一個泛歐羅巴的帝國。這絕不是缺乏嘗試。哈布斯堡王朝曾竭力尋求對整個歐洲的統治，可這一事業是完全無望的：因為法國、荷蘭和奧斯曼等國家對戰爭和財政的各種謀略技巧都非常熟悉，並且也有能力追求與哈布斯堡王朝相同的目標。因而在歐洲，權力的集中告吹了，一個彼此競爭的國家體系逐漸形成，各種大規模戰爭頻繁爆發，並且在這個殘酷無比的戰爭熔爐中，那些倖存下來的幾個國家發展出非常有效的財政和軍事機器，及至1800年左右，它們開始成功地向全世界擴展自己的力量，甚至對疆域遼闊的和印度等帝國也構成了威脅。在一定程度上講，這只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它本應導致的結局可能完全不同，應該同歐亞大陸的其他地區更為相似。但它之所以如此，同歐洲開放的信息社會有著密切關聯。各種有關造船、採礦和冶金、鑄炮、要塞和操練的技術細節都可以自由地流通，這在一定程度上應歸因於印刷機的發明，因為當時任何一位君主都無法壟斷這種知識和它賦予的力量。

最後，軍事（和財政）革命導致了游牧勢力的終結。活動在歐亞大草原和北非地區的各種游牧部落聯盟曾在政治上長期佔據優勢地位。各個游牧帝國猛然崛起又迅速消亡，皆因其聯盟是建立在不穩定的結盟基礎之上的，而這些結盟又深深地植根於部落社會結構之中。在統一時期，游牧社會對馬匹和駱駝運輸能力的掌控、在騎射方面的傑出才能，以及每一名男子乃至部分婦女都嫻熟掌握軍事技能的尚武社會等等，都令人們對其感到格外畏懼。定居農耕民族在對游牧力量的恐懼中戰戰兢兢地生活，已經長達2000餘年。但是，這種由部落社會構成的游牧民族軍事力量，一般來說，在1760年前後結束了。其原因就在於槍炮和金錢。游牧民族也能夠並確實使用了火器，偶爾使用野戰火炮（如在18世紀，蒙古人就曾在駱駝上安置了小型的火炮）。但是他們無法大規模使用這些武器，而且難以對其進行維修或維持供應。過去，各個農耕定居社會由於缺乏馬匹不得不同游牧社會進行交易，而現在，流動社會因缺少槍炮和火藥而不得不同定居農耕社會進行交易。從非洲西部地區到東亞蒙古地區，農牧雙方之間的力量平衡由此出現了向有利於農業社會一方的傾斜，因為這些社會能夠很容易地生產出更多火藥武器。除此之外，各個游牧社會無力制定有效的財政制度來滿足新式戰爭方式的需求，或購買他們可能需要的各種火藥武器。

蒙古人騎兵

18世紀40年代，蘇格蘭高地山民最終失敗，歐洲範圍內的部落戰爭宣告落幕。1746年，那些在卡倫頓（Culloden）揮舞著刀劍發起衝鋒的山民統統倒在了不列顛步兵陣陣齊射的火力之下。18世紀50年代，歐亞大陸遊牧力量的最後失敗，則是隨著位於今天西北地區的準噶爾部（由諸多蒙古部落組成）的戰敗一同到來的。準噶爾部擁有火器，甚至大炮（瑞典人幫助其使用）。但清朝軍隊擁有的火器遠比他們更多，而且更具威力，1679—1750年間發展起來的一套精密的後勤補給系統，使清王朝能夠在荒原上對一支龐大軍隊進行物資供應。清王朝為此所支付的費用極為巨大，但它所擁有的稅收制度足以對此予以財政支撐，而且這些花費也是值得的，因為它一勞永逸地結束了來自亞洲內陸的嚴峻威脅（儘管沙俄帝國的擴張將構成次要威脅）。如同蘇格蘭高地山民很快就在征服他們的軍隊中服役一樣，蒙古人也越來越多地加入到清王朝的八旗之中。在北美洲，游牧部落民族的軍事力量一直存留到1890年，是年，北美大草原的最大部落聯盟——蘇人（Sioux）部落被美國軍隊最終擊敗。然而，這僅僅是一個補充而已，因為1680年馬匹被引入北美草原之後，游牧武裝曾在此地有過短暫的存在。與此相類似，在南美洲玻利維亞和阿根廷的查科和潘帕斯草原上各種流動社會中那些掌握嫻熟馭馬技能的武裝力量，在18—19世紀也被徹底制服。

八旗鎧甲

軍事（和財政）革命改變了歐亞大陸的政治面貌，留下了可怕的破壞痕迹。綿延數百年之久的殘酷戰爭奪走了數百萬民眾的生命，令更多的民眾生活在恐怖之中，將大片的良田和城鎮夷為平地，將本可用於投資的巨額資金消耗殆盡。由於其後勤補給系統已無法為向更遠地區的擴展提供支撐，清王朝的擴展已至極限，達到今日的邊界四至規模。莫卧兒王朝在其南方也在進行同樣的事業，逐漸地將印度半島上所有小國都併入自己的版圖之中。在西北方，莫卧兒王朝同薩非王朝（以及偶爾地同實力強大的各個阿富汗人政權）的勢力相碰撞。奧斯曼帝國的擴張也抵達其後勤保障能力的極限範圍，並不斷與東方薩非王朝和西方哈布斯堡帝國，此外還有北方的俄羅斯人進行交戰。

在美洲和非洲，軍事革命是與外來民族一同到來的，並且當地各個土著民族僅僅採用了軍事革命的一小部分成果。事實上，他們很快便被融入世界性的網路之中（這一過程到1800年仍未完成），其緣由在於他們很少參與到軍事革命之中。美洲印第安人社會雖曾採用了一些硬體，其中最明顯的就是火器，但並沒有採用全部的硬體，而且未採用任何軟體。印第安人自身的軍事傳統使各種新的軍事方式很難被採用，此外，他們接觸上述各種新知識的機會十分有限，並且他們自身的冶金技術也相當落後。無論如何，在各種瘟疫吞噬其人口、土地喪失損壞其經濟的狀況下：印第安人斷無可能採用軍事革命的各種創新成果，因為這一切都需要以巨大的人力和財力來做保障。印第安人的各種政治組織萎縮並最終消失了，他們僅僅憑藉勇敢的氣概、堅忍的意志，使用木製或石制武器以及最後的滑膛槍和來複槍來進行抵抗。而這一切，在面對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法國人、荷蘭和英國人這些充分參與軍事革命的國家時，是遠遠不夠的。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軍事革命所留下的印記非常模糊。各種槍炮顯示出了強大威力。在印度洋沿岸的各個城市中，火炮和要塞也顯示出同樣的作用，某種程度上在大西洋海岸地區也是如此。土耳其人、阿曼人以及葡萄牙人，都曾將一些新的技術傳入非洲。但定期操練、大規模的官僚後勤機器和財政制度——這些軍事革命的各種軟體——都沒有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紮根，即使在好望角的荷蘭殖民地也是如此。各種現存的作戰方式符合非洲當地的具體環境，該地那些稠密的叢林通常是不可能允許滑膛槍手排成行列進行作戰的。整個非洲沒有一處製造火器的工業，故而不得不進口滑膛槍和彈藥，並且這些武器也只是為少量掠奴者所持有。非洲各地的經濟還未實行貨幣化，無法進行有效的徵稅。由於缺乏牽引牲畜，無法廣泛使用野戰火炮，因而防禦要塞沒有獲得進一步發展的動因。正如我們上面所看到的，非洲的大部分地區都感受到了這數百年間作為歐亞大陸特徵的所有暴力方式，但其自身軍事能力的提升卻是微乎其微。這為非洲在19世紀所遭受的不平等遭遇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