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讀】儒學在絲綢之路上的傳播

儒學在絲綢之路上的傳播，特別是儒學在西域段的傳播，是與漢民族在西域的屯田和移民分不開的。《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眾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並遣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車師》：「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鄭）吉、（司馬）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即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犁。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乃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犁。東奏事，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犁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這裡的「吏卒」可以理解為既有文官，也有武將和士兵。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唐景龍四年（710）卜天壽抄孔氏本鄭氏注〈論語〉》

殘片 圖片由作者提供

從《魏書》卷一○一《高昌傳》可知，早在漢武帝遠征大宛的時代，一些疲憊的士兵就留了下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以，漢文化向西域的傳播，其中一開始可能就有儒家文化。漢文化先在這些軍事要塞里流傳，隨著要塞的城市化、內地兵士的定居及繁衍，流徙的刑徒的到來，特別是魏晉以及西晉末年，各類漢族移民數量不斷增多，遷徙時間和地點相對集中，遷徙地與原居地的聯繫非常緊密以及漢移民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若干優勢，漢文化肯定在西域傳播開來，甚至在吐魯番等地方成為主流文化。北齊魏收《魏書》卷一○一《高昌傳》：「彼之甿庶，是漢魏遺黎。」《周書》卷五○《異域傳下》載高昌：「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

這種軍事移民還發生在西域的其他地區，比如樓蘭。早在晉代，儒家文化就通過帝國派駐的官兵和隨軍家屬在樓蘭地區盛行開來，我們可以從書信中看出來。書信是最能夠道出人間實情的，樓蘭簡第120號Or8212/1399b（無原出土編號，淡黃紙）《晉殘信札草稿》：「（前缺）亦（后缺）（前缺）看也（后缺）。（前缺）仲尼□□居卿（后缺）（前缺）奈何。念□□卿（后缺）。」這裡面出現了「仲尼」二字。這件文書是斯坦因1913年至1915年間第三次中亞探險時所獲樓蘭漢文文書。

德國國家圖書館藏《毛詩·小雅》（《採薇》與《出車》）殘片

圖片由作者提供

西晉末年，永嘉之亂，五胡內遷，中原人口大量流移，而西北涼州境，自武威至敦煌，再到高昌，卻比較安定。《晉書》卷八六《張軌傳》言：「秘書監繆世徵、少府摯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土耳。』」這導致了一種後浪推前浪式的移民潮。首先是中原漢人遷移到敦煌等西北地區，敦煌漢人又遷移到包括高昌在內的西域地區。中原向河西移民、河西之間的移民、河西向西域的移民浪潮一直沒有停止，早期移居西域的「漢魏遺黎」，有相當一部分是敦煌、涼州一帶人氏。北魏滅北涼時（439），北涼後主兄弟率戶萬餘家，自敦煌北奔高昌。所以，高昌上至諸王豪族，下至黎民百姓，與敦煌、涼州淵源甚深。這些移民一直以華夏文化為自己的最根本信仰，甚至視自己為晉之正統，雖然河西和西域屢易其主，但對漢文化的認同不忘初心。

不僅如此，西域的近鄰北魏也崇尚儒學，這對西域一帶的儒學也有著巨大的影響。在正史中，明確記載了高昌國向北魏王朝求借經史的細節。《魏書》卷一一《高昌傳》載：「（麴嘉）又遣使奉表，自以邊遐不習典誥，求借《五經》、諸史，並請國子助教劉變以為博士，肅宗許之。」儒家經典從北魏引進高昌，高昌王麴嘉居功至偉。《隋書》卷八三《西域傳·高昌》載高昌人將孔子等人畫像掛在廳堂：「其都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其實這一習慣可能也來自北魏。《魏書》卷六五《李平傳》：「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子於堂，親為立贊。」《魏書》卷七九《劉道斌傳》載道斌任恆農太守時：「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之後，民故追思之，乃復畫道斌形於孔子像之西而拜謁焉。」再請比較《洛陽伽藍記》卷一《城內·永寧寺》：「閶闔門前御道東，有左衛府。府南有司徒府。司徒府南有國子學堂，內有孔丘像，顏淵問仁、子路問政在側。」高昌受北魏的影響甚巨，高昌官職「綰曹郎中」就來源於北魏，「綰」是個典型的北魏漢語詞，「綰」具有「掌管、統領」義並用於行政術語中，最早見於《魏書》和北魏墓誌。

如果說古代西域的儒學受到河西和北魏的影響甚巨的話，這還只是其外因，古代西域的儒學興盛還有一個內因，那就是教育的發達。1966年，在吐魯番阿斯塔那第59號墓中出土了一件西涼時期的文書，編號為66TAM59:4/4-2（a），文書的現存文字是：「嘉（興）（四）（年）（后缺）博士頡。□凌宋（后缺）。」文書有勾勒，「嘉興」是西涼李歆年號，嘉興四年即公元420年。從吐魯番出土文書可知，在西涼時代，郡即置博士。由此可知，西涼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備的學校教育制度，這在傳世文獻中也得到印證。《晉書》卷八七《涼武昭王李玄盛傳》載庚子五年（404），西涼在敦煌「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以圖贊所志」。吐魯番出土文書還有西涼秀才對策文可資比較。75TKM91:11/5《西涼建初四年（408）秀才對策文》，存70行，楷書，這是一個寫本殘卷，內容是關於西涼建初四年三個秀才的對策，主持策試的主考官是西涼王李暠。策試涉及《詩經》《春秋》等儒家經典，還涉及《戰國策》《史記》等史學典籍，充分說明了當時吐魯番注重經史的傳統。

古代絲綢之路的儒學還受到梁朝的影響，唐西州的孔氏本《論語》鄭注並非來自中原，而是來自高昌國，而高昌國又可能是從梁朝引進的。

在高昌國時代，儒家文化的普及深入人心，不僅有正規的學校教育，還有大眾化的知識普及，97TSYM1古寫本《易雜占》是闞氏高昌時期（460—488）寫本，是依託於易學理論的通俗化占書，與儒家典籍《論語》《孝經義》一起單獨摺疊放置於墓中。從麴氏高昌的第一代王麴嘉起，就設有博士以教授儒家經典（見《魏書》卷一○一《高昌傳》）。這一點在墓誌中也有反映。黃文弼掘《高昌延壽十一年（634）唐阿朋墓表》：「延壽十一年甲午歲，九月朔庚午，廿六日乙未，鎮西府交河郡□為交河堓上博士，田曹參軍唐阿朋，春秋七十有六。」72TAM194:2《唐開元七年（719）張行倫墓誌》：「其增，高昌偽朝授明威將軍，祖，偽朝授通事教郎。蓋慕儒風，妙嫻經吏……父，餘風襲善，固學靡窮，清直克彰，名馳禮閣，偽朝授太教學博士，皇朝授交河縣尉。」

在吐魯番出土的唐西州文獻中有「義學生（義斈生）」「私學生」，即私家學習儒家經義的學生，也指官家或私人出錢資助（供給食料），免費上學的學生，包括鄉里坊巷之學生以及私塾等。67TAM363:8/1（a）之一一《唐景龍四年（710）卜天壽抄孔氏本鄭氏注〈論語〉》，其題記曰：「景龍四年三月一日私學生卜天壽□。」67TAM363:8/2（a）之二《唐景龍四年（710）卜天壽抄〈十二月新三台詞〉及諸五言詩》，其題記曰：「西州高昌縣寧昌鄉淳風裡義學生卜天壽年十二。」

古代吐魯番人注重儒學教育，這從墓磚、蒙書和人名、地名可以看出。在不少高昌國時期的《墓表》里，生動地記述了這裡的達官貴人的儒學修養。78SLM《高昌延和三年（604）鞏孝感墓表》：「故田曹司馬（鞏）孝感，稟貲溫雅，志行貞廉，英風遠邁，器量弘深。愛敬出自初年，聰朗彰於廿歲。玩詩書以潤身，研禮典以崇德。可謂雍穆九族，攸邦之軌則者耶。」64TKM12:1《唐龍朔四年（664）宋懷仁墓誌》：「稟性聰敏，立志忠誠。敦友季□，孝於父母。秉冰玉而為性，慎在四知，（持）水鏡而為心，謹於三式。閑於孝訓，（重）禮敦詩，文武兼知，志存禮讓，勤勞公事，仁智□彰。」73TAM113:1《高昌延和十二年（613）張順墓表》：「出忠入孝，令聞宣著。」在高昌國時代，人死後陪葬品也是儒家經典《孝經》，72TAM205:2《高昌重光元年（620）缺名隨葬衣物疏》：「《孝經》一卷，紙百張。」隨葬《孝經》的細節還見於73TAM116:19《高昌重光二年（621）張頭子隨葬衣物疏》、73TAM517:24《高昌延昌三十七年（597）武德隨葬衣物疏》。這一習俗一直延續到唐高宗時代，我們發現記載此俗的最晚一件文書成書於唐顯慶元年（656），2004TMM102:4+2004TMM102:6《唐顯慶元年（656）西州宋武歡移文》：「《孝經》一卷，筆研具。」

從吐魯番出土蒙書也可以看出儒家文化的影響。大谷3167、3169、3175《太公家教》是唐西州學生的抄寫本，其用典多來自經史文獻，主要宣揚儒家的忠孝、禮義、尊師、重賢、修身、勤學、齊家、治國等方面的思想。

不僅如此，古代吐魯番的人名和地名也體現了他們對儒家文化「忠孝節義」觀念的信奉。先說人名。73TAM524:34（b）《高昌章和五年（535）令狐孝忠妻隨葬衣物疏》有「令狐孝忠」，73TAM524:33/3（a）義熙寫本《毛詩鄭箋》殘卷（三）《小雅》（《菁菁者莪》與《六月》）題記有「王孝文、唐文德」（本片背部殘剩「文孝」等字），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博物館藏《新疆吐魯番新出唐代貌閱文書》所列人名有房義融、趙盡忠、東慎之、蔡自謙、左文善、焦貞諒、焦壽、陳思忠、杜敬賓、馮仁德、杜宋直、唐貞、陳忠壽、弟干壽、白仁意、房禮、馮仁憙等。再說地名。63TAM1:11《西涼建初十四年（418）韓渠妻隨葬衣物疏》有「孝敬里」，2004TBM113:6-1《唐龍朔二年（622）正月西州高昌縣思恩寺僧籍》有「順義鄉敦孝里」，均其證。

高昌國的佛教寺院也講授儒家的「孝」道。60TAM313:07/3義熙元年辛卯抄本《孝經解》殘卷存五行，第一行抄有「孝經解」三字墨書，當為標題，第二行以朱書記述抄寫之人云：「釋比丘戒妙，孝經一。」

此外，吐魯番出土文獻中還有一些宣傳儒家文化人物的正史寫卷，這也證明當時此地對儒家文化的信仰。比如，德國國家圖書館就藏有唐朝前期抄本《史記》卷六七《仲尼弟子列傳》之殘片。

唐太宗繼位后，對儒學高度重視。《資治通鑒》卷一九五《唐紀》十一「太宗貞觀十四年」條：「是時上大征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已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弟子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可見唐朝未滅高昌之前，高昌國依然派學生前來唐帝國學習儒學。

唐滅高昌建立西州，對高昌人的懷舊情愫給予了最大限度的包容。由於高昌的儒學長期受到北魏的影響，具有濃厚的北方儒學特點，與唐代融通南北的儒學還有所不同。我們相信在唐滅高昌的一段時期內，原有的高昌儒家經典和注文還會存在下去。難怪唐西州的《論語》有那麼多的鄭氏注寫本，有不少《急就篇》寫本，但同時又有大量的《千字文》《開蒙要訓》寫本，這些都說明，唐西州的儒學既有唐代儒學的總體特色，又有高昌國時代傳下來的地方特色。

內容來源：《光明日報》6月3日

本期編輯：鄒蘭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