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如何在IMF爭得一席？ 背後是中日實力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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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最為外界熟知的身份是IMF首位華人副總裁，曾是周小川和拉加德的親密戰友。從搬運工少年、復旦學霸、人民銀行副行長，再到人民幣進入SDR貨幣籃子的重要推手，他的一生頗為傳奇。那麼，這一切的經歷和成長背後有哪些不為人知的故事？

朱民完整訪談

朱民，最為大眾所熟知的身份，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副總裁。2015年11月30日，這個總部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國際組織因為批准「人民幣入籃」的消息，在一夜間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字。

「那天我們鼓掌了，很難得的。」談起人民幣獲准進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的時刻，朱民仍難掩興奮，「國際組織是非常嚴格的，沒有開會鼓掌什麼的，但很多新興經濟國家帶頭鼓掌。因為他們意識到，這是一個歷史的時刻。」

朱民在2011年7月被任命為IMF副總裁，成為這一具有七十多年歷史的國際組織中，首個進入管理層的人 。

在擔任副總裁的五年中，他成為新興市場國家在IMF中的代言人，不僅推動基金份額改革，也將「增長和就業」的新基因注入全球治理的新思路中。而在人民幣正式入籃，開啟新篇章的前夕，朱民激流勇退，義無反顧地回到任教。

具有國際監管經驗、深諳金融體系運作的他，似乎可以選擇一條更有「錢」途的路，但朱民對回國的選擇，頗為滿意，「回國從來就不是一個選擇。就像子女對父母一樣，是有使命的。」

2017年3月，在這個乍暖還寒時節，《財約你》節目組走進人民銀行的會客大廳，和這位頂級「國際公務員」聊了聊他回國之後的心愿，回顧他曾親身參與的金融改革，以及他推動加入國際治理過程中一場場不見硝煙的「戰役」。

赴約而來的朱民，仍穿著標誌性的黑色高領衫，外加卡其色的休閑西裝，對曾經親身創造的金融史，朱民說起來雲淡風輕。而只有談到恩師時，他不禁數度哽咽，令人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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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和一碗羊肉湯

朱民，是破格進入IMF管理層的第一位人。從上任前被美國輿論質疑，到離任后各國執董排隊相送，朱民經歷了「鬥爭的六年」，也改變了海外對官員不善言辭、古板陌生的刻板印象。但朱民從不認為，他是一個人在戰鬥。

「我（擔任IMF副總裁）這個事，曾經還沒有開始就結束了。」朱民對《財約你》主持人馬騰回憶起爭取IMF副總裁之位的國際「暗戰」。爭取國際金融組織高層管理權的背後，是后金融危機時代新興經濟體和發達國家之間話語權的博弈。

在朱民之前，以歐美為主導的IMF內部，長期執行一正三副的管理層架構。總裁一般由歐洲人擔任，二號人物則一般為美國人，幾十年來成為慣例，高層人選也和其背後國家的國際地位掛鉤。但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歐美國家經濟進入衰退期的背景下，恰逢日本籍副總裁準備離任。政府推薦朱民，參與下一屆副總裁的選聘。

「但到了最後時刻，日本政府改主意了，不願意讓出來。」朱民對《財約你》表示，「我印象特別深，我那天在歐洲出差，臨時打電話，讓我不用去參加伊斯坦布爾IMF的年會了。等我到了伊斯坦布爾的當天，日本人宣布繼續連任。」對於日本人的再任，IMF有自己的考量。日本是IMF的第二大股東，對該國際組織的資金支持，僅次於美國。

「反正伊斯坦布爾的羊肉挺好，當時準備吃完就打道回府。」朱民開玩笑似地說道,

正像周小川所說，「事情還沒完」，朱民通向IMF的大門沒有就此關上。央行行長周小川當時就敏銳地察覺到，新興經濟向上發展的「大勢」不容忽視，「事情還沒有做完」正是周小川在關鍵時刻做出的判斷。2008年的金融危機后，第一次對全世界經濟增長新增部分的貢獻超過50%。全球經濟增長的重心正悄然移向新興市場，特別是。

在經過持續數月的溝通和博弈之後，IMF認同，加入管理層是世界大勢的需要。朱民得以成為IMF總裁特別顧問。一年之後，IMF開闢了第四名副總裁的職位，也迎來了首位籍的高管——朱民。

看清機遇的同時，朱民要想在IMF站穩腳跟，則是憑藉過硬的專業素質、果敢的辦事風格，以及快速學習的能力。朱民在基金組織的第一關，就是協助IMF總裁拉加德處理歐債危機。

化解歐債危機對於IMF，是個巨大的挑戰。因為此前IMF只能對單個國家進行救援，但是歐元區從法律框架看，貨幣、貿易政策並不由單一國家決定，而是區域性政策，這讓解決歐債危機一事，高度外交化和政治化。在談到何為處理歐債危機的關鍵時，朱民的表述是「尋求利益的交叉點」。

而「尋求利益的交叉點」、進行多層次的協調，後來成為朱民處理複雜國際問題的專長。德國經濟學家桑德拉· 諾薇迪(Sandra Navidi)曾高度評價朱民在歐債危機中的表現，「基本立場固然重要，但是歸結到最後，都是人的行為表現。考慮到日益增加的全球摩擦，以及新興的孤立主義傾向，像朱民這樣的通達各方細微差別的連接性人才，不可或缺。」

朱民在面對歐債危機的魄力和金融專業性，令人信服，從而成為IMF管理層中不可或缺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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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MF打贏關鍵「戰役」

作為IMF中新興市場的代言人，朱民任期中的亮點之一，是推動人民幣進入SDR。朱民將這個過程，稱為「的、也是世界的戰役」。

「這場戰役的影響，今後一百年還會存在。」朱民對《財約你》主持人馬騰表示，「這改變了國際金融經濟治理機制，也是走向世界金融舞台中心的歷史一步。」

「當政府提出人民幣入籃要求的時候，基金裡面真是打翻天了。」朱民解釋道，人民幣能否進入SDR，不僅涉及到技術層面的論證，更摻雜了政治層面的博弈。在技術層面上，人民幣是否符合「可自由使用」的入籃標準，需要補足是否在國際上廣泛交易，以及在外匯上自由使用的數據依據；在政治層面上，既要面對美國等傳統金融寡頭，對新興市場增加話語權的阻截，也要考量因為擔心新興市場被迫提速市場化改革的善意提醒。

朱民稱，「經過慎重地考慮，中央決定，這是一個機會，我們要抓住。」一方是隨著經濟體量擴大，試圖脫鉤美元、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另一方是份額改革受困於美國、但希望擴大基金組織規模和國際影響力的IMF。兩者最終在合適的時機交匯。

曾有IMF內部人士對《財約你》表示，人民幣在衝擊入籃的過程中，除了央行等機構和IMF保持有效溝通之外，朱民也發揮了重要的橋樑作用。

「從西方人的角度來看，朱民不帶偏見的洞察力和準確的判斷力是無價的。特別是在一些關鍵時刻，在外界對『霧裡看花』，並覺得震蕩劇烈的時候。」 德國經濟學家桑德拉(Sandra Navidi)曾這樣評價朱民在關鍵問題上的溝通能力。在人民幣衝擊入籃的過程中，還曾出現股市大幅震蕩，一時間風雨滿樓。除了政府、央行堅定不移地推動改革之外，朱民等金融外交家的積極溝通，為人民幣最終入籃助力。

早在銀行供職期間，朱民就已顯露出深諳國際標準、對金融市場理解精確、以及不畏困難的行事作風。

1999年，國務院批複中銀香港重組上市計劃，中行成立中銀重組辦公室，朱民擔任辦公室總經理。由於歷史的原因，中行的所有權結構複雜，讓很多人並不看好中銀香港的重組和上市。但朱民在經歷了「20多噸文件每個字每個標點符號都要過目且不能出錯」的日子后，如期完成任務，后升任中行行長助理。2003年，朱民頂住諸多外界質疑，又承擔起銀行集團重組和首次公開募股的「大任務」。

「1996年的時候，《經濟學人》發表了一篇文章，第一句話是銀行的灰樓在阜外的寒風裡簌簌地站著，的銀行業正面臨技術破產的邊緣。」朱民稱，「這句話，印象特別深。

為了打贏國有銀行重組這一仗，朱民從處理不良資產、處理人、建機制三件事同時入手。值得一提的是，在重組過程中，監管方對國有銀行市場化是否可控，有所顧慮。 朱民提及，當他建議雇傭一家海外會計師事務所來審核賬目時，受到官方質詢，是否會涉及泄露國家機密。但朱民堅信改革，仍引入了滙豐和高盛這樣的外資銀行擔任IPO諮詢，並引入海外人士進入董事會。

朱民表示，按照國際標準，銀行就需要商業運營，「在當年打那個仗真是不容易，但是，我覺得當時中央的決心是很大的，給了很大的支持。」中行兩次國際化的嘗試，讓朱民國際銀行家的形象清晰展現。

2006年，銀行順利在香港上市。朱民升任中行副行長，主管財務、內控、法律、戰略和研究等業務。在中行任職十多年後，朱民在2009年調任人民銀行，后赴華盛頓任IMF副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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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搬運工到心繫金融改革的學者

一向以國際金融家專業形象示人的朱民，在提及老師洪文達時，數度哽咽，令人動容。

作為恢復聯考后的首批大學生，朱民畢業於復旦大學經濟系。在留校任教3年後，赴美留學，先後獲得普林斯頓大學公共行政管理碩士學位，和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畢業后，曾擔任世界銀行政策局經濟學家。在美擁有穩定的收入和事業的朱民，在90年代，突然選擇回國，曾讓人頗為驚訝。

與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原院長洪文達在1995年的一次徹夜長談，對朱民的人生選擇產生了重大影響。

「他（洪文達）說，的改革開放如此的方興未艾，像你這樣的人，你沒有選擇，一定要回去，加入這個大潮，把自己學到的知識為做一點事。你死而無憾。」朱民回憶起病逝的老師，數度拭淚，難以平復心緒。

在就讀復旦之前的十年裡，受時代的影響，朱民從16歲開始就被分配到工廠，當搬運工，工作第一天就背200斤的糖包。對於很多與朱民曾共事的國際人士而言，很難想象現在溫文儒雅、學識淵博的他，曾經經歷了怎樣不一般的青年時光。

但朱民回憶起這段時光，顯得很平靜，「我懂了什麼是生活。」

在《財約你》主持人馬騰的追問下，朱民表示，生活永遠是不順利的。生活永遠是充滿著責難，「要看你有沒有意志和能力去克服這些困難。」這似乎也能解釋朱民在一次次歷史性「戰役」中的果敢和堅韌。

第二次回國的朱民，接到了更多頂級國際機構的工作邀約，但他均婉言謝絕，選擇成為清華大學金融研究院院長。一來，可以繼續做他喜歡的研究，發揮學術專長，二來，可以為人民銀行等監管機構提供分析和政策建議；三來，可以為金融國際化和全球化培養和輸送人才。而早在IMF任職期間，朱民就投身慈善事業，主要推動寒門學子，獲得更好的教育機會。

「我覺得，我走過了一段很長的路，看到了很多世界，也學了很多東西。」朱民對《財約你》的主持人馬騰，這樣說起自己第二次回國的緣由，「人在不同的階段，是有不同的責任的。工作的時候，你的責任是添磚加瓦，工作退了以後，你要把經驗交給別人傳下去。」

朱民人生的下半場，才剛剛開始。這對正在積极參与國際金融治理的而言，大抵是個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