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葭：跟日本人「合作」的代價

--- Tips：點擊上方藍色【大家】查看往期精彩內容---

摘要ID：ipress

很多論者簡單地認為這些人為日本人做事只是為了發家致富，可事實上，「漢奸們」不僅在道德上付出慘痛代價，在實際經濟利益上，也同樣付出慘痛代價。

從南京大學廣州路校門進去右轉，經過南園十一號宿舍樓往東，有一幢兩層德式灰色小洋樓，青色洋磚立面配以白漆窗欞及欄杆，輔以紅色瓦頂，掩映於綠蔭叢中。建築整體給人以肅穆、沉穩的感覺。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建築時是在2000年，彼時這幢樓破敗不堪，周圍荒草雜生，人跡罕至，幾乎是南大校內的危房。

2003年，德國總統約翰內斯·勞訪問南大之後，由西門子公司出資，這幢樓經過三年修繕，作為「拉貝與國際安全區紀念館」對外開放。拉貝是1930年代德國西門子公司駐華代表，他與十多位國際人士一起，在南京遭受日軍進犯之際，發起建立3.88平方公里的國際安全區，最多時保護了25萬難民。

▲ 拉貝與國際安全區紀念館

《拉貝日記》中文版於1997年出版，記錄了1937年9月到1938年2月的南京尤其是國際安全區內的情況。卜正民教授的《秩序的淪陷——抗戰初期的江南五城》，其中一章即專談「南京的共謀」，以國際安全區為考察對象之一，可以參照閱讀。我以為在讀完卜著之後，可以重讀《拉貝日記》，一定對拉貝當時的兩難情形有更多理解。

卜正民這本書著於2005年，其繁體中文版由林添貴先生翻譯，書名為《通敵：二戰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遠流於2015年7月出版，僅比大陸的簡體中文版早三個月。我沒有對比二者的區別，序言里並未提及是否有刪節之處，但從書名看，顯然簡體中文版對人情緒的刺激更為克制一些。

▲ 秩序的淪陷：加拿大漢學家卜正民著，商務印書館2015年10月版

這本書的分析對象是在日軍佔領江南之後，那些「不得不」與日軍配合建立佔領政權的人。在民族主義的分析語境下，這些人可以被稱為漢奸、帶路黨，他們是為虎作倀的罪人。也正因為他們被貼上了這樣的標籤，因而不被重視與留意，很少有人能夠進入到一個複雜的歷史情境去考察這類人。小到崇明島的一個鄉村保長，大到南京偽府的首腦，在做出通敵、「合作」這樣的決定之時，到底基於什麼樣的理由？

遺憾的是，當時大部分普通人，既沒有選擇抵抗到底，也沒有選擇通敵，而是接受了佔領政權的統治。尤其是站出來維護秩序的地方精英，助紂為虐之外也幫助了佔領區的同胞。如果不訴諸道德語言，如何去理解這樣的行為？如何進入這片灰色的廣闊地帶？作者小心翼翼地說：「我希望讀者能暫時放棄這一觀點，即與日本人一起工作是一種犯罪行為。」在我看來，作為一個學者，這幾乎是對市場的「冒犯」了。

▍無法評價的灰色行為

多年前負笈南雍之時，我經常去南大圖書館，在北門入口內側，地面上有一塊大理石與銅條鑲嵌製作的金陵大學四字變體的校徽，比一張圓形餐桌還大。每次踏上這塊校徽的時候，我都能想起，在南京最為凄慘的那三個月里，這幢建築正是國際安全區的婦女難民營，穿越幾十年回去，我似乎都能聽到這裡撕心裂肺的聲音。

讀嚴歌苓《金陵十三釵》，裡面描述的環境我很熟悉，有如親見，讀來不免更為投入。小說情節是有所本的。卜正民書中描述的商人王承典，參與國際安全區的建立，從日本人那裡為難民們拿糧食，甚至冒著危險，從日本人那裡偷偷搬走了比答應的多得多的糧食，他甚至挑戰日本人說「不爽你就殺了我」。假如，我們不知道他其他的故事，差點就認為他是英雄了吧。

可是，他在魏特琳眼皮底下，從金陵女子學院為日軍挑選年輕姑娘。這又是讓人特別不齒甚至是憤怒的事情。但這件事在他那裡可以這樣解釋：給日軍送去一些姑娘，可以避免更多的婦女受害。聽上去這種邏輯對不對？恐怕很多人都難以接受吧？

在安全區，往往就是這樣一些與日本人「合作」的人，在維持日常的生活與秩序，他們為虎作倀，也助人救難，這就是一個人身上的不同面向，也許無法簡單地用「漢奸」一詞完整囊括。

用作者的話說：「當一個點頭邊能置人於死地或使一個人成為妓女，而一句恰當的話又可能使他們幸免於難，這是一種多麼痛苦、多麼難以應付的情勢啊！」這種情勢可以推而廣之到戰時的整個淪陷區。假如一個人不願意追隨政府西遷，也不願意參軍抗戰，而就是想在原地不那麼危險地過日子，行不行？某種程度上說，在那個時代，大部分人的選擇也就是如此。

▲ 《風聲》電影中李冰冰飾演的李寧玉，被定義為為日本人做事的普通人（與原書不同）

加入汪偽政權或者地方佔領政權的那些人，很多人是基於現實的考量，尤其是公務員。很多人此前任職於北洋政府或者南京政府，因為沒有西遷或者逃難，敵兵佔領后，需要重建當地秩序，他們可能就是最容易被徵召的人。面對槍口，那你干還是不幹呢？尤其是，供給難民食物、恢復交通運輸、建立安全防護措施等工作，這些活兒必須有人干，而日本人不會幹。

那麼，做這些事情的人，確保社會的再生產和維護難民的正常生活——這種行為該如何評價？在作者看來，他們是典型的實用主義者，目的是為了重操生計，保護同胞。作者以同情的筆觸說：「沒有人知道日本人的軍事進攻將持續多久，甚至不知道日本人是留下來還是離開。」尤其是，在抗戰初期，敵軍節節勝利步步深入之時，局面顯然有利於日本人，那麼與新統治者合作的動機自然會增加。

在抵抗與通敵兩個極端之間的合作行為，日本人稱為「親善、提攜、合作」，在曾大面積發生，這個毋庸諱言。作者也拿歐洲的類似情況作為對比，為「合作主義（collaborationism）」做了準確的定義，但又指出了的特殊性，即民眾對於頻繁更換統治者幾乎是無動於衷事不關己的心態。這種「城頭變幻大王旗」的狀態，是過去幾千年人的常態。

▍意識形態的困境

對日本而言，1937年的那個冬天也是一個難以抉擇的時刻。是要給一個教訓的戰爭？期待出現一個親日的政府？結果變成了佔領並扶植建立一個親日政府的全面戰爭。這一轉折發生於當年的12月1日，日本決定在的北方和南方分別建立「自治」機關，作為佔領的政權機關。

日本侵華之際，在其國內瀰漫著一種「東亞主義」的自大情結。作為亞洲唯一一個未被殖民又實現了工業化的「現代化」國家，許多日本人認為反對歐美國家對的殖民，首先就是推翻南京政府。北洋後期直至南京政府十年以來的親美外交，讓日本外交及軍界人士對的外交路線頗為惱怒（見騰訊大家拙文《小粉紅與趙家樓》）。

所謂「亞洲反殖主義」的主要觀點就是，中日作為同文同種的黃種人，要共同反抗歐美白種人加諸及亞洲其他國家的殖民桎梏。「同文」即表示中日共享同一種文化淵源。在很多日本人看來，在他們取得輝煌成就的今天，還要承認文化來源於積貧積弱的，這已經很算抬舉人了，而且增加了日本自身的焦慮感。

現代化以來的日本，就是在不斷抵制與反對這種「同文」觀念。日本的近代化與現代化過程就是不斷西化、不斷脫亞入歐、不斷遠離排斥文化的過程。所以對日本人來說，拿這一點作為「幫助」的理由，實在是牽強附會了。尤其是在戰爭的情況下，「同文」、反殖並不能向人解釋日本人何以侵華。

可是，在軍國分子看來，侵華就是對歐美殖民的反制。中日戰爭在日方看來，就是要以日本對的殖民代替對歐美對的殖民，不過是亞洲新興國家日本挑戰歐美的一個戰場罷了，本身的原因並沒有那麼重要。這樣一來，提攜、親善云云，不過是借口罷了，所以這種宣傳毫無吸引力。侵略就是侵略。

這種意識形態使得日軍在佔領領土后建立的政權，毫無合法性與吸引力。雖然興亞院早期做出的研判認為日本將獲得人的認同。這基於以下理由，長城以內的本部，頻繁遭遇外族入侵，蒙古和「滿洲」對的佔領曠日持久，並最終為人所認同。而「滿洲人」才剛剛離開，那麼日本入侵后，假以時日，只要建設和安撫做好，最終也會為人認可——尤其還是「同文同種」的兄弟之邦。

假如在前現代——也許再早一百年——做出這樣的判斷有其依憑。可恰恰在過去的三四十年裡，的民族主義思潮崛起，人自認應該是一個亞洲的大國，中華民族的塑造與認同剛剛完成不久，以蒙古和「滿洲」作為比對的確是太刻舟求劍了。再說，現代民族主義的型塑，與日本關係非常密切，從甲午戰爭到二十一條，現代的民族主義，不就是日本在推動的嗎？

這樣暴戾的日本，在1930年代，已經不是人的「同種」，也不是滿蒙那樣的「異族」，唯一的定性就是敵人。敵人是無法被認可的。我讀《季鸞文存》的時候，張先生通常會用「暴日」這個詞，可見當時連知識界都不會認可日本的說辭，遑論普通人。

▍高風險低回報的「合作者」

另外的困境則在於，由於侵華的全面化，日本軍方並不打算為佔領地付出任何財政成本，基層政權如自治會或政府的維持，均需要人自行籌組財政來源。偽政權認為自身的合法性只能來自於恢復經濟和社會，保障難民生活，至少不能比南京政府的基層政權差。但一個需要外國軍力支撐的政權，不論在經濟層面取得多大成就，都不能獲得其合法性。

日軍在佔領過程中，一方面要摧毀人的抵抗能力，要摧毀基礎設施和生產，一方面在佔領之後又希望保護該地的經濟能力和基礎設施，這二者又是矛盾的。合作者既要照顧日本人的利益，也要保護本地的生產，在其間也很難平衡。很多論者簡單地認為這些人為日本人做事只是為了發家致富，可事實上，「漢奸們」不僅在道德上付出慘痛代價，在實際經濟利益上，也同樣付出慘痛代價。

對於參與其中的人來說，進入偽政權其實並非一件划算的事情，尤其還需要在道德上背負罵名，這使得參與成本增加而收益減少。只能用槍口下的無奈以及人特有的忍辱負重來解釋。從人性的角度看，這是不是一件可以解釋的行為？當然，會有人說，為什麼有那麼多人選擇逃難或者參軍？可是每個人的情況都不同，有去了延安的人，也有選擇在汪偽政權下的偽中央大學讀書的人。

作者在鎮江的例子里分析當時的偽縣長郭志誠，作為當地數一數二的企業主，為了維持佔領后的生產秩序，他幾乎是拿出企業的錢來維持鎮江縣級政權的運作，完全是吃力不討好的舉動，可他並不是那種沒有錢逃跑的人。在歷史檔案中，完全看不出郭在這個職位上有任何利益，他的弟弟也被日本人抓進監獄，用利益驅動無法解釋這種行為。

此外，由於國共兩黨都有游擊隊或者鋤奸隊針對這類基層政權的合作者進行暗殺，故而他們的生命時刻處在危險之中，日本人並不承諾保護他們的生命安全。上了年紀的讀者或許還記得《烈火金剛》里的何大拿、何志武父子。卜正民寫的正是這類鄉紳或者頭面人物。但在傳統的敘事中，他們就是猥瑣不堪、利欲熏心的漢奸形象。

▲ 小品《主角與配角》中的漢奸與八路軍

革命的激情也許是不講理性的。在作者舉的另一個崇明縣的例子里，游擊隊在1940年春天在公路埋雷，炸死日軍26人，在隨後的報復性掃蕩當中，當地有3000人喪生，10000人的房屋被毀。而崇明縣的偽縣長不得不出面申明，掃蕩行動毀掉了「良民」的生命與財產。前不久關於地雷戰的網路討論中，也曾有過地雷戰對淪陷區百姓的影響爭議。

不管是這類暗殺或者地雷戰，還是偽政權的維護，我們恐怕都很難從理性上去作判斷。有人會說，抗日的理念是最重要的，但置於那個具體的情境，假如你就是崇明島的居民，在炮火硝煙之中，這種抽象的高級概念，與個體的溫飽與安全相比，你該怎麼選呢？

▍灰色地帶

大家也許記得電影《色戒》里的易先生，他就是一個偽政府的高官，可他過得並不快樂，因為不管是延安還是重慶，都想置他於死地。他時刻生活在恐慌之中，這種日子並不好過。在傳統的敘事中，這樣的人罪惡、怯懦而且墮落。可是，李安卻把他放進了一段風月情濃中去解釋。

▲ 《色戒》中的易先生，原型為汪偽特工頭目丁默邨

在過去形成的歷史敘事傳統中，抵抗樹立了一種絕對正確。作者分析說：「鑒於抵抗所承載的國家尊嚴是如此有分量，那麼大多數人自然發現通敵是難以忍受的。」其實不只是，戰後好多國家都發現，除了抵抗外，通敵與「合作」的確存在，這是一個繞不過的問題，因為與整個民族的尊嚴有關，也成為一個異常敏感的話題。

國共兩個民族主義政黨，在面對合作者比如汪偽政權、偽滿洲國之時，難得出現共識，但也避開了歷史研究中相當多的可進入地帶，歷史的迷霧也因此而起。國共的另一個共識也許是孫中山，當然這是另外的話題了。

卜正民這部著作，在我以為，與傅葆石那本《灰色上海》一樣，掀開了人過去的隱痛。有時候我都不敢假設，假如沒有太平洋戰爭，將會如何。而本部大部分淪陷，這樣的事實誰也不能否認，那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段歷史，不能因為我們曾經是俘虜、是奴隸，曾經是戰敗者，就把那段歷史與屈辱封存起來。

卜正民教授非常有勇氣地挑戰了這個話題。作為一個加拿大人，他沒有民族主義者的包袱，但他深知民族主義的禁忌何在。事實上，卜正民還有一本《民族的建構》值得一看。他這本書為我們開啟了一扇隱秘的大門，就是如此，因為除了民族與國家的尺度，人，具體的人，也應該是我們評價歷史的尺度。

【參考書目】：
［加］卜正民：《秩序的淪陷——抗戰初期的江南五城》 潘敏 譯 商務印書館 2015年
［德］約翰·拉貝 《拉貝日記》 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7年
張殿興：《汪精衛附逆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08年
陳鵬仁：《汪精衛降日密檔》 聯經出版公司 1999年
［美］傅葆石：《灰色上海：文人的隱退、反抗與合作》 張霖 譯 三聯書店 2012年

【編者注】本文在發表時有所刪節。



作者：賈葭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資深媒體人。

【作者文章推薦】

弱國真的無外交嗎？

小粉紅史記——從抵制日貨到火燒趙家樓

台灣小確幸，不過是包裝過度的失敗感

·END·

大家 ∣ 思想流經之地
英文ID：ipress

洞見 · 價值 · 美感

※本微信號內容均為騰訊《大家》獨家稿件，未經授權轉載將追究法律責任，版權合作請聯繫[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