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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為什麼仍需要魯迅

澎湃新聞記者 高丹

7月初,已經以養老院為家的學者錢理群出版新書《魯迅與當代》。

7月8日,在北京舉辦的新書發布會中,他就魯迅思想與當代問題做了演講。今年已79歲高齡的錢理群談吐幽默亦飽含智慧,說起魯迅,可侃侃而談。

錢理群就魯迅思想與當代問題做演講。

《魯迅與當代》彙集了錢理群散見於報刊,收在隨筆集中的有關魯迅的文字,且基本都為錢理群在2002年退休以後的作品,大多數是演講稿和序言。此外,該書還編選了供不同年齡讀者閱讀的魯迅作品讀本,旨在將魯迅思想轉化為當代思想文化教育資源。命名為《魯迅與當代》,即體現了作者將魯迅思想寫入當代語境的思想要義。

迄今為止,錢理群出版的研究魯迅的專著與論文集已有十本,分別為《心靈的探尋》《話說周氏兄弟》《走進當代的魯迅》《與魯迅相遇》《魯迅作品十五講》《遠行以後——魯迅接受史的一種描述(1936—2001)》《魯迅九講》《錢理群中學講魯迅》《活著的魯迅》《中學語文教材中的魯迅作品解析》。

《魯迅與當代》共分為三輯,第一輯為「我們為什麼需要魯迅」第二輯為「魯迅與當代青年的相遇」,第三輯為「重看歷史中的魯迅」。每一輯各有側重。錢理群試圖概括出不同時期持不同主張的魯迅,如文化中「另一種存在,另一種可能性」的魯迅,「具有原創性與民族精神源泉性的思想家、文學家」魯迅,「左翼魯迅」和「東亞魯迅」等。此外,通過與不同的人群談論魯迅,錢理群自覺地開拓一個當代人與魯迅交流的廣闊空間,並試圖闡釋魯迅的當代接受。錢理群也將魯迅復原到歷史的語境與關係中,希望激發這個時代對於魯迅的新的思考。

錢理群大半生從事魯迅研究,他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他對於20世紀思想、文學與社會持續關注,亦對知識分子的歷史與精神有著深度考察。

魯迅和海嬰

今天我們怎麼說話?

演講中,錢理群以關於魯迅的三個故事作為開場。

第一個故事是「令人擔憂的小白象」。魯迅的妻子許廣平生下孩子海嬰后,夫妻倆商量給孩子起什麼小名,魯迅見到剛生下不久的海嬰周體通紅,便將他喚做「小紅象」。魯迅的老朋友林語堂曾給他取了綽號,他說魯迅是頭「另人擔憂的白象」。許廣平解釋說,我們在動物園裡看到的象,大多是灰色;遇到一頭白色的象,就顯得「難能可貴」,同時,又讓人感到「特別」:不放心,令人擔憂。

第二個故事是關於魯迅的文章《論「他媽的!」》。

文章中,魯迅寫:「晉朝已經是大重門第,重到過度了;華胄世業,子弟便易於得官;即使是一個酒囊飯袋,也還是不失為清品。北方疆土雖失於拓跋氏,士人卻更其發狂似的講究閥閱,區別等第,守護極嚴。庶民中縱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並。至於大姓,實不過承祖宗餘蔭,以舊業驕人,空腹高心,當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護符,被壓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將他們的祖宗當作仇敵。」

錢理群說:「這個文章就可見魯迅思維的特別之處,『他媽的』本來是我們司空見慣的國罵,魯迅卻對其進行考證,從晉代的門閥制度導致的門第之見說起,寫下品寒門出身的人曲線反抗,通過詛咒貴胄的媽,表達自己對於他們仰仗上一輩蔭庇的反抗,且是一種卑劣的反抗。」

「從『他媽的』這個國罵可以發現古代的等級制度和國民的弱點:即卑劣的反抗。」錢理群說。

第三個故事是關於魯迅的文章《我要騙人》。

「很多人都認為魯迅一定是說真話的人,這個文章他公開承認自己騙人,魯迅也是有所講有所不講的,且在一定的情況下,還要騙人。那麼我們該如何說話?」錢理群說。

「比如人家生了孩子,你說:這孩子將來一定要死的。你說的是真話,可是會挨打,但是你又不願意說類似於這孩子將來一定要升官發財的假話。這時候,你可以這樣說:『你瞧,這個孩子,他多麼……哈哈哈』這樣模稜兩可的話。」錢理群說。

「但是,如果有非要讓你表態的場合,你該怎麼說話,我說了三個建議:第一,說真話本來是一個人的基本的道德,作為年輕人要盡量說真話;第二,不能說真話的時候你就沉默,不表態就可以了;第三,如果不表態不行,你必須要說假話,說假話三個底線:第一你要分清是非,你要知道自己的表態是錯的,你要知道真話是對的,假話是錯的;第二你說假話是被迫的,不能是為了給自己謀私利而說假話;第三不能傷害第三者。」錢理群說。

《魯迅與當代》

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據的

錢理群大半生研究知識分子的精神與思想,7月8日的演講中,他說:「是文字的遊戲國,人擅長做戲。漢語的靈活性就造成其有很多言外之意,你不能只是做表淺的把握。」錢理群說。

魯迅在《由女人的腳,推定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中寫:「我們平時,是決不記得自己有一個頭,或一個肚子,應該加以優待的,然而一旦頭痛肚瀉,這才記起了他們,並且大有休息要緊,飲食小心的議論。倘有誰聽了這些議論之後,便貿貿然決定這議論者為衛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億里了。」

錢理群說,我們在後真相時代更加容易陷入困境,我們要有獨立的思考與判斷。

那麼我們該如何去堅持和相信什麼呢,魯迅在《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中寫:「要論人,必須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誆騙,卻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樑。自信力的有無,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為據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錢理群亦認為,的脊樑與前途不在「狀元宰相」,而在底層:「看為前途而努力的底層,他們現在不光是不被注意,他們甚至是被抹殺的。我找到兩個群體,一是第一線的中國小的教師,每個學校都有一兩個為數不多的、但是堅持教育理想的真正的教育者。二是大學生中真正的志願者,他們在行善舉,在踐行著理想。」

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寫:「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這是一件極偉大的要緊的事,也是一件極困苦艱難的事。」

錢理群說:「我提出年輕人要健康地、快樂地、有意義地活著,要幸福而合理地活著:既要在物質和精神之間取得某種平衡,也要在個人發展和社會責任之間取得某種平衡。要控制自己,運用智慧,慢而不息地活著。」

錢理群在書中所收的《在台灣講魯迅》一文中寫到:「魯迅對於民主、平等、自由、科學等西方工業文明的基本理念,採取極為複雜的態度:一方面肯定其意義,因為他們對東方專制主義是具有批判力的;另一方面也要提出批判,因為這些理念極端化,會使人成為物質的奴隸、科學技術的奴隸、民主的奴隸,也就是從根本上會導致對個體精神自由的壓抑。」

錢理群在演講中對這個觀點展開了闡述,他說:「如果把科學作為宗教,陷入了唯科學主義就是危險的。這樣的人生會陷入枯寂:缺少美感,缺少人類的情感。民主的一個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這就有可能導致多數人對於少數人的壓迫。還有,自由絕對不是平均主義,為強調平等而把一切都削平是危險的。」

「從魯迅和胡適的演講的姿態和效果中,可以看出他們兩個人很大的不同。胡適的演講很有鼓動性,因為他目標明確,意志堅定,意氣風發地指導學生路應該怎麼走,學生聽了也很激動,目光閃閃:跟著胡先生走就行了。魯迅則不然,總是猶豫不決,講完一個觀點,又立刻進行質疑。比如他講《娜拉走後怎樣》,剛剛講』經濟權最要緊』,馬上就說:『可惜我不知道這權如何取得。』也就是說,他不是自己掌握了真理,有現成的路指引青年走,而是自己也是尋路者,一切都不明確,要每一個聽眾自己去想。」錢理群在其文章《對魯迅與胡適的幾點認知》中寫道。

錢理群以魯迅對於報恩和對於愛的看法來為佐證,他說:「魯迅認為,孩子對於父母,其實就是他們性交的自然的生育過程,是生命的繁衍,並沒有什麼恩情可言。如果其背後隱含著一種:因為我生你,我就有權支配你的態度,那就把親子關係變成權利關係了,而真正的愛是出於本性、天性的、超越利害關係和交換關係的。同樣的,愛的糾葛,也會妨礙一個人獨來獨往,妨礙一個人做出獨立的選擇與價值判斷。」

「魯迅拒絕收編,同時也絕不收編我們。使我們成為獨立思考的人,這是魯迅對我們的意義。」錢理群說。

本期編輯 彭煒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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