瀋陽審判溥儀出庭作證 日本戰犯當庭磕頭認罪

7月3日，中央檔案館在網上公開被判刑的45名日本戰犯筆供。這45名日本戰犯中，有36人是在瀋陽皇姑區黑龍江街77號的一棟小樓內受審、宣判的。1956年6月9日至7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分別在瀋陽、太原兩地對包括「9·18」事變以來對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前日本陸軍中將師團長鈴木啟久等45名在押的日本戰犯進行了公開審判。

調查取證 證據多得屋裡堆不下

1956年4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簽發命令，宣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議：審判、處理關押在的最後一批日本戰爭罪犯。同時，成立了以賈潛為庭長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

當時在撫順、太原兩地關押的1113名日本戰犯，是東京審判、南京審判和伯力審判的日本戰犯之外，比較次要的乙級、丙級戰犯的一部分。

縝密的工作為審判成功奠定了基礎。早在1954年3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從中央機關和各省市有關部門調集366名幹部組成了東北工作團，具體負責對日本戰犯的偵查審訊工作。曾參與對日本戰犯公訴的原遼寧省檢察院副檢察長郭春來回憶說，東北工作團先後分赴全國12個省開展調查取證工作。查閱檔案8000餘件，提取人證2.67萬件。並將訊問、調查、取證核實的43.14萬頁材料裝訂成2918冊案卷。「最後屋子裡都裝不下了，只好在外面搭起帆布帳篷放材料。」

在如山的鐵證面前，加上管教和偵訊人員的思想攻勢，戰犯們的思想堡壘開始崩潰。隨著偽滿洲國的二號人物——古海忠之等要犯交代罪行，其他戰犯也開始打開記憶的閘門，供述他們的滔天罪行。

中央對偵訊審判日本戰犯工作要求特別嚴，「嚴絲合縫，萬無一失」。由這些材料共同構成的戰犯罪行卷宗，每一個至少有一尺厚。卷宗形成后，破例交給戰犯本人看，有問題和疑問可以提出來，無異議就要一頁一頁簽字表示承認。「這些日本戰犯以前對待人隨意殺戮，而我們偵訊他們，完全靠事實和證據，別說毒打，一個巴掌也沒有拍。」郭春來說。

依照國際懲治標準，日本戰犯中的一些人自測，他們這千把人至少要有百十號將被處以死刑，而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長期徒刑者將以數百計之。根據中央「不殺少判」的精神，最高人民檢察院經過反覆斟酌縮減，最後敲定的起訴人數為45人。

瀋陽審判分為兩個階段，6月9日至19日，對鈴木啟久等8名軍隊系統戰犯進行審判;7月1日至20日，對武部六藏(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長官)等28名偽滿戰犯進行審判。6月10日至20日，在山西省太原市對富永順太郎、城野宏等9名戰犯進行審判。整個審判過程嚴格遵循法律規定、原則和程序，重證據、重事實。

證人出庭 控訴戰犯令人髮指的罪行

在審判期間，不斷有證人出庭指控日本戰犯令人髮指的罪行。6月9日下午，62歲的張葡萄老人站在證人席上指控日本戰犯藤田茂的部隊在山西省安邑縣上段村殺人放火的罪行時，氣得全身發抖，怒不可遏，聲淚俱下……「這位老太婆想要跳過桌子向我撲來……」站在被告席上的藤田茂如此形容當時張葡萄的表現。這個手上沾滿了無數人鮮血的日本人，最初到達撫順戰犯管理所時還曾煽動部下製造騷亂，以此來拒絕改造。然而，通過在管理所的學習改造，他的思想慢慢發生變化。尤其是作為戰俘的他能吃上白米飯，而管教人員們卻只能吃粗糧，這事兒讓藤田茂受到不小震動。這個曾自稱「以死效忠天皇」的人，最終作了悔罪發言。法庭上，他親口供述稱，曾教育部下「刺殺比槍殺有效果」，「甚至連無辜的嬰兒也殘殺了」……

「1942年10月，對灤縣潘家戴庄1280名農民採取了槍殺、刺殺、斬殺及活埋等野蠻辦法進行了集體屠殺，並燒毀了全村800戶的房屋。」日軍第一一七師團中將師團長鈴木啟久供述稱，從1941年12月至1944年10月，自己指揮所屬部隊在河北省冀東地區和河南省等地「掃蕩」、「討伐」，製造了6起慘案。「潘家戴庄的大屠殺是我命令的。我把居民全部集中在一個大廣場上，進行了駭人聽聞的大屠殺……」

6月10日下午，當年從埋人坑裡逃生的倖存者周樹恩，在法庭上開襟敞懷，袒露遍體傷痕作證，說他家12口人被日軍殺害了6口，村中血流成河，糧食、牲畜被洗劫一空……

「這完全是事實，我誠懇地謝罪!」鈴木聆聽這位44歲農民的陳述，深深地低頭躬腰，「撲通」一聲跪倒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