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2030年世界經濟主要中心將轉移到中國

文章摘要

這是一場嚴肅的經濟學討論，也是一個即將成為現實的未來

這是一場供給側改革的問題，這是一場經濟學的辯論，這是清華北大的「雙劍合璧」，是一個即將成為現實的未來。2017年3月26日下午，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舉行一場「重量級」的經濟對話，主題為「換個角度看經濟：供給側的風景」。

一位是原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

一位是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

一位是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李稻葵；

一位是WTO首席經濟學家Robert B.KOOPMAN。

如果這是一場「劍拔弩張」的經濟學對話，但為何現場掌聲不斷、笑聲陣陣？如果明明氛圍幽默輕鬆，為何嘉賓們卻為一個問題而不斷「較真」？以下是本場會議的主要討論內容：

消費升級的巨大變化

幾位嘉賓不約而同選擇了消費升級問題作為開場。原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表示，在經濟發展的現階段，供給問題已經成為了經濟矛盾的主要方面。國內中高收入人群快速增長，出現了大規模高水平、高質量的消費需求，而國內供給卻無法滿足這些新興中產階級的消費升級需要，因此，供給側矛盾已變得非常突出。

他回憶稱，曾經的出口驅動的戰略非常成功。在美國或者其他西方國家的中低收入群體，他們對於的價廉物美的產品有很大的需要。「可以說對全球的供給側來講，當時是非常得心應手的。」今天，城市中產階級崛起帶動了消費升級趨勢，他們對供給側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WTO首席經濟學家Robert KOOPMAN 肯定入世后對全球經濟做出的貢獻。他表示，入世對全球經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供應側，向全球提供優質的產品，由此改變了全球的價值鏈。

他指出，在進一步尋求內在的需求。「有這樣的能力把資源進行一個轉變，從重製造業，從過去滿足國外的需求，向輕工業以及滿足國內需求進行轉變。」他還指出，產業的比較優勢是會轉移的。「可能二十年你占統治地位，再過五十年你可能在其他行業占統治地位。」

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表示，是轉型家，走的是漸進式道路，發展和轉型是同時進行的。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持續保持經濟增長，得益於供給側的不斷調整與改革。

林毅夫認為，經濟是不斷轉型升級的過程，以前只是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有比較優勢，但現在隨著我們收入水平提高，中等收入家庭人口增加，我們也會進口。「產業升級，技術創新改善的空間，這應該是一個永恆的課題。」

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李稻葵表示，如果說刺激總需求的改革類似於中醫的「開胃」，那麼今天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類則類似於「補腎」，即增加經濟活力，增強投資，開發新市場。

「供給側改革。關鍵詞是改革而不是供給側。可能在需求側我們也需要改革。」他指出，就如同摩拜、ofo會有藏車行為，我們也要規範需求側的行為。比如養老模式改革，比如國家社會養老，我們需要培育新的市場。

談及供給側生產能力時，李稻葵表示在工程領域工業品生產方面強一點，高端消費品生產方面弱一點。主要差距不完全是工程方面的，也有市場營銷方面的影響，「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同樣的馬桶蓋，大家要到日本去買，在杭州就沒人買。」

李稻葵指出，大學培養工程師的能力很強，比如清華的工程師大學部。但現在需要將這些品牌推銷出去。不出十年，會有一批消費品的品牌殺出來的。

龍永圖開玩笑稱，這也許要靠北大多做努力。話題由此進行到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到底能不能多培養出世界級的經濟學家？

林毅夫馬上回應了李稻葵的觀點，他坦言現在經濟學家確實在國際上影響力不高，但他相信世界經濟學中心一向是隨經濟中心的轉移而轉移的。「到2030年會變成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世界經濟中心將不可避免的轉移到，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也將不可避免的轉移到，因此，我相信二十一世紀會是經濟學家的世紀。」

龍永圖則表示，成為世界經濟中心不是個量的問題，更多是質的問題。如果要出世界級的經濟學家，必須繼續進行經濟體制改革。

最後在場的所有嘉賓得出了一致的結論：經濟學得不得諾獎並不重要，老百姓生活得好才是最重要的。

從國際的角度來看問題又是怎樣呢？Robert KOOPMAN指出，的經濟學家包括林教授在全球已經很有影響，我接觸過的全球經濟學家也都是經濟學家。但是很多人沒有生活在，我在大學教書很多學生都是人。我覺得很多問題，比如很多真知灼見都來自於經濟學家。

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後有一個關鍵詞——創新。作為五大發展理念之首，創新貫穿供給側改革的始終。

李稻葵表示，目前不缺創意，主要缺的是制度上面的創新。「改革和政府創新的不足，約束了我們的手腳。」

龍永圖指出，供給側改革的要點並不是生產什麼，而是如何更加高效地生產出更高質量的產品。「只有創新才有可能使產品更高效、更高質量的生產。」他同時強調，產業政策必須對不同所有制企業一視同仁，不然這種產業政策是不會產生真正的最有競爭能力企業的。

那麼問題來了，到底需不需要產業政策呢？

林毅夫提出，供給側改革與產業政策的關係應是相輔相成的，不應過度強調或忽視其中之一。政策應該是對所有企業都是公平的，在競爭當中決定誰能夠發展得好。在這種狀況之下，完全否認產業政策對電信產業的貢獻，我覺得也是不公允的。

李稻葵則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的產業政策遠遠超過發達國家。「長期以來各級地方政府互相競爭，招商引資，那些政策遠遠超過關稅保護。」他指出，供給側改革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包括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從根子上培育市場，從根子上搞好我們的企業改革，讓市場發揮它的創造力，讓政府的力量跟市場的力量這兩隻手同向使勁，這恐怕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精髓所在。

Robert B.KOOPMAN拋出了一個富有哲學性的問題：你是想要做大，還是做富？（Would you want to be big or rich？）他分析道，不見得要成為最大的，你的目標應該是成為最富裕的。

龍永圖最後總結道：正處在經濟轉型時期，從過去單純追求數量的增長，轉變為主要追求質量的提高。質量和效益應該是供給側改革的最終目標。供給側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滿足老百姓更高的消費需求，讓人民享受到更乾淨的水、更新鮮的空氣、更宜居的城市，而不是單純提高GDP總量。而創新是整個供給側改革的最重要的手段。「只要把創新這一條抓住了，我覺得我們供給側的改革就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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