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走向成熟的「陣痛」（下）

大背景導致會有這場爭論，但這場爭論是否必然發生呢？比如說，如果紅四軍前委先在領導層內部議出相應共識再拿出來討論，而不是一竿子把分歧捅到基層，更不是號召大家來「努力爭論」，思想混亂程度會不會小一些？如果有成熟的領導機制和領導藝術，做到這樣是可能的。

可惜紅四軍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那時，黨內政治生活如何運用民主集中制還在探索過程中，圍繞某個決策公開爭論是常事，甚至被當作同舊式軍隊的區別所在。參與者蕭克回憶：「那時黨內不忌諱爭論，黨的文件、黨章都規定黨內實行民主集中制，黨員對問題有看法，在未作出決定之前，可以自由討論……還說『可以舉行爭論』。所以，大多數人從關心黨、愛護黨的角度出發，發表自己的看法，展開爭論」。

發生這場風波，還與紅四軍領導層整體上年輕氣盛有關。最大的朱德40歲出頭，毛澤東35歲，劉安恭剛剛30歲，陳毅只有28歲，林彪才20歲出頭，基層黨代表們則大多同林彪的年齡相仿。毛澤東尚且還在向成熟邁進，要求這群既年輕氣盛，更心高氣盛的革命者客觀冷靜地看待分歧，未免苛刻；讓他們有話憋住不說，更難。換個角度說，這或許正是紅四軍以及那一代共產黨人的創造活力所在，如果相互之間總是禮數備至，一遇矛盾便打著哈哈繞著走，紅四軍恐怕也難成氣候。

還有，儘管大家都知道只有合力團結，紅四軍才有發展前途，可是，人處在爭執之中往往並不容易相互服氣，個人因素難免會推波助瀾。比如，讓軍委停止辦公，事實上等於弄掉了朱德的軍委書記職權，如果再有人把這個問題上升到組織原則（比如劉安恭認為不設軍委就是不按中央要求辦），或下沉到個人品質（如林彪指稱朱德「好講大話」「拉攏下層」），又沒有特殊的權威來集中意見，爭論勢必會漫無邊際，成為纏繞複雜的一團亂麻。

總體上說，這是一群有理想、有朝氣、有闖勁，卻難免自以為是的革命精英。設身處地從幾個主要當事人的角度來看這場爭論，雖然夾雜著個人意氣因素，大體也是事出有因。

先說朱德。

他對革命前途的認識和毛澤東高度一致，具有堅定信念和樂觀精神。作為紅四軍軍長，又是軍委書記，理所當然地認為指揮打仗是自己的責任，而且他也不是不重視黨對紅軍的領導作用，只是覺得應該克服前委包辦下級黨組織事務的傾向。而且，既然是一個軍，按中央規定就應該有一個軍委，怎麼能說撤就撤呢？你不能說朱德有這個想法全然沒有道理。朱德為人忠厚，在爭論中也光明磊落，一旦中央認為應該恢復毛澤東的前委書記，立刻表示，「過去的那些話我收回，我們請他回來」。毛澤東在延安時說朱德「肚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或許就積累有對朱德在這場爭論中的表現的認識。

說說陳毅。

他本是毛、朱之後紅四軍第三號人物，劉安恭來后降為第四號。陳毅在爭論中試圖調和折中，這樣做，主觀上是為維護黨內團結，結果是沒有支持正確主張，甚至是壓抑了正確主張，陷入毛澤東非常不滿意的「八面美人四面討好」的尷尬境地。被大家推舉出來代替毛澤東主持前委工作，自然希望把意見集中起來，卻又不得不模稜兩可，各打五十大板，對毛澤東的批評又略重一些。有他的表態，毛澤東落選也順理成章。陳毅是爽快人，他到上海如實彙報爭論情況，周恩來認為在大原則上毛澤東是對的，選掉他的前委書記不妥，陳毅立刻意識到自己有錯，並代中央起草「九月來信」。回到紅四軍后，他又寫信給上海中央，表示要「化除一些同志的成見（朱、毛在內），用布爾塞維克黨的態度掃除一切敷衍調和模稜兩可的陳毅主義（如毛同志所說）」。

說說林彪。

作為紅四軍第一縱隊司令，在官兵中很有影響力。他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讓毛澤東倍感溫暖，在給林彪的回信中說，「你的信給我很大的感動，因為你的勇敢的前進，我的勇氣也起來了」。林彪支持毛澤東的理由雖然談不上很深刻，但也是出於真誠，不能說當時就在投機。當然，其中確實也夾雜著對朱德的成見，表達意見的時候還使用了一些貶損朱德形象的辭彙，這反映他當時的政治水平和胸懷格局。林彪會打仗，戰功大，即使後來他叛逃摔死，這也是黨內領導層的共識。要命的是他的胸懷格局確實不寬，也愛記仇。1959年廬山會議后的軍委擴大會，本來是批彭德懷，他異乎尋常地大批朱德，說朱德不承認毛澤東是領袖，名義上是總司令，實際上沒有當過一天總司令，名聲大功勞不很大等等，這些話讓在場的許多高級將領震驚。在1929年的這場爭論中，毛澤東給林彪的回信中並沒有陷入來信的成見，認為「現在的爭論問題，不是個人的和一時的問題，是整個四軍黨的和一年以來長期鬥爭的問題」。

最後說說劉安恭。

他上過雲南講武堂，又在蘇聯學習軍事，在軍事上很懂行，到紅四軍工作確實很想有一番作為。他同朱德早就相識，又都是軍事幹部，有共同語言，兩人更接近一些屬情理之中。但他機械地執行中央「二月來信」要求，又深受蘇聯紅軍「一長制」的影響，屬於典型的教條主義。特別是初到紅四軍，沒有把情況了解清楚便立即「偏於一面」；一當上軍委書記，就要求前委少管事，有些「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味道；取消臨時軍委，他最想不通，不服氣，有牢騷，把爭論擴大化和複雜化。這些也都是事實。他後來擔任紅四軍第二縱隊司令，是很盡職的，打仗也有一套，不久在戰鬥中犧牲，殊為可惜。朱德很懷念他，在延安對人說起劉安恭，稱他為優秀將領。

毛澤東後來復任前委書記，既與中央支持有關，也與紅四軍七大后的實際遭遇有關。

毛澤東離開紅四軍后，紅四軍的日子並不好過。先是陳毅主持大局，但他很快感到前委工作之難，後來回憶，「我掛了幾天帥，感到自己不行。事情就是這樣，你不在那個位子上干不知道，一干前後一比較，就察覺出問題來了」。於是，他借赴上海開會之機向中央彙報。在上海，周恩來問陳毅，你可以代替毛澤東嗎？陳毅明確回答說「不行」。他代中央起草給紅四軍的「九月來信」，核心內容就是要把毛澤東請回來重新挂帥。

陳毅到上海后，紅四軍這個攤子便留給朱德一個人來支撐。他既要管軍事，又要管政治，還要管地方，而部隊極端民主化的傾向日益嚴重，實在是應付不過來。10月間，他在上杭主持召開紅四軍第八次黨代會，還是像此前召開的七大那樣搞自下而上的民主討論，兩天會議什麼都定不下來，甚至討論程序問題就花很長時間。代表們各說各的，誰都做不了主，最後還是要請示中央再定。會後，朱德又被迫執行中央不切實際的命令，率紅四軍去打廣東，結果得不償失，損失了幾百人。如果毛澤東當時在，按其性格或許會硬著頭皮頂回中央的錯誤命令。朱德體會到做「大當家」的難處，越發覺得紅四軍離不開毛澤東。

陳毅不久從上海回來，傳達中央「九月來信」，對毛澤東和朱德的爭論各有肯定，也各有批評，總體上是支持毛澤東的主張，要求部隊維護毛澤東和朱德在部隊中的威信。陳毅11月23日還給毛澤東寫信說：「我倆之間的爭論已經得到正確的解決。七次大會我犯了錯誤，八次大會的插曲更是錯誤。見信請即歸隊，我們派人來接。」紅四軍內部的爭論由此將迎刃而解。

毛澤東是1929年11月26日回到紅四軍的。陳毅向毛澤東當面作了檢討，毛澤東則向朱德、陳毅等表示誠懇接受中央來信中對他的批評，還說紅四軍開八大時因為身體不好，情緒不佳，寫了一些傷感情的話（指打倒「陳毅主義」）。11月28日，毛澤東分別給中共中央和李立三寫信說，「四軍黨內的團結，在中央正確指導之下，完全不成問題」，「我大病三月，現全好了」。

毛、朱、陳三人坦然釋懷，嫌隙消失，使這場爭論風波尤如分娩前的「陣痛」，終究迎來瓜熟蒂落的時刻。1929年12月，他們三人齊心合力，在福建上杭召開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古田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案」，批評了各種錯誤思想，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從而在黨和軍隊建設史上樹立起一座至今閃著光芒的豐碑。這場爭論的理論總結，就是「決議案」的第一部分《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收入後來出版的《毛澤東選集》，成為馬克思主義化的經典名篇。

解讀這場風波，讓人感慨良多。

一般說來，工作上不同的意見，在工作和事業順利的情況下，且不會出現嚴重責任和後果時，激化為個人意氣和對立的可能小一些，也不會影響相互間的信任和友誼。如果發生在危機中，發生在領導核心還沒有形成的時候，就可能演變為尖銳分歧和隔閡。在危機時刻，在眾聲喧嘩而又難以定於一計的情況下，毛澤東那樣的主張，那樣的性格，那樣的才幹，很難掩隱，自會大放光彩。反過來說，一個團隊越遭遇困難，越面臨危機，越是需要能夠果斷而正確行事的權威領導。在這種情況下脫穎而出被人們選擇的人，就可能成為核心的領導。當然，要做出正確選擇，難免會有比較，有爭論，有「陣痛」。

毛澤東在紅四軍不可動搖的地位，經歷這場成熟前的「陣痛」后，完全樹立起來；毛澤東經歷這場「陣痛」后，也在政治藝術、軍事指揮和理論認識各方面躍升到一個新的台階。所謂領袖來自實踐，為歷史選擇，大抵就是這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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