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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明:40年只做了一件事,講述中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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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的《湘西探險記》到今天的《死亡征戰》,從事寫作近40年,寫了三十幾部長篇、上百部中短篇,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副主席,報告文學學會會長何建明一輩子做了一件事,就是講述故事。

201612月,《作家》雜誌重磅推出的《死亡征戰》(單行本即將出版),講述了抗擊埃博拉疫情的戰鬥中,醫療隊到遙遠的非洲拯救了無數患者生命的出色作為。

「我希望自己講述的故事能夠溫暖世界,讓所有人能感受到的崛起對全人類是一種福音。當世界在最危難的時刻,是可以在國際大舞台上表現出大國風範、大國情懷以及大國擔當的。」何建明說。

的確,這樣的故事,足以溫暖世界。

何建明

「我們今天一直在講『大國崛起』『大國形象』,其實真正的大國崛起和大國形象,並不單指一個國家的民眾有多富裕、軍事實力有多強大,而往往是看你所承擔的國際義務有多少,尤其是遇到了他國的、全球性的危急時刻,你的國家是否真正出力,真正無私地援助了他國與世界。」何建明說。2014年、2015年在西非地區慘遭埃博拉襲擊的時候,人民和政府做出了許多「第一」——在全世界第一次由國家元首致電相關三國總統,慰問並宣布援助重大舉措;第一次租用包機運輸緊急援助物資,在他國建傳染病診療中心;第一個整建制地派出軍隊醫療隊;第一次援助一個地區性的災難資金達7億美元……一系列的「第一」疊加了外交和大國形象。在當地支持並參與疫情防控工作的醫務人員累計1000多人,待的時間最長,最後一個離開,幫助非洲人民實現了埃博拉的阻擊戰。這是援助非洲抗擊埃博拉戰鬥中最成功、最重要的收穫。

此前,何建明的《國家——2011·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動》記錄了外交史上最大的撤僑行動。外交戰線認為《國家》是「60年來外交部形象的完整展示,是13億人一直追求的強國夢想的一次完美實現。」也許在那個時候,何建明的故事,已經從「國家敘述」的層面,悄然走向「國際敘述」。

「發展如此迅速,全世界都在注目我們。我們有職責和義務把的故事講好,講給世界聽,讓同一個星球上的人感動。」何建明的故事,講到了讀者的心坎上。在他所描述的情感世界中,讀者被故事的溫暖感動、震撼。

近年來,每年都有兩三部他的作品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世界範圍出版。

講故事,是何建明的立身之本。

從20來歲寫第一部報告文學《騰飛吧,蒼龍》起,何建明就開始了故事的講述。近40年過去了,他的創作緊密地追隨著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社會所發生的偉大變革與進步,所經歷的拼搏與奮鬥,都被他納入筆下,成為故事的源泉。

何建明的創作可分為不同的階段。

《騰飛吧,蒼龍》《湘西探險記》《警衛領袖風雲錄》《神秘的禁區》《緝私大王》等作品,是何建明在部隊生活中所經歷的人和事件的記敘,歌頌是這些作品的主旋律,張揚真善美是基本內容,被他視作新聞性強於文學性的初級創作階段。

《共和國告急》《科學大師的名利場》《落淚是金》《聯考報告》等作品,以批判現實主義為基調,幾乎每一部都在社會上引起關註:《落淚是金》通過文學作品提出「弱勢群體」概念;獲第一屆魯迅文學獎的《共和國告急》創作於1992年至1994年,第一次把礦難作為報告文學的寫作對象;《根本利益》捧出了一個感動的執政為民的公僕梁雨潤……如果說創作初期,何建明只是不自覺地講述「故事」,那麼上世紀90年代引起廣泛關注的這些作品,使他第一次意識到文學作品的感召力是如此之大,自己筆下刻畫的人民命運和情感,不僅表達著人民的心愿和心聲,更承載著時代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

從《根本利益》開始,到後來的《國家行動》《大國的亮點》《永遠的紅樹林》《北京保衛戰》《部長與國家》《為了弱者的尊嚴》《農民革命風暴》《我的天堂》等作品,何建明的敘述變得逐漸成熟而理性。這些作品結構恢弘、敘議兼長,同時在文體上有所創新。他逐漸感受到講故事的魅力,如果使一個好的故事感動人,那麼對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民族產生的精神力量是無窮的。

到了近幾年的《生命第一》《江邊》《國家——2011·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動》《忠誠與背叛——告訴你一個真實的紅岩》《天津大爆炸》《南京大屠殺全紀實》等作品,更讓何建明深深地感受到,故事是可以講給世界聽的。他更加註意在全局性、前瞻性地把握創作的同時,更注重形式上的突破與創新,增強作品的藝術感染力,在藝術上進入另一種境界。比如在《國家》的寫作中,他採取了電影藝術的敘述方式,令人驚心動魄。作品思考和看待問題、對待生命的態度與過去有太多不同,對世界的認識也大有不同。他進入生命價值觀的探索,更有情感價值觀的體驗。

在報告文學寫作這條漫長的道路上,何建明的故事題材在不斷變化,唯一不變的,是無一不關係到國家大事,無一不關係著民生利益。

講什麼樣的故事?這是一個作家的立場,也是文學的根本問題。

何建明說,所有的文學作品,其實都是在「講故事」,只是形式不同而已。而在這個星球上,人是唯一能講故事的生物,人又是唯一被故事所感染后產生理想信仰和人生動力的生物。他因此認為,講故事是有講究的:有人講的黑暗或愚昧,有人講的光明和精彩。站在什麼立場講什麼故事,是當代作家首先應該解決的課題。一個有良知的作家應該以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真實地記錄社會發展過程中與人民群眾生活和命運息息相關的重大事件,為人民代言,關注弱勢群體,塑造時代英雄,抓住最能反映人心的事件和時代的閃光點。《落淚是金》一書當年產生的影響,曾導致社會對貧困大學生的直接資助額至少超過3000萬元,引起了全社會對弱勢群體的關注,有力推進了國家相應政策的出台,使數以百萬的貧家子弟獲益。為了寫作一部20萬字的《恐懼無愛》,他先後走訪了北京、上海、山西、陝西等地,深入車站碼頭、監獄學校、醫院街道,廣泛接觸那些流落街頭的孤兒、處在生活邊緣的犯罪人員子女、離家出走的問題少年和被人遺忘的私生子等無數「另類」少男少女。作品完成後,全國婦聯和共青團組織以及很多熱心讀者都主動找到何建明,希望聯手為弱勢群體真正解決些問題。2012年《三牛風波》的完成,為甘肅引來企業家們十億元的投資。

「文學是需要引領的。很多寫作者對我們的國家、民族,對人民的理解是淺層的,對國家的主流視而不見,對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負面問題無限放大。只看到高速公路穿過村莊帶來的破壞,沒有看到交通便利帶給幾代農民夢想的實現;只看到癌症村,沒有看到華西村、永聯村。我們更應該想到怎麼傳達正面的聲音,因為寫得不夠多、不夠好,引領、提倡得不夠,正面作品的影響力還沒能完全傳播出去。」何建明說,處在歷史的轉型期,新事物與舊體制、舊觀念之間的矛盾與交鋒十分激烈,局部與全局之間的衝突也很凸顯,作家在講述故事中把握大局的重要性也格外突出。

他以最敏銳的感覺和最高漲的熱情以及最直接的表現形式,不停地記錄和頌揚著的改革開放成果,同時也以強烈的民族責任心和歷史使命感以及現實憂患意識,承擔著批判和揭露那些在變革中呈現的某種醜惡現象與不正之風。

那麼,生活在的作家如何給自己定位?何建明說,講故事第一要解決的是,心中有大義,心裡有人民,肩頭有責任,筆下才有乾坤。這樣的寫作標杆要樹起來,這是作家應有的寫作立場。

多年來,何建明創作的足跡踏遍了農村、軍營、邊疆、海洋,災區、山區、礦區,許多的大小建設工地,甚至非洲、美洲……他去過最遙遠的地方,採訪過馳騁風雲的人物,也採訪過最苦難的人群。40年來,他和一起成長,也一起見證並親歷了誕生那些故事的最難忘或最精彩的過程。

如何選擇故事?寫作中的何建明無時不在琢磨。眾多的作家面對熟悉的題材,怎樣才能講出獨特的故事?在寫《南京大屠殺全紀實》時,何建明面對的首先是這個問題: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著作太多了。然而這些著作多為資料性的研究成果,局限於學術交流,有影響力的紀實類文學作品屈指可數,缺少全景式再現的力作。他想,敘述這個歷史事件,還原本來面目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審視災難,發現民族與民族之間各自的問題。

於是,在寫作中何建明把南京大屠殺置於歷史和民族的長河中觀察、置於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文化和國民心理上的差異中比較,在分析和思辯基礎上,再在海量的史料查詢和實地採訪中獲取開闊的國際視野,正視民族創痛,不斷地提出思考和疑問:我們的民族是否還有血性?我們為何總是好了傷疤忘了痛?還能相信他們的假言假語嗎?為什麼我們就不能注意點細節?「卧薪嘗膽」「韜光養晦」是說出來的大智謀?新一代人應該牢記些什麼?假如侵略者的屠刀再次舉起,我們準備好了嗎?

以立法形式設立國家公祭日自然是直面歷史的一項重要舉措,但何建明認為這還遠遠不夠:「一個儀式上的沉默與哀悼,只能在大環境、大氛圍中瞬間感動與觸動,只有通過深入了解、冷靜思考、潛移默化的教育,才能形成主張與觀念,才能形成信仰與意志,並從歷史的經驗與教訓中認識個人層面和國家層面及時代層面上的種種深刻的問題,在一個人內心構築信仰、堅定主張。」

選好故事是第一步,那麼第二步就是:怎麼講好故事?這是一個需要解決的技術問題。小說有小說的講法,詩歌有詩歌的講法,報告文學則更直接一些。何建明更看重的是切入點。我們不缺乏好的故事,而是缺乏講故事的能力。而當下,概念化和簡單化是講故事不能成功的基本原因。

2011年,何建明寫了《忠誠與背叛——告訴你一個真實的紅岩》。在書里他思考了一個問題:為什麼當時的重慶地下黨會遭遇慘敗?它給今天的我們帶來什麼警示?他採訪了倖存的革命者及其後代,查閱了大量解密的檔案,深感「忠誠」是共產黨員最可貴的品質:「《獄中八條》是蒙難的共產黨人用鮮血換來的教訓與啟示,時隔半個多世紀仍然振聾發聵。現在雖是和平時期,但越是和平時期,我們越要有憂患意識,黨的建設永遠都在路上。」

《忠誠與背叛》的故事寫得獨特,使我們更加認識到人性與黨性之間複雜而緊密的關係,從而提供了治黨、為黨的另外一個版本。

2017年新年前後,何建明的散文《母親的淚光》被反覆轉載。

何建明牽挂母親,想讓母親隨他在北京住,母親總是待不住,惦著何家的老宅,她總覺得那才是她的家。當何建明隨母親跚跚而行在故鄉的小路上,觀現憶往,別有一番滋味和感慨。他深深地被母親內心的那份深埋的情感震撼了,決然說出「明年我就回家」時,母親的雙眼瞬間閃出淚光——

他只用了一個晚上,就寫出這篇萬言文章,那份刻骨銘心的感動引起很多讀者的共鳴。「報告文學強調精彩,我的體會是,一定要到第一線、靠近最前端的現場,去捏住那根最動情的脈搏。」何建明說。

「講故事,必須講得生動,講得動情,講到讀者的心坎上。」何建明說,一個好的故事,首先就在於細節。細節來自生活,要講好故事,必須深入生活,提高閱讀生活的能力。現在很多作家,有本事將故事編得精彩,但不感動人,抓不住最核心、最根本的東西,原因就在於此;其次才是敘述故事的能力。要會感悟生活,剩下的就是「大廚的本事」,這「本事」決定故事的成敗。如果情感不真實,功夫不到位,都會影響講故事的生動性。

汶川大地震后,兩萬記者、三千作家都趕赴汶川。怎麼寫?何建明關注的就是災情中的生命。寫生命也有無數視點,他寫從災情發生的第一個七天和七七四十九天及「百天忌日」這三個特殊時間裡的所見所聞和災區帶給他不同的感受與人文思考,將發生在的「地震文學」提升為全世界都能讀懂和被打動的「生命文學」。作協副主席陳建功等專家認為,《生命第一》是地震后各種與之相關的報告、紀實和文學作品中極其出色的一本,彰顯了思想性與文學性在「地震文學」中的突出價值。

何建明提出,文學界要認真反思這樣的問題:我們每年出版海量的文學作品,文學刊物這麼多,卻被新媒體擠壓,發行量下降。如果作家講故事的能力不提高,還能做什麼?尤其在這個時代,讀者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為什麼央視的《詩詞大會》和《朗讀者》兩個節目這麼受歡迎?只有一個原因:在缺乏經典的當下,人們只能回到傳統經典中尋求慰籍。如此繁榮發展的,我們應該有超越前人的作品,應該創造比先人更燦爛的文化,但現在沒有,或者很少。身為當代作家,我有些不服氣,更有奮進的動力。」何建明坦率地說,作為講故事者,一定要有講故事的信心。因為這個時代,給了我們豐富多彩的機會,崛起,應該讓世界了解我們,需先從的故事講起,先講好溫暖的、讓大家可以接受的故事,這才是走向世界真正的開始。這是當代作家的任務,與金錢無關,與權力無關,只與文人天然的品質有關。

2018年,或許何建明的故事將「剛剛開始」。他希望明年退休后,有足夠的時間慢慢琢磨自己的作品,這是他生命周期的另一次開端。

所以,當他在故鄉的老宅前對母親說「明年我就回家」的時候,內心可謂百感交集;他朝著父親的遺像三鞠躬后,忍不住淚流滿面,他想告訴父親:「我累了,煩了,我想回到你身邊,回到故鄉來。」

他無法不哽咽,像少時在外受了委屈后回到家一樣。幾十年來,他認真做事,踏實寫作,卻總受到攻擊。也有人質疑他那麼忙碌的工作,哪裡有時間寫出那麼多作品?

他從來不找「槍手」,報告文學是用情創造的文學,有沒有生活的沸點,故事能不能成藝術品,立場是關鍵,功夫是核心。他認為,光紮根生活不夠,要用心感受生活的溫暖,用功書寫細膩的文字,還要觀察,要體驗,要感悟生活。作為作家來說,情感、思想和內心的追求,和年齡無關。如果和年齡有關,應該站在更高的視野上選擇題材、思考問題,保持更客觀公正的思辨性;如果和年齡有關,應該平心靜氣不浮躁,向著經典進軍。

「講故事,首先是故事感動了我,也在教育和提醒我。寫故事,給我的體會是如何做人非常重要,如何做事非常重要。」40年來,何建明對「故事」的認識也在不斷變化。

「過去認為故事必是『高大全』,這是我的理解;現在的理解不一樣了。首先每一個普通人都能呈現好故事的元素;其次,故事是跟這個時代的發展聯繫在一起的。過去寫陳景潤,現在有各行各業的精彩人物,作家要適應當下豐富性、多彩性、多元化的時代;第三,以前講故事,我以為是人的故事,今天講述的故事,包括與人相關的自然環境甚至是各種生命之間的氣息。這些變化與生活歷煉有關。」何建明舉例說,過去一到春天北京風沙滿天,現在則是霧霾,自然環境的變化也是故事;原來的故事是身邊的故事,現在拓展為你我之間的故事、和世界之間的故事,當代和歷史的故事。

他要求自己寫報告文學時首先是政治家、思想家、社會學家、文學家,更要具有普通人的情懷和詩人的激情,以及小說家編織情節的能力。否則,何來四十年如一日講述故事的動力和熱情?

「我應當是個有使命感、責任感的作家。這個世界、這個時代和我太緊密了,世界和我命運相連,所以我要不斷地寫。」城市的發展日新月異,即使寫江河山水,依然有精彩的故事。何建明因此常常有一種緊迫感:有這麼多好故事,如果不寫很快就可能陳舊了、消失了,像金子埋在沙里。所以何建明不但把自己感受到的故事敏銳而準確生動地傳遞到讀者心中,同時也在不遺餘力地設法培養作家隊伍,他希望和文學界的精兵強將一道,講述最動人、最溫暖的故事。

「因為作家講故事,就像牛拉犁一樣,這是我們唯一存在的價值。」何建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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