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圈發展如何助推中國經濟增長

導

讀

8月21日，在博智宏觀論壇十九次月度例會上，五位行業專家學者圍繞「大都市圈發展戰略與政策」展開討論，內容整理如下，以饗讀者。

內容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大都市大是應當的

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 陸銘

我的核心觀點有三個。第一，經濟的趨勢性下滑緣於地區間和城市間的資源錯配。第二，大城市沒有「太大」的問題。如今普遍的認知是我們的大城市太大，從而限制整個大城市和都市圈發展。第三，城市病的病因其實出在供給側，不是人多的問題。

經濟與城市發展的規律主要有三點：

1

城市化水平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不斷提高，人口會向城市集中；

2

人口會向大城市和大城市周邊的都市圈集中；

3

世界上的一線城市人口重新回到市中心。

然而，有的政策既無效率又缺失公平。「無效」指的是有需求的地方沒有供給，同時有供給的地方沒有需求。「不公平」指的是城市內部用行政性的手段決定誰能在城市裡待著，或者享受公共服務。用行政性手段控制大城市供給的時候，會將生產要素價格提高，並為欠發達地區製造人口流出障礙。這樣的政策會擴大城市和區域間的收入差距和產業梯度的差距。

因此，有悖於規律的政策必須糾錯。但如何進行糾錯，這是一個時間問題。目前沿海地區大城市呈現高房價現象。人口流出地區出現住房庫存和「空城」現象。欠發達地區政府在加大住房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過程中，投資建成時形成GDP，基礎設施、工業園和新城建成后卻無相應的人（或企業）進駐利用，從而變成了債務。這種局面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視。

的經濟增長，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的主要成績都是工業化帶來的。工業化就是城市化，城市化階段已經開始了。未來增長模式一定會變，而這個拐點在2013年已經發生了。

1978年以來的經濟增長主要就是工業化，2000年以後逐步成為世界工廠。從城市化率和工業化率的比率來看，的比率偏低，說明工業化遠超過城市化。2013年以後，城市化率速度在上升，工業化率增速在減緩。近幾年這個數字在上升，2000年只有1.1左右，2015年達到1.43，全球的平均水平是1.99。可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比例還是低於全球平均水平。

2013年是拐點，以前是工業化主導城市化為輔，以後應該是城市化為主、工業化為輔。2004至2012年這段時間小城市的經濟增長略快於大城市，2013年以後，大城市經濟增長比小城市要快。

工業化階段，在任何地方的生產都可以帶動經濟增長。但是當大規模工業擴張結束以後，成本提高。只有在大城市生產，獲得了各種服務業支撐，經濟總量和質量才能進一步升級。從人口的角度來看，這趨勢更加的明顯。以前小城市和大城市人口的增速差不多，但2013以後小城市人口不增加了，千億以上GDP規模的大城市人口暴漲，其他城市基本是0增長或者負增長。

經濟發展是一個動態的技術進步、產業升級、人力資本積累的過程。這個過程和城市化是伴生的，靜態的劉易斯觀點只是看個靜態的截面，拿出的政策診斷常常是似是而非的。

已經形成規模化城市群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

區域科學協會會長 楊開忠

基於夜間燈光數據和齊普夫指數對城市規模分佈的變化開展研究，有如下結論。

1、的城市規模分佈並不分散，2010年來已經接近標準的齊普夫分佈

1992年至2000年，的城市規模分佈從倒U型向均衡方向轉變，說明較小的城市發展比較快；2000年後則呈相反趨勢，規模序位較高的大城市相對增長較快。2010年前後，的城市規模分佈已接近標準的齊普夫分佈。這樣的變化主要是我們國家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所決定的，而非城市規模政策問題。2000年以前經濟主要以要素為驅動力，2000年以後則進入到了規模經濟驅動的階段。現在開始走向創新驅動轉型。要素驅動階段，城市規模分佈趨向分散；到了規模驅動階段，規模較大城市增長得比較快。那麼未來的趨勢會是怎樣？我認為可能更傾向於大中小城市的相對平行增長，這是發達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后都會出現的長期過程。

2、我們國家的城市規模分佈及其變化區域之間是不一樣的

有的是首位分佈，城市人口相對集中在首位大城市，如：廣東、福建和京津冀地區，且前兩者的首位分佈的度一直在上升。有的是次序分佈，如山東、山西，且次序分佈的度是一直加強的，表明這些省區城市規模分佈相對比較均勻。有的則接近標準的齊普夫分佈，如浙江。

從城市群的角度看，各城市群的發展階段不完全一樣，城市群內部規模分佈的變化趨勢也不一樣。具體表現出三種模式：一是集中化發展模式，如珠三角、成渝、海峽西岸、長江中游城市群，遼中南城市群等；二是分散化發展模式，如黔中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等；三是并行發展模式，如北部灣城市群。但是隨著時間變遷，模式也會發生變遷。京津冀城市群2009年後才由集中化轉向分散化發展模式，長江中游城市群以2006年為分隔點，從分散化發展轉變為集中化發展模式。城市群是城鎮化的主體形態，但不同城市群發展模式不同，政策需因地制宜。

3、從政策的角度看，城市規模政策應該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進程，跳出「一刀切」式集中抑或分散發展的政策窠臼

認識、尊重、順應作為自然歷史過程的城市發展規律，自由看待城鎮化和城市發展。創造讓市場機制發揮決定性作用的統一公平競爭環境。同時，針對具體城市過密和過疏問題，應實行差別化干預政策。

抓住大城市群就是抓住經濟的主體

發展研究基金會秘書長助理

研究一部主任 俞建拖

經濟奇迹還沒有結束，經濟的潛在增長率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因為的城市化本身還是在持續推進，城市化內部的結構在優化，城市化的內生品質還是有巨大的提升空間。

經濟向大城市群地區穩定集聚，抓住大城市群，就要抓住經濟的主體。城市群一體化動力如果減弱，就會拖累城鎮化進程。現在可以看到珠三角大灣區隱然成型，中西部、中原和成渝地區三大城市群都值得關注，但長江中游的城市群規劃的概念還值得商榷。而貨幣政策推動的一體化能夠產生的效果目前很難持續。從模式上來看，過去較多依靠經濟集聚和基礎設施的區域鏈接來促進城市集群一體化水平的提高，未來就要更多靠區域內經濟均等化和制度協同來貢獻。

大都市圈發展要回答的三大問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 劉世錦

我以為我們要從三個方面來總結。

1、經濟增長與大都市圈發展之間存在什麼關係

經濟正進行著轉型升級，製造業轉型升級需要與很多生產性服務業高度融合，而後者大量聚集於大都市圈。服務業，特別是大部分社會服務業必須在城市人口聚集的條件下才能發展，比如只有生活在北京的人才能便捷地享受到國家大劇院提供的公共服務。創新行為同樣具有很強的聚集效應，如果沒有人口聚集，即使個人具備創新天分，也難有足夠激勵和配套條件產出創新成果。

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社會服務業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沒有大都市圈的相應發展，經濟增長潛力能不能發揮出來，經濟能不能保持一個適合速度且有質量、有效率、可持續的增長，都是有疑問的。大都市圈發展不是一個局部問題，而是關係經濟發展全局的大問題。

2、如何利用城市競爭機制推動城市發展

城市發展需要規劃、設計、制度、政策等，所以政府角色重要，城市管理者的素質和能力影響很大。城市建設帶來空間結構變化，出現錯誤后，糾錯的成本很高。故而減少錯誤，順應城市發展規律，形成城市間的競爭機制非常重要。比如，有的城市領導者觀念跟不上，驅離所謂低端人口，但在不遠的將來，對人的爭奪，不僅是高端人才，也會爭奪其它服務業人群，尤其是爭奪保姆、建築工人。不歡迎或者驅離所謂低端人口，會推高很多服務業的雇傭成本，導致城市降低競爭力。城市的包容性，是城市強大的內在需求。

以往經濟增長的重點是工業化，有一個地區競爭機制，看誰招商引資多，企業辦得多。下一步重點轉向城市化，也要有一個城市間的競爭機制，看城市能不能對人更有吸引力，能不能讓人們的生活更美好。不要低估現在城市領導者的水平，許多人具有現代化、國際化的眼界和知識，執行力也很強。現在亟需解決好兩個問題，一是給地方政府，特別是城市領導人更大的自主權；二是允許人口、資金、土地、技術的要素自由流動。

市場經濟環境中，城市發展本身是一個創新過程，也是一個試錯和學習的過程。有一個好的競爭機制，優勝劣汰，一批生氣勃勃的城市和城市群將會脫穎而出。只有經歷這個過程，那些落後的、有悖於規律的觀念和做法才能得以糾正。

3、在肯定聚集效應的前提下，如何讓城市的結構更為合理化

大城市或大都市圈具有不可替代的聚集的正面效應，同時也存在著結構問題，各種「城市病」相當突出，也就是聚集的負面效應。首先要解決「大都市圈半徑有多大」的問題。陸銘教授提出應以50公里為半徑，雖然現代軌道交通的發展擴大了城市半徑，但是一定存在一個合理的半徑範圍。北京周邊應該建設一批小鎮，把城市核心區的部分職能轉出去。通過小鎮形成產業支撐，同時用快速軌道交通把小鎮與核心區連接起來，配套均等化的公共服務。這些小鎮與市中心的距離不能太遠，大致不超過50公里，太遠聚集效應就會打折扣，市中心的人也不願轉出去。在確定合理的聚集半徑后，要通過優化空間和功能布局，儘可能降低城市聚集的負面效應。形成緊湊型城市結構，減少污染和擁堵等，使城市的聚集效應達到一種更高水準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