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無條件投降」歷史真相

1946年5月3日，美、中、英、蘇等11國在日本東京開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發動了審判二戰元兇之一—日本軍國主義統治集團的「東京審判」。應該說，當時日本社會及國民總體上是認可「東京審判」的。彼時一本題目為《遠東國際軍事審判公判記錄》的書（作者為笹森順造，後為自民黨眾參兩院會長），其序言寫道：「遠東國際軍事審判公判記錄是人類歷史全面創新的偉大文獻。由野蠻向著文明、虛偽向著真實、不義向著正義、偏頗向著公正、隸從向著自由、報復向著祝福、侮辱向著愛敬、鬥爭向著和平、分裂向著協同，可以期待它是與把人類社會導向更高的幸福的文化生活相稱的一個大憲章。」審判開始后不久，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學部又成立了「審判研究會」。時任早稻田大學法學部長、後為該校校長的大濱信泉在《遠東國際軍事審判研究》發刊詞中說：「國民的每一人都應從國際正義的立場見證審判的進行，正視起訴提出的每一個犯罪證據，傾聽每一句檢察官的主張和辯護人的辯論，充分反省、改變認識、下新的決心，唯其如此，我們日本國民才能作為新的國際人重生，才會被新構想的國際社會接受，從這個意義上說，國際軍事審判的記錄作為國民必讀書絕非誇大。」

然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右翼勢力否認、歪曲和美化其侵略歷史的謬論肆意泛濫，為軍國主義戰犯招魂的醜劇亦迭演不斷。不少國人總是不理解為何德國能深入反省歷史，而日本卻否認當年的侵略罪行。要明白其中的原因，就不能不客觀地回顧歷史，對所謂「日本無條件投降」問題重新作些分析。

日本投降時，盟軍還沒有一兵一卒攻上其本土，天皇同意停止抵抗便有了討價還價的餘地

日本的戰敗投降是有條件投降，而不是無條件投降，即在保留天皇制國體條件下的投降。

日本戰敗前，本土尚未遭到地面攻擊，在海外尚存100多萬軍隊。因此，到1945年6月，日本政府仍作出「本土決戰」「一億玉碎」的戰爭計劃。到了1945年7月26日，美、中、英三國政府發表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后，日本政府與軍部仍在降與和的問題上發生了較大分歧，雙方對峙，直至天皇最後「裁決」，才在維護天皇制國體這樣一個條件下接受投降。美軍在硫磺島和沖繩戰役中因日軍的拚死頑抗而遭受重大傷亡，倘若美軍登陸日本本土作戰，勢必要付出巨大損失。因此，美國迫切希望促使日本儘快投降，以減少美軍損失。美國駐日大使格魯曾提出：「最有效和最能減少損失的做法是，在日本投降和實行佔領時利用天皇。反之，如果盟國採取嚴厲的態度——主張廢除天皇制，日本人就會為了天皇誓死戰鬥到底，這將會給美國帶來巨大的損失。」所以，由美國起草，以美、中、英三國政府名義發表的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美國有意不寫進廢除日本天皇制的條款，並把原稿中曾寫有的相關條文，在發表前刪掉了。

保留天皇制，對日本而言，實即起到了保留日本軍國主義主要精神支柱的作用。戰後日本進步史學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戰爭責任》一書中說：「日本投降實際上是以天皇為首的上層在人民不知情的情況下同美國進行的一場交易。」可謂是一語中的。

天皇《詔書》把侵略目的辯護為「求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定」「解放東亞」。這一說法正被今天日本右翼勢力所鼓吹與運用

日本天皇「八一五」《詔書》的性質究竟是什麼？這是一個應引起重視、有必要弄清楚的問題。國內對該詔書的叫法不盡相同，如「停戰」「終戰」「投降」，但是幾種叫法都一樣地把詔書的內容性質概括為「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這種概括極不準確，模糊了《詔書》內容的實質，還麻痹著國人對日本法西斯的警覺。《詔書》的實質是：護皇應變、頌揚侵略、謀圖軍國之再起。

為了爭取免除天皇裕仁的戰爭責任以及保護日本的天皇制，同時也試圖減少國內強硬派引發危機的可能，《詔書》在措辭上採取了諸多狡猾而隱晦的手段——模糊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的實質；規避日本對亞洲諸國的戰爭責任，只將對象限制在美、英兩國等等。

如果對《詔書》進行具體的分析，就可以看出：首先，《詔書》中沒有任何一處涉及承認日本戰敗的事實。其次，《詔書》強調宣戰並非自己的本意，而是為了日本的「自存」和東亞的「安寧」不得已而為之。《詔書》中「死不認輸」的邏輯是：之所以現在投降，並非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戰敗，而是因為預見到「如仍繼續交戰，不僅終將招致我民族之滅亡，且將破壞人類之文明」。按此解釋，天皇是為了挽救人類之文明而接受《波茨坦公告》，並未公開承認戰敗。第三，《詔書》中所指的戰爭是自1941年開始的「已閱四載」的與英、美的戰爭，而對九一八事變以來的侵華戰爭則不置一詞，似乎從來沒有發生過。綜合上述三點，可見同以往天皇的詔書一樣，在這裡特別突出的仍是所謂日本的「國體」，仍然堅持的是皇國史觀。如果對《詔書》的意圖解釋得更清晰一些，那就是：雖然日本現在遇到了暫時的波折，但只要護持日本國體，雖任重道遠但日本只要不滅亡，仍有希望。而後來日本的右翼勢力一直鼓吹為侵略翻案，正是利用《詔書》的精神與內容。

在東京審判中，日本皇室成員無一人受到追究，從而埋下了日本右翼勢力和軍國主義思潮復活的禍根

美國戰後在遠東的戰略需求，也是日本並不肯徹底清算其侵略罪行的根源之一。當年，德國首都柏林被攻克，國土被全部佔領，德國才是真正的無條件投降。戰後德國（包括東、西德）由反法西斯人士組建了歷屆政府，自然會徹底清算其納粹的罪行。而日本則相反，投降后的日本由美國實行單獨佔領，而不是像德國那樣由蘇、美、英、法四大盟國分區實行軍事佔領，對日本敗降的處置，主要是在美國政府的控制下完成的，實際上是在麥克阿瑟一手壟斷下進行的。在亞太戰場，和美國是抗擊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國家，但大而弱，特別是由於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使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在外交上完全依賴美國。蘇聯在戰後日本敗降的處理上，沒有與美國展開過多的爭奪，只以得到自己的小部分利益為滿足，未能發揮類似在處理戰後德國問題上那樣的影響力度。所以，美國實際上壟斷著對日本敗降的處置權。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判決，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罪行的最輕微的部分清算，既不完全，又不徹底。美國出於世界人民包括本國公眾對發動侵略者要給予追究的壓力，同意對戰犯進行審判。當時追究日本戰犯對美國是一件難事，這既要履行與日本當權者的約定，又要對受害者有個交代。

美方將襲擊珍珠港時擔任首相的東條英機列為第一號戰犯，真正主宰日本的皇室和財閥則被描繪成任軍人擺布的傀儡。了解日本國情的人都知道，戰爭結束前日本實行的是天皇制軍國主義，天皇身兼陸海兩軍的統帥(日本沒有獨立的空軍)，首相、陸相、海相都無統軍權，大的軍事行動都出於「聖斷」。東條英機只是戰時十幾任首相之一，作為侵略罪犯固然罪大惡極，其地位卻只是一個天皇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臣僕，與希特勒、墨索里尼的作用如何能相比？

在東京審判中，經法官據理力爭，最後表決時才最終以一票的微弱優勢，判處東條、松井、板垣、土肥原等7名甲級戰犯以絞刑，使這伙昭和軍閥頭目受到了懲罰。不過這種追究明顯是不徹底的，因為日本皇室成員無一人受到追究。

1948年12月24日，即對日本7名甲級戰犯執行絞刑的第二天，麥克阿瑟美軍總部就宣布，釋放仍在巢鴨監獄中的岸信介等19名甲級戰犯嫌疑犯。出於反蘇、反共和反華的需要，1949年1月26日，麥克阿瑟指令國民黨政府釋放了以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岡村寧次為首的260多名在押戰犯並將他們送回日本。10月19日，又宣布對乙、丙級戰犯結束審判，不再逮捕、搜查戰犯嫌疑犯。1950年3月7日，又悍然頒布了「第五號指令」，規定所有根據判決書仍在日本服刑的戰犯都可以刑滿前按所謂「宣誓釋放制度」予以釋放，這實際上完全破壞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不予起訴。從1950年10月到1952年8月，在美國的支持下，日本吉田茂政府先後為18萬左右的軍國主義分子解除「整肅」，重返政壇。岸信介等一大批日本戰犯得到赦免並重新掌權，為重演軍國主義歷史埋下了禍根。

自從1949年革命勝利后，美國便把建立美日軍事同盟視為其亞洲政策的「基石」，採取扶助日本的政策。朝鮮內戰爆發后，美國急需利用日本的軍事、經濟和技術為朝鮮戰爭服務，故違反波茨坦會議的有關原則，擅自採取與遠東委員會各成員國分別進行單獨討論對日媾和的手段，拒絕蘇聯和提出的實行全面對日和約的建議，與日本吉田茂政府於1951年9月8日在舊金山簽訂了《對日和約》和《日美安全條約》，把蘇聯、等排除在外。結果沒有使日本結束和蘇聯、的戰爭狀態；允許美國以託管的名義半永久性地對沖繩實行軍事佔領；沒有解決戰爭賠償、領土等問題。可以說，《舊金山和約》不僅使日本再次逃脫了反省謝罪和損害賠償的戰爭責任，而且成為戰後日本右翼勢力復甦、軍國主義思潮泛濫的契機。同時還種下了「台獨」和南海爭端的種子。

美國掌握了戰後處置日本的主導權，日本人承認只敗給了美國，助長了日本右翼勢力的生存與發展

自20世紀60年代后，美國拋棄了在日本實行的非軍事化、民主化政策，轉而採取扶植日本右傾保守黨政權，變日本為反共的東方前哨陣地和美國「遠東兵工廠」的政策。從而為日本不認真清算過去的侵略戰爭罪行，為日本右翼勢力的生存、發展提供了條件。

在政治上，美國將投降后的日本政府原封不動地搬過來，變為美國佔領軍的政策執行機構，並且保留了幾乎全部局級以下領導人，軍國主義的政治體制機構完好無損地得以保留。

在經濟上，在美國的保護和扶植下，日本大批被當作解散拆除或提交賠償對象的軍需工廠又重新恢復生產，為朝鮮戰爭的需要大量生產槍炮子彈和軍需物資，日本成了美軍在朝鮮戰爭中的後方兵站和補給基地。

在軍事上，隨著美國佔領政策的轉變和重新武裝日本的意圖逐步明朗化，殘存的軍國主義勢力變換手法得以保存和發展：第一，用舊軍官充當警察，到1950年7月，日本建立了以現役軍人為基礎的7.5萬餘人的警察預備隊。第二，以掃雷需要為借口，日本於1948年5月成立了海上保安廳，實際上組成了一支小型海軍，並成了後來日本海上自衛隊的前身。第三，殘餘軍國主義團體組織發展壯大，到1952年，以原將軍級和上校級舊軍人為主的日本軍國主義團體有60多個，他們大多是極右翼派，不斷為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翻案，主張重整軍備。

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由於「冷戰」政策的需要，美國在《對日和約》中不提日本1941年12月8日以前發動的戰爭是侵略戰爭，使日本多數青少年只知道本國遭受過原子彈的轟炸，而對日本當年對和亞洲其他國家人民所帶來的災難，卻全然不知或知之甚少。在戰爭責任問題上是非顛倒，黑白不分，毫無正義可言，結果使日本國民沒有像德國國民那樣有一種負罪感。

當今日本，否認歷史的言行非但很少受到日本國內的道德譴責，反而出現越右就越受歡迎的反常現象

冷靜地審視日本社會，便可以發現日本在對歷史問題的反省上主要存在兩大問題。

第一，日本政壇否定侵略戰爭歷史的思維根深蒂固，部分政要在認罪反省問題上雖然有過道歉，但往往口是心非，出爾反爾。最極端的代表人物就是兩度執政的安倍晉三。他不僅拋出「侵略未定義論」，對是否繼承「村山談話」和修改「河野談話」，態度一直飄忽不定，而且在修改歷史教科書問題方面也無視「宮澤談話」的存在。日本教科書出現大幅度修改的情況幾乎都發生在安倍執政時期。

第二，日本社會民眾對右派政治家的言行越來越容忍。隨著政治右傾化程度的加深，日本大多數民眾對這一逆流採取了容忍和認同的態度。過去，日本政客在歷史問題上混淆要冒辭職下台的風險，但進入21世紀，特別是安倍第二次上台以來，上至總理大臣，下迄地方自治體當權者，否認歷史的言行非但很少受到日本國內的道德譴責，反而出現了越右就越受歡迎的反常現象。進入21世紀前，日本社會是以了解戰爭的一代人或者雖未經歷那場戰爭卻尚存贖罪意識的人為主體的。2007年後，這一代人已陸續退休，不過仍有影響。到2009年，這一代已有近700萬人退休，大多退出社會核心管理層，代之而起發揮主導作用的是被稱作「情緒低落一代」和「泡沫一代」的50歲左右的日本人，生於1954年的安倍正是他們的領袖。

這是一代既未經歷過那場侵略戰爭亦對其缺乏贖罪感的人，還是一代既經歷過泡沫經濟的虛華亦因泡沫破滅遭受心理打擊的人，如何幫助以這代人為代表的日本國民找回自信，是日本政治家面臨的艱巨任務。安倍晉三顯然清楚地認識到了這一點。2015年2月12日，他在眾參兩院發表施政演說時多次引用名人名言鼓舞日本國民，聲稱明治、昭和時期日本人可以做到的事，「現在的日本人應該也可以做到」。安倍口中「明治」「昭和」時期的日本，正是大步走向對外侵略擴張的日本。

歷史是一面鏡子。在明治維新和甲午戰後，「日強中弱」的形勢導致日本幾十年持續侵華；當年取得抗戰勝利，卻因國力衰弱而未贏得戰敗者的尊重；戰後日本在軍事上雖無獨立地位，卻在經濟上長期對華居於優勢。現在，實力增強，亞洲出現了中日「兩強並立」的局面，從而刺激了日本當權者要加強同美國的聯盟。由此看來，近年來中日關係出現的緊張恰恰說明了正在崛起，讓日本開始有了些敬畏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