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李斌：三十寫到四十，從敏感惶恐走到波瀾不驚

博士李斌新近出版專著《江蘇藝術家與早期電影文化產業發展研究》

還在讀研的一個七月，天熱難耐，我在蘇州大學游泳館遇見了朱棟霖先生，年逾半百的他正準備和年輕人們一道下水，而且居然認出了我，說我課堂上一篇《色戒》的影評寫得不錯。我頓時受寵若驚。然後這一頁就翻過去了。碩士畢業，供職高校，渾渾噩噩三年已逝，直到有一夜枯坐於辦公室，望窗外朗星，覺得要做些什麼，那就考博吧。我想起了那個炎熱的午後遇見的神采奕奕的先生。

入學不久，正好是《崑曲六百年》風行大江南北之時，先生正是該片的策劃。他布置我寫篇影評，我匆匆交卷。沒隔幾日，先生叫我至家中。他的家坐落於市區鬧中取靜的一方小院。頂樓，複式，閣樓設茶几，清風徐來。先生請我先喝三杯，再開始評稿。茶香縷縷，我卻汗如雨下。先生一字一句的推敲，毫不留情地指摘出通篇不斷出現的文法差錯、邏輯障礙，令我無地自容，至此方知自己的學術功底有多不堪。艱難困苦，玉汝於成。讀書絕不能只靠一時興趣，它需要經歷激烈的自我否定和艱苦的自我修鍊才能達成目的。先生的第一課成了我珍貴的學術回憶。

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我一邊要完成本職教學工作，一邊要上下求索、遍訪資料，十分勞累，但我哪敢稍歇，如果哪天先生念我的論文，再眉頭緊鎖、長吁短嘆的話，我豈不愧死哉。但另一方面，查找資料也是痛並快樂著的過程。閱到深處，就像在水裡憋了氣，抬起頭來看眼窗外，水綠山青，別有洞天，然後再潛下去，向著無涯的字林報海。

我所在的大學的圖書館里藏有《申報》影印件，我有事沒事要去翻。藏報的幾間房年久失修，牆皮脫落，走到最裡間，濃郁經年的書味潮湧上來，將我包裹進去。我在架上取下塵封的報冊細讀。冊頁間常會夾著一些過時的手寫借閱卡，工工整整地謄寫著借閱者的名字，我可能與他或她隔著無法逾越的時空，但居然翻看過同一種讀物，那份神交的快樂難以言喻。

上海圖書館當然是更好的去處。岳父回憶當年去上海圖書館查資料，說自己坐最早一班車走，坐最晚一班車回，中午吃個饅頭就對付過去，那叫一個辛苦。他的回憶變成我的壓力，好像不吃饅頭就不配去圖書館查資料。其實輪到我去上海圖書館時，條件已好了許多，高鐵直達不必去說，圖書館餐廳的伙食也還是不錯的，不用吃饅頭了。

圖書館的近現代文獻室是我常去之所，不少白髮蒼蒼的長者舉著放大鏡在那閱讀文獻，一讀就是幾個小時，他們坐在那裡，就彷彿是對我們這些年輕人的監督與鞭策，令我更加惶恐，唯恐辜負了和這些長者共讀一室的資格。

但還是有些資料找不到，我只有向電影資料館的同仁求援，在八月份天氣最熱時的北京，資料館的李老師接待了我，讓我得以在安靜的辦公室謄抄資料。

查完資料后，天色已黃昏，我乘坐捷運去見一位北漂朋友。捷運開到了終點站，她和愛人一起來接我，又開了四十五分鐘車才到家，我這才見識了北京的之地大和工薪階層上下班路途之遠。晚上我們聊到深夜，然後我睡在閣樓上。大地安靜，天空深藍，這是我們這群年輕人為夢想奮鬥后換來的安寧和舒適。

博士畢業后，我繼續前行，對博士論文作了構架上的調整和資料上的補充，並逐漸確立了自己的研究領域。初始，我以宏觀建構姿態俯瞰早期電影文化產業發展狀貌，對文學藝術與電影的關係提出了綜觀性的學術見解。

2011年，我在《北京電影學院學報》發表了《鴛鴦蝴蝶派和現代電影的發生》一文，提出了鴛鴦蝴蝶派是早期電影文化產業的貢獻者的結論，該文獲得了蘇州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

2010年，我微調了自己的學術走向，做學術研究放眼全局固然能看到奇觀，但觀之不深，思之不精，長此以往，學術將缺乏後繼之力。我以「確立邊界」、「查缺補漏」的姿態，運用手頭的一手史料，選擇一些被忽視、被遮蔽的人物開展個案研究，相繼在《電影藝術》上相繼發表了《陳小蝶和早期電影》《被遮蔽的生存範式——電影皇后陳玉梅》《周瘦鵑影戲話和早期電影觀念生成》《徐碧波與早期電影》等立足新發現、新史料的論文，以探尋文學藝術與早期電影的互動關係，在學界引起了較大反響。

2014年，伴隨著電影研究出現的關注地域文化與早期影壇關係的趨向，我的思路也出現了空間轉向——從蘇州擴大為江蘇。廣東是早期電影商人的搖籃，浙江是早期電影導演的園圃，江蘇應是早期電影編劇的源地。循此思路，我不再只關注蘇州文學藝術對電影的貢獻，而也關注江蘇藝術家與電影文化產業的互動效應。

從蘇州到江蘇，不只是地理空間的轉變，而且是學術空間的上升。從蘇州藝術家到江蘇藝術家，也不只是群體的轉變，而是視角的提拎，試圖通過空間轉移尋覓更具普適性、規律性、全局性的學理坐標，讓遮蔽在上海電影背後的江蘇電影露出臉來。就在我緊鑼密鼓著手研究時，欣聞南京藝術學院將《民國電影與江蘇文化》列為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江蘇電影研究的隊伍正在壯大，當然令人欣慰。

每個人做每個人的事，盡量小的事、實的事，最後就能構成電影多元活躍的局面，我現在做的正是這樣一件小事，卻也是意義非凡的一件事，故寫作起來始終誠惶誠恐，如履薄冰。要麼擔心資料搜集未有窮盡，要麼擔心措辭行文言不達意，難以達到言而有據、言符其實的效果，故遲遲不敢截稿。在我斟酌埋首之際，一些相關的新論著紛紛出爐，如姚蘇鳳研究、朱瘦菊研究都有新成果面世，一些以為早已散軼的影片被發現，《盤絲洞》就是一例。

2014年4月15日，《盤絲洞》在電影資料館進行了從挪威回歸后的首映，我們和部分觀影學者交流過，了解到影片的大致情況，如北京大學教授李道新認為，《盤絲洞》是「極為可愛、非常有趣的」。香港中文大學陳建華教授也指出，《盤絲洞》的「神魔想像」和「奇崛布景」令人驚嘆，殷明珠的的「蜘蛛精」造型「光艷照人」，「尤其是她脫落外衣而穿一襲肚兜的鏡頭，如驚鴻一瞥。」這些新的發現、新的觀點推動該書向資料開掘的細緻化與思考視野的闊大化方向發展。

2014年四月，人生的繁忙季。一方面，我的孩子降生，無數的家務湧現出來。另一方面，我又要在月底出發，前往澳大利亞訪學一年。出國前手續辦理極為繁瑣，但也充滿希望，用林徽因的詩來形容最為貼切：「你是一樹一樹的花開，是燕在梁間呢喃。你是愛，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間的四月天。」

四月三十日，忙完最後一件事，送別家人，我一人從蘇州出發前往浦東機場，乘上開往新加坡的飛機。在新加坡停留兩小時后，轉乘飛機抵達珀斯。當我在珀斯寂靜、無味的空氣里坐下來時，突然像進入了清澈的水底，感覺自己成了一條累了千年的魚，趴在水下的石頭上就此沉寂。

我會花很長時間坐在一處鞦韆架上，看飛機很慢很慢地飛走。我花了很長時間才終於確定自己已經身處地球的另一端了。短暫的眩暈過後，我一頭扎進了西澳大學的萊德圖書館。我發現澳大利亞的午餐真貴，炸雞飯居然要人民幣四十元，於是每天中午我都是吃幾塊麵包對付，岳父大人的預言成真，我吃上了澳大利亞的「饅頭」。

下午回到住處，我會去附近的國王公園散步。珀斯總共兩百萬人，面積卻有五千多平方公里。彎曲寬敞的上山道上除了騎車競速者，就只剩下大塊草坪和成群飛鳥。國王公園的高處有座塔，塔上可以俯瞰珀斯城，藍天、碧海、綠樹、水晶般的輪廓。散步回來時，天色已黃昏，大地逐漸暗下去，像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我的家鄉的那樣，我在離家萬里的地方，回到了自己的鄉村，這一年是我全身心寫作的時光。

回國后，我終於沒有忘記珀斯的黃昏和我的約定，奮力勞作，終於在里約奧運會火炬點燃之時將書擱筆收尾。這一天，我坐在廳堂，看著窗外的自家小院，地里種下了蘿蔔、辣椒、豇豆，絲瓜和秋葵長得正茂。立秋後的天空高遠，大朵的雲被颱風帶到院子上空。收穫的季節搖搖晃晃走到面前，像不堪重負的旅人，倒在了我的懷裡。

從博士論文選題敲定到今天截稿，整整八年時光，我的學術、事業、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而且謝天謝地，到目前為止，都是積極的、正向的變化。

所以我要感謝朱棟霖先生，他指引我走上學術研究正途，幫助我建立起學術研究範式，鼓勵我走出迷茫的學術研究困境，他高屋建瓴的見解、高山仰止的風範、瀟洒淡泊的態度都值得我一生學習。我要感謝我的家人，長期以來，我躬身案牘，少有時間與精力照顧家庭，家人的理解和辛勞的付出省去了我的後顧之憂，為我的寫作築起了堅實後盾。最後我要感謝責任編輯為出版此書而做的辛勤努力。沒有他們的努力，這我們是無法和大家見面的。

擱筆之後，我已年近不惑。從三十寫到四十，我也從敏感惶恐走到波瀾不驚。明天一定還有很多故事，但今天，我的確該歇歇了，就像在珀斯，天空暗下來，沿著公園的山道回到居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