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比生活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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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張宗子

小時候看電影的記憶確實是淡漠了，翻來覆去的幾部片子，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以至於同學之間鬥嘴，看誰牛，那標準就是背誦電影里的台詞。反派人物痞里吧唧的怪話最受歡迎，而英雄們義正詞嚴的指斥，常被拿來罵人，罵對方是漢奸、特務、狗腿子。比起上課天天念我愛北京天安門，再爛的電影也趣味無窮。

暑假去鄉下，為了一場電影，可以走十幾里小路到鄰近鎮上，夜深再走回來。盛夏月光下的的山坡、竹林、村落、墳地、野塘、各種夜鳥和蟲子的聲音，構成了電影神秘的底色，直到今天都沒有消褪。銀幕上大大的「完」字出現，沙沙啦啦的，閃爍著，晃動著，然後混濁的燈光當頭澆下，那一刻，令人感到無限的惋惜，就像結束假期告別做客的親友家一樣，意味著又將回到毫無新意的上學生活中去。

在不懂得幻滅為何物的年紀，我實實在在產生的，就是一種幻滅感。因此，對於距離現實愈遠的電影，愈是興趣濃厚：古裝、科幻、神話、寓言，不一而足。它們給我另一種生活的啟示和希望。

大學期間，看過很多西方電影，但衝擊沒有以為的那麼強烈，原因是在那同時和之前，讀了很多西方文學，尤其是小說。1983年，畢業到北京工作，借著在新聞單位工作之便，遇到美國電影展、法國電影周之類的活動，總能弄到幾張票，去看那些剛引進的非常緊俏的新片。最震撼的是盧卡斯的《星球大戰》，它完全超出了過去的觀影經驗。這震撼，只有在大學第一次讀到西方現代派詩歌，第一次聽到西方古典音樂，以及高中未畢業時第一次看古裝戲曲片可以相比。

更巧的是，不久之後，電視台就請來盧卡斯，給編導人員講電影中的特技製作。大銀幕上不斷播放時新的特技鏡頭，看得人眼花繚亂，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群游擊戰士駕馭著龍一樣巨大的沙漠怪蟲，風馳電掣，攻向敵人的都城。到了美國，讀到弗蘭克·赫伯特的科幻小說《沙丘》，順藤摸瓜，找到據以改編的電影，才知道鏡頭原來出自這裡。

20世紀80年代末期，國內大概還沒有成為看碟的天堂，來到紐約使我如入寶山。那時我在學校讀英美文學，課餘做工，每天二十四小時排得滿滿的，但我總能擠出幾個小時，看電影錄像帶。電影院很少去，除了貴，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對新電影興趣不大，喜歡30年代末到50年代的老電影，多半是黑白片。我在租賃店開了戶頭，每周借三四部片子。一盒帶子的租金是兩塊錢，周末借兩盒，第三盒免費。此外，公共電視台經常播放經典片，也是一個良好的資源。但它有固定播出時間，經常會錯過。後來想出辦法，按照預告，定時收錄。借回的帶子，看不完的，或看過特別喜歡的，也複製下來存著，像藏書一樣。

我買了一本厚厚的美國電影史，從格里菲斯開始，一章一章地讀，電影一部一部地看，看到60年代中後期，越戰發生，世風丕變，人物由衣冠楚楚的紳士淑女變為蛤蟆鏡牛仔褲的反叛青年，終於失去了胃口，從此停步，不肯再往前走了。

以40年代為中心的好萊塢電影，在我心中，代表了一種優雅的生活，從服飾到人物的言談舉止，從社會風貌到生活的節奏，悲歡離合在這樣的背景中，被染上一層朦朧的色彩，像是寓言或童話。我一直記得一部大概沒什麼名氣的古裝片《綠海豚街》，講兩姐妹的愛情故事，其中一位的扮演者是拉娜·特納。午夜已過，坐在地毯上看公共台的播出，黑暗中，屏幕上的光影不斷照亮小小的房間，照出那些凌亂的書和堆砌的衣物，沒喝完的啤酒和牆上粘貼的陶淵明飲酒詩線裝書影的複印件，我覺得自己應該是一個生活在更早時代的人，那更早的時代里，有喜愛的一切，普遍的對精緻藝術的愛好，對書的敬重，而且走在街上，沒有那麼多粗魯蠻橫俗不可耐的人物。

其實這完全是一種自我陶醉，歷史上這樣的時代從來不曾有過，將來也不會有。即使在電影里，邪惡也處處存在，除非金·凱瑞和弗雷德·艾斯泰爾有限的那幾部健康明朗的歌舞喜劇。但我們在相信這一切時，是刻意把理性拋在一邊的。90年代，那是青春最後的一段尾巴，為了這個理由，人容許自己繼續做夢。雖然無視現實的天真不免為人哂笑，但它至少帶來過真實的快樂，而且由於這陶醉，我們有理由對生活中的很多事表示輕蔑，並斷然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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