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現場｜士，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任重而道遠

來自孔子基金會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出自：先秦· 孔子《 論語· 泰伯》

釋義：曾子說：「有特殊社會地位以及有遠大抱負的人不可以不剛強勇毅，因為他使命重大，路途遙遠。把實現仁愛看作自己的使命，不也很重大嗎？到死才停止，不也很遙遠嗎？」

《論語》中所說的「士」是封建社會中具有一定社會身份和地位的特殊階層，是四民之首（四民，即士，農，工，商）。宋代以後，士逐漸成為一般讀書人的泛稱。在儒家經典中「士」多次被提及，如《論語》中，孔門弟子子貢、子路都問過「何如斯可謂之士矣」這個問題。孔子在回答子貢的提問時將「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作為士的最高標準，對於子路，則以「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對其予以勉勵。作為孔門弟子，儒家思想最得力的繼承人與傳播者，曾子提出的為士標準最為後人稱道，即「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可見，在儒家眼裡，士是理想人格的典型楷模與儒家社會理想的堅定執行者。

曾子認為，要想成為士，必須具有兩種涵養，即「弘」和「毅」。關於這兩個字的解釋，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中謂：「弘，寬廣也。毅，強忍也。」朱熹又在《朱子語類》中說：「所謂『弘』者，不但是放令公平寬大，容受得人，須是容受得許多眾理。若執著一見，便自以為是，他說更入不得，便是滯於一隅，如何得弘？須是容受軋捺得眾理，方得。」「毅是立腳處堅忍強厲，擔負得去底意。」

這就是說，作為士人，應該心胸寬廣，有容人之量，更有容物之量；不偏執己見，不自以為是，目光遠大，見識高超。這是弘的含義。但僅是這樣還不行，還應該堅毅、果敢並具有超強的忍耐力，即蘇軾在《晁錯論》中所謂：「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弘」與「毅」兩者不能偏頗，相互統一，缺一不可。朱熹謂之「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且引程子的話解釋道：「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四書章句集注》)

那麼，作為士人，為何要具有這兩種素質稟性呢？這是由士人肩負的歷史使命與社會責任所決定的。儒家思想的主體是「仁」， 儒家經典中記載得最多的就是關於「仁」的探討，其終極目標是實現身修的人格塑造與家齊、國治、天下平的理想社會政治，這種理想目標的實現，若非弘毅之士，實難做到。

《四書章句集注》謂：「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士人以「仁」為己任，即當有「宇宙內事是己份內事，己份內事是宇宙內事」(陸九淵《象山集》)的擔當意識，有事不避難、「臨大節而不可奪」，甚至 「見危致命」、「殺身成仁」、「死而後已」的宗教式獻身精神。

這些充分體現著儒家強烈的社會歷史責任感，彰顯的是堅定不移的價值信仰、堅忍不拔的人格毅力和不改其志的理性自覺。儒家這種剛健有為、生生不息的主體精神，使得士人在生命深處無時無刻不在高唱著以天下為己任的生命讚歌。他們心憂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用生命書寫著一曲曲人性的讚歌。諸葛亮一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顧炎武於衰朽末世高聲疾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林則徐於國難關頭自我警醒「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曾子提到的「死而後已」正是在孔子的「朝聞道，夕死可矣」和「殺身成仁」的基礎上，直接以死亡為出發點。

但是曾子又不像道家那樣，將死亡看成虛無，而是將死亡賦予意義與價值，體現人生的短暫與急迫，以「時不我待」的態度來實現人生的價值。

因此，儒家認為君子應當善自惜生。在《論語‧述而》中，孔子就曾勸誡子路不可」暴虎憑河，死而無悔」，在〈憲問〉中，亦批評」若匹夫匹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在他看來，為血氣之勇或小信小義而輕易犧牲生命，都是很不值得的。在《孟子‧盡心篇上》也勸人不要」立乎岩牆之下」，從事不必要的冒險。所以，儘管管仲變節改事齊桓公，孔子仍對他讚譽有加，因為他對社會國家盡上了責任，完成了自我的價值生命。基於同一理由，儒家並不認為長命是一件好事。孔子就曾在論語憲問篇中說他的朋友原壤」幼而不遜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如果一個人只有自然生命，活得很老，卻無法完成自我人格與價值生命，則不如不活；自然生命絕非人一生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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